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国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词句，使我们对它更难理解。中国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还常掺杂进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被视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物），还有最近发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如“走资派”（指赞成用物质奖励促进生产的忠诚的党员；他本人并非资本家，但主张走物质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异邦之物，我们在这两者间发现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语，其威力显而易见，内容却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扮演着两个典型的历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的独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当时毛还是一所小学的尖子生。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无疑，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君主政治和科举制度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政治传统。科举最早出现于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权还早200年。再提早1100年，中国已发明了官僚政治，那时，中国就着手创立中央集权统治极为复杂的政府机构。这一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甚至仍控制着当今的中国政治。

        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想抛开历史，使一切从头开始。但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历史感，毛语录中充满了历史的引喻。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假设新的革命理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而人类行为中有一半或2/3（或90%?）的行为是不自觉形成的，那么，这些行为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呢？毛对旧思想和旧习俗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

        以执政期的长短为例，在1607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有两个皇帝各自统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从1861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权也达40多年。此后是毛泽东，他与慈禧太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对立，只是在执政时间之长这一点上一致。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从1932年入主白宫一直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毛泽东从1935年——有人说是从1927年起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

        毛比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测，甚至在销声匿迹几个月之后，又闪电般地出现。中国政治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吗？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两度罢免第二号人物（1967年，是刘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换大臣一样，并把曾被撤职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官复原职，同时，自己总是稳坐头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处在一个占人口不足5％的由官员、上层学者和地主商人组成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上。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上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几百年前紫禁城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处在同一个中轴线上。站在这里攻击中国陈腐的过去，最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认为，作为19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显露的许多品质都是由中国传统精神和习惯做法而来的。我们不必从未做大量报道的毛对母亲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与父亲的对立中，寻求他行为的秘密。实际上，在他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之后，就被深埋在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支配了。

        中国的皇帝是高于一切的天子，他只遵从先祖、政体和孔教的遗训，不易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选任官员的最后决定者；选拔时，他必须权衡能力和忠诚，或根据手下官员的表现决定其命运。他的行为代表着王朝的利益，不受规则约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变幻无常，高深莫测，冷酷无情，官员们莫名其妙地被免职（有时反因为干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显位，就越祸福难测，也许今天还在行使权力，明天就铐镣加身，发配充军。这种帝王宠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员们尽职尽力的一种手段。

        例如，管理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世纪初发明了一种绝密的“御览”情报系统。全国的官员向皇帝递交的奏折，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写在折子上的批语，也只交给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机构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员中安插了许多情报人员。

        周恩来是个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来，他始终忠于毛，无私地忠于职守，管理灵活、务实，具有一种感染、影响中国人民大众和外国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备周公那种才智的人（大约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个小皇帝治理国家），才能毫无争议地稳坐新中国总理宝座达1/4世纪之久。周恩来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号人物，并能自始至终地调和矛盾，达到妥协，脚踏实地，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当然，做到这些的关键是他从不冒犯最高权威，并能把他从偏激中拯救过来。当毛的运动把政府机构搞得支离破碎时，他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周成为反对激进派的温和派领袖，这说明周也无法阻止毛领导机构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实权，两人组成了联合阵线。这段历史表明，周对毛、周联合阵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位领导人都是致力于摧毁旧秩序、创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这并不能使他们从中国旧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整个中国革命都是在与传统做斗争，但当革命者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又都以传统来反击对方。这种历史的延续不摒弃近期的新发明，例如，现在认为，人能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完善，并信奉行为主义的浅显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传统似乎并没有支配现在——对美国人来说，这很难理解。正如句子结构比内容相对稳定一样，尽管观念、政策被彻底颠倒了，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将得以延续。例如，孔教和谐的理想被毛从西方引进的斗争观念所取代，但这两种思想都成为官方的正统理论，是庞大的中国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在研究近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时，我们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其革命中看到一种共有的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工业化或更广泛地讲在运用科技解决现代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稳步发展；另一方面，革命热情在不断高涨。人们把斗争看成一场反对邪恶的旧秩序的道德运动，新闻界喜欢将温和派称为“实用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些人似乎比“激进分子”及其抽象的理论术语更易于接受。总之，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发展技术的人，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主义者对自由联合企业的憎恶。邓小平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那些激进分子则运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语言，只关心夺权，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我们有把丹麦王子置于革命的《哈姆雷特》之外的危险，因为中国进行的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革命，其社会目标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研究中国革命，必先回顾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儿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宫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而其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5％或10％。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中国的统治阶级谱写了中国的历史，因此，只能透过中国统治阶级考察中国历史。所以，史料中很难见到有关中国庞大农业人口的记载，尽管他们辛勤耕耘，忍饥挨饿或揭竿而起，但他们总是受一小部分脑力劳动者的控制和引导。

        到了20世纪，旧的统治阶级已逐渐瓦解，因此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消除达官贵人的特权，把文化知识、能动性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传播给普通百姓。从广义上看，这确实是一场民主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行这场革命的过程中，新生的公民还是产生了传统的，要求提高地位、享受更多特权和跻身上流社会的欲望。事实上，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渗人到大众的头脑中，跻身上流社会在人们心目中仍是奋斗目标。因此，今天的人很容易被地位和特权诱惑。毛在革命中所要消除的东西，在那些领导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身上似乎又重现了。这也说明为什么毛认为必须发动一系列的革命，来消除传统的弊端。我们非常同情这位老人，他在60年代发现在新的官僚机构中又出现了特权。我们也很欣赏他的政治手腕：发动那些十几岁的红卫兵，出奇不意地攻击派系总部，帮他清除异己——莫斯科至今仍对这场运动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毛的革命理想在美国人看来并不民主，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仍过于严格。毛泽东主义者很巧妙地利用宣传媒介，攻击“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但毛泽东主义者自身有何怨言呢？

        在此，美国观察家又一次被中国的传统迷惑了。在中国，人们总是把不合时宜的政策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对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从未有满意的解释。它似乎源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行为表现性格，言必表现于行。这种传统思想一经成立，人们就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把政策与道德区分开来，相反，政策是官员行为的组成部分。一旦其政策为人厌恶，其道德品质也就受人怀疑了。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是，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意见”，因为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政策，就是反对他本人。因此，他们不像英美人那样，把对元首的忠诚和对元首现行政策的不满区分开。

        我们在当代中国看到一个更令人惊异的现象——揭发当权者的恶劣品行。这使人想起帝王时代的监察宫——很久以前，他们就有权弹勃、劝诫官员注意言行。这些监察官受传统道德经典的教育，认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至高无上，对其他任何有悖于此的世俗或自私的言行加以批驳。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文主义的官员们还在劝告皇帝反对与外国人接触，特别是不要同法国妥协，当时，中法正在印度支那边境上交战。中国政治学中把这种职能称为“清议”。它类似于我们政治舞台上喧嚣的崇尚美国或反共运动，并兼有古老福音传道的地狱之火。“清议”者把自己置于无可指摘的理论权威的地位，且不负任何责任。面对这类批评家，没有人能取胜。另一方面，皇帝又偏信谗言，并把这做为惩罚官吏或重新组阁的依据。

        中国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代表两种路线的阵营，是我们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法相比的。中国两派力量的对比极为鲜明，一方主张发展经济，一方主张改造社会；一方是要完成人类使命的管理人员，一方是追求意识形态中完美准则的理论家。管理人员总体上握有军政大权，而理论家们则操纵着宣传工具。因此，我们看不到权力的平衡；激进分子显然在宣传上占了上风，却很少付诸行动。

        所有试图了解中国政治的努力，都因一基本过失而屡遭挫折：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政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中国行政管理人员和思想理论家所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美国人所追求的迥然不同。例如，我们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代，主席为使社会变革，发动了周期性的运动，总理行使着管理的职能。这种工作上多年的合作一直很成功，结果，毛泽东主席及其周围的人摆脱了另一方的束缚和制约。以前，伟大领袖可以统帅两条不同路线的人，只是偶尔侧重于推行一条路线，但后来毛完全站到了激进、喧嚣的派系一边。这使中国的形势恶化易变，但在政策上终归存在着两条路线，因为中国革命的两重性，即通过经济现代化强化国家，同时通过发动有利于民众的社会变革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决定了两种路线、政策的存在。事实上，革命的盛衰荣枯并没有使他们放弃目标。

        在中国，中央政权特别是官僚统治阶层，依赖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这使中国革命特别容易出现起伏不定的局面。对于一个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来说，主要祸患是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但革命理想不会泯灭，中国有悠久的儒家改革的传统，而且不断地与官僚主义和特权做着不懈的斗争。中国历史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因此，美国人要想了解中国革命，必先了解中国历史。

        此篇评论的是《毛主席与人民对话：1956—1971年》（纽约：众神出版社，1974年），斯图尔特·斯瑞姆编辑，约翰·辛那瑞、泰云译，部分发表于1975年5月1日的《纽约书评》，其余部分发表在1976年9月的《哈佛杂志》，题为《北京政治：一位西方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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