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感是上帝的礼物，但不同的文化，对这礼物的珍惜也不同。谢天谢地，古代中国人的幽默感发育得还好，有说盗跖、优旃谏漆城那样的文字为证。不过，读古典著作，我们微笑或大笑，几乎全都是因为事情的有趣，而叙述的文字本身，可称幽默的，少之又少。

        三国时魏人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本笑话书。这本书后来亡轶了，我们见到的是后人的辑本。从中选一则为例：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事情是可笑的，但这文字本身，并无什么趣味。一个好笑话，你讲也可笑，我讲也可笑，可笑的是故事本身，而非你我的讲述。《三国志》里有个情节，是孙权用驴的长脸来开诸葛恪的玩笑，也是这种情况。孙、诸葛都是擅长调笑的聪明人，而传者只是直记其事，谈不上什么风味。

        同样说驴，南朝的袁淑，写过一篇《驴山公九锡文》，就有趣多了：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

        这是滑稽的文字，但不知你是否同意，读起来，总觉得差一点味道。差在哪里呢？幽默是极难定义的体验，不过我们知道，它的要素之一，是智力从容地活动。作为书面语的古汉语到三国时间，离口语已远，可用而又活泼的语素太少，在简省的体格中，想从容调剂，大是为难。不妨比较一下一篇说驴的文字，在敦煌发现的《祭驴文》。驴主人叮嘱与世长辞的驴子，万一来世还做驴，不要托生到不懂事的人家，不然啊——

        “出门则路即千里万里，程粮贱无十个五个，向屋檐下寄宿，破箩里盛莝，猛雪里须行，深途里须过，爱把借人，更将牵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诗，都不管汝肠中饥饿。”

        虽仍是半文半白，语气已经有味道多多了。如把这段文字改写成标准的文言，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原文的生气。唐代的大作家，元结、柳宗元、韩愈等，都写过调笑的文章，但可有人读得发笑？宋代的苏轼，谐浪笑傲，幽默感是发达的，他写过嘲谑的诗文，同样，效果离期望差很远（有些笑话书如《艾子》、《调谑篇》等，或说是苏轼写的，其实是伪托他的大名，而且那几本书也不怎么有趣）。

        古人有很好的幽默感，有无数机智的言语、无数风趣的行为，但要欣赏到真正幽默的文字，得等到后来的白话小说了。文言确实很难写得有趣，最后一个例子，是狄更斯的小说，最早有林纾的“译本”，为《块肉余生述》。

        贝西小姐的出场，董秋斯的译文是这样的：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就有了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那是贝西小姐。落日在花园篱笆外的陌生女人身上闪光，她摆着别人不能有的恶狠狠硬梆梆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向门前。等她来到宅前时，她又一次证明了来的正是她本人。我父亲经常表示，她的行径不像任何普通的基督教徒；这时，她不牵铃，一直过来张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压到那样的程度，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时常说，有一个时候她的鼻子变得完全白而且平了。她使我的母亲吃了那样一惊，我一向相信，我在星期五下生，实在得力于贝西小姐呢。”

        林纾不懂英文，听魏易口译，然后用文言写下来。他赞赏这部作品“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令译者啼笑间作”，可见魏易对原著的幽默感，定有传达。那么，再来看看林译：

        “视之，知为密斯贝测。时斜阳半落，余光尚滞小篱之下，并及贝测之衣。入时不言不笑，状至严冷。既至窗下，吾母乃益知为祖姨，以吾父恒言姨之举动大异于众。来时初不掣铃，径造窗下，二目射光入室。吾母大震，胎气遂动，其生于礼拜五之日，祖姨与有功焉。”

        有闲工夫的读者，不妨再多找几部林译的小说，和白话译本对比，一定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圣谕，信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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