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特伏在前廊上，等妈妈从埃莉萨·波尔克家回来。她去那里是要见个什么人。不远处，西蒙在奋力往屋顶上爬。过去三天里，他已经试过十几次了，始终无法翻上屋顶。他深知上面那些太阳能板必须隔天清洗，否则功率就会降低；而储雨罐要是不定期氯化，过不了多久就会散发出一股臭鸡蛋味。他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却对这些事无能为力，心中懊恼不已。

        他再次把梯子竖起来，靠在集装箱一侧。这里靠近露天淋浴间，地面的泥土被废水冲得发软，梯子腿微微陷了进去。

        西蒙非要让妹妹们帮忙不可，于是她们一人一边扶着梯子，尽量不让它摇晃。西蒙站在最高一级梯子上，准备起跳，想把自己弹上屋顶。

        “行了，”他边说边擦掉手心的汗，“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萨拉特和达娜齐声答道。

        西蒙手扶集装箱边缘，踮起脚扫了一眼屋顶。

        “扶稳了。”他冲妹妹们喊道。

        “扶着呢。”萨拉特回答。

        “不行，扶好，别让它动。”

        “扶好了！”

        西蒙给自己鼓鼓劲。他想起爸爸从前干起这些事来是多么得心应手——尽管他夜里很晚才从制衣厂下班，手指因终日缝衣而粗糙发红，但他依旧欣然扛下了家中的琐事：给储雨罐打补丁，在风暴肆虐之后加固窗户，用老旧的手摇磨磨高粱面。他想起把粮食磨成精细的面粉时手柄吱呀作响的声音——那是劳动的声音。

        西蒙在梯子顶上站稳，然后他大喊一声“一、二、三”，竭尽全力向上一蹦。他双手抓着集装箱边缘，胳膊向上一撑，在屋顶上探出半个身子。有一个瞬间，他仿佛失去了重量，整个人悬在空中。他试着向上用力，想把自己撑上去，结果却像一架失衡的跷跷板一样结结实实地摔了下来，脖子着地，跌在软和的泥土上。

        双胞胎惊叫着从梯子旁弹开。萨拉特望着地上的哥哥。他与地面的剧烈碰撞溅起无数泥浆，简直把她看呆了。达娜则在尖叫，因为她的裙子哗啦一下沾满了泥点。

        西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躺了差不多一分钟，有些痉挛。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呻吟一声，爬了起来。

        “算了，”他对妹妹们说，“都是因为你们没扶好。”

        “我的天哪，等爸爸来修不就好了？”达娜说，“你把泥巴溅得到处都是。”她说完就冲进屋里换衣服去了，西蒙也跟了进去。

        萨拉特留在屋外，注视着西蒙刚才落地的位置，然后跪了下来，用手在淋浴间和西蒙砸出的坑之间挖了一道小水沟。随后她打开淋浴喷头，任水哗哗地流。水慢慢地向小水沟里汇集，注入西蒙留下的小坑，形成一片男孩形状的海洋。

        “快把它关了，”西蒙说，他已经换好衣服从屋里出来了，“别浪费水。”

        夜幕降临，妈妈还没回家，孩子们只好自己吃晚饭。他们吃的是三明治，就是用过期的面包夹几片罐头猪肉。肉罐头的标签上印着奇怪的文字——都是物资援助船运来的进口货，是死亡圣神送来的。这几天，他们这位邻居来得更勤了，带的礼物也更多：有更高级的食品和更好的衣服。

        罐头肉嚼起来像浸湿的橡皮，有些弹牙。吃完三明治，孩子们又解决了波尔克那块软泥派的最后几块，这道甜点已经在冰箱里放了两天了，面上那层奶油芝士已干硬开裂。

        萨拉特眺望着河面。这一天来，她发现自东向西渡河的船只比往常要多，而这会儿，在夜幕下的河面上，交通变得更加繁忙。她听见从上游1英里左右的地方传来化石燃料引擎经过消音处理的轰鸣，偶尔还能听见一些看不见的人在发号施令的声音。

        “那是爸爸吗？”达娜问道。

        “不，”西蒙回答，“是反抗军。”

        “谁是反抗军？”

        “就是一些战士，”西蒙盯着妹妹的脸，想知道她能不能理解这个词，“他们跟我们是一边的，在跟北方打仗。”

        “妈妈说爸爸就在北方呢，”达娜说，“我们要上那儿去找他。”

        “妈妈撒谎。”西蒙说。

        达娜听了，一脸惊诧地转向妹妹：“他居然说妈妈撒谎！”然后她又对哥哥说：“我要告诉妈妈。”

        “你以为爸爸会撇下我们自己去北方吗？”西蒙说，“他可什么也没带，除了几份文件，连换洗衣服都没有。肯定出了什么事，妈妈还瞒着我们。”

        达娜摇摇头，又重复了一遍：“妈妈说爸爸就在北方呢，你在瞎说些什么啊？”

        孩子们听见的的确是反抗军的船队的声响，船只正把士兵和补给转移到西部前线附近的油田上。他们停靠在埃莉萨·波尔克家附近，在那儿设立了一个临时营地。在邻居的邀请下，马丁娜·切斯特纳特赶到这里，来跟反抗军指挥官商谈庇护问题。

        波尔克家的房子是四节围成一圈的拖车。拖车是用预制件组装的，外墙由乙烯制成，每节都有倾斜的锡制屋顶。

        埃莉萨·波尔克家这块地方向来十分宁静，但现在，由于反抗军的到来，这里变得混乱而喧闹。马丁娜从高粱地里出来，看见好几十个男人在邻居家附近走来走去，大都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他们一个传一个，把板条箱和粗麻布袋从熄火的船上转移到拖车里。反抗军士兵身上都别着小小的移动对讲机，里面不时传出各种指令，要他们准备迎接更多的即将靠岸的船只。一个小伙子坐在河边，把一盏落地灯开了又关，用瞬时迸发的强光为漆黑河面上的过往船只打着信号。

        他们身上的制服破旧不堪，颜色、款式各异，都是用手边现成的料子将就做的——黑色牛仔裤、工装背心、猎鸭人迷彩，还有应反抗军将领要求夹在援助物资里走私进来的外国军用工作服。他们的武器也是走私来的，要不就是从父辈、祖辈的阁楼里翻出来的——这些枪支往往比持枪的男孩还老。在一般人看来，他们远远谈不上训练有素，而且装备匮乏。他们这些人的前景，不外乎奔赴西面的战场，死在自己根本无法匹敌的强敌手中。然而在他们身后，在他们出生的那些绝望小镇，还盘桓着另一种更为缓慢的死亡——死于贫困、厌倦和堕落。

        马丁娜站在高粱地边上望着他们。他们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张桌子，充作临时指挥台。桌上铺展着一张硕大的等高线图，画的是路易斯安那与得克萨斯交界处的地形。几个稍稍年长一些的男人正围在桌旁，用各种图钉和记号笔在地图上标来画去。他们会偶尔抬起头，对忙着搬箱子和搭帐篷的年轻战士说几句话。有个看上去不超过17岁的男孩爬上了波尔克家那节正对河面的拖车，想在上面插一面代表“反抗军联盟”的响尾蛇旗，却被一位行事谨慎的年长军官制止了。

        在那节拖车门口，马丁娜看见了埃莉萨·波尔克。她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等着几个反抗军士兵把她的行李从屋里搬到停在附近的一艘船上。

        波尔克也看见了马丁娜，于是招呼她过去。一路上，马丁娜能感到士兵们向自己投来冷漠而狐疑的目光。不过他们什么也没说。

        波尔克抱了抱她的邻居。“噢，宝贝儿，宝贝儿，”她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你不是说只有那个指挥官会来吗？”

        波尔克摇头：“蓝军从得克萨斯油田向东转移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要去会会他们。他们说要是行军够快，就能阻止蓝军进一步挺进路易斯安那。”

        马丁娜四下打量，想找出战地指挥官模样的人。“他在这儿吗？”她问道。

        “在，亲爱的。不过他正忙着呢。他这会儿不会搭理任何人的，除了他的手下。”

        “指给我看，哪个是他？”

        “等一会儿吧，”波尔克央求道，“现在去找他谈没什么好处。”

        “告诉我他在哪儿。”

        波尔克这才不情不愿地把马丁娜带到院子中央那张桌旁，一个男人等在那里。他又高又瘦，比马丁娜年轻五六岁。他的小胡子经过精心修剪，呈倒梯形，像个箭头似的指向他胸骨的顶端。他穿一身黑，从靴子到军帽都是黑的。忙碌的士兵们围绕在他身边，仿佛运行在一条长长的轨道上，他们在临时营地里四处穿梭，执行着他的指令，完成后再回来领命。他说话时声音很轻，马丁娜走到铺地图的桌前，直到只跟他一桌之隔，才听清他在说什么。

        见了她，战地指挥官一言不发，转而把目光投向波尔克。

        “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位邻居，”波尔克说，“丈夫牺牲了的那位。”

        “他不是牺牲，”男人说，“是死了。”

        战地指挥官再度陷入沉默。他身边的人都带着敌意盯着马丁娜，不过他的目光却平静如水。

        “我听说你们在维克斯堡附近有一个为烈士遗孀设立的避难所，”马丁娜说，“那儿能保障妇女和孩子的安全。”

        战地指挥官没有搭腔。

        “我有两个小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很年幼，”马丁娜接着说，“他们的父亲死了，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她转向波尔克，“波尔克女士是我们唯一的邻居，多亏她慷慨解囊，我们才不至于饿死，但现在她也要走了。我只求您允许我们跟她一起到维克斯堡去，保我子女平安，此外，我别无他求。”

        “办不到。”战地指挥官回答。

        “怎么办不到？我们个把小时就能收拾停当。我们立马就能上路，只消带几件衣服。”

        “我们只收容军烈属，”战地指挥官说，“除非你家有人为我们的事业捐躯，否则你没资格去那儿。”他又研究起了桌上的地图，战士们很快又围着他忙碌起来。

        “算啦，宝贝儿，”波尔克挽起马丁娜的胳膊，“让他们忙吧。我们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

        马丁娜一把推开波尔克的手。

        “是你的人害死我丈夫的。”她对战地指挥官说，“你的人既然害死了自己人，就有义务给他的家人善后。”

        战地指挥官绕过桌子，走到马丁娜跟前。凑近一看，马丁娜才发现他有一双漂亮的绿眼睛，尽管波澜不兴，却十分美丽。

        “我的人只杀北方佬和叛徒，”他说，“你丈夫属于哪种？”

        波尔克拽住战地指挥官的衣袖，恳请他跟自己到拖车里借一步说话。两人朝屋里走去，把马丁娜留在原地。战士们把她围在中间，其中不少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热闹。

        “你敢这么跟他说话，够有种的，”一名士兵上前来说，“我见过有人还没说这么多话就被他崩了。”

        “我对你的见闻没兴趣。”马丁娜答道。

        过了一会儿，战地指挥官和波尔克一起从拖车里走了出来，他走向马丁娜。

        “明天一早，河东岸那条路上会有一辆巴士，去往北边的佩兴斯营。看在有这位女士为你担保的分上，看在她家的男人为我们的事业做过贡献的分上，我会跟他们打个招呼。明天你要是带上孩子去那儿等，他们会给你们留个位置。”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孩子带到难民营去？”

        “我是让你好自为之。”

        随后，战地指挥官的视线又回到铺着地图的桌面上。“走开吧，”他说，“这儿没你事了。”

        马丁娜扫了扫围在她身边的士兵。

        “你们没有一个有种的能站出来是不是？你们都没妈、没孩子是不是？”

        他们只是盯着她瞧，有的神情冷漠，有的暗暗发笑，但没有人开口。

        马丁娜撇下他们，原路返回。在她快踏进高粱地时，波尔克从后面追了上来。

        “哦，宝贝儿，真抱歉，”她说，“我尽力了。”

        “我们生在南方，所以不是北方人；我们想去北方，结果也不算南方人了。”马丁娜说，“那我们算什么啊？你说我们算什么？”

        波尔克往马丁娜手里塞了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第二天早上巴士停靠的时间和地点。“营地那儿也没那么糟啦，马丁娜，”波尔克说，“那儿吃得不错——食物都是物资援助船直接供应的，而且不要钱。他们还专门开辟了地方给孩子们玩，你们在那儿会很安全。”

        “我们在那儿会被人当牲口对待。”

        波尔克指指西边：“亲爱的，这都是为了孩子们好。都说战场现在离我们这儿已经前所未有的近了，前线每天都在东移。路易斯安那警卫队那帮叛徒听任蓝军在我们的地盘上长驱直入，根本不管他们杀害的是谁。佩兴斯起码都是自己人。到了那儿，你的孩子们就安全了，马丁娜。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

        马丁娜望着邻居那双笃定的小眼睛。“我就留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她说，“我要去认领我丈夫的尸首，把他埋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我还要一直住在自己家里，打仗就打仗。我再也不会去求那些端着枪的小屁孩开恩了。”

        “我反正是尽力了，”波尔克说，“不过你不该说什么他们害死了自己人这种话，他们很介意这个。”

        马丁娜回到家，看见萨拉特整个身子都埋在岸边的泥里，只露出个脑袋。她哥哥正把一捧一捧的黄泥往她身上糊，小女孩开心得乱叫。达娜坐在不远处的树桩上看着他们，面带一种含糊的不屑。

        西蒙一看到母亲，就倏地站了起来：“是她叫我弄的。”

        “把她挖出来，洗澡去，”马丁娜说，“完了赶紧睡觉。”

        “妈妈，西蒙说你撒谎。”达娜说。

        “才没有呢。”西蒙否认道，朝达娜扔了一把泥。

        “我好话不说二遍。”马丁娜说。

        孩子们从河岸边往回走。萨拉特跳到最前面，身上沾满滑腻腻的泥浆，皮肤还散发着泥土的腥咸味。她边走边脱衣服，把背带裤脱在身后的路上，进了淋浴间。三个孩子里，她的肤色最深；达娜和西蒙都继承了爸爸浅棕的肤色，而萨拉特则有着妈妈的黑皮肤。

        马丁娜给女儿拿来了干净衣服，放在淋浴间外面一个倒扣的水桶上。不一会儿，孩子们就都洗漱完毕了。他们一个个吻过母亲，回到房间。

        马丁娜独自坐在核桃木椅子上。她吃掉孩子们剩下的三明治渣，又把最后一点罐头肉也吃了。但她还是饥肠辘辘，只得快步走进屋里，从冰箱里取出一袋杏肉冻。那是一种橙色的胶状食物，装在一个平淡无奇的银色小包装袋里，曾是行军套装的一部分。在南方，这种套装不论是卖掉、扔掉还是送人，最后无一例外地落入黑市，再被拆开单卖。这种食物价格不菲，不是因为美味，而是因为实用，能补充能量。

        吃完，马丁娜没有回到椅子上。她发觉自己正朝什么地方走去——不是去东面的河岸或北面的高粱地，而是向西走到屋后，沿着那条人迹罕至的小道穿过发黄的草丛，来到那座远离河岸的废弃小镇上。

        初冬那会儿，气温骤降，工厂需要人手。她丈夫每天就沿着这条路到唐纳森维尔的制衣厂去上班。其实切斯特纳特家附近就有一个班车站，但他大多数时候都是走着去。他会沿着草丛中这条小路拐上一条乡道，再走两英里，就能看见路面上横着两道废弃的铁轨，枕木间荒草丛生。

        马丁娜就沿着这条路向铁轨走去。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因为地上满是罅隙，很容易崴脚。路边有几盏路灯依然屹立不倒，靠着尚未损毁的自动太阳能板在地上投下惨白的光晕。除此之外，路上一片漆黑。

        在道路与铁轨的交会点东面，有一栋矮小的农舍，那曾是马丁娜父母朋友的房子。屋子一侧曾有一片棉田，但早已灰飞烟灭。

        马丁娜下了乡道，拐上泥土车道。那栋几近垮塌的木质简易农舍静静地立在她面前。从密西西比河上刮来的一连串风暴，吹松了固定墙体的榫卯，却又不足以把屋子推倒，结果造成房子大幅度西倾，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平行四边形。

        偶尔想一个人静静时，马丁娜就会上这儿来。除了门口不时会有流浪汉留下的啤酒瓶和空烟盒，这个家从来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这块领地西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山核桃树。许久以前，这家人在最粗壮的那根枝条上挂了个秋千。自孩提时起，马丁娜就把这里当作一个避难所。在那棵树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放眼望去，能把整个路易斯安那西部尽收眼底。

        但夜里那儿什么也看不见，天空一片漆黑。只有“鸟”在她头顶上盘旋——这是一种悄无声息的远程武器，用于搜集情报或清除目标；过去，这些机器的运行和行动有人遥控，尽管操作者看到的目标图像总是像素极低，模模糊糊，常常令他们良心不安。战争初期，“鸟”曾是合众国军最得力的武器，但随后，反抗军向连接“鸟”及其操纵者的军事服务器群投下一颗炸弹，改变了这一局面。今天，这些机翼上镶有一圈太阳能板的机器四处乱飞，被遗弃在空中，没有既定路线，目标随机。

        她在破旧不堪的秋千上坐了下来。树枝稍稍压低了些，发出轻微的嘎吱声，秋千绳在马丁娜的重量下绷紧，深深勒入树皮上的绳槽。她撕开杏肉冻的包装，用手指掏出那种黏稠的橙色食物，送进嘴里。这种质地的食物没什么嚼头，她用舌头和上腭把它压碎，再顺着喉咙咽下去。它的味道不像杏肉，倒像杏味香水，一些没怎么在自然界中见过这种水果的工程师凭空想象出来的。不一会儿，她就感到糖分在自己的神经末梢里游走。

        她听见一串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她心中一惊，想问谁在那儿，却没有问出口，只是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简直就像在她身边似的。她这才看清声音的来源——一只枯瘦的癞皮狗漫无目的地在空旷的田野上游荡。是只猎狐犬，它蹑手蹑脚地缓缓走向她，试探着，看她是否心怀敌意。

        马丁娜把最后一点杏肉冻挤到手上，伸向那条狗。尽管已经饥饿难耐，但它还是谨慎地嗅嗅，停下来思考片刻，最终掉头离开了。

        马丁娜抬起头，一缕橙红的微弱曙光霎时点亮了天际。

        夺目的光线笼罩着地平线，宛如穹顶。这景象仅仅持续了几秒，就消失了。不一会儿，它又再次出现，身后那一抹火焰般的光芒刺穿了夜幕。光线悬在空中，停留片刻，又消退下去。这场面全无声息，每一抹朝霞都仿佛在真空中闪耀。

        接着，太阳探出半个脑袋，刚才的霞光顿时黯然失色。几秒钟过后，马丁娜听见一记闷响，她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那声音吓得她心惊肉跳，从秋千上摔了下来。她倒在地上，目瞪口呆，耳中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钝响。那条猎狐犬狂吠着逃开了。紧接着，马丁娜也奔跑起来，奔向孩子们和家的方向，使出了年轻时的功力。四分之一英里过后，她感到肺部烧灼欲裂。这时，一声更剧烈的闷响又把她掀翻在地。等她终于跑回家中，扶着前廊栏杆大口喘气时，两声爆炸再次传来，彻底粉碎了夜的宁静。

        她在屋里找到了惊慌失措的孩子们。双胞胎在父母床边的地板上抱在一起，萨拉特护着号啕大哭的姐姐。西蒙在门边，想关上集装箱那扇锈烂不堪的门。他家夏天极少关门。

        “你去哪儿了？”他问妈妈，“出什么事了？”

        马丁娜抓住儿子的胳膊，把他拉进里屋，说：“没事的。是路那头一间工厂着火了，就是声音大而已，我们不会有事的。”

        她坐在地上，把孩子们紧紧搂在怀中。她从床底下拽出一床平时舍不得用的毯子，把它披在自己和女儿们身上。“只不过是路那头一家工厂着了火，”她说，“就是声音大而已，很快就会没事的。”她每重复一遍，就多相信一分。

        爆炸声一直持续到清晨，毫无规律，轻重不一。最后，孩子们都累坏了，也不再大惊小怪——双胞胎靠在妈妈的胸口，西蒙坐在她们旁边的地板上，一家人都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阳光渗进窗户。

        马丁娜直勾勾地盯着家门口，等待着。爆炸声已趋于平息，现在她留意的是那些细小的响动——踏踏的脚步声，压低嗓门的下令声，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但什么都没有。她只听见鸡无助的啼叫、蟋蟀有节律的振翅和孩子们的呼吸。

        想想固执已经让你付出了多少代价吧，她心里说，别再让它夺去更多。

        她挪到儿子身旁：“你觉得你能用那条小船送我们过河吗？”

        “能！”西蒙不假思索。

        “回你房里去——轻点，别吵醒妹妹们——尽可能往你的背包里多装几件衣服。”

        “为什么？”西蒙问。

        “赶紧，我还指望你送我们过河呢。你爸爸全指望你了。”

        男孩悄无声息地站起来。马丁娜等着他打好包，才起身去把两个东倒西歪、迷迷瞪瞪的女儿抱到她们床上。她一放下她们，两人就又睡着了。趁她们没醒，她从床底下拖出切斯特纳特家那只最大号的箱子——那是她奶奶留下的一只旧行李箱，上面带着铜制的镶饰。箱子又宽又深，铜制的合叶已脆弱不堪，箱子侧面满是贴纸，每张都来自马丁娜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的某个历史遗迹或国家公园。

        她在床上打开箱子，一股樟脑丸的味道顿时弥漫在房间里。箱子里有几支笔和一个破烂的空相框。她把这些玩意儿扔在地上，拉开梳妆台抽屉，把衣服和洗漱用品一股脑儿塞进箱子里。她几乎想也没想就立刻给要带的东西排好了次序，贴身的优先——卫生棉、内衣，然后才是裙子。她带了两条毛巾、两卷卫生纸和一包纸尿裤。见箱子差不多快满了，她就去厨房拿来几罐最经得住贮存的食物——果酱、花生酱和剩下的所有行军套装。她拿出几只硕大的汽水瓶，把里面的饮料全部倒在屋外，再打开连着储雨罐的水龙头，把它们灌满。她一直塞到箱子几乎关不上为止。她坐在上面，想把它压上，但老旧的搭扣根本不管事。于是她从梳妆台里取出丈夫的皮带，把它们系在一起，一圈一圈捆在箱子外面，免得它炸开。随后，她找出萨拉特和达娜那两只一模一样的米妮老鼠背包，在里面塞满女儿们的衣服。

        她来到屋外。在屋子朝南那一面的柴炉边上，有一段广口水管从屋顶通到地上，但什么也没连。水管两端都是封死的。她跪下来，拆开底端的封口。管子里淌出几滴黄褐色的水。她把胳膊伸进去，摸到一个咖啡罐，用力拽了好几下才取出来。她打开罐子，开始清点里面的东西：500美元；300块路易斯安那等值辅币；三张16开的战前邮票；2000块反抗军货币（这种货币是战争之初由新祖阿夫兵团发行的，现在几乎已经一文不值，不过本杰明觉得这玩意儿说不定哪天会有历史价值）；还有马丁娜的曾祖父传下来的一块坏掉的劳力士手表。

        收拾停当后，马丁娜把行李都搬进院子，进屋去叫女儿们。孩子们睡眼惺忪地望着她，还没睡醒，也没回过神来。

        “姑娘们，我们来一次小小的冒险吧，”她说，“我们一起过河去，好不好？”

        一听到冒险，萨拉特来了精神：“我们为什么要过河呢，妈妈？”

        “因为我们要到一个新房子里去住一阵子，宝贝。”

        “我们是去找爸爸吗？”

        “是的，宝宝，是去找爸爸。来吧，我们穿衣服。我们这就得出发了。”

        带女儿们上路前，马丁娜从首饰盒底下抽走了两张自己和丈夫的合影。那些都是老古董了，是用她祖父的相机拍的。她把照片揣进衣服底下。

        她来到外屋，看见萨拉特正踮着脚，吃力地想举起瓜达卢佩圣母像。

        “宝贝，别管它了，”马丁娜说，“我们以后再回来拿。”

        “爸爸会想它的。”萨拉特回答。

        “暂时先别管它了，我们得走了。爸爸会理解的。”

        “不！”小女孩怒吼一声。她使出吃奶的劲儿，把雕像举离了桌面。它正好落进她怀里，弄得她差点摔倒。萨拉特抱着这尊跟她差不多高的雕像，摇摇晃晃地出了门。

        马丁娜拉上集装箱的门，又上了一把不堪一击的密码锁，她心里清楚，这种锁连最小的电缆钳都经不住。随后，她提起箱子，带着女儿们顺着堤岸走向河边，西蒙已经在筏子上等她们了。

        伴随着她们登上筏子，筏子浮浮沉沉。马丁娜以前从没坐上来过。几年来，她过河的次数屈指可数，那有限的几次也基本都是乘奥尔德·史密斯的船，每次都是他邀这家人去城里野餐。这只筏子不过是孩子们的玩具，不适合渡河，它漂在密西西比河河口上，简直像一只水蛭。

        切斯特纳特一家在朝霞染红的天空下起航。马丁娜从儿子手中接过铁锹，奋力划水。她感到水流正把他们拽向下游，也知道到了河东，他们还得再往回走上一英里多，才能到达巴士的停靠点。她汗如雨下，腋下有一大片深暗的汗渍。她感到双眼刺痛，但她没有停止划水。

        多年后，在佩兴斯营的帐篷里，马丁娜会暗自诅咒自己离家的那一天，诅咒自己竟心甘情愿地把孩子们带进了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南方腹地。

        但在那天早上，她不会知道，反抗军、联邦军和墨西哥军队已经陷入了僵持状态；自切斯特纳特一家在那个清冷的4月离家之后，战争再也没有向路易斯安那蔓延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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