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限期,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
“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着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小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
“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账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账了?总有四十万上下。”
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透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跟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喔,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向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妙,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像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饷,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宓,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哪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二万多两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沮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账跟流水账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七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账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首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灼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大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扬,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忙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喔,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朱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愣,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地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么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了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陪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一见面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日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由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账?”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掮木梢’,就不像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唯有赔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宓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杜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
“这里怎么办?”
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阿章说了句:“只好上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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