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本来是尧舜时代，不过上古的事，暧昧难征，好比有雷锋而无日记，要大家如何学起？吴兢编，便强调择善而从，“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不只吴兢，后代许多人，都以为唐太宗时的朝政，可为楷模。不止一个皇帝说过，自己不敢想比肩文武，能仿佛唐太宗，就心满意足了。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的那么美好，但依照古代的政治设计，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那种政治所要求的君明臣贤，尽备于一朝，而且唐人承北朝风气，胸怀宽广而乐观，不必非以自相倾轧为乐。李世民本为好名之士，又有个不光彩的玄武之变，更加战战兢兢，慎言慎行。他自己完备了起居注记制度，借外力制衡人君。他的感想是，在朝中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到传出去后别人怎么看，后人怎么想。在这里，不要追索他的动机，是发乎本心还是受制于风俗制度，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难于征实，关键在于他确实在说明理的话，在做明理的事。

        起居注，就是史官（太宗时叫“起居郎”）跟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记来记去，太宗好奇心起，想讨要起居注，看看里边到底记了自己一些什么事情。他的话说得漂亮，叫“用知得失”，意思是想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改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对玄武门事件的记录。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驳，说您老人家看看是可以的，但恐此例一开，后世君主不像您这么英明，——“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以后世君主为辞，点破了太宗的用心，太宗只好做罢。过了几年，太宗又提出来看起居注，被褚遂良堵回。太宗只好向房玄龄讨要根据起居注编的国史，便是《今上实录》了。房玄龄率两个助手，用心删略，把编好的实录交给皇帝。李世民看到记玄武门事的部分，语多隐晦，便说我杀建成、元吉，可比周公之诛管蔡，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话说得高明，其实是嫌实录的文章做得不够彻底。几个大臣自然明白，又改了一遍，太宗终于满意。预修实录的许敬宗，最能体会上意，此人修史，胆子大，脸皮厚，惯能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太宗伟大形象的确立，他是一大功臣。

        那么，官史如此，就不怕民间史册有相反的记载吗？原来，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唐太宗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像起居注这类原始史料，民间无得闻焉，想写本朝的国史也写不成。——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工夫。

        吴兢是唐中宗、玄宗时的史官，见过一些档案。他编的，是给皇帝的政治教科书。他抬出贞观政治，作为一种样本，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当然，贞观政治确是大有可采之处，但提供的朝政图景，又是非常简化的，它的观念结构，只有君、臣、百姓这三层，一个听劝，一个多劝，君臣共以百姓为念，然后天下大治，这离实际的政治，差得就十分远了。

        后代君臣读，据说是要学习太宗和那时的一批谏臣，这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君要纳谏，臣要敢谏，这是自古相传的为政之道，已经被唠叨过几百万遍了，非得远游唐代去取经吗？只是中有许多漂亮的例子，漂亮的话，不妨记下来，随时取用。百姓读，也有被感动的，恨不往生东土大唐极乐世界，这个也只能想想而已，幸好也只能想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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