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上海已略感厌倦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应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乘绿呢、一乘蓝呢的大轿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两匹跟马，四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

        船家将船泊稳，搭好跳板，船家与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杆，捏稳两端，高及腰际，宝森以竹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头，立即便有一个穿得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过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作胡雪岩的清客，专责是接待宾客。

        “森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几天了。森二爷路上还舒服？”

        “舒服得很。”宝森舒了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辐辏的行人，不由得赞叹，“都说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虚传。”

        “森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

        “长毛”两番破杭州，被灾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清客捧宾客以外，亦须不忘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听得这话，宝森连连点头：“雪岩之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径以雪岩相称。

        陶敦甫觑空跟古应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呢大轿，古应春坐蓝呢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间道先赶往“元宝街”等候。

        “元宝街”满铺青石板，足容四马并行，街中突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心，因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时，却并未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当然，四周的阴沟经过细心修建，畅通无阻，每遇夏日暴雨，他处积水两三尺，元宝街却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坐在绿呢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脚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入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檐前等候了。

        “森二爷，”胡雪岩拱拱手说，“一路好吧？”

        “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

        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窠巢大书“积善衍庆”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谟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想其中当是家祠，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当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

        “森二爷刚到，先请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

        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廊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宝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参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着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又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开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了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接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地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斋，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蓦地里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一跳，再看到他脸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

        “谈起刘岘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子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岘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觉得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军水师的领袖。洪杨既平，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枭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嫉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桓，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狩”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谁就非倒霉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为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派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恭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画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察，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乱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须带兵将帅就地自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须另筹财源。

        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像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桢接任江督。丁宝桢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桢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桢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黩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桢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个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立即“挂牌”派了他军需总办的肥差。

        从此赵继元便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隐忍不言。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无情地揭发了他的劣迹，复奏中说：“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是李鸿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宗羲竟能继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鸿章可以遥制，两江诸般设施，每听北洋指挥。盛宣怀以直隶候补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当会办，便是李宗羲任内之事。这样的一个人，赵继元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至于对刘坤一，据彭玉麟在复奏中说：“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力争，仍旧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军费为口实，惑众而阻群言。”

        彭玉麟说，在赵继元看，跟洋人如果发生了纠纷，到头来无非归之于“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费心血，不过朝廷这样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节省经费、粉饰表面，也还罢了。实际上浪费甚多，只是当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认为赵继元持这种论调，是件极危险的事，防务废弛，尽属虚文，一旦有警，无可倚恃，必至贻误大计。最后又说：“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肘，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权，即时会将赵继元撤差革职。

        此奏一上，慈禧太后震怒，初揽大权，正想整饬纲纪立威之时，当即批了个“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再一次为彭玉麟显一显威风。

        这一来，李鸿章亦大伤面子，不便对两江总督的人选，再表示意见，那把如意算盘，竟完全落空了。

        听宝森谈完这段刚出炉的新闻，胡雪岩便即问道：“这么说，刘岘帅还会回任？”

        “回任大概不会了。”

        “那么是谁来呢？”

        “当然是曾九帅。”

        “曾九帅”便是曾国荃。江宁是他在同治三年攻下来的，加以湘军旧部遍布两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苏，所以每逢江督出缺，总有人把他列入继任人选。这一回，看起来真的要轮到“曾九帅”了。

        结果却大出意料之外，在朝廷内研商此项人事时，宝鋆提出反对意见。

        “曾九不相宜。”宝鋆说道，“他嫌陕甘太苦不肯去，最后拿富庶的两江给他，且不说人心不服，而且开挟持之渐，朝廷以后用人就难了。”

        宝鋆是恭王的智囊，听他说得不错，便即问道：“那么，你看是让谁去呢？”

        “现成有一个人在那里，左季高。”

        “啊，啊！好。”恭王深深点头。

        原来左宗棠在军机处，主意太多，而又往往言大而夸，不切实际，宝鋆一直在排挤他。左宗棠一气之下，上折告病，请开缺回籍养疴，朝廷赏了他两个月的假。恭王毕竟忠厚，虽也讨厌左宗棠喋喋不休，但挤得他不安于位，也不免内疚神明，如今有两江这个“善地”让他去养老，可以略补疚歉，因而深为赞成。

        于是九月初六那天，由恭王面奏，说海防之议方兴，势在必行，主其事者是北洋、南洋两大臣，北洋有李鸿章在，可以放心，南洋需要有威望素著的重臣主持，几经考虑，认为以左宗棠为最适宜。而且，江南政风疲软，亦须像左宗棠那样有魄力的人去当总督，才能大事整顿。

        慈禧太后亦很讨厌左宗棠的口没遮拦，什么事想到就说，毫无顾忌，不过她很念旧，总想到左宗棠是艰难百战、立过大功劳的人，既然不宜于在朝，应该给他一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所以同意了军机的建议，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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