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春天，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再次问过她对将来的打算。然而她深沉的眼光盯着墙壁，良久的沉默后，答非所问：“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隔年子静再来的时候，姑姑一见他便说：“你姊姊已经走了。”便关了门。

        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姐姐，也没见过妈妈和姑姑。

        张爱玲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离开上海去香港的，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系，只当死了一样。

        她大概已经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离去是惟一的办法，而且为姑姑计，还是不联系的好。

        黄逸梵走的时候，也曾经明白地表示：不打算再回来了；她是母亲的女儿，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坚贞决绝流淌在血液里，由母亲遗传给她。

        值得一提的是，在她临走之前，李开第回到上海来了，还曾来她所住的卡尔登公寓探望，爱玲特地下楼去饭店叫了小菜来招待——她亦好像预知这位昔日的监护人在三十年后将成为她的姑夫，于是提前把酒祝贺。

        她便是这样地走了，没有向任何人告别——那时她最好的朋友炎樱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中国，去了日本；而炎樱的两个弟弟也都先后考入香港大学，一个攻读工程学，一个读医学。

        后来有人姗姗然地说如果张爱玲留在中国，辗转内地，再多经过几年历练，“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或者会更加成熟，文采飞扬；又说她离开上海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壤，文字便失了水灵与生命感，枯萎失色，并以此认定她的离开是错误选择。

        然而倘若张爱玲一九五二年没有离开，而是一直留在中国会怎么样呢？

        这里我不想做无谓的猜测，只是要平实地记录一些与她多少有些干系的人的命运：

        ——先说说曾写过洋洋万言《论张爱玲的小说》的傅雷。他是伟大的翻译家，一丝不苟的治学之人，一生翻译外国文艺名著三十三部，包括巴尔扎克的小说十四部，罗曼罗兰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关于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托尔斯泰的传记。

        解放以后，“党出于对他的爱护，动员他走出书斋，接触一下沸腾的生活，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性重要会议，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一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要求严格而偏激，又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这样的人，注定是逃不过政治浩劫的，“反右”一开始，他就被卷进去了，写了大量笔记、检查，“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他思想不通，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常反感。于是他向领导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不再出席会议了。”

        柯灵在《悼傅雷》一文中披露，一九五八年春天，某上海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将他招回上海，给了他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柯灵以为这是为好友开脱的好机会，可以从此一了百了，于是百般劝说傅雷识时务者为俊杰，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被利用了——他们只是要他逼傅雷认罪，坐实“右派”的帽子。

        后来傅雷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处在这样的大时代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然后回到书斋，杜门谢客，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从一九五八年到“文革”前夕，共翻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重新修改了——这份书目足以看出他的惜时如金，仿佛追日的夸父，因为知道时日无多，只得奔跑不停，未敢稍歇。

        然而“文革”的风雨来了，没有人可以再堂堂正正安安静静地活着，即使躲在书斋里也不可以。“文革”的任务是要扫除一切天才，一切纯真，一切善良与正直，在“文革”一开始，傅雷就成了标靶。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红卫兵们变着花样的殴打、凌辱，他觉得已完全失去了活着的尊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五十八岁的翻译大师傅雷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在最后一次服侍了丈夫，确信他已经决然地死去后，这才洗身净面，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追随丈夫而去。

        ——长袖善舞为人谨慎的柯灵自己又怎么样了呢？

        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听党的话，说每一句话都要三思而后言，又尽量说得圆滑平淡，模棱两可。他曾因为怕傅雷的文字伤害了巴金的形象而擅自删去，又因为张爱玲对傅雷意见的不接受而觉得她“不甚礼貌”、“远兜远转”；赵丹在逝世前几天，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言辞十分大胆，振聋发聩：“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层层把关、审查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他拍案叫绝，情不自禁地引用，却又特地注明“我并不全部赞同这篇文章的论点”；甚至在“文革”中，他的妻子在医院病危，他格于工宣队的命令，“连给妻子送终的权利也不敢断然争取”（柯灵《回首相看血和泪》）……

        这样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的一个人，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傅雷夫妻双双惨死的同时，也被一个电话召至作协，被告知：“外面形势对你很不利，现在上面给你一个机会，一个环境，让你去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门一开，进来两位武装公安人员，架着他便上了汽车。他被囚入斯南路第二看守所（那从前在租界时代是对付中国人的法国牢监），面壁三年，在兽笼式的铁栏后面度过六十华诞。“还连累了我的妻子国容，陪着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几乎赔上了性命。”“她没完没了地受审讯，被迫揭发交代。她无法编造我的罪行，不愿意和我划清界线，为了维护我的清白，被那种出名的‘逼供信’的酷虐游戏纠缠得几乎神经错乱。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破‘四旧’，抢房子，别有用心的人幸灾乐祸，肆无忌惮地上门捣乱……”“她曾经割过腕动脉，只是为了不愿抛下我在不明不白的诬陷中独自挣扎，她才自己动手包扎，在生死一发间救活了自己。”

        三年后，柯灵释放了，“我虽然经国家的专政机关查明无罪在案，却依然是无罪的罪人，每天到作协劳动，交代检查，一切照旧。也依然到处游斗，‘特务’、‘汉奸’的帽子向我乱扣。我释放那天，作协的工宣队先把国容找去，向她严厉警告：我罪行严重，拒不交代，在监狱里逃避斗争，现在要对我实行群众监督，她必须帮助我彻底坦白。这对她显然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我和国容历劫重逢，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不但容貌变得我不认得了，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说话诘屈聱牙，格格不吐，完全像洋人生硬地说中国话。她本来健谈，却变得沉默寡言。又学会了抽烟，一枝一枝，接连不断，没日没夜，把自己埋在烟雾弥漫中……”“那天将近破晓，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钝重的抨击声惊醒，开了灯，只见国容躺在长沙发上，用毯子蒙着头，我过去揭开一看，我一生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打击，天崩地裂也不会使我这样吃惊。就在我写诗的纸上，她写了两行字：‘亲爱的，我们是无罪的。我先走了，真抱歉。’……惨剧幸而没有酝成，又招来了新的罪惩，因为这是‘自绝于人民’的万恶行为。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还有缤纷的冷言恶语，鄙夷轻蔑的眼色……”

        ——苏青是不能不提的。抗战胜利后，她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建国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宝玉与黛玉》一九五四年曾连续演出三百多场，创造了剧团演出的最高记录；一九五五年，她因与贾植芳先生就“胡风事件”通了一次信，而被怀疑为“胡风分子”并关进提篮桥监狱一年多，就此在文坛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斗，从此百病缠身，至亲骨肉亦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平反后，她在一个区属的小剧团——红旗锡剧团当编剧，除了整理、改编老戏之外，也写些新戏，却没有再写小说、散文，也不再署名苏青，而用她的本名冯和仪了。

        据说她在世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想再看一遍己的《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视作禁书，遍求不得；一九八二年，她于贫病交加中寂寞离世，享年六十九岁。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只有四五个，整个送葬过程才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三年后，女儿和外孙将她的骨灰带到大洋彼岸——她是想留在国内的，然而到底还是和张爱玲一样远走重洋了。

        ——还有曾在旧上海文坛与张爱玲、苏青齐名的女作家关露，堪称最悲哀的战士。

        她曾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间，在日本驻伪中华民国大使馆和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担任助编、主编，并写过一篇随笔时论，是关于出席日本东京“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的发言稿《中日妇女文化交流之我见》，其中有这样的言辞：“我希望今后中国妇女学一点日文，日本妇女也学一点中文，往后见面的时候，就能用对方的语言来交谈了。”这样的言行，自然逃不了“汉奸”的罪名。

        然而可悲的是，她却是经“组织”安排介入日伪机构的地下党，并为此中断了与当时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职的王炳南的恋情，从此独抱终身。自解放到文革，她两次被公安机关关入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几度神经失常。其实她在沦陷时期的经历，是上至周恩来、下至一大批左翼作家都了如指掌的，可是却无人也无力还她清白。直到一九八二年，她的长达三十七年的磨难才最终得以结束，还得清白之名。

        同年，她在文化部机关一间摆了三架单人床的十平米见方的宿舍里，服用过量安眠药结束了苦难的人生旅途，终年七十五岁。“质本洁来还洁去”，然而，为了这个“洁”字，她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

        由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影热映后，有人考据王佳芝的原型就是关露。然而她是比王佳芝的命运还要惨淡得多了。

        ——周瘦鹃是将张爱玲引入上海文坛的第一人。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和朱德先后光临紫兰小筑参观游览。喜爱种植兰花的朱德委员长看到周瘦鹃家这么多盆景和花卉精品赞不绝口，还将自己培育的两盆兰蕙赠给了周瘦鹃。周瘦鹃拜领之下，即兴写下两首绝句向朱委员长致谢：“兰蕙争荣压众芳，滋兰树蕙不寻常；元戎心事关天下，要共群黎赏国香。”“雪兰夏蕙生巴蜀，喜见分根到我乡；此日拜嘉勤养护，年年香溢爱莲堂。”

        然而“文革”期间，周瘦鹃和他的紫兰小筑也屡遭冲击和摧残。兰花已成毒草，世间没有桃源。一九六八年，周瘦鹃跳井自杀，终年七十三岁。

        ——老舍是张爱玲自幼热爱的作家，她熟读他的《二马》、，并且曾和母亲讨论过它们。然而“文革”来了，首当其冲受其害的就是文艺界的精英们，他于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还有主演过《太太万岁》的上官云珠，也在1968年跳楼自杀。

        ——《小二黑结婚》是张爱玲曾经特地向弟弟推荐过的好片子，这部影片的导演顾而已，因为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的历史而备受迫害。也于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开具一张在“文革”中自杀的名人名单：

        邓拓，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7日晚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次日自缢身亡，成为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陈笑雨，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身心俱伤，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为示清白，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赵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表演艺术家，以黄梅戏而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国民党特务，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著名作家，其至今都是我们的中学课文。文革开始后，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吴晗，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其妻被袁震芳送去劳改，不久去世；女儿吴小彦，亦被牵连入狱，1976年自杀身亡。

        闻捷，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

        还有太多太多不白而死的人，以及没死也脱半层皮的人。如果想把他们的故事一一道来，那真要用到一个古老的成语“罄竹难书”——这似是一个贬义词，常常用来形容罪恶，然而我实在也找不出更恰切的词了。

        差点忘了，还有一个不是名人的畏罪自杀者，就是胡兰成之子胡启，他为胡兰成与原配夫人唐玉凤所生，解放后曾在湖南株州某军工厂任俄文译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即将遭到全厂大会批斗而自杀——胡兰成算是及时地逃了，只苦了他的子侄们。

        倘若张爱玲不走，这样的抄家破坏、检举揭发、面壁审查、批斗大会、甚至劳教改造……只怕也是免不了的吧？而她的姑姑张茂渊女士也难免会受牵连。难怪她要说：“从此之后，便通信也不必，只当我是死了。”

        在她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她的父亲张廷重因肺病去逝，在静安公墓火化——他也躲过了那场浩劫。

        而弟弟张子静算是留下了一条命，似乎也没受到什么重大的冲击。他一生未婚，完成《我的姐姐张爱玲》之后不久辞世。

        倘若张爱玲留在中国会如何？不必猜测，有的只是血淋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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