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洋场的人,特别是经常在花天酒地中的,都有迟睡迟起的习惯。古应春因为有生意要照料,起得还算早的,但也要九点钟才下床。这天八点钟就有娘姨来敲房门,说号子里派了人来,有话要说。
“什么话?”古应春隔着窗子问。
“杭州有位刘三爷来。人在号子里。”
“哪个刘三爷?”睡眼惺忪的古应春,一时想不起是谁。
七姑奶奶在后房却想到了,掀开帐子说道:“不是刘不才刘三爷吗?”
“是他?不会是他!”古应春说,“刘三爷也是自己人。一来,当然会到这里来,跑到号子里去干什么?”
“老板娘的话不错。”号子里的伙计在窗外接口,“本来是要请刘三爷到家里来的。他说,他身上破破烂烂不好意思来。”
果然是刘不才!这个意外的消息,反替古应春带来了迷茫,竟忘了说话。还是七姑奶奶的心思快,胡家的情形还不知道,也许有了什么不幸之事。如果让胡雪岩知道了,一定立刻要见他,当面锣,对面鼓,什么话都瞒不住他,大是不妥。
因此,她便替丈夫作主,吩咐伙计先回号子,说古应春马上去看他。同时叮嘱下人,不准在胡雪岩面前透露刘不才已到上海的消息。
“想不到是他来了。”古应春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看他?”
“自然要啰!”
夫妇俩一辆马车赶到号子里。相见之下,彼此都有片刻的沉默。在沉默中,古应春夫妇将刘不才从头看到底,衣衫虽然褴褛,精神气色都还不错,不像是快饿死了的样子。
“刘三叔!”终于是七姑奶奶先开口,“你好吧?”
“还好,还好!”刘不才仿佛一下子惊醒过来,眨一眨眼说,“再世做人,又在一起了,自然还好!”
听得这话,古应春夫妇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胡家呢?”七姑奶奶问说,“都好吧?”
“逃难苦一点,大大小小轮流生病,现在总算都好了。”
“啊——”七姑奶奶长长舒口气,双手合掌,当胸顶礼,“谢天谢地。”然后又说,“不过我倒又不懂了,杭州城里饿死的人无其数——”说到这里,她咽口唾沫,将最后那句话缩了回去。
那句话是个疑问:饿死的人既然无其数,何以胡家上下一个人都没有饿死?刘不才懂她的意思,但不是一句话所能解答得了的,“真正菩萨保佑!要谈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尽。”他急转直下地问道,“听说雪岩运粮到过杭州,不能进城又回上海。人呢?”
“他一场大病,还没有好。不过,不要紧了。”七姑奶奶歉意地说,“对不起,刘三叔,你现在还不能跟他见面,等我们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王抚台是不是真的殉节了?”
“死得好,死得好!”凡事吊儿郎当,从没有什么事可以叫他认真的刘不才,大声赞叹,“死得有价值。王抚台的官声,说实在的,没有啥好,这一来就只好不坏了,连长毛都佩服。”
据刘不才说,杭州城陷那天,“忠王”李秀成单骑直奔巡抚衙门,原意是料到王有龄会殉节,想拦阻他不死,可是晚了一步,王有龄已朝服自缢于大堂右面的桂花树下。李秀成敬他忠义,解下尸首,停放在东辕门彭亭左侧,觅来上好棺木盛殓。王家上下老幼,自然置于保护之下。
“长毛总算也有点人心。”七姑奶奶问道,“不是说要拿王抚台的灵柩送到上海来吗?”
“那倒没有听见说起。”
“满城呢?”古应春问,“将军瑞昌,大概也殉节了?”
“满城在三天以后才破。”
在这三天中,李秀成暂停进攻,派人招降,条件相当宽大,准许旗人自由离去,准带随身细软以外,另发川资,同时将“天王”特赦杭州旗人的“诏旨”送给瑞昌看,目的是想消除他们的疑虑,而效用适得其反。也许是条件太宽大,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败军之将归旗,亦必定治罪,难逃一死,反倒失去了抚恤,甚至还褫夺了旗籍,害得子孙不能抬头,无法生活,所以瑞昌与部将约定,决不投降。
于是三天一过,李秀成下令攻击,驻防旗人,个个上阵,极力抵抗。满城周围九里,有五道城门,城上有红衣大炮,轰死了长毛三千多人,到十二月初一午后城破。将军瑞昌投荷花池而死,副都统杰纯、关福亦都自戕。男女老小纵火自焚以及投西湖而死的,不计其数。
讲到这里,刘不才自我惊悸,面无人色。古应春赶紧叫人倒了热茶来,让他缓一缓气,再问他个人的遭遇。
“杭州吃紧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雪岩跟我商量,湖州亦已被围,总归一时回不去了,托我护送他的家眷到三天竺逃难。从此一别,就没有再见过他,因为后来看三天竺亦不是好地方,一步一步往里逃,真正菩萨保佑,逃到留下。”
“留下”是个地名,在杭州西面。据说当初宋高宗迁都杭州,相度地势,起造宫殿,此处亦曾中意,嘱咐“留下”备选,所以叫做留下。其地多山,峰回泉绕,颇多隐秘之处,是逃难的好去处。
“逃难的人很多,人多成市,就谈不到隐秘了。我一看情形不妙,跟雪岩夫人说:要逃得远,逃得深,越是荒凉穷苦的地方越好。雪岩夫人很有眼光,说我的话对。我就找到一处深山,真正人迹不到之处,最好的是有一道涧,有涧就有水,什么都不怕了。我雇人搭了一座茅棚,只有三尺高,下面铺上木板,又运上去七八担米,一缸盐菜,十来只火腿。说起来不相信,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不知道多少,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
“怪不得。刘三叔不像没饭吃的样子。”七姑奶奶说,“长毛倒没有寻到你们那里?”
“差一点点。”刘不才说,“有一天我去赌钱——”
“慢点。”七姑奶奶插嘴问道,“逃难还有地方赌钱?”
“不但赌钱,还有卖唱的呢!市面热闹得很。”
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起先是有人搭个茅篷,卖些常用的什物,没有字号,通称“小店”。然后小店成为茶店,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难中岁月,既愁且闷,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刘不才先是不愿与世隔绝,每天走七八里路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中去听听新闻,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了,牌九、做宝、掷骰子,什么都来。有庄做,就做庄家,没有庄做就赌下风,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
这天午后,刘不才推庄赌小牌九,手气极旺,往往他翻蹩十,重门也翻蹩十,算起来还有钱赢。正赌得兴头时,突然有人喊道:“长毛来了!”
刘不才不大肯相信,因为他上过一回当。有一次也是听说“长毛来了”,赌客仓皇走避,结果无事,但等回到赌场,台面上已空空如也。事后方知,是有人故意捣乱,好抢台面。他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所以大家逃,他不逃,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
“刘三爷!”开赌场的过来警告,“真的是长毛来了。”
这一说刘不才方始着慌,匆匆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背起五六串铜钱,拔脚夺门而走。
然而已经晚了,有两个长毛穷追不舍。刘不才虽急不乱,心里在想,自己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肩上又背着铜钱,长毛决不肯放过自己。这样一逃一追,到头来岂不是“引鬼进门”?
念头转到此处,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拉过一串铜钱来,将“串头绳”上的活结,一下扯开,“哗哗”地将一千铜钿落得满地,然后跑几步,如法炮制。五六串铜钱洒完,肩上的重负全释,脚步就轻快了。然而还是不敢走正路,怕引长毛发现住处,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晚上才绕道到家。
“从那一次以后,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其实,市面也就此打散了——那一次是一小队长毛,误打误撞闯到了那里,人数太少,不敢动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来了大队人马,奸淫掳掠外加一把火,难民遭劫的不知多少。”刘不才说到这里,表情相当复杂,余悸余哀都犹在,却又似乎欣慰得意,“亏得我见机!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
谈这样的生死大事,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又好笑,但更多的是关切:“以后始终没有遇见长毛?”
“没有!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提心吊胆的味道,只有尝过的人才晓得真不好受!”
然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算完全过去。长毛进城,由于李秀成的约束,照例会有的烧、杀、奸、抢倒不甚厉害。但杭州人不肯从贼,男的上吊、女的投井、阖家自尽的,不计其数。这也不尽是忠义之气使然,而是生趣索然,其中又分成几类:怕受辱吃苦头的是一类;满目极人间未有之惨,感情上承受不住,愿求解脱的,也是一类;无衣无食,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以为迟早是死,不如早死的,又是一类;历尽浩劫,到头来仍不免一场空,于心不甘,愤而自裁的,更是一类。
像胡家这样“跳出劫数外,不在五行中”的,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出一家。然而现在却又在劫数中了,荒山茅篷,自然不能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存粮已罄,不能不全家“出山”,城里尸臭不可向迩,如果不是严冬,瘟疫早已流行,当然不能再住。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发达起来,更认定是菩萨保佑,大小庙宇庵堂,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必不会空手而回。三天竺是香火盛地,几座庙宇,无不相熟,找一处安顿下来,倒也容易。苦恼的仍旧是粮食。整个杭州城,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两万石米,如果不包括军食在内,倒也能维持一段时期,无奈先发军粮,再办平粜,老百姓的实惠就有限了。
“现在全家大小,每天只吃一顿粥。我倒还好,就是上面老的,下面小的,不能不想法子。”
“这个法子总想得出。”古应春说,“不过,刘三叔,你有句话我不懂。你一向胃口很好,每天吃一顿粥,倒能支持得住?还说‘还好’!”
刘不才笑笑,不好意思地答道:“我会到长毛公馆里去打野食。”
七姑奶奶也笑了,“刘三叔,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也敢夺来吃。”她说,“你怎么打法?”
“这就不好告诉你了。闲话少说,有句正经话,我要跟你们商量,有个王八蛋来找雪岩的麻烦,如果不理他会出事。”
刘不才口中的“王八蛋”叫袁忠清,是钱塘县署理知县。此人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勇目”,打仗发了笔横财,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幕友,在一次“保案”中将他添上了一个名字,得了“六品蓝翎”的功名。后来犯了军令,袁甲三要杀他,吓得连夜开了小差,逃回江西原籍。
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同年、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张芾。袁忠清假报为六品蓝翎的县丞,又走了门路,投效在张芾那里。不久,长毛攻江西省城,南昌老百姓竭力助守,使得张芾大起好感。爱屋及乌,便宜了“王八蛋”,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这是个极肥的差使,在袁忠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得其所哉。
不久,由于宁国之捷,专案报奖,张芾倒很照顾袁忠清,特意嘱咐幕友,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保升县令。这原是一个大喜讯,在他人当然会高兴得不得了,而袁忠清不但愁眉苦脸,甚至坐卧不宁。
同事不免奇怪,少不得有人问他:“老袁,指日高升!上头格外照应你,不是列个字的泛泛保举,你是十六个字的考语,京里一定照准。眼看就是‘百里侯’,如何倒像如丧考妣似的?”
“说什么指日高升?不吃官司,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接着,又摇摇头,“官司吃定了!祖宗积德也没用。”他那同事大为惊惑:“为什么?”
袁忠清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
“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蓝翎’,货真价实,县丞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
“什么?你的县丞是假的!”
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班子”。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部照’或是捐过班的“实收”?
像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吏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无弊不悉,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
他那同事,倒也言而有信,为他请教高人,想出一条路子,补捐一个县丞。军兴以来,为了筹饷,大开捐例,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收据,即名为“实收”——捐班有各种花样,各种折扣,以实际捐纳银数,暂给收据,就叫“实收”,将来据以换领正式部照。所以这倒容易,兑了银子,立时可以办妥。但是,日期不符也不行,缴验“实收”,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把戏立刻拆穿。
“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袁忠清说,“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都在这里了!”
将枕头箱打开,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百把两银子。像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也得三百两,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将他这件事办了下来。
但是,袁忠清“不够意思”的名声,却已传了出去。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托人到部里打点,分发浙江候补。
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禀到”候补,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陷收复以后,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构筑长壕,增设炮台,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架起极坚固的吊车,安上轴辘,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放眼一望,旗帜鲜明,刀枪雪亮,看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
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有钱塘、仁和两县,而钱塘是首县,县官身份更自不同。袁忠清工于心计,只具“内才”,首县却是要“外才”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袁忠清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送往迎来的差使不繁,正可发挥他的所长。
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城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账。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
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绝粮,人人瘦瘠,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背人“吃独食”,然而事无佐证,莫可究诘。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放长毛进城的人。这一点也无实据,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受了伪职,却是丝毫不假。他受的伪职,名为“钱塘监军”,而干的差使却是“老本行”,替长毛备办军需。
长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因为一方面掳掠而得的大批珠宝细软、古董字画,要运到“天京”,进献天王。一方面要从外埠赶运粮食到杭州,所以袁忠清摔掉翎领,脱去补挂,换上红绸棉袄,用一块黄绸子裹领,打扮得跟长毛一样,每天高举李秀成的令箭在江干封船。城外难民无数,有姿色的妇女,遇到好色如命的袁忠清,就难保清白了。
“这个王八蛋!”刘不才愤愤地说,“居然亲自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有他的罪受!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麻烦?”
这确是个麻烦。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作铺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
“顶教人担心的是,这是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托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就怕他跟长毛一说,人是抓进去了,要放,他可作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爽朗明快的词色。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已生不测,急也无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则病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自速其祸。
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
“不要紧!不要紧!”他拍一拍胸说,“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眼前有件事,先要定个主意。”
这件事是要将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山陷贼,至交殒命,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阖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
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思的一种欲望。
“那容易。”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
“不必,不必!七姐,”刘不才说,“我还是住客栈,比较自由些。”
“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古应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些。
在新辟的“石路”上,买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套衣衫鞋帽。照道理说,刘不才脱下来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他却要留着。
“从前,我真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变过了。”刘不才说,“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这不是说笑话,我要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
古应春相当惊异,“刘三叔,”他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
“我也是受了点刺激,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刘不才说,“从三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像从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
这是一番牢骚,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就难得听他发牢骚,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像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
再将他话中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刘三叔,”他试探着问,“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
刘不才倏然抬眼,怔怔地望着古应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应春兄,你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雪岩的处境很不利。”
听他谈了下去,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积,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
“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的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长毛也看中了雪岩,这就麻烦了。”
越说越奇,如何长毛又看中胡雪岩?古应春大感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沽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就越发遭忌,原来有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得那批人好搞的,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国食,请朝廷降旨查办。”
听到这里,古应春大惊失色,“这,从何说起?不是要害他家破人亡吗?”他大摇其头,“不过我又不懂,果然降旨查办,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只好投到长毛那里,于他们又有何好处?”
“不要忙,还有话。”刘不才说,“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账。”
“算什么账?”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账?这句话毒在‘鸣锣聚众’四个字上头,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古应春敲敲额角,“刘三叔,”他紧皱着眉说,“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
“当然。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应春兄,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
“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嘱咐他转言。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
“照这样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说,“你是身历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有什么解救之方?”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不过——”刘不才摇摇头说,“说出来你不会赞成。”
“说说何妨。”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刘三叔,”他慢吞吞地说,“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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