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中国不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中国人追求美国的某些东西和方式，但这些东西和方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只有将来才能得到。这种追求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对此必须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观察，否则我们就会错把这种追求当作未来的潮流。

        中国的变化速度唤起了观察家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回忆。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年访问和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主张的改良主义观点（“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兼翻译，他反对思想上的各种“主义”以及这些“主义”所主张的暴力手段。“五四运动”中信奉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派，直到1921年7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暴力革命对于创造新秩序无疑显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后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号召暴力革命，这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转而反对这种作法，并赞成逐步务实的改革，这就使中美关系令人高兴地和谐起来。现代发展的问题一直扼着我们的咽喉，现在也开始威胁中国。我们派代表团互访，商讨这方面的问题。协商是可能的，因为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正义而头脑发热，而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却不时发生这种情况。

        1966年，我们美国人在极为遥远的越南，上演了最后一场思想闹剧，而中国人则在自己国内以较低的代价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1965年至1973年，我们对越南十字军远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国开展运动，这两种狂热同时发作了将近10年，并几乎断送了我们两个国家。两者是否有相互联系？肯定有联系。首先，请注意中美两国爱国主义的领导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1961年中苏两国痛苦地公开分裂之后，如果还有些美国领导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团结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么这些人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越南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控制怀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听说越南。日本、俄国甚至韩国，都是靠向外国学习实现了现代化。如果中国领导人高傲地认为，中国可以在一种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状况下，依靠迅速重新发明车轮和蒸汽车，并通过反复强调毛的思想改变阶级结构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那他们也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当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窑洞里就确信自己掌握了实际。

        由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内部都很团结，因为它们害怕外国“共产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它们是一对类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必须以新的严正态度来对待。当美国的士兵轰炸越南村庄时，中国的红卫兵正在批斗知识分子——这两种丑恶行径互相呼应，只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常识和各自在朝鲜的灾难，才使双方没有出兵到北越交战。

        毛泽东和林登·约翰逊在20世纪的年代末期开展的讨伐运动遇到阻力，此时中美两国在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尼克松总统在1975年下台，“四人帮”于1976年被推翻，这两件事无疑又有些相似之处。不管怎样，在1987年，目前看来我们双方都不那么狂热，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从崇高、自信的正义感中解脱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正义感，才使全国性的运动成为可能。

        奥维尔·谢尔报道了中国从“四人帮”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义狂热向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务实主义政策转变的过程。谢尔和一小批其他激进的美国学生一起，曾于1975年在毛的全国性集体农业先进单位大寨大队种过地。大寨地处北京西南边山西省的黄土高原（大寨现在被指责为假典型）。自从1976年毛去世之后，谢尔曾经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触过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中国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他们的谈话使谢尔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么事？”

        谢尔写的不是总领事馆那种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和人们亲身接触后留下的印象：大寨农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宝利莱照相机诱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厅里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费主义——卖淫；自以为美国化了的骑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员的漂亮女儿在蒙古种了6年地，当了4年工人，最后又上了大学；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遭囚禁；大连新开放的自由市场。问题在于这样的城市居民，对乡下人究竟有多大影响，因为后者的消费欲望可能会大大低落。

        在这些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文中，谢尔还插人了他作为记者对邓访问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洛杉矶的印象。在这些城市中，美国新闻界报道了我们物质方面的小玩意儿和极度的消费主义，并向中国的新电视网播送。谢尔描绘出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自由到了缺乏自我约束的美国。美国想把它在文化方面的混乱提供给骄傲然而羡慕美国、正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但中国不能接受，至多只能有选择地接受一部分。谢尔的短文充满了象征意味。邓在佐治亚州黑普维尔轻轻拍打一辆刚在福特汽车生产线上装配好的黄色豪华型轿车，这就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表明，现在“又允许向往西方的奢侈品，又可以提高技术专家的地位了”。谢尔还看到，得克萨斯州西蒙顿的驯牛竞技表演有了突破：美国人把邓及其随行人员（他们都是名人）团团围住，索要纪念品。但是，参加竞技表演的得克萨斯人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去巴结客人”。他们只是“像平常一样欢快、好客”，而不怀任何别的企图。这有助于两国相互认可，包括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两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互相帮助。然而，要中国人不断扩大同美国的交往只能是一种梦想，而且这种梦想看来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两国间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必须放慢脚步。奥维尔·谢尔和他的中国朋友都不认为美国化能在中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朋友想逃离中国去美国。在10亿中国人中，私人汽车还未成为生活中的必要工具，而且中国人也不能同意我们的某些观点，例如不足五月的胎儿已经是人，枪支是和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中国人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像美国人那样态意挥霍。同时，我们的法律和诉讼制度，并不比中国的传统道德优越多少。

        邓及其接班人必须努力把革命后的发展降温，降到能控制的水平。例如，社会学研究是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学家能在中国农村随意活动。美国的所有东西都有副作用，因为它们可能引起中国人过高的期望和失意。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亿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国刺激会引起极度紧张，以致导致爆炸。我们太容易借故生端。我们不应该让哈莱姆环球篮球队到中国去招收队员，而必须等待中国篮球管理当局选派它自己7英尺高的队员上场。

        我们不要忘记，在当今国际化的世界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发展中社会，但直到最近它仍然是其所在地区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主要文明国家，因此，中国在接受这种发展中社会的地位时动作缓慢。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和开拓者组成的社会，它可能将继续扩大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同毛一样，中国的领导人总想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10亿中国人的自尊和贫穷以及强烈的同一感和物质需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想法。谢尔从他认识的边缘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在1957年后同毛思想疏远的情况，看来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受害者中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歇斯底里的过程中，新革命者要把老革命者消灭掉。毛在“炮打司令部”和摧毁党组织的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就让邓的新领导班子在面对合法性的问题上进退维谷。在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后，苏联人仍然能把列宁尊为苏联的创始人。但毛既是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又是暴君，这点现在已经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对物、对人、对道德标准的摧残和破坏骇人听闻，现在被揭露出来的这类事件日益增加6邓政权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遗产同“四人帮”一起推翻。

        中国人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且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但是，他们显然需要限制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份，这不仅因为美国化的代价很高，而且还因为那种更微妙的仇外传统。谢尔的著作题为《警惕这些外国客人！》，这个题目正好揭示出中国的这种传统。总之，务实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警惕这些外国客人！》，发表于1981年4月16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一滴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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