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

        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

                                                    ——鲁迅北京演讲1929年

        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的出乎于企业家们的预料。

        在当初送钱的时候，上海商界与蒋“约法四章”，即“保护上海工商业，承认并保证偿还北洋政府所欠之债务，款项要分期归还，所支款项由上海银钱业监管，只能用于江苏（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蒋以人格担保，一口应诺。可是后来的情形已不是“保护”而是收编、欺诈和勒索了。虞洽卿有16艘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没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严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当面索讨，才把船讨回来。傅宗耀被通缉，他出于宁波同乡的情谊向蒋求情，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陈光甫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就对蒋政府流露出了极度失望的情绪，他将之与暴烈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相比，认定“蒋之政府成立时间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他所谓的“办法”为：“一，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引用一般半无政府之信徒扰乱政治。”在财政治理方面，他则抱怨，政府只知任用党徒而不信专业人士，“财政等事，古（古应芬）、钱（钱永铭）毫无权柄，全凭张静江，此人为半残废之人，令其主张财政，则前途可想而知矣。如照此办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矣。”

        失望之余，虞洽卿、陈光甫们不甘受缚，决意抗争。

        1927年11月，虞洽卿在报章上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很强硬的公告，曰“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正处在憔悴呻吟之中，乃时而垫款，继而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乃自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虽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然人寿究有几何？枯鱼先已入市。”虞公开指责蒋介石没有兑现承诺，再不改变现状，商人们就要都变成“枯鱼”了，愤懑之气跃然纸上。

        作为蒋介石的“钱袋子”，性情摇摆的宋子文一开始很想担当政府与企业家们之间的桥梁，没有资料显示他参与了恐怖的绑架勒索活动，商业家族的出身背景和自由主义的美式教育让他对企业家充满了同情，他还是希望通过正常的财经政策重修政商关系。1928年6月，宋子文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60多位上海及江浙最重要的工商及金融界企业家全数与会，包括虞洽卿、荣宗敬、张公权、陈光甫、宋汉章、李铭等人，大家集体炮轰宋子文，提出了两条议案，一是“限制工会和罢工案”，要求“政府必须制定对工会组织管制的劳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会组织挑起事端，工会的经费必须公开，并将置于其监督之下。”二是“保护商人财产案”，要求“所有私人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这两条议案中，第一条是他们一年多前资助蒋介石集团的最主要初衷，第二条则完全是意料外的“事故”。宋子文在会上承认“战争时期我们曾被迫使用极端手段来筹集经费。”他还同意向中央政府建议裁军，并把年度军费开支限制在1.92亿元之内。张公权等银行家表示，如果宋的承诺无法实现，他们将不再购买政府的任何公债。报道这次会议的《字林西报》说，“只有计划全部被接受，否则7月31日之后，掌握了中国财富的上海银行家们连一分钱也不再贷给国民党政府了。”会后，宋子文当即带着这份报纸去了刚刚被收复的北京，在那里，国民党所有的高级将领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宋子文的发言还没有讲完，很快遭到了趾高气昂的将军们的嘲笑，他们一口拒绝了裁军和军费限制，顺便还要求财政部马上再发行3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公债。第一个回合，宋子文的努力泡汤，企业家一触即败。

        两个月，国民党定都南京，随即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在宋子文的暗示和鼓励下，虞洽卿率领100个上海商界代表气势汹汹地奔赴南京请愿，这些人代表了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工会和60个上海行业公会，他们提出“颁布约法，监督财政，裁减兵额，关税自主，劳资合作”等十大要求，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将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这是蒋介石进上海后，企业家集团采取的最强硬的一次行动，国内外舆论为之一震。蒋介石当然不能用刺刀、机枪对付这些金主，便将他们请进汤山别墅，派出高官日夜宴请周旋，承诺组成全国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改革委员会，此外还单独许诺虞洽卿，拟聘他为全国交通会议航政股主任。一路软钉子吃下来，请愿团还是无功而返。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政商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宋子文渐渐滑向了政权一边，他很快变成了另外一个宋子文。

        10月，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两家民营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加入官股，分别占了20％的股份，又恢复了官商合办的性质。张公权等人被迫接受现实，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1928年12月，东北军阀张学良发出通电，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1929年1月，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全国主要的将领除了张学良之外，全部与会。企业家集团发动第三次抗议，潮水般的电报冲向南京，上海总商会和15个重要商人团体联名发电，“要求南京政府必须裁遣军队和决定全国预算。”在这次会议上，总算通过了限制军费和将军队从将近200万人裁减到71.5万人的决议。企业家们的抗议好象得到了胜利。但后来的事实却是，从蒋介石到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华北的冯玉祥到西南的李宗仁，没有一个将领愿意裁减一个士兵，军费当然还是居高不下。

        在半年多时间里连续发动了三次抗议，表明此时的企业家集团尚有抵抗的能力。

        就当企业家们频频出动的同时，与之理念相近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反抗的阵营。1929年初，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人权保障”的命令：称“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遵照。此令。”

        很快，胡适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公开反对国民党的“训政”，他写道，在人权的侵犯上，“命令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但今日我们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斯文被后世很多学者视为胡适一生中最辉煌的文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执政体制围绕人权问题的第一次冲突。接着，胡适又写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罗隆基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场反训政的人权运动由此而生，国民党政客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曾当过孙中山秘书、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撰文驳斥，并发誓不与胡适“共中国”，而后者毫无畏惧，并语气坦荡地反击说，“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这场争论持续四年，到1933年6月，以《新月》遭到停刊而告停，到那时，党国体制已成事实。

        在这起抗争中，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另外一类知识分子的态度。就在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的半年后，同在上海的鲁迅发表写出《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在他看来，胡适等人所为，不过是“挥泪以维持治安”，“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妨碍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后世有学者对此颇为不解，邵建在《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书中便认为，“鲁迅以一贯的语带讥讽，将胡适一班人马判定为‘刽子手和皂隶’，毫不客气地掷以锋利的投枪，这的确为今日的读者所困惑不解。”

        实则，在当时中国，确乎出现了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参与介入”的建构型，一种是“绝不妥协”的批判型，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的现代化选择变得更加的莫测和艰难。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企业家集团的抗议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他们的抗争或抱怨根本改变不了他的既定国策。很快，在他的谋划和宋子文的配合下，企业家集团被彻底打散、击溃。

        打击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公债政策将之完全“绑架”。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上海已经形成了层次分清、结构严密的企业家组织，它以总商会为龙头，各区有分会，各行业则有同业公会，其互通气息，联合行动，而且有丰富的公共治理经验。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明白这个组织体系的力量。“四·一二”事变后不久，他即借通缉傅宗耀之机，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

        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为了培植自己的商人组织，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成立了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前者是原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协会，后者是国民党从广州带来的一个御用组织，它们在1928年春季搬到上海市总商会的办公地点——公共租界的后天宫，实行所谓的“联合办公”。

        蒋介石还十分善于利用媒体将企业家阶层彻底地孤立起来。在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中，企业家常常被描述成帝国主义的合伙人和走狗，他们为了图谋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在一个有着2000年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的国民性中天然地有着对政权的膜拜与恐惧。政治家利用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情绪，非常容易引导议题，转移焦点，并达成自己的目的。在这种行为中，激发人们对财富阶级的仇恨，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战略，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看上去非常的“道德”，符合基层人群的感性直觉。1928年6月，就当虞洽卿等人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对宋子文进行围攻的时候，国民党媒体迅即发表了严厉指责的文章，一个叫药群的作者在《先导月刊》上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认为当前处在训政时期，这个会议是很严重很严肃的……当得知会议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资本家而没有包括一个农民和工人，我大失所望。”对于企业家们发出的“最后通谍”，他的评论是，“我们不应让经济会议犯了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嫌疑。这个文件抄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缺乏国民党的革命精神。”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蒋介石随即宣告“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一党独裁局面自此生成，对不驯服的企业家组织的清理加快了步伐。

        1929年3月15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党部主任陈德微向大会提出在全国取消商会的动议案。《密勒氏评论报》很敏锐地评论说，“这是政府试图扼杀商业团体和国民党在政治上夺权的斗争，而陈德微特别针对目标是上海总商会，因为它是中国组织得最早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团体”。3月23日，上海主要的商会代表在上海总商会会馆开会，会议通过决议，驳斥取消商会的动议案，并选派了一个以虞洽卿为首的代表团去南京向政府申辩他们的立场。

        直接取消不成，蒋介石很快想出第二招。4月22日，在公共租界的后天宫里发生了一场闹剧，国民党培植的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为了争夺办公室大打出手，救国会人员把总商会的会议室门窗砸烂，总商会宣布暂时停止办公。两天后，一群青帮兄弟带着辱骂总商会的标语牌闯入天后宫，毁坏器具，抢走文书档案，还把四个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总商会当即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并投诉各界。银行同业公会、纱厂联合会等组织也致电南京，宣称如果不处理凶手，将发动罢市。

        国民党市党部严令所有中文报纸均不得刊登总商会的任何声明和对冲突事实真相的说明。而在党报《中央日报》上则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救国会与商民协会斥责总商会的声明和报道，后者被认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具体负责商会事务的两个常务理事冯培禧和林康侯则是卑劣和可恶的卖国奸商。

        5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调查真相为理由，命令上海一切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国民党员以及被控制的顺从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员。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改组条例规定，这个新商会“须得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凡借助于反革命而对国民党进行过中伤者皆不得为会员。”

        5月25日，“商整会”举行就职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中央工商部成为会议的主角，中执会的张群将军讲话说，“上海总商会是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以前成立的，那时，总商会的事务操纵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与军阀勾结在一起。”而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则是“由上海市商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完全建立在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工商部代表许建屏则宣称，“上海商人们曾经是被上海总商会压制着的。现在好了，上海商界将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计划组织一个新的统一的商会。”

        一年多后的1930年6月，一个新的“上海市商会”诞生了，在公布的理事名单中，原来总商会的代表不到三分之一，商民协会的代表成了大多数。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在上海总商会被瓦解之后，全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相继遭遇到了完全相同的命运。很多年后，白吉尔在《剑桥中国史》一书中评论说，“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

        如果说蒋介石从组织体系上成功地将企业家阶层打成了一盘散沙，那么，宋子文则以更为巧妙的手段进行了利益上的绑架。

        自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开始，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摊派和绑架勒索的恐怖手段。金融投资出身的宋子文对银行家们的心思当然了如指掌，从1928年春季开始，他重新设计了公债发行的游戏规则。

        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公债的时候，先将这些公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根据上海钱业公会留存的资料看，从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该公会总共购入债券3060万元，而实际贷给政府的款项是1562.5万元。等到公债公开发行后，银行可以将债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的贴现政策一下子让购买公债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生意，公债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贴现，公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达40％。当时，银行给工厂的年贷款利息一般是6－8％，贷给商业企业的年利息是10％，与购买公债的暴利空间无法相比。另外，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炒作交易，还可得更大的收益。

        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全中国的银行家们当即进入了宋子文设计好的游戏圈里，特别是资本最为雄厚的上海银行家们纷纷购买公债，此后的十年中，中央政府共发行24.12亿元的公债，其中七成买给了这些自诩为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公债热”导致了三个结果，第一是公债发行从“天下第一难”顿时变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馒头，政府平空拿到大笔资金，用于军事活动和工商业投资；第二是形成了一个狂热而危险的投机市场，上海金融业超级繁荣，私人储蓄和民间游资被导入政府行政性活动中，在三十年代的中前期，上海市民人人炒作国库券，用美国学者亚瑟·杨格的话说，“投机成了上海人的一种生活的道路。”

        第三是，银行家们从此被政府“绑架”。由于新公债可以用一部分抵充旧公债，各银行为了维持旧债，便不断地购买新债，掉进了一个“循环式的陷阱”，而政府只顾借钱应付眼前，根本不考虑偿还。陈光甫、张公权等人在一开始也曾颇为担忧这样的做法将动摇银行信用，但是，在宋子文的强势推导和当前利润的诱惑下，终于不能自拔。据民国学者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文中的计算，到1932年前后，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公债。因为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他们不得不乖顺地坐到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台湾的中国经济史专家王业键因而评论说，“上海银行家的这种合作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经济困难，而且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界的控制力量。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人一向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可是后来相继进入政府服务，大半缘因于此。

        可是，如果政府真的兑现20％到40％的利率，那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在下一个章节中我们即将看到，因政局动荡等原因，政府强行规定偿还的公债打折扣，有的甚至借故不还——那时候要惩戒一个企业家实在太容易，只要从抽屉里拿一顶“奸商”或“通共”的帽子就可以了。在政局动荡之际，公债的现货和期货市场价格每每上演大跌景象，民营银行损失惨重，从此再不能与国家力量抗衡。在这场政府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中，以后者的鼻青眼肿、投告无门而告终。

        在通过改变公债发行规则诱惑银行家之外，宋子文还同时设法控制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而整顿的对象就是虞洽卿控股的、几年前蒋委员长在这里当过“红马甲”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了。该所自1920年创办以来，每一届军阀政权都视之为肥肉，要么扬言取缔，要么层层加税，可怜虞洽卿玲珑斡旋，总算惨淡保全。现在终于逃不出蒋政权的手心了。尽管这是国父首倡，尽管蒋某人当年也曾在这里厮混，尽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于“整理金融，牢控财源”的国策，自然也无法宽容。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虞洽卿奋起挣扎，在给南京政府实业部的信中，他决绝地声称，“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势已然不可逆转，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对一个霸道、强大的国家机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这就是发生在1929年前后的上海故事。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不但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且将实力强大、很有组织性的企业家阶层打得落花流水。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嘎然而至。从此后的中国变得黑白两色，非此即彼，中间的鸿沟里血海翻腾。

        也许真是宿命将至，在这几年里，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相继凋零。1926年7月，张謇去世。1927年3月21日，维新派头号领袖康有为病逝于青岛。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遗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氏之死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象征。晚辈学者陈寅恪在挽词中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为王撰写的墓碑文字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十个字，在后来的中国由现实变成梦想。

        1929年1月19日，57岁的梁启超去世了。三年前，他因便血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是一侧肾患结核坏死，需切除。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竟判断失误，错取好肾。朋辈悲愤，欲起而诉之。梁曰，“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算是不错，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刘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梁死后，温和的立宪改良派再无精神领袖。

        就在梁启超去世的半年后，6月，国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依据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时期”理论，宣告“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24年（1935）完成。”日后的史实是，国民党一再延缓召开国民大会，直到将近20年后的1948年才宣布进入“宪政”，而一年后即失去大陆。

        史实讲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强势和恐怖的一面，如果据此认定它的主要经济工作就是勒索企业和贩毒，那么，它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了。历史如同硬币，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一面。

        我们正在讲述的十年，1928年－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按g（1969）的计算，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1936年，为8.7%，1912-1942年，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不过与前十六年不同的是，这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十年，是统制经济的十年，是国营事业和重工业高速成长的十年，是民营资本饱受压抑的十年。

        国民政府在经济重建上的建树也有值得记录的地方。其中最可称道的是经济主权的回收。自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之后，政府迅速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活动，1842年以来，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除了众所周知的巨额赔款之外，还有一个卡住中国经济“脖子”的就是关税限制，国家的海关管理权长期被英国人把持，进口关税超低，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一直想要收回海关自权和提高关税，却遭到列强的集体抵制。蒋介石一改过去跟列强集体谈判的办法，先是派宋子文与美国交涉，1928年7月，经过艰巨的谈判，中美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法、日等各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国民政府随即宣布从1929年1月起实施新税则，进口商品的关税从4％大幅提升到10％，之后又增到25％。这一外交胜利，不但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尊严，更成为新政府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在1928年，年度关税收入为1.21亿元，到1929年就翻番上升到了2.44亿元，到1931年则达到3.85亿元。

        政府在整顿国内金融秩序上的作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各立征税门类，厘金制度无比混乱，更糟糕的是，货币没有统一，金块、银元宝、“袁大头”以及各种成色不等的银元、纸币都在流通，而且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兑换制度。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以银元为基本单位、最终实现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银行。一开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就地改组，遭到张公权的反对，于是另组央行，这也为七年后孔祥熙突袭中行埋下伏笔。金融改革的推进很艰难，1931年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银两单位制，同年成立票据交换所，担负起银行间帐目结算的职责，之前这一功能由英国汇丰银行承担。最终到1935年11月，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从而确立了统一的货币体制。

        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全集》中处处可见类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达国家实业是也”、“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奉行的正是这一孙氏主张。

        不过在1928年前后，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毕竟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轨，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在当年6月份的那次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当讨论到钢铁、铁路、矿产等重大产业的发展思路时，有人主张“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有人则认为“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

        在讨论设立中央银行的议题时，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持。在存档的《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中，记录了当时的争论景象。姚咏白说，“筹设国家银行，须先筹官股，办有成效后，再改商股”。叶熏说，“国家银行应与人民合作，则股本可由各团体分任”。陈行说，“无论官商合股或纯粹商股，苟政府有力干涉，则无所不可。”李鸣说，“自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以来，均系中央集权制，因政治不良，故其实际不能表现，是政治不良并非银行制度之不良，现在总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原则”，周亮说，“反对官办，不得已则宜官商合办，取董事制”，还有一个待霭庐委员索性“掏浆糊”，说“组织股份公司自由买卖，不必表明官商合办。”各人观点之差异，于此可见。

        在政府决策层，对国家主义的坚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策。蒋介石便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全国经济会议的两个月后，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明确写道：“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在这段文字中，由国营资本控制重要产业，并进行优先发展的战略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晰。那么，所谓的“基本工业”又包括哪些产业领域？在与《宣言》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有详尽的列举：“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很显然，国民政府的思路与晚清盛宣怀的国营理念如出一辙，其未来轨迹及命运竟也毫无意外。

        在这样的决策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以及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蒋介石宣布发动“新生活运动”，大意是讲究“忠孝廉耻”，小节到不打麻将、不吐痰，多吃维生素等。蒋氏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等。众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构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

        除了种种内因之外，蒋介石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形势颇有关系。

        在1920年代，处在战后复苏期的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出现可怕的大滑坡，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德国，该国经济在1928年前后近乎完全崩溃，全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希特勒的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党）迅速崛起，在四年后很轻易地夺取了政权，希特勒在国内取消民主自由，煽起排犹运动，加强国家对大型企业的控制，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基础产业，“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在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重工业畸形繁荣，失业人口锐减，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十分恐怖地诞生了。相比较，新成立的苏联也以强势的国家力量干预经济，大力发展重工业，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主义渐成欧洲政商界的主流意识。

        在大洋另外一端的美国，也在1929年前后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一年的美国总统就是30年前与英国人联手骗走开平矿务局的那个赫伯特·胡佛。在过去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没有受到世界大战波及的美国一直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开始确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到1929年，美国家庭已经每户拥有一辆汽车，电冰箱、电扇、洗衣机、烤箱、收音机等家用电器迅速普及，股票市场空前繁荣，在不到4年时间里，道·琼斯股票指数上涨了3倍。可是就在这一年的10月24日，纽约证交所突然爆发可怕的大崩盘，史称“黑色的星期四”，从此，美国进入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8.6万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失业人数从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万以上，占整个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道琼斯股票指数从1929年9月最高的381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41点，下跌了89%。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空前质疑。

        发生在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这些景象，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思潮。在晚清四十年，强调国家控制的官商逻辑是主流，而民国最初的十六年，则是管制宽松的民营经济黄金年代，到1929年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国家主义再次抬头，中国经济从此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成长时期。

        在对这一国营企业建设热浪的观察中，一个让人很好奇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投入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大规模的工业振兴运动需要巨额的资本金投入，这是一个常识。在1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史上，国家在干预经济的初期，资本之匡缺是一个共同的难题，而不同的决策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晚清的洋务运动靠的是外大举债和鼓励民营资本的参与，因此有了官督商办的体制，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毛泽东靠的是苏联援助、对农业收入的吸取转移和“勒紧裤腰带”，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起初也曾寄希望于引入六百亿美元的欧美资本，建设120个重大工程，在初衷落空后，被迫转而在南方开放“特区”窗口试图引进香港华人资本以及扶持乡镇企业的体制外崛起。对于1928－1937年的国民政府来说，资本投入同样乏力。

        根据《剑桥中国史》的记录，在这十年中，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为57.29亿元，仅占其实际支出总额的79.4％，其余部分不得不举债度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出不敷入的政府。即使这为数不多的财政收入，也绝大部分用于军事及债务支出，数据显示，十年间政府的军事及债务支出高达53.22亿元，相当于其实际收入的92.9％——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军政府”。据此可见，财政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十分可怜。

        在外资引进部分，成绩也十分糟糕。在整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陷入重大经济危机，根本无力东投，十年中，国民政府中央一级机构仅借外债17项，实际债额1.61亿美元，年均1600余万元，比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所借外债少许多，与其计划利用外资目标相去甚远。

        在内则财政不足，在外则引资乏力，那么，数以千计的国营工厂是靠什么建起来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领导者到底有怎么样的“以小搏大”的财技？秘密埋在下面这些地方：

        第一，发行高利率公债，把民间资本圈进来。十年间发行的二十多亿元公债成为军事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血源。用陈光甫的话说就是，“年来国外无新投资，自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全恃内债抵充，预算不敷。”

        第二，大量接收“逆产”。这又是一个“无本生意”，政府出台《处理逆产条例》，规定将北洋政府所有的国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民政府所有，连北洋军阀在企业中的个人投资也予以没收充公。据此，政府相继接收江南造船厂、上海兵工厂、汉冶萍钢铁联合体、中原煤矿等众多企业，晚清及北洋政府的所有国营成就全部归入国民政府囊中，一个所谓的“战地政治委员会”还把黎元洪、张作霖、张勋等老军阀在棉纺、煤矿等企业中的私人股份也一一没收了。一些已经实现了民营化的洋务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也被迫再度国营化。

        以零成本的方式收到一大批工矿企业，可是还是要有投入才能扩大再生产，这时候，政府又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企业再抵押出去，从银行套出资金。如此循环往复，国营资本当然越来越大。国民政府有一个中央直属的“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就是当年捐钱给孙中山的张静江，在1928年成立的时候，只有不到10万元的资本金，到1937年竟已扩张到5000余万元，其采用的办法就是“接收－抵押－入股”。

        第三，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前后，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机把手伸向民营工业，先后入股或收编众多知名企业。这些“事迹”，在后面的章节中有详细的描述。

        第四，出现特殊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实际上，一些省份仍然由军阀控制，他们出于“自治建设”理念，也在这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建设。阎锡山是近代中国政坛上的一个“不倒翁”，他从辛亥革命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前后三十八年，因而得了一个“阎老西”的外号。他奉行的是“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总之，管好山西事，关门当大王。他干的最夸张的事情是，把山西的铁路修得跟其他地方的铁轨规格不一样，山西境内的正太（河北正定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后名石太线）和同蒲（大同到蒲州的风陵渡，后来风陵渡划归芮城）两条铁路干线采用的是法国型一米窄轨，而不是全国统一的1．435米宽轨，这造成省外的军事势力和商品无法直接通过铁路进入山西。他还在省内发行一种独有的地方货币“物产证券”，山西商家或企业主生产多少物资就发多少券，然后又以券换物。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1930年前后，他提出提出“造产救国”的口号，成立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大力投资创办公营企业，如山西银行、兵工厂、炼钢厂、机器厂等。他还组建了一家西北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近10年中改造及创建企业33个，拥有员工2万人，成了一个涉足多个产业的“工业托拉斯”，其平均资本是全国2800多家最重要工厂均值的六倍，其机器厂工人占全国机器工人总数的40％，炼钢厂可产48种合金钢，技术和产能在全国首屈一指。到1937年，山西形成一个庞大的国营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元，成为一个稳定、繁荣的“模范省”。与山西情况相近的是广东省，两省的国营工业资本额竟占到全国地方国营工业资本总额的60％。据许涤新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的研究，到1936年，中央政府控制的国营工业资本总额为1.16亿元，地方国营工业的资本额为1.56亿元另加61.6万两白银，后者的成就超过前者。

        除了山西、广东的实业发展之外，东北是一个更特殊的景象。跟阎锡山一样，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曾经长期统治东三省，号称“东北王”，到1929年前后，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其规模已经比肩江南。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是哈尔滨，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埠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埠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1809个。在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的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而辽宁的大连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海港。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在后来的14年里，日本先后投资20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网络和工业化建设，满洲全境的铁路里数达到6000英里，公路约6万英里，为全国最密集的地区，煤的产量达3000万吨，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万吨钢，众多的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工厂建成。大连、长春和沈阳相继成为大工业城市，其中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的城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超过了中国其他地区的总和。”

        对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进行评价是十分困难的，这在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整体而言，这段时间的经济成就还是显著的。国民政府在收回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重建金融秩序上的努力值得称道。在中央政府及地方军阀政权的努力下，工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扶持国营事业为宗旨的国家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思想。强大的国家主导意志，产生了聚集能量的专制力量，并提高了投资的效益和效率，经过这一段集中式建设，中国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和全国运输网络的布局，也完成了诸多中心城市的市政建设。

        与此同时，私营资本集团受到了压抑和排挤，国营体制所内在的制度弊病无法避免。早在1935年，一个叫A·h·约翰的英国人便在《中国的贸易与经济：1933－1935》一书中观察到：“中国的工业投资，尤其是在那些享有垄断便利的领域中，官方的参与常常导致企业运营过程中对技术和商业因素的忽视，并因政局的变动而导致企业行政管理的非连续性。”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评论更是生动：“我们国营事业，证诸以往，率皆有始无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政府之惯技。计划迭出，实行无期，堆积案头，徒壮观瞻。”

        除了体制的弊端之外，一个更具危害性的流弊是，在国家主义和发展国营实业的大旗下，官僚资本迅猛壮大。国民党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操盘人宋子文、孔祥熙及张静江等人都拥有庞大的私人资本，由实业而入政府服务的诸多人士也身兼政经两职，他们成为困扰经济健康发展、孳生严重腐败现象的最大毒瘤，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1929年之后，国家力量如日中天，群星顿时黯淡失色，中国商业界告别了市场型企业家辈出的时代，此景再现，将在整整5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其间，惟一的“异数”，是一个远离中央控制范围的企业家。

        这年开春，卢作孚（1893－1952）从一个叫谭谦禄的商人手里买下一艘轮船，改名“民望”，这是他的民生轮船公司的第三艘船，从此，民生逐步成为重庆长江水段的最主要的民营航运企业。这个人有着典型的川人长相，面庞削瘦，个子很小，看上去显得十分文弱，做起事来却干劲十足。这一年他才37岁，但是见到他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则在一篇《四川杰出人物卢作孚及其所经营之事业》一文中描述说，“在人眼里已是貌若五旬，须鬓苍白。”胡继而说，一经接触，就能感受到卢作孚的理想家气质，目光冥然而远，声音清而尖锐，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这是一个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

        卢作孚出生贫寒，他的父亲是一个麻布小贩。他少年时是一个“爱国愤青”，18岁就加入了同盟会，能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当过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主笔和总编。快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靠一支笔不但救不了国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被虚耗。他曾去南通拜访张謇，目睹“状元企业家”的实业发达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时颇受鼓励，终于下定了投身实业的决心。1926年10月，他筹集5万元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船一艘，来往于重庆到他家乡合川县的航运生意。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却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当时长江航线上的民营船运业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满才发，客运与货运也混搅在一起，脏乱不已，客户服务更是谈不上。民生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创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再就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从“经理须知”、“船长须知”到“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实际的工作方式、程序，从早到晚，从开船到靠岸，应有的工作都规定得详细无遗，从一开始就俨然是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长江有一个冬季枯水期，航运往往无法保证四季定期，卢作孚的第二条船就是专门在上海定造的，载重只有34吨，吃水很浅，适合枯水期航运。

        当时的四川省被川系军阀刘湘、杨森控制，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却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卢作孚的事业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到1929年，民生三条船的总吨位不足230吨，比许多公司一条船的吨位都不如，但卢作孚却雄心万丈，决心以小搏大、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他实施了有效的兼并策略，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现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卖船给民生或并入民生，所有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接收一条船，就按民生的制度运转。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数达到12艘，总吨位扩张到1500吨，员工人数500多人，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卢作孚从投身商业的第一天起就怀抱着济世的理想，因而有着特别的焦虑与悲悯，在日后一篇总结毕生经商心路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他写道，“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年轻时的他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张謇式的理念成为他的目标。

        在民生事业规模初具之后，他便仿效张謇在北碚尝试社会试验。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城区肮脏混乱。卢作孚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实践他的理想。从1927年起的三年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和健康的生活，他没有象张謇那样的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设施，却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设机构里，他聘请都是二十多岁的文化青年，试图以清新的朝气一寸一寸地改变沉淀千年的陋习。他的工作竟然得到了让人惊奇的成效，到19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著名记者杜重远曾到北碚访问，他在重庆时，触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军人、乌烟瘴气的鸦片馆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众，但一到距离重庆市区仅仅几十公里外的北碚，却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赞叹说，“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北碚大名从此传闻天下，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另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卢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朴素的社会主义气质，在《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经很详尽地写道，“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候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在后来的十余年中，他确实也是这么实践的。

        卢作孚的实业和名气越来越大，但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身为企业总经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轮船，一样按职工家属买半票的规定买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样排队等候上船，规矩地坐在舱里。有时被船员认出，请他们到经理室去坐，他妻子坚持不肯。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卢作孚本人却没有搬进去住，他的家租住红岩村2号，那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描述过他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锐度和高远境界。

        1930年开春，卢作孚出川东行，考察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历时半年。5月，他再度来到南通，此时张謇已离世4年，他停留三天，参观了张謇所创的学校、工厂和公共事业，斯人已亡，旧景犹在，卢作孚感伤与感奋交集，他对友人说，“我羡慕张先生的精神，羡慕他创造事业的精神，尤其羡慕他在无形中创造出伟大事业的精神。”他还来到无锡，参观了荣家兄弟的面粉厂和棉纺厂。之后，他考察东北，在那里，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经营活动，并深深震撼于日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从大连码头，沿着南满铁路，凡日本人经营的市场、车站和火车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确、清楚，从指引方向的地图、路标，到参观时介绍情况，凡数字都准确，凡情况都清楚；事业中的工作人员，都明了事业的全部情况。”正是在这种“有序”中，曾经当过报社主笔的卢作孚预感到了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磨难，他在游记中写道：“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

        东行归来后，他把所写游记感触编成《东北游记》一书，分送亲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说，看到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才知道他们的处心积虑，才对“处心积虑”这个词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这个预感竟很快变成了噩梦般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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