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护的邓小平代总理被免去官职。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重新上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政治使我们迷惑不解，它同样也迷惑了中国人自己。代总理邓小平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过去，皇帝仅仅为显龙威，可以今天罢免重臣，明天又让他官复原职。帝王政权是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为官者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职越高，突然被罢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为当时的最高领袖，继承了这种不可预知的帝王性格。

        当然，中国政治也常因我们的无知而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我们必须清楚，中文书面语比语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实到书面，就会比仅凭口头表达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及学识的魅力，给中文书面语增添了力量。在19世纪，想发动一场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官员或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的运动，其方法是张贴布告，召集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会，此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今天的大字报和墙报，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的直接后裔。

        我们必须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逝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不幸的是，中国深奥难懂的政治语言使人感到费解。首先，中国仍处于悠久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时，毛泽东已经是个青年人。1976年7月，就在毛逝世前两个月，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对他的个人迷信，但我怀疑他是否会避开它。在这样一个有2000年独裁历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留下阴影。中国长达10天的悼念活动，使我们想起对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动：在那段凄渗的时间，连商业广告都停止了。中国因为没有商业广告，其电视、广播系统所受的干扰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对此做进一步比较，还要看看我们因失去全国崇拜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而经历的悲哀。拯救了联邦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国当政只有4年，而统一中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则在位达27年之久。除他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最高层人士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另外，中国人更多地依赖道德品性和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立领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宪法是以法律程序为依据，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随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它有碍于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国在更换领导人时显得比我们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总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为什么邓小平受到攻击？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们认为他失去了他的保护者周恩来。邓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从屈辱中解救出来。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层决策人之一。周恩来年轻时到过日本，随后又到法国留学，而毛则从未出过“家”门。周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亚、非很多国家。从更广义上看，周还是一位杰出的调解人，他不仅平息了一系列争吵，还在毛领导下保持着中间地位。

        40年来，毛、周关系的关键，是周对毛的忠诚。在外交领域，周恩来创建外交部，选派了大批驻外人员，除此之外，他总是避免出现党内派系。20年来，刘少奇的地位一直仅次于毛，在党内居第二位。刘对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运动更有经验，而毛则擅长农民运动。刘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他“第二”的位置被当时的军队领袖林彪所取代，后来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据称是刺杀毛的未遂行动中。当时，周一直稳坐第三把交椅，从未有任何争权夺利的迹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后，邓小平很快作为代总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邓受到以毛为后台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家的激进分子的抨击，这并不难理解。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随着道德复兴与技术进步以及“红”与“专”之间冲突的激发而发展。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两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条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为可以因教导、规劝以及学习以往的榜样得到改进。结果，孔教的改革家们接连不断站出来谴责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甚至进谏皇帝。他们常引经据典，很像那些用国旗裹身斥责亲共或亲外倾向的美国的“爱国市侩”。他们表现得非常正直，使官员们胆战心惊。

        当革命来临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异常正直，就能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传统继承人的今日官僚组成了党派和政府来完成现代职责，扩大生产，从而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质，毛泽东主张用不断革命来更新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领导了整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创举，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目标。1973年，邓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对此毛的感情是复杂的。

        从更深一层讲，美国观察家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实际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关心政治；我们也不要忘记，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组成统治阶级来管理中国的一切事物，是中国最为牢固的传统之一。总之，中国在唐朝就确立了科举制，而西欧在此几百年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建设农村，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服务。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规，对我们来说也更易理解的目标。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就会扼杀革命。因此，毛一直坚持中间偏左，并向那些掌握新闻媒介的激进分子提供攻击政府要员邓小平的机会。

        当时，邓小平虽然被另一位代总理排挤掉，可还保留着在党内的基本地位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攻击邓小平的标语和报刊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看到，1976年，美国和中国都处在危机四伏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们先进行了30次总统初选，而后两个政党相继开会，最后是全国大选。中国与我们不同，由于毛泽东是革命之父，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更严重。周恩来先于毛逝世，无疑削弱了毛的势力。如果周恩来仍是国务院总理，尼克松会被再次（水门事件以后）邀请访问北京吗？尼克松的第二次访华，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尼克松创建的）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同时也暗示他的继承者在履行1972年2月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美国义务时表现迟缓。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宽恕了这位因违反宪法而被迫辞职的丢人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为，毛主席对这些原则问题表现得特别迟钝。简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国对人权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一个不肖子，但毛择东似乎很少注意人权及法律程序。也许他曾极力为他以“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基础而发出的邀请开脱，但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变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来掌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就会采取另外的方针，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们的研究领域，对他们似乎可以理解、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坚决反对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一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由少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中国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保护着艺术和商业，而且在靠农民养活的同时统治着当地和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192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述农民问题的异端报告，这实际上是革命的先导。从这时开始，攻击中国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10年间，“解放”使农民获得自由，他们有了学文化和技术的愿望。延安初步培养出一批新的党的干部，他们发动群众投入到生产、战争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后，大型的民众组织和全国性运动又造就了官僚和学者，并逐步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毛泽东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流毒仍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的“文革”中，曾设法铲除这种特权。“五七干校”显示出中国的独特，它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从图书馆馆员到政府工作人员等所有城市白领工人，在“五七干校”里像农民一样干着农活。从此，“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了特殊的含义，“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特权。

        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毛作为一位圣人和导师，采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把人民大众引人政治生活，使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像本世纪初梁启超那样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敏感却又经常反叛的农民自治。孙中山把教育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则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后来倡导的平均主义的秩序仍然由一些党内精英管理。来中国的旅游者都对中国强烈的等级观念感到惊异。现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仍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也为党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口号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感震惊。

        总之，毛为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由人民来领导，民主参政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毛是个伟大的鼓动者，他向人民宣传农民权利、妇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学技术、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传也是有代价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须削平山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性格，就必须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识、压制个性。知识分子渴求书本，同时又惧怕教条主义的组织者。高等教育终止了5年，代之以技术培训。中国有些人争辩说，就是尖端技术需要时也可以进口，认为“纯科学”是没用的，他们只看重“实用”。很奇怪，这一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导道德品质（红）而反对物质技术（专）的人，让人想起19世纪的儒家官员。在儒教帝国中，文人低毁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掌权。那些用孔教教义打扮自己的狂热的保守派耽误了一代人向中国现代化迈进。我并不是说毛与19世纪的那些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们只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肆意攻击对方，历来是中国人也是毛的习惯。在政治局内部矛盾冲突的背后，还有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东西。

        北京的路线斗争反映出北京的历史，同时也产生出两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即把毛反对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特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重视、培养必需的现代科技管理专家。“红与专”、政治道德标准与技术生产能力仍将是一对矛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旁观者只能透过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地感觉到。问题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员会像座城堡，一切行动不为人知；外国记者被当成间谍，他们为弄懂中国政策，被迫像中国人一样学习晦涩的词句和间接的厉史引喻。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也许，还需很长时问。1860年，英法的枪炮使西方外交宫能长驻北京，此后17年，中国的外交官才被派驻欧洲各国首都。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去评价中国，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不是一般人物。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人发动的伟大革命中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反对这场革命。我们根本没必要与中国人在朝鲜开仗；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并准备开赴鸭绿江、征服北朝鲜之前，周恩来就警告我们，中国不会坐视紧邻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友好邻邦被公开的敌人占领。在朝鲜，我们造成中国伤亡100万人。这之后，我们又对北越狂轰滥炸，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这是对所有中国飞行员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这一切，最后，他邀请我们战败的领导人访问北京，因为这时与苏联相比，我们对中国的威胁变小了。显然，他还会就国家大事与这个洋鬼子饮茶座谈。

        在周恩来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帮助下，毛领导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现在这一时期已告结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能对中国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吗？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以往一样仍孜孜埋头于国内事务，我们只有突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自己努力了解中国。毛、周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如果我们既要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又要保证台湾的稳定与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关系，那就必须学习毛、周的深谋远虑、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错失了良机。1949年以前，我们与中国接触很多，却没有把握住机会。中国革命领导人在掌权之前就已广泛接触了美国人和美国方式。周恩来与马歇尔将军谈判过。周的情报主任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他的姐姐和罗斯福夫人一起工作过。中国派往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毕业于清华大学，该校是美国用清朝庚子赔款援建的。他在联合国的继承者曾就读于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埃德加·斯诺为毛写传记。当人民共和国在延安还处于酝酿中时，到那里去的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正因为1949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共产主义革命才觉得必须清除这种影响，因而，美国人有一种“失去中国”的感觉。但从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历史中站错了立场，但中国人了解了美国，并觉得可与美国重修前缘。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熟悉我们的一代中国人已经消逝。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教授和科学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1946年马歇尔将军斡旋失败后，中美之间产生了隔阂。那些发动伟大革命并知道美国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国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们从教科书中得知，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是被打败的轰炸越南的国家。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关系消失了，其实我们本应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设意义的接触，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毛、周时代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通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变得平坦。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6年3月26日的《每日新闻》，其余选1976年10月14日《纽约书评》中的《论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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