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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命运第二十二

命运第二十二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魏源编《海国图志》,认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其时,无人采用其思想,书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日本学者为此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无望,每自嗟叹,说:“除非梦卜复求,此生殆无幸矣。”

        袁世凯做官极重下情,他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其所作所为因此得海内外赞赏,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终没逃脱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辩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辩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第二天,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要推出一位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绝说:“谁同你们造反?”他逃往黄土坡参谋家中躲藏,当义军把他找出来时,他仍忿忿地说:“这不是胡闹吗?谁同你们胡闹呢?事先既未与闻,事后又不通知,这不是儿戏,北洋兵一到,将如之何?”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为都督,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连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翎东用枪逼着他的脑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见革命大势已成才表示接受。后人称他是“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被人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称帝后,全国反对,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压力,也先后宣布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顾维钧12岁时,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

        顾维钧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顾在伦敦的社交场合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据说顾曾找过一个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占卦这门亲事。卦占结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两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一镑缘”。

        陈诚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有一次,陈诚晚间访友,待到归来,已近天明,但他毫无睡意,乃索性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攻读,通宵达旦,便走向身边,问其姓名职务,陈诚毕恭毕敬作答,蒋大加赞赏:“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于郑振铎的介绍,李金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入会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因此能见到那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丐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蒋介石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丽尼婚后,妻子不巧怀孕,因家穷,无钱生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要打胎。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后,腹痛如绞,丽尼吓得不知所措。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长辈到来,才赶紧把病人送医院抢救。

        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反四次“围剿”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无法回家看望妻子,只是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他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还是打他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徐向前一直打听妻子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徐向前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王世镗少年时即喜欢临摹龙门石刻,谓“有古拙博大之风”,后由文字学研究入手,日耽翰墨,30年不倦。于右任偶然间得遇其书,惊问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汉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为骇诧,以为如此奇才,埋没穷乡僻壤,实国人之羞。于设法将王老先生请到南京,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王世镗,并广为称誉,予王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

        鲁迅加入左联,与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独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有了亡国的危险。在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国民政府三方之间。他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几乎成了他的原则。到国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传话愿接阎锡山脱险,阎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但如他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派杨文清去游说张群:“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建国初,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不敢去打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不期而遇,只见周恩来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

        李达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7月19日。”毛泽东看信后指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8月10日。”王任重后来说,毛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一个罕见的奇迹!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1978年全国第4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施蛰存主编了30年代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并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文坛对施蛰存误会很深,他跟鲁迅的论战,使得鲁迅给了他一个“洋场恶少”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施蛰存自嘲说:“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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