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向洪秀全报告国事的困难，说曾国藩的军队已经逼近，洪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快要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百姓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请客送礼是官场通例，或称“陋规”，曾国藩也曾为此辩护，以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李莼客也因此抱怨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以至于“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慈禧发动戊戍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遭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体西方列强的反对，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想把光绪彻底废掉。徐桐、崇绮、启秀三人想借机“邀宠于太后”，并自比伊尹、周公，他们拟好的废帝诏书却被荣禄烧毁了，荣进宫哭陈慈禧说：“各国都认为皇上是明主，非臣口辩所能解释。”再三恳请太后不要贸然行事。

        张之洞长子落水殒命，张为此痛悼万分，至于时时涕泣，梁鼎芬写信劝说：“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为了替张之洞解忧，梁请康有为等人到总督衙门来陪张之洞谈学说禅，“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西宾相对，可以释忧。”

        章太炎在上海时，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来往，以在孙家时为多。太炎能独自雇人力车往孙家，但对自住的里弄地名却记不清楚。因此由孙家回来时，必由人陪送。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坐到车上即令拉车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辆车时，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车工人在半路上问往哪里，章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章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转圈子。

        蒋光赤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发牢骚，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

        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命令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大革命后，于右任是主张“汪蒋合作”最力的一个人，故很得蒋介石的重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简直是于右任当家。但很快胡汉民就把于赶下了台。于常住上海，不时还去南京。左右劝说：“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于答：“我有我的办法。”左右更说：“你有什么办法，就是到头来叹一口气说，又被蒋介石卖了一回。”

        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七个半月之后，终获自由，而遗恨不尽，对蒋绝不原谅。他对吴鼎昌说：“我在南京给他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林森去世后，风传吴稚晖将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吴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吴又说：“我这个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我看到有些亚非国家的公使、大使，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像演戏一样，会禁不住笑出来的，那样不免有失国体。所以这差使最好让更适宜的人去当。”

        金岳霖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是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他的人力车夫王喜，王说：“我不知道。”金说：“你有没有听见人说过？”王喜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金岳霖。

        鲁迅去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满意儿子的不能任事，她后来对俞藻说：“老二实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老太太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到临汾。他和第二战区的行营政治处住在同一个小村里。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处的秘书主任刘岱峰，当时有决死十总队的队长武玉山跑过来报告工作，说他在部队中建立起军队不许扰害老百姓，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等新办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产党员）插话说：“好，这是八路军的办法。”阎锡山听了说：“什么八路军的，一切办法都是造化的，谁用就是谁的。”

        在延安，张景秋担任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终日忙忙碌碌，笑逐颜开。有一次，王实味一本正经地对张景秋说：“张景秋，我看见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张非常气愤，又觉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后来写了一首诗《笑》贴在自己的炕头：我从只能哭的地方来，现在要放声笑了！这笑声有人不喜欢，明天我还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长虹很重视培养文学人才。他曾发现了曾克，除写文章褒奖外，还要去看看曾克。当时曾在私立重庆复旦中学教书，他去了，把一张纸条交给校工，自己在门口等，曾克来到校门口，大声喊：“哪位是高老师？”他不答应，却拿出一张报纸交给曾克，正是刊登他写曾克文章的报纸，报头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我约你谈一谈，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庆的某签名场合上，他恍惚起来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訏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胡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20世纪60年代，为了揭露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电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到10月国庆，李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的妻子张洛进来看了，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或有论者以为周无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辈以为周自责太过，承担了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的内疚，据说，周是有勇气，良心的，他坦然将某位老先生匿名寄来的字条“无耻之尤”压在玻璃板下。钱文忠以为，“毕竟是书生”不是胆怯的求恕之词，其中包含着一股极难领略的傲然之气。对晚辈，周只有在认为你孺子可教时，才会在字幅上钤上“毕竟是书生”之印，否则只盖白文名章。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孔令晟曾任蒋介石晚年的侍卫长，他回忆说，蒋介石对是否让蒋经国承袭重任，心中曾有长期的冲突，并曾认为这样做，将“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叶秀山读书成痴。1976年，他住干面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间，他的书桌就在窗下。有一天，他的邻居在窗下批评他说：你现在还坐得下来读书？他问出了什么事，原来由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的事态越来越大了，大家都到天安门去凭吊，致哀。于是叶接受批评，找了个时间也上天安门去了，只见那人山人海，庄严肃穆，凝重气氛，向所未有，张望之间，遇到几位同事，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叶说他因此体会到走出书斋之重要。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韩石山曾经评点史铁生的名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史因为下乡致残，韩说，不管史的这篇小说如何，仅是那抒情的题名就让人不敢恭维，那哪里是写受难之地，分明是远方姥姥的家嘛。

        曹禺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

        王小波在国学热中说，古宅闹鬼，老树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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