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中国和日本在朝鲜进行较量。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保护方面措置失宜,使日本得寸进尺,清军从朝鲜退到辽东,屡战屡败,屡败屡退,当时有歌谣讽刺:“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
徐大椿作《道情诗》说:读书人,最不济,读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过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只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维新变法失败,袁世凯以两面派手段得到慈禧赏识,升官发财。当时社会上曾有民谚,语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清末,京城流传顺口溜说: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讥讽它们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来,中国人被骗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无数,这些人被称为“猪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样。当时闽粤人的孩子,到了16岁,为父兄的便特别戒严地吩咐说:“行路时须警惕着,提防别人拐你去卖猪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时失踪,第一个判断必定是说:“哼!又被人拐去卖猪仔了!”
晚清时候,袁世凯、张之洞、岑春暄为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陈夔龙说:“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
清末宣统初年的时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谣云:“清受天命,十传而亡。”查清廷由顺治而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以迄宣统,确为十传。又有宣统拆字谣:“日宣三德,历算三统。”解云:“宣统二字,皆暗合三数,而统字又类绝字,清祚其至宣统而绝乎?”果真宣统三年而绝。
民国代替了王朝,似乎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社会混乱,政治腐败不见减少,且更形严重。其间尤以袁世凯篡权窃国“八十三天皇帝梦”最为丑恶,其时有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辛亥革命后,汉人剪除辫子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张勋顽固,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有假辫子风行北京城。谁知,真假辫子风行仅12天,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借参战款,也练了“参战军”,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本意是练兵打内战,故时人说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沧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抗战结束,劫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劫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劫自收比什么都快)。”
1946年,台湾省所征税款提高了58倍,据说有一位老人向税务官质问:“你们把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50年的税金都一起向我们要吗?”当时人形容为“狗去肥猪来”,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贪官则是肥猪,又说:“前门刚赶走了狼,后门又蹿进了猪。”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间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组织妓女学习劳动技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妓女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唱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柳亚子在故乡有稻田千亩,建国后政府征粮触动其财产。其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致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宝后》一文中,就正在进行的土改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有代价补偿”的感慨:“余虽土改后丧其田户,以滥竽充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大米若干,犹不虞冻馁。”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极左路线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夏衍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纪90年代初,高阳、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流行起来,市井谣传:经商要看《胡雪岩》,做官要看《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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