为了母亲，张爱玲不得不振作自己，努力让自己从灰暗的情绪里走出来。

        而这期间给她帮助最大的人，就是桑弧。

        桑弧原名李培林，原籍宁波，一九一六年生于上海（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说桑弧比张爱玲小一岁是不对的，他其实比张爱玲大四岁），毕业于浙江大学新闻系，后任银行职员，一九三五年结识周信芳和电影导演朱石麟，开始尝试文艺写作。一九四一年创作电影剧本处女作，并自“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一诗中取得笔名“桑弧”。一九四六年八月进入文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导。

        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在石门一路旭东里家中请客，邀请的人有柯灵，龚之方，魏绍昌，唐大郎，管敏莉，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梯维及夫人金素雯等。之前特地请柯灵代邀张爱玲——爱玲许是为了柯灵的面子，又许是想为母亲重新振作，难得地应邀而至。

        来了，却又一时不能融入人群，只是沉默地坐在一隅，落落寡欢，神情寂寂，仿佛沙漠苦旅踽踽独行，又似月宫嫦娥遗世独立。她的人坐在这里，可是她的心神和魂灵儿不在，她看着人群，然而当他们是透明，可以笔直地穿过去，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的眼睛里便是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桑弧远远地看着，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提起勇气走过去，谦恭地说：“张小姐改编的话剧我看了首演，非常佩服，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与张小姐合作剧本。”

        她抬头看着他，这是一个瘦高的男人，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穿一件毛烘烘的浅色爱尔兰花格子呢上衣，有种稚气。他讲了自己与吴性栽合办文华影业公司的事，再次提出请张爱玲编剧的愿望。

        然而张爱玲犹豫着，说：“可我没写过剧本，很陌生。”

        桑弧不善言辞，见张爱玲淡淡然地不甚兜揽，便有些尴尬，却也并未走开，就只沉默地坐对。这沉默使得爱玲暗暗惊心，心里知道他们是一路的人。

        然而落在旁人的眼里，却只觉得他们怪，于是能言善道的龚之方走过来救驾，夸张地说：“张小姐锦心绣口，一点就通，没写过，写写就会了嘛。”

        龚之方是负责文华电影公司宣传工作的，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对张爱玲的景仰之情，介绍了文华影业的雄厚班底，一再力劝张爱玲开拓写作领域。

        爱玲低头思忖，算下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一个字也没有写，是没心情，也是没条件——没地方让她写。

        可是写字是她的天赋，这样长久的封笔于她是有如慢性自杀一般的痛苦。“爱是热，被爱是光。”她把她的热给了人家，她却失了自己的光。这一年来，整个人都活得灰扑扑的。如果可以为文华写剧本，倒不失为重拾山河的好办法，而且她有过改编话剧的经验，当时囿于舞台局限，只觉得有许多不足，拍电影，是比舞台表演的空间大得多了。而且之前也听说过桑弧的名字，不无好感。

        她终于点了头：“好，我写。”一诺千金。

        龚之方和桑弧从这一天起便成了张爱玲的朋友，一直到她离开上海。

        此前街面上出现了盗印本，张爱玲气得去警察局投诉，可是不得其法——文人的利益，从来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至今犹然——她于是想自己重出，以正视听。而龚之方的另一身份是山河图书公司老板，于是便请他帮忙。

        龚之方自是一口答应，还与桑弧一起去求当时驰名沪上的金石名家邓翁题写了书名：《张爱玲传奇增订本》。

        一九四四年杂志社出版的，收了七篇小说，约二十多万字，定价伪币三百元；一九四七年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增订本，收了十六篇小说，约五十万字，定价法币三千元。

        封面还是炎樱设计的，主体是一幅点石斋石印的晚清仕女图，寻常家居生活的场景，桌上有茶壶茶杯，地上有痰盂，头上有一盏高高吊起的装饰性花灯，大概是节日挂上去未来得及取下的。奶妈抱着孩子坐着，看女主人在灯下抹骨牌——或许是起课——那时节张爱玲六神无主，茫然无措，渐渐迷信起来，不仅曾为了胡兰成去测字，后来在《不了情》里也加了男女主角弄骨牌起课的细节——画面右上角，很突兀地开了一个窗口，有个都市女子从窗里好奇地探头出来窥望，是现代的灵魂在遥望着古代的影像，因为现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传奇了。

        张爱玲亲自编排，每一页校样都仔细校订，书印了三千本，她在每本版权页都盖上自己的图章，丝毫不马虎。——然而这么有版权意识的张爱玲，在最穷困的日子里，面对内地盗印她的小说逾千过万，却是无能为力。

        在增订本里，她郑重其事地写下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第一次明明白白地替自己辩护：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

        柯灵这时是《文汇报》的主编，便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的副刊上撰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张爱玲与〈传奇〉》：

        “上海在沦陷时期出了一个张爱玲，她的小说与散文颇为读者所称誉。但是正因为她成名于沦陷期间，发表作品较多，而又不甚选择发表刊物，所以胜利以后，她不免受了‘盛名之累’。张爱玲的小说集两年前曾经刊行，最近市上发现了偷印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市侩的伎俩，和他们的‘乘人之危’的居心。但据笔者所知，目前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其中添收张爱玲后期所作小说数篇，闻书前有她的新写的题记，说明两点：（一）她在沦陷的上海写过文章，可是她从不跟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二）她所写的文章，从没有涉及政治，她的两本书（和《流言》）可为明证。也就是说，要求社会还她真实的评价。”

        署名“甲文”，已经是抱了提防之心，而且文章措辞十分严谨，然而发表后，柯灵还是遭到了“左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他提起时还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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