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认为英国的战斗力不高，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他还认为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的死命。

        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1858年，在商订《中美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曾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国侨民”，却被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国代表进一步说明中国侨民人数“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说：“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飘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载有《观美国影戏记》，这是一篇最早的中国人影评。文章说：“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身为将军，素以勇敢见称，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炮，张见此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为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1913年5月，袁世凯让梁士诒给国民党人传话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一次，张伯苓问李济，由于李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就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会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如此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中方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苏方将杨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乐部中，目的是对杨的任务尽量保密。杨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外交魔术师。一次，杨要蒋廷黻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谓苏军将在两周内对日开战。蒋说他不做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好处？杨认为蒋是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日苏就真打起来了。

        抗战期间，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蒋廷黻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极力支持孔的意见，谴责蒋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遂被采纳了。

        商震好夸耀。早年常说，“我妻（商妻杨曾照）英文字笔记本有三尺多厚。”从开罗会议回国后，商震常对人说：“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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