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先民，在地球的各处，都有同样的追问。这是十分可钦佩的，因为先民的日子辛苦，吃不饱穿不暖，还有心情思考如此本体的问题，文明之发生，果然不乏动力。先民既无物理手段，知识体系又极简陋，所以其解释，或托以神话，或诉于玄想，是极自然的。人类在知识的童年期，亦有童年般的兴趣，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会把这问题向父母发问。但通常，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如“是个老伯伯用泥巴捏的”之类，便觉心安，以后年龄大了，把这种兴趣抛开，转向实际的事务。在这一方面，面对遗传这一永恒问题的古人，是该有点不好意思的。

        两三千年前的哲人，共同的倾向，是认为世界的发生，如同世界的结构，是由简生繁。他们的任务，是定义一种或几种因子，能够顺理成章地推论世界万象。如果把这种简化工作，比为竞赛，先秦的哲学家，无疑走得最远，因为无论是《老子》的混成还是《易传》的太极，都是不可形容的本体，没有物理属性，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也没有哲学属性，因为它与其说是逻辑的起点，不如说是知识的终点。

        不论它叫元，还是道，还是太一，太易，虚廓，溟涬，都指的是那时空之外的非物之物。这万物之母何以要诞育世界，推动力在何处，难道是遗世独立得烦了，有一天忽然决定，要无中生有？对此，秦汉哲学并没有解释，这是稍可奇怪的。

        当扬雄加入竞赛时，这本体已经有了几十种名字，而且汉人还想像出许多种发生的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世界化生时，自己就在旁边看着。扬雄也讲了一个故事，但他并没有在此多费精神，他的野心更大，要给世界创建一个完整的索引，物象人事，如何运行，都历历可查。

        西汉末期，很出了几位才智之士，扬雄是其中一位。有人认为桓谭比扬雄智力更高，大概是的，不过扬雄以勤补拙，成为当时最洽闻多识的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种是重视实证，认为知识是要积累的，如他写《方言》，真是下了工夫，另一种是对智力的自信，以为哲人的明理，高于世俗之人的实际知识。他写过一篇《琴清音》，是谈音乐故事的，而他对音乐，本是外行，精通乐理的桓谭说“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大概就是对扬雄的越界气不过，但在扬雄看来，哲理就是乐理，至于音律，懂也罢，不懂也罢，对哲学家来说并不要紧。

        《太玄》是这后一种倾向的极致。这书的体例是模拟，道理是发挥《易传》的，并不太玄。我说“不读”云云，实属多余，因为本来就没几个人读它，应了刘歆“覆瓿”的预言。我甚至不打算介绍这书的内容，因为实在找不到办法，可以形容它而不让读者觉得无趣。当时有人嘲讽《太玄》“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虽是俗人俗话，却离实情不远。

        这是要替扬雄遗憾的。因为扬雄“默然独守吾太玄”的精神，十分可敬，他不慕荣华，不顾时议，洎如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乃是真正的哲人气质。他的哲学本身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但他的哲学野心，对本体的关心，对普遍性的热恋，使他远高于俗儒了。

        扬雄喜欢的一句话是，“贵知我者希”。这话是老聃说过的，但在扬雄这里，又别有意味。可惜他的《太玄》，古板而幼稚，不能给他增光。《易》的基数是一二四之类，扬雄作《太玄》，要另寻一套，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他九岁的儿子扬信，建议他使用“九”这个数，——这个故事完全可信，因为这种数字结构，确实只是儿童的游戏。所以一方面，我敬佩扬雄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遗憾于他受到的拘限，未能展开才能。先儒为所误的，有好多人，有的人，不误于此则误于彼，没什么可惜的；也有的人，头脑出色，就很可惜了，扬雄便是。

        在实际生活中，扬雄有一件事做得不好。王莽的时候，扬雄被牵连进一起案子。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听说来人收捕，便从楼上跳了下去，幸好天佑哲人，没有摔死。但跳楼求死，过去是没有的，如纣王在鹿台，火烧眉毛了，也没有跳下去，便是想不到之故。扬雄一跃，乃启绿珠之殒，又伤富士之康，实在是开了恶劣的先例。如今社会和谐，而未臻十全十美，扬雄总该负点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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