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能吃到名菜的店家，能陪我一起去吗？”
出席某家大出版社举行的文学奖酒会后，在回家的途中，新城对亚希子这么说。
往日与新城关系密切的某作家得了奖，所以他才来到这好久没有来过的市中心饭店的。
“我能去吗？”亚希子说话时仍在想刚才见到的情景。象新城这样有名的插画家跟自己这么说话，当然心里很高兴。但那些老资格的编辑和特意从银座请来帮忙的人聚在一起，那种高级场面使她非常拘谨。
“不，不，一定要和你一起去！”新城很热情地邀请着。
亚希子也很喜欢他。虽然他是插画界的名流，但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对什么人都是那么体贴入微，实令人难忘。他对跟前的一些人特别亲切，从不以俯视的角度看人，而总是站在低的立足点上去观察社会和人生。从新城这种目光里能感觉出对亚希子的好意。
新城带她去的店家是赤坂的“无量庵”，被领去的房间也是和空泽来过的楼上有柜台的那个小房间。亚希子发现这是第二次来这里时，感到有些扫兴，但她装作是初来的样子。可是，如果店里的人前来寒暄，还是会露出马脚的。幸而来的是另一个女招待。
尽管吃的菜是已经品尝过了的，可也许因为是新城请客吧，感到全都充满了新鲜的滋味。她跟空泽到这里来，主要是想暗中进行试探，所以没有更多的心思去品尝菜的味道。
吃完了饭，新城还是恋恋不舍，因为好久没有到市中心来，不大想回去似的。
“饭后你还有什么活动吗？”新城察看着亚希子的表情问道。
“只要您愿意，我就陪着您。”亚希子主动表态。
“那太好了，老是关在工作单位，很少出来，所以总想有机会让身子舒展一下。”
“您太太不生气吗？”
“我妻子很放心。如果彼此不偶尔解放一下，真闷得慌！”
“那么好的太太会使您闷得慌？您这么说她，会遭到惩罚的！”
“我并没有认为我妻子有什么不好。”
“好吧，谢谢您的招待。”
当再次表示谢意时，车子来了。他们从赤坂坐车到银座，然后在银座大街上闲逛。新城的步调显得很有兴致，真是那种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步伐。
正逢周末，银座特别热闹，白天那股热劲，到了晚上有所减弱，所以把人们诱了出来。夏天的晚上显得很乱，带有放荡无羁的气氛。漫步闲游的人，带着几分醉意，看上去象玩得挺起劲似的，那种沉醉的样子是很潇洒的。银座与新宿等处不同，人们不会醉得不可收拾。这也许是因为在历史和传统上留下的比较稳重的习俗的缘故吧！
亚希子喜欢银座自古以来一直保有的那种安定感，这是那些新兴街和居民经常变化的街所根本没有的。虽说是条欢乐的大街，人们却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欲望，即使有某种欲望也被那精制的化妆品掩盖住了。这种气氛特别招人喜爱。她曾认真想过：“如果在现在的单位呆不下去了，那就到银座来找事干。”
“你象玩得挺高兴嘛！”新城望着她。
“因为和您在一起呀！”
“虽然这是奉承话，但我听了很高兴。”
“这不是奉承话，是真的。”
两人会心地笑了，他们来到了银座六段的酒吧大楼前，正好电梯门一开，几个男男女女走了出来，男人们显得十分高兴，女人们身穿华丽的服装，象是客人和送客的女招待。
“请常来！”
“我要乱来，不得好死！”
“下回请您吃饭！”
客人朝外走，女招待在背后尽说这种体面话。其中的一个女子发现了新城。
“啊！新城先生，好久不见啦！”她带着娇滴滴的声音跑了过来，想一把抱住新城的胳臂。
“带着这么漂亮的陪伴，打算上哪儿去呀！我真恨你！”女招待象拧了新城什么地方一下，新城痛得叫了起来，说：“正打算上你那里去呀！怎么一见面就拧得人家痛呢？”
“从女老板不在世起，就再也不见您来了。那就请您忍着点吧！”她说着向亚希子眨了眨眼睛，显得性格很开朗。
“我叫惠美，请多关照。”她以爽快的口气向亚希子致意。
惠美领他们去的地方是五楼的“异国之家”，厚实的榉树木料门一开，热闹的笑声和钢琴声一道送出来。在暗灯的间接光照下，有几对男女聚在那里。
穿黑衣服的招待员把他们领到一个角落的桌子边。
“啊，先生，欢迎，太高兴啦！”一个身穿和服、年纪稍大的女人微笑着向他们致意。接着拿出名牌酒斟进杯子里。
“你们也一起喝，怎么样？”新城向女人们劝酒，一起干杯。
穿和服的女人叫正美。
“好久没有来，模样都变了嘛！”新城看着周围说。
“可不，剩下的就是惠美和我……还有店长几个人了。”正美答道。
“不知怎么的，象到了另一家店子似的。”
“请别那么说，还是要经常来，我会照样接待先生的。”惠美依在新城身上，鼻子里哼哼着说。
这时，门又开了，进来了一批客人。正美说了声：“暂时失陪，”随即起身去迎接新来的客人；店长在后边的桌子上设下酒宴。两人的态度使人感到象是迎接特殊的客人似的，显得那样的紧张。
新来的一批共4人。3个象秘书似的人保护着一个60岁左右、皮肤白晳的小脸膛男人，带着十分警惕的目光，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小脸膛的男人是中心人物，长相不好，却很有气派，金属框子的眼镜后面，露着一双冷漠的眼睛。此人可能是个大人物，分散在各个席位上陪客的女招待，全都聚拢到他的桌子跟前来了。
“咦！象在哪里见过似的嘛！就是想不起来是谁？”新城歪着头说。
“民友党的森村清一。”惠美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啊，是吗？他就是森村！难怪总感到象在哪里见过。嚯！连议员先生也到这种地方来啦！”新城以吃惊的腔调说。
“从女老板在的时候起，他就常来光顾。”
“哦！可我们却是初次见面。”
“平常来得更早哩！因为正美小姐很顺他的心意。”
难怪正美跟他贴得那么紧。这时，森村眼镜后面的目光变得柔和些了。
“说起森村清一来，他不是国防调查会的副会长吗？”亚希子轻声地插了一句。
新城的视线转向了亚希子，说：“你认识森村清一？那可是臭名远扬的人物啊？”
“是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刚看到这个名字的。”
“最近他的名字经常见报，是个危险人物。”新城压着声音说。
亚希子本想问问他怎么危险，可本人就在附近，在这种场合，不适合谈论这种事，也就忍住了。
在“异国之家”叫了部车子，坐车往回走时，亚希子决定一直把新城送到家。
“先生，今天让您请我，实在太高兴了。”
“不，我才叫高兴呢！以后常在一起玩玩吧！”新城充满了欢快。
“那当然好喽！”
“让你送我，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哪里话，让先生一个人回去，会挨太太和总编辑的训的呀！”
“跟你在一起，就不会去想银座的姑娘啦！”
“先生真会奉承人。喂！先生。”
“什么事？”
“今晚去的那家酒店，您经常去吗？”
“过去，也就是女老板还在的时候，一个月至少去那么两三回。”
“女老板换了吗？”
“死啦，被人杀害了。”
“啊！？”
“你不知遣吗？拫纸上登了呀！在伊豆的山中，被小时候的同学杀害后掩埋起来了。”
“啊！原来是银座那个女老板。”亚希子这才想起来，不禁一怔。报纸上写着因为外浦经过作案现场，所以被怀疑为与杀害女老板的犯人有关的罪犯。这的确是巧遇，或者说是一种因缘。
新城好象把亚希子的惊讶表情看做是单纯的反应。
“森村清一好象也是那家的常客嘛！”亚希子控制住了惊讶。
“政治家很引人注目，一般不大在银座闲逛。可那家伙好象被正美迷住了。”新城嘴边浮着微笑。
“为什么说森村是危险人物呢？”亚希子提出了在“异国之家”忍着未问的问题。
“他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据说战争结束时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是民友党内的超鹰派，主张修改宪法的急先锋。那样的人如果操纵着民友党，日本肯定要回到战前那种黑暗时代去。”
“在国家机密法问题上，也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呢！”
“他是推进国家机密法的元凶。他作为国防调查会的副会长，正为制定该法竭尽全力。国家机密法已经拟定了三次方案，前两次把保密的对象限定在防卫秘密上，泄密惩罚也不超过判刑15年，可第三次方案却把保密范围一下扩大到了外交秘密，最高惩罚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方案的炮制者就是森村。对此，在党内也有批评他过激的，但他认为卖国贼判死刑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直在推进这一方案。”
“哦！太可怕了。”
“那家伙，是可怕呀！《朝日新闻》在社论中写道：‘这一法案含有从根本上蹂躏宪法的内容’。可森村对宪法前言中所阐述的道理毫不在乎地公开宣称：‘尽管在宪法的前言里写进了不可思议的词句，不过，那种文章无关紧要。’正因为他是这么一种人，所以才热衷于制定蹂躏宪法精神的国家机密法的。”
在听新城说这番话的时候，亚希子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影子，当她想看清楚它的轮廓时，车子已经开到了新城的家。
两天后，《东都日报》刊载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自卫队的间谍事件是骗局吗？
据说被窃的军事机密的价值等于零。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本报特别采访组在调查海军参谋部前防卫部长东条义治泄漏国家机密事件时，单独采访了躲藏在东京都内某处的空泽省吾，获得了成功。记者就事件的真相作了详细的询问。
以下为采访时的一问一答：
本报记者：想具体了解一下目前所泄漏的国家机密的内容。
空泽：扼要地说，那是为了把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核动力潜艇封锁在海参崴的反潜警戒网。
记者：请详细谈谈其内容。
空泽：从青森县舻作崎有一条海底电缆伸向日本海，敷设该电缆是从1971年开始的，花了两年时间。内芯直径为10厘米的20公里的电缆装在布雷舰“能代”号上，从横须贺出发，最初以为是国际电话公司的海底电缆。可是，当得知从青森县的龙飞崎和北海道最南端的白神崎也向同一方向敷设了同样的电缆时，就知道这可能不是电话线。三条电缆都朝着苏联的海参崴方向。
社会党就这件事在国会上提出了质询。可政府否认说不知道有这种事，结果真相一直不明、原来这电缆是监视苏联潜艇的声纳，其顶端伸向了海参崴。敷设的目的在监视以核动力潜艇为主的所有苏联舰艇的动向。电缆的顶端安装有监视器（反潜声纳），得到的情报由美军优先处理。当需要日本自卫队合作时，经美方选择后才把日本所需的部分情报交给日方。
记者：为什么要釆取这种形式呢？
空泽：想是考虑到万一被发觉了，担心敷设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的声纳电缆会遭到在野党的反对和刺激国民的感情，但真相不明。当时，自卫队最高领导和美军之间交换了密约，全部情况只有海军参谋长、参谋部防卫部长、“能代”号舰长三人知道。
记者：既然是美军优先使用的声纳装置，是不是由美军来经管呢？
空泽：主要由美军掌握主动权，日本的大电机公司的技术人员从维修方面予以协助。据说日本广播协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与合作。
记者：为什么这在战略上没有价值呢？
空泽：进入海参崴必须经过的彼得大帝湾的海水很浅，如果在海底大陆架上敷设声纳探测网，很快就会被发现。而且日本布雷舰不可能接近苏联太平洋舰队基地海参崴，那里海流很急，其他妨碍敷设声纳的因素很多。后来，电缆还没有敷设到彼得大帝湾，就成了断尾巴的蜻蜓。而且声纳敷设在深海里也毫无意义。到头来这种电缆成了无用的“废物”。
记者：这种无用的废物为什么还要花工夫去窃取呢？
空泽：在证实成了无用的废物这一点上还是有意义的。
记者：为什么说这是个骗局呢？
空泽：这个嘛，请去问东条，因为他明知是无用的废物，却又要提供给我。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东条实际上是反间谍人员，为了欺骗你和你背后的领导机关，才让你拿到这假情报的呢？
空泽：嗯，也许是这样吧！
记者：你是为谁搜集日本的防卫机密呢？
空泽：我不能说，请想象一下吧！
记者：传说你是某大企业集团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个企业集团怎么称呼呢？
空泽：无可奉告。
记者：据我们的调查，已推测出那是大的武器制造商集团。你把日本的防卫机密送给了外国，这样，你就成了双料间谍。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空泽：无可奉告（口气很硬）。
记者：尽管你装作日本大的武器产业的秘密职员，实际上你是某外国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不是吗？
空泽：无可奉告。
至此采访因空泽不肯回答问题而告终止。记者要求采访当事者东条，可是，他被保释后没有回家，现住处不明。
此外，本报收到了有识之士的如下批评：曾经听说从日本向海参崴敷设了海底电缆，这从空泽的话里得到了证实。可是，这么重大的战略计划不经国会认可，只凭自卫队干部和美军之间的秘密协商就付诸实施，难以令人置信。正如空泽所说的，即使拿到的是无价值的情报，但只要敷设军事海底电缆确有其事，那就说明这是自卫队脱离了文官控制的一件大事。
在谈论被窃的军事机密的价值之前，对这一点应该彻底加以追究。
亚希子面对着《东都日报》的报导陷入了沉思。这篇报导也许是记者前原写的。
以往处理间谍事件时，在起诉和仲裁过程中，从未把情报被窃的事实在国民面前公布过，即使是判决，“国家机密”也被禁闭在很厚的保密壁垒之中。在这点上，美国的做法是，秘密的最终裁决权不属于政府，而是委托给法院，当依据保密法予以起诉时，只要公诉的一方不公布秘密就算败诉。日本与美国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在这次起诉中，秘密的内容却被具体地公布出来，这种事例与其说是少有，不如说是头一回。在亚希子脑子里浮动的那个幽灵的影子，其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东都日报》刊载记者与空泽的谈话几天之后，亚希子收到了一封信。亚希子一看寄信人，不禁一惊。信封上只写着“空泽省吾”，邮戮是“金泽中央”。日期为9月8日，象是接受了《东都日报》的采访之后，来到金泽投邮的。亚希子赶紧把信拆开。
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我逃脱了严密的监视网，好不容易来到了北陆。可是，要逃到海外去，怕是不可能。剩下唯一的一条脱身的途径，就是雇佣渔船秘密逃往国外。但成功的可能性也许很小。
我之所以当了某外国的间谍的代理人，是受金钱和人事关系的束缚，慢慢被迫卷进去的。从我与你姐姐相爱之后，我就让她当作情报联络员搜集情报。她是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在饭店工作人员的掩护下，从各个方而搜集情报。可是，她同时又是日本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她是反间谍工作人员。她一方面装着帮助我，一方面刺探在日本的某外国间谍组织的情况。
经介绍，东条义治认识了你姐姐。可他也是日本谍报机关的走卒，与美国军事谍报机关也有联系。5月10日，你姐姐被杀害的那天夜里，东条把录有提供给我的军事机密磁带交给了你姐姐。没想到你姐姐的车子出了故障，竟被在途中意外相遇的外浦杀害了，磁带被外浦夺走。外浦虽说是个歹徒，但很有心计。尽管他不知道你姐姐携带的磁带是什么东西，但估计会有价值，于是来向我兜售。因为我和你姐姐不时在热海坐外浦的车，他察觉了我俩的关系，所以才认识我的。
外浦最初不知道那磁带是要交给我的，所以来问我磁带有何价值。从我的反应里，外浦知道那东西是我所需要的。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了夺得磁带的外浦是杀害你姐姐的罪犯。外浦在我的追问下，承认了自己是犯人，但又反过来威胁说，如果自己被捕的话，磁带将交给警察。磁带若交到了警察手里，那可成了一件大事。于是，我向外浦提出用钱收买磁带，并答应对他犯罪一事给予保密。
可迠，在我从外浦那里取回磁带之前，东条手下一帮子人担心磁带落入他人之手，所以把保管着你姐姐遗物的你的家给抄了。他们之所以在那以前没有更早地抄你姐姐的家，是因为你姐姐房间的钥匙交给了警察，那是电子锁，没法配到相同的钥匙。
东条之所以要取回磁带，因为担心磁带一旦转到日本军事专家手里，发现那是过时的情报，就会引起麻烦。实际上，那是想把我和某外国谍报机关引出来的钓饵。如果判明这种情报毫无价值，那我的处境就会变的微妙起来。在间谍卫星发达的今天，各国最需要的情报，是隐藏在本国的敌国间谍组织，还有本国的军事机密是如何泄漏给敌人的。对某外国谍报机关来说，我就成了导致其在日本国内长期培植的谍报网，有可能一举丧失的导火线，而且这一火炬已经被点燃了。
我在以间谍嫌疑被起诉之后，又得以保释，这种事是少有的。这样做的企图在于放我出来活动，以求连根拔除某外国的谍报网。可是，他们这样做也有不可理解之处。如果是为了把我作为破获某外国谍报机关的突破口，那就没有必要逮捕我，因为只要事情一公开，我就会从谍报网中分离出来，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倒不如不逮捕我，我让自由活动，就可以一网打尽。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做，反而逮捕了我一个人，借此大肆宣扬国家机密被窃。这样做的真正用意何在呢？
当然，这种事对现在的我来说，已是无关紧要了。你姐姐和我是在不幸的命运中相逢的，我们一时忘却了彼此的任务而相爱起来。为了把这件事告诉你，我才大胆地给你写了这封信。祝你生活愉快，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草草。
以上是信的内容。
空泽的信使亚希子头脑里捉摸不定的疑团被解开了。她看完了信，立即从名片夹中抽出一张最近得到的名片，照上面的号码拨动了电话机。
她告诉《东都日报》的电话总机，要求接政治部的前原先生。亚希子还担心他不在报社，可不久就听到耳熟的答话声。
“对不起，原谅我突然给您打电话，我是前几天见过您的八切亚希子。如果方便的话，想再见见您。”
“啊！八切小姐，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现在也不要紧。”
前原说话很干脆，连什么事都没有问，就作了回答。
“在日本航空公司饭店的斜对面，有一家‘爱比丘尔’茶室。”
“知道。”
“20分钟之后，我们在那里见面，行吗？”
“好的。”
亚希子驱车到达那里时，前原已经等在那里。狭长的店堂，最里边的座席经常是空着的，坐在那里可以把整个店内的情景一览无余。前原也许察觉到了亚希子要说什么事吧，所以占好了最里边的那个席位。
“对不起，突然把您请来。”亚希子缓了口气，表示了歉意。
“不要紧，干记者这一行，如果没有事件发生，就等于是没有火灾的消防队。”
前原露着毫无倦意的笑脸。看上去，他可能是把与亚希子见面当作一件高兴的事。
“可是，记者不是经常处于待机状态吗？”
“新闻记者也是人生父母养，常言道，记者虽说是行者，但总归不是火车嘛！”
言外之意，他是把与亚希子相会当作一种乐事。
“我拜读了前几天对空泽省吾的采访报导，那是前原先生写的吧？”
“你看过了吗？实在拿不出手呀！”他不但一点没有架子，反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意外地露出了一种天真的神态。
“就因为这事，我才要见见前原先生的。”亚希子把空泽的信，送到了前原的面前。
“这是什么？”前原用莫明其妙的眼神望着亚希子。
“请您看看。”
“那就失礼了。”
在亚希子的催促下，他拿起了信。在往下看信的时候，刚才那种天真的神态从脸上消失了，恢复了新闻记者本来的表情。看完信之后，仍在仔细地琢磨其中的内容。最后终于把头抬了起来。
“怎么样？”亚希子请他谈谈看法。
“嗯，跟采访时谈到的内容大致相同。我们拫据搜集到的情况提出的疑问，在这封信里都坦吐出来了。”
前原的眼神显出他在估摸信的价值。“唯有一点在采访谈话中没有涉及到。”
“是逮捕空泽的事吗？”
“我对这点也抱有怀疑。在那个阶段，与其逮捕空泽一个人，不如让他活动，才能把间谍组织来个连根拔呀！看来，警察是急于求成了。”
“真是急于求成吗？”
“你是说……”
“空泽先生不是在信上写着吗？首先把国家机密被窃的事张扬出去。可是，其真正用意何在呢？”
“也许在于说明国家机密的重要性。”
“其结果必将是趁此机会，把业已成为废案的国家机密法又重新提出来。”
“你究竟想要说明什么呢？”前原的表情显得有些惊讶。
“您就把这看做是妇人之见，听我说下去吧！从空泽先生和原自卫队干部被捕的时候起，我脑子里就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前原先生在报导中不是也使用了骗局这个词吗？我觉得其中有为了让空泽先生钻进圈套而抛出诱饵的味道。可是，真正的企图不在于揭露空泽先生和某外国的谍报机关，而在于国家机密法。”
“你是说为了制定国家机密法？”
亚希子点点头。
前原的喉头深处发出了微微的声音：“原来如此！”
“只有这样去分析，才感到分散在各个方面的矛盾完全归到各自的位子上了。他们把过了时的废材料，伪装成国家的机密交给空泽先生，当空泽先生扑向诱饵时，予以逮捕，借此宣扬国防机密失落的危机，把国民的危机感充分煽动起来，掀起一个大的政治运动，提出为了国家的安全，制定国家机密法是绝对必要的。森村清一等民友党的促进派充当急先锋，企图一举通过该法案。为此，政府、警察和自卫队结为一体，炮制出精密的蓝图，他们根本没有把空泽先生放在眼里，而是把空泽先生当替罪羊，以便制定国家机密法。把日本这个没有防备的间谍天国封闭起来，蹂躏国民‘明事的权利’，利用‘为了国家安全’这个看来十分爱国的口号，把对政府不利的情报全都控制起来。也许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企图。”
“似乎想得过多了吧！”
“也许是那样。保证国民‘明事的权利’，这是民主的根本。可是，这种权利对反民主势力来说，岂止是眼中钉，而是眼中癌。现在的法律已经很完备了，他们却执意要制定国家机密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借此机会扩大保守‘秘密’的范围，从而把全体国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即使有这种企图，又何以证实呢？这封信不能作为证据，即使查到了东条的所在，得到他的证言，也不过说明他干了某种蠢事而已。而且东条和你姐姐都不知道实情。也许是受人操纵的傀儡。不，肯定是傀儡。”
“我也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因为前原先生写了报导，这就等于告诉国民，被窃的国家机密是长了霉的东西，是为了把某外国的谍报组织引出来的诱饵。就此一招，我认为也可大大削弱国家机密法促进派的气焰。我在空泽先生被捕之后独自琢磨，凭女人的直感，总感到国家机密法有一种臭味。如果因为把情报泄漏给了外国就要坐牢以至判死刑，那么小说就没法出版了，不用说报纸也就没法自由发行了，至于对自卫队的报导和采访就更谈不上了。我讨厌那种沉闷的社会。我在书上看到过，战前有‘敌对思想’这个词，凡对政府不利的想法就以‘敌对思想’的罪名加以取缔，那样不是把人憋死了吗？即使撇开难懂的道理，我也讨厌那种社会，如果日本再回到那种社会去，我将毫不犹豫地离开日本。”
“这封信我给你保存着好吗？”
“请吧！”
“为使日本不致成为那样的社会，我打算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真了不起啊！”
“因为我不想让人把我们的谈话用敌对思想加以取缔。”
“啊！”
“我还想见到你呢！”
“那就在得空时，给我打电话吧！”
“真的吗？”
亚希子只是点了点头，没有答话，但眼睛里充满了热情。
两天后，《东都日报》几乎全文刊载了空泽的信，而且暗示这次原自卫队干部泄密事件，是在“某种企图”下策划的阴谋。虽然没有说明“某种企图”是什么，但以巧妙的笔法，暗示这是为了利用国家机密法，来打击“真正的敌人”而设下的一个大圈套。尽管没有直接的物证，但那篇以空泽的信为核心而组成的报导，却充满了说服力，切实地揭露了制定国家机密法的欺骗性。
前原巧妙地使用了空泽的信，超出了亚希子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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