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如果写得好一些，现代人就叫他文学家，——这也无所谓了，反正“文学”里早已什么东西都有，犹如文联里什么人都有。是的，文学早已被普遍理解为带有“文学性”的文字，而“文学性”，听起来不知所云，但据说实有其物，可以在“只盼坟前有屏幕”这样的诗歌里或小说里找到，也可以在说明书或广告词里找到，正如行家可以在乡下的蓝门帘子或上古的瓦罐找到“艺术性”一样。

        麻烦的是，如果我们讨论古代的文章，不知道是拿文学的尺子，还是修辞的尺子去衡量。比如今天要说的韩愈，是一位修辞大家，但顶着文学家的帽子。如果去摘这帽子，好多人要不高兴，若在帽子下说事，又将对韩愈不恭，该怎么办？

        韩愈的诗，前人也不都觉得好，如王夫之说他的诗“以险韵、奇句、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不过，韩愈的散体文章，极少有人说不好的。

        后世文人读古文，写古文，是高雅的事，其所谓古文者，不是典谟训诰，甚至也不是左国史汉，其根源，尤其是心法，倒在韩、欧那里。我们看一部，韩愈一个人的文章，收了二十多篇，再看今天大家用的成语，来自韩愈的，有一百多条，比来自的还多，便知他的影响之大了。

        当年韩愈力倡古文，心中的对手，往近里说，是当时浮华的文风，往远里说，是六朝文字。韩愈不唯不喜六朝人的骈体，更不喜欢的，是六朝人士，在他看来，言不及大义，驳杂无方，用今天的话说，思想太不统一。韩愈写了不少端正人心的文字，但深思穷理，并非他的所长，在道统中，他只是个打手，比之孟子，犹远不如，讲起道理来，捉襟见肘；但在另一方面，他竟真做到了整肃文风，一于正道，实有秦皇汉武之功。

        六朝文字真的那么糟糕吗？远未见得。一部《文选》中，很有意思的文章，至少有几十篇。那么，韩愈及以后的“古文”里，能写到那么有意思的，有多少篇呢？照我看，一篇也没有。

        韩愈在文法修辞上下过苦功，深通拗折矫变之道，可以把一件家常道理，翻过来，掉过去，说得十分充分，不容辩驳，也可以把一件极无趣的事情，说得津津有味。那么，如果用来说有趣的事，岂不锦上添花？可惜的是，读韩文训练出来的人，能保有什么好趣味吗？我深表怀疑。韩愈使之臻于极致的是，无诗意也可以为诗，无趣味也可以为文，丁点儿道理也没有的，照样理直气壮地讲理。他的文体，简单地说，是庸人的救星。

        他自己也想写得有趣一些，而且颇为用力，诗如《嘲鼾睡》、文如《送穷文》之类。我读韩文，最怕读到他老先生“幽他一默”的地方，实在是尴尬。

        近古文人，不管有无想法，有无见识，有话可说或无话可说，随随便便都能作出一堆诗文来，或无病而呻吟，或病于甲而呻吟乙。这是训练来的功夫，应予致敬。如果确有事要写呢？——韩愈真正露出里子的地方，是他主撰的《顺宗实录》。这部书，在后世的评价不太高。甚如近人李慈铭者，痛骂《顺宗实录》，由骂文章而及于骂人，说韩愈“端人而急功名，俗儒而能文章者也”。

        我的看法相反。我觉得韩愈的作品中，《顺宗实录》（里面的文字并不都出自他手，但一大部分当是）是最好的。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朴实许多。他的日常文章，陈言虽少，陈意太多，所以写得大巧若拙，用力掩盖这样的事实：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古代文人，先是行为统一，然后是思想统一，最后连文风也几乎统一了。文风只是余事，只是证明文化阶层完成其最后的堕落，必在文化。古文即时文，考场外的八股。考场里的八股是不得已而作，考场外的八股，不能不作。明清间也有所谓文学革命，但恰如农夫梦见自己当了皇帝，无拘无束，想吃什么便吃什么，然而吃什么呢？想了半天，只想出个炸酱面。

        韩愈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好。要不要看？不看。好文章为什么不看？曰好文章不得其人而看，不一定是好事。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不用远远地跑到文公那里及门亲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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