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这样以取天下为抱负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同样一位秦始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感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说,那是史家的附会之谈。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象,没有所谓的原始证据予以支持,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发挥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发出过感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话在刘项的心中,一定反复说过千万次。成功的机会,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有了志向与目标常常还不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根据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高欢在聪明人当中,绝对排得上号。
他家境贫寒,二十多岁了依然养不起一匹马。没有马,在大漠长风的北方,简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活都得干。他子承父业,早早地就到军中服役,因为他是六镇军人的后代。“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
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
如此一来,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自然得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所谓“复除”),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木兰辞》中木兰从军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六镇军人戍边生活、抵抗柔然的真实写照。木兰凯旋回京,所得的封赏也的确是相当优厚的。)
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柔然衰败。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实力不断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失去了对西域的统治。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北魏通好,不断进攻柔然,促使柔然内部发生了内乱。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吃了大败仗,可汗豆仑被杀,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那盖死后,其子伏图继位。伏图为了缓解形势,避免腹背受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这件事我们在前文曾有提及)。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一晃就是三十年。换句话说,整整一代人荒废在了鸟不拉屎的边疆,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这一现象,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孝文帝的迁都,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为都,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戍边将士们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问题的激化,是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特权没有了,升迁到内地也一辈子不用指望了,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种组织方式,已经接近于监狱式的劳役管理,六镇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其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六镇如同监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北魏后期,对作奸犯科、坐事违法的官员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罢黜到边镇做镇将或者兵卒。高欢的祖父高谧,便是这样被贬到了怀朔镇。原先光荣的选拔制度,变成了可耻的惩罚,这些镇将还有什么动力去死战为国呢?遭到罢黜的官员什么样的都有,六镇将士的综合素质更是参差不齐了。
言归正传,年轻时代的高欢尽管一无所有,也不是一出世就懂得匡扶宇宙、拯救苍生的大道理,但在驻守怀朔城头的那些士卒当中,他却显得气宇不凡。《北齐书》描写他的样貌,用了精简的十二个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最有意思的是这句“长头高颧”,按照某些相书的说法,“颧”通“权”,颧骨高是极贵之相。相书自不可靠,不过颧骨高的男人,若五官搭配得当,会显得非常性感。
这种性感的信号,在某一天被一名从城下路过的女子捕捉到,那女子不假思索地喊出了一句话:
“这真是我的丈夫呀!”
每个年轻男人在潜意识中,都会把自己设定成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向往的,是有朝一日有一个慧眼识得他英雄气概的女人出现,说出上面的这句话,把他的心带走。(就心理学的角度,这与女性的王子情结是等同的)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男人能有如此好的运气。
女人常常会说:“这个男人真帅!”“这个男人很有型!”“这个男人给我安全感!”这些不过是常眼所看到的外在的平常气质而已。“这真是我的丈夫呀!”这样的话,就不是一般女子所能说出来的了。
高欢得到了一双慧眼的青睐,仅此一点,足以让天下男人羡慕。慧眼的主人与西汉美女同名,姓娄,名昭君(猜来也应属于美女的级别),是居于此地的大户娄内干的千金。娄,是鲜卑汉化后改的单姓,本姓是匹娄。
想娶娄小姐的豪门子弟踏破了她家的门槛,她从来不屑一顾。可自从见了高欢,她就通过身边的丫鬟,向高欢传递消息,听说他经济困难后,几次把自己的私房钱送给他,要高欢去向她父母求婚。娄内干看不起高欢,开始时不同意这门婚事,却执拗不过女儿的坚持,无奈之下才把她嫁给了高欢。
秦腔有部戏,叫做《娄昭君》,也叫《平城解围》,前半部分的戏折讲述了高欢与娄昭君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把娄内干对高欢的百般刁难表现得生动活现。我不曾听过这出戏,只偶然读到过戏中的唱词,通过那些唱词,我绝对相信这北魏边镇版的,不会逊色于张生和莺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听听,体会一下历史中的浪漫。)
高欢娶了娄夫人,才有了转运的契机。他买了平生的第一匹马,并做了军镇的队主,后来又转为邮差,往返于洛阳与怀朔,一干好几年。其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朋友。
娄夫人了不起的地方,远非慧眼识英雄,她婚后不怕跟随丈夫吃苦,成为高欢的贤内助,从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而且,她还保持着一项生皇帝的纪录:她为高欢生育的六个儿子中,三个做了皇帝,一个准皇帝(被追尊为皇帝的高澄),两个女儿则先后做过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也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场争论,说中国古代的王朝,开国时常出贤内助式的皇后,如唐朝的长孙皇后、明朝的马皇后,衰败亡国时总出妲己、杨贵妃这样的“祸水”。那么究竟是不同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女性呢,还是不同的女性推动了不同的历史?这个问题,也许还会争论下去,我也不想在此做无谓的回答。不过我猜,有的时候女人与时代的关系,跟英雄与时代的关系相仿。或者,女人也是英雄。
高欢结交的朋友,有怀朔镇的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在本镇担任小官的,也有段荣、蔡俊这些性情豪爽的义士。他们都认准了高欢的济世之才,与他成为患难之交,后来做了帮助高欢开创霸业的功臣。(当然除了侯景,在高欢死后发动了叛乱。关于侯景的话题,请重点参看《侯景之乱》)
司马子如是晋朝宗室之后,祖上躲避永嘉之乱,逃到凉州。北魏灭北凉后,他家内迁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司马子如脑子快,口才好,平生素好交结各方豪杰,与高欢的情义极深。
孙腾与司马子如相似,祖父在北凉任职,北凉亡国后,举家迁到北边地区。他精通政事官务,高欢欣赏他的才干,对他也十分信任。
段荣、蔡俊是世居北方的豪族,段荣会观星象,蔡俊能未卜先知。这些本领虽然作不得数,但他们的背景与号召力,就已经帮了高欢不少忙,使得高欢比较容易地组织起自己的小势力。特别是段荣,出自陇西武威的大族,名望很高。段荣与儿子段韶,在东魏-北齐两朝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据说,在云南建立大理的段思平,就是段氏父子的直系后代。)
一转眼,高欢的邮差生涯到了第四个年头,他家里也多了一儿一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的夏天,又有一名朝中的要员被罢黜到六镇之一的怀荒镇做镇将。这一次不经意的黜将事件,竟成为北方大乱的导火线。高欢的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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