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份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
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旂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军,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话说得很恳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两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
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盐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
“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与广东了。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划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像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胡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它?”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少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声:“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由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
“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面饼。你信不信?”
“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
“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
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至于说出“大锯活人”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愣在那里做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大,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耍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
“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
“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
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
“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像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问——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问,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还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至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万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很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六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话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是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位,不过像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乱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长”。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份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冕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到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欠,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话,而“停止”以前的账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臬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矫饰之词,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
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
“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
“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于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份,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带,分拨过去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
“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
“二十万不多,只恨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浚为浙江臬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先手棋”,用来钳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公,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总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也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至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到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胡雪岩答道,“唯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
“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
“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
“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孰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辨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还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
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啰,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
“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工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
“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据实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
“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掀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掌钥”,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像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锵朗锵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
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
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
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讲,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
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
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
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托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工夫。”
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
“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
“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
“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输,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
“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
“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
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
“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唯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
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
“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唯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至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
“承情之至!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芗泉就是。”
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是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纵不能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需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的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
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么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私,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
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
“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
“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
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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