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博生市叫做毒镇是在比尤特，在一艘名为“大船”的船上，出自一个名叫希基·杜威的红发清洁工之口。他还把衬衫说成“真伤”，因此我没把他说错城市名一事放在心上。后来我发现能正确发出卷舌音的人也这么说，但我仍没看出什么端倪，以为只是专门收录黑话的窃贼专用大词典里毫无意义的幽默感。几年后我去了博生市，才明白其中缘由。

        我用车站的电话打到《先锋报》编辑部，找唐纳·威尔森，告诉他我到了。

        “你能在今晚十点到我家来吗？”他的声音清脆悦耳，很欢快，“山区林荫大道二一○一号。在百老汇搭辆车，月桂大街下，再往西走两个路口。”

        我答应照做，然后搭车去大西部旅馆，丢下行李，出去看看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并不漂亮，大部分建筑商偏好华美却俗丽的风格。没准儿刚开始很成功，但自从延伸至南边的暗黑山岭旁耸立起了砖砌的冶炼熔炉，它喷出的黄色烟尘就将一切都变得暗淡肮脏。两座山峦因开矿而被弄得脏兮兮的，这个有四万人居住的丑陋城市就卡在这丑陋山峦之间的丑陋缺口里，外面是污浊的天空，看起来仿佛也是从冶炼熔炉里冒出来的一般。

        我遇见的第一位警察需要刮胡子，第二位破旧的制服上缺了两颗纽扣，第三位站在城里的主要路口——百老汇大道和联合街交叉口——中间指挥交通，嘴角叼着一根雪茄。之后遇见的我就没再注意了。

        九点半，我赶上一辆百老汇的街车，并遵照唐纳·威尔森的指示来到街角。房子矗立在一块四周围着篱笆的草地上。

        应门的女仆告诉我威尔森先生不在家。正当我解释我和他事先有约时，一个身材窈窕、大概不到三十岁、身穿绿色绉绸衫的金发妇人来到门边。即使微笑着，她蓝色眼睛里的冷漠也并未减少半分。我对她再次解释来意。

        “我丈夫现在不在。”她带着不易察觉的口音，在发“s”音时稍微有些含糊，“不过如果他约了你，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她把我带到楼上一间面向月桂大街的房间。这是间红褐色交错的屋子，里面有很多书。我们各自在皮椅上落坐，半对着点着的煤炉的护栅架。她开始询问我和她丈夫的生意往来。

        “你住在博生市吗？”她先问道。

        “不，在旧金山。”

        “但这不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吧？”

        “是第一次。”

        “真的吗？喜欢我们的城市吗？”

        “还没看全，不好说。”这是一句谎话，我已经看够了，“我今天下午才到。”

        她闪烁的双眼中的探寻意味消失了，说：“你会发现这是个无聊的地方。”接着她继续追问，“我想所有的矿业城市都这样。你从事采矿业吗？”

        “目前不是。”

        她看着壁炉架上的时钟，说：“唐纳大老远把你叫过来却让你久等，实在过意不去。都这么晚了，办公时间早过了。”

        我说没关系。

        “或许不是生意上的事吧！”她继续探寻道。

        我没说话。

        她笑了——一声简短带刺的干笑。

        “其实我平常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她欢快地说，“但你实在太神秘了，我才会抑制不住好奇心。你不是贩卖私酒的吧？唐纳经常换人。”

        我咧嘴一笑，随她猜。

        楼下的电话响了起来。威尔森太太将穿着绿拖鞋的双脚伸向燃烧的壁炉，假装没听到铃声。我不知道她这么做有什么必要。

        她开口说：“恐怕我得——”然后她停下来，看着走廊上的女仆。

        女仆说有电话找威尔森太太。她道了个歉，跟着女仆走出屋子。她并没有下楼，而是用附近的分机说话。

        我听到她说：“我是威尔森太太……对……不好意思，请再说一遍……谁？……请您大声点儿好吗？……什么？……好……好……请问您是谁？……喂！喂！”

        电话挂断时震得挂钩叮当作响，接着就传来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步伐非常急促。

        我点燃一根香烟，盯着它，直到听到她开始下楼梯。接着我走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望着外面的月桂大街，以及坐落在屋子另一边角落里的方形白色车库。

        不一会儿，一个身着深色外套、头戴深色帽子的窈窕女人进入了我的视野。她从屋里出来，急匆匆地钻进车库。正是威尔森太太。她开着一辆别克双门小轿车离开了。我坐回椅子上，等待着。

        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十一点五分，外面传来刺耳的刹车声。两分钟后，威尔森太太走进房间。她已经脱掉了帽子和大衣，脸色苍白，眼睛颜色变得很深，几乎成了黑色。

        “非常抱歉。”她说，紧张的双唇抽搐着，“看来要让你白等了，我丈夫今晚不回来了。”

        我说我可以明天早上到《先锋报》找他。

        离开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左脚拖鞋的脚趾部分黑糊糊、湿漉漉的，像是沾着血。

        我走到百老汇街，搭上一辆有轨电车。在旅馆北边相距三条街的地方下车，想看看聚在市政厅一扇侧门旁边的人群在干什么。

        三四十个男人和零星几个女人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标示为警察局的大门。人群中有仍然穿着工作服的矿工和冶炼厂工人、从台球室或舞厅出来的俗气小混混、油头粉面的机灵小白脸、一脸乏味的体面丈夫和几个一样体面也一样乏味迟钝的女人，还有几个上夜班的女郎。

        我站在人群边缘，旁边是一位体形方正、穿一身皱皱巴巴的灰色衣服的男人。虽然最多刚过三十岁，但他的脸色看起来同样是灰扑扑的，厚嘴唇也一样。他的脸很宽，线条深邃，显得很聪明。他身上唯一的色彩就只有绽放在灰色法兰绒衬衫上的红色温莎领带了。

        “这么嘈杂是怎么回事儿？”我问他。

        回答前他先谨慎地看了看我，似乎想确定消息会落入一个安全的人的手中。他的眼睛和衣服一样灰，却没有那么柔和。

        “唐纳·威尔森跑去坐到上帝的右边了，如果上帝不介意看到他脑袋上的弹孔的话。”

        “谁杀了他？”我问。

        灰衣男子挠了挠脖子后面，说：“一个有枪的家伙。”

        我需要信息，而不是俏皮话。要不是这条红领带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在人群里另找一个人碰运气。我说：“我不是本地人。别插科打诨的，你们就爱欺负外地人。”

        “唐纳·威尔森，大绅士，《先锋晨报》和《先锋晚报》的发行人。不久前被人发现躺在飓风街，中弹身亡，凶手不明。”他像在朗诵一首快歌的歌词，“这样就不会伤到你的感情了吧？”

        “多谢。”我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他那条领带已经松了的一头，“是有什么意义吗，还是只是随便戴着？”

        “比尔·昆特。”

        “真见鬼！”我叫出声，想要记起这名字，“天哪，真高兴碰到你。”

        我掏出名片夹，翻找我利用各种方式从各处收集来的身份证明。我拿出一张红色卡片，上面写着我是一名叫亨利·尼尔的海员，某世界知名的产业工会会员。上面没有半个字是真的。

        我把名片递给比尔·昆特。他谨慎地看了看，翻前翻后，又递回我手上，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满脸不信任。

        “反正他不可能再死一次了。”他说，“你往哪个方向去？”

        “随便。”

        我们一起沿街走，在路口转弯，起码在我看来毫无目的。

        “如果你是水手，为什么来这里呢？”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是水手？”

        “你的名片啊！”

        “我还有一张证明我是林中野兽的。”我说，“如果你想让我当矿工，我明天就能弄一张来。”

        “不可能。这里是我的地盘。”

        “这么说，你收到季的电报了？”我问。

        “去他的季！这里是我的地盘。”他朝一家餐厅大门点了点头，问，“喝一杯吗？”

        “只要有喝的。”

        我们穿过餐厅，爬上一段楼梯，踏入位于二楼的一个狭窄房间，里面有一个长吧台和一排桌子。比尔·昆特冲吧台和桌子旁的几位男女点点头，喊了一声“嗨！”，便把我领到吧台对面。那里有许多拉着绿色帘子的小隔间沿墙排开。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全花在喝威士忌和聊天上了。

        灰衣人认为我无权乱用我给他看的名片，刚才提到的那一张也不行。他认为我不是一名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好会员。而他身为博生市世界产业工人组织里的重要人物，认为从我身上探取内幕消息是他的责任，并且努力控制自己在谈论激进话题时不要太激动。

        这些我都无所谓，我感兴趣的是博生市的事。他也不在意在用闲谈的口吻刺探我那张“红卡”的同时，抽空说说博生市的事。

        我从他口中打听到的消息总结起来有这些：

        四十年来，老伊莱休·威尔森——今晚刚被杀死的那个男人的父亲——一直拥有博生市，从里到外，从心脏到灵魂。他是博生市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和最大股东，同样是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和最大股东。他拥有《先锋早报》和《先锋晚报》——这个城市仅有的两份报纸。所有重要企业他都或多或少持有一些股份。除了这些资产，他还操纵着一位美国参议员、几个众议员、州长、市长，以及大半个州议会。以前，伊莱休·威尔森就是博生市，也几乎是整个州。

        回溯到战争时期，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当时正如日中天，后来向西部扩展了。它发动会员帮助博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们。那些工人从没这么被纵容过，他们利用这股新力量要求得到想要的一切。老伊莱休照单全收，静待时机。

        一九二一年，机会终于来了。生意糟糕透顶，老伊莱休不惜承担公司会关门一阵子的风险，擅自撕毁了和手下工人订立的协议，把他们踢回战前的状况。

        当然，工人们开始向工人组织寻求帮助。比尔·昆特因此被世产会从芝加哥总部派来。他反对罢工和公开游行，而是劝那些老捣蛋鬼们继续工作，从公司内部搞破坏。但这一招没有被博生市的会员接受，他们觉得这样不够积极；他们想跳上舞台，创造劳工历史。

        他们罢工了。

        罢工持续了八个月，双方都损失惨重。世产会会员们必须亲自上阵，老伊莱休却雇用枪手、工贼、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甚至部分正规军替他流血。直到最后一个头盖骨破裂，最后一根肋骨被踢断，博生市的劳工组织终于变成了一堆破烂爆竹。

        不过，比尔·昆特说，老伊莱休并不懂意大利黑手党那一套。老家伙赢了罢工，但失去了对城市和整个州的控制权。为了打败矿工，他只得听任那些雇来的打手为所欲为，直到罢工结束仍无法摆脱。他把城市交给他们，后来却无力再抢回来。他们看中了博生市，十分乐于掌管它。他们帮他赢了那场罢工，城市因此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他不能公然与他们决裂，因为有太多把柄在他们手上，他得为他们在罢工期间所做的一切负责。

        说到这里时，我和比尔·昆特都已有些醉意了。他再次喝光杯中的酒，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开始讲这段陈年往事在今天的后续发展。

        “目前他们当中最强的大概是芬兰佬皮特，现在我们正喝的这玩意儿就是他的。接下来是陆·亚德，他在帕克街有家借贷公司，做很多保释金担保方面的生意，处理城里最烫手的事情。他们还告诉我，他和警察局局长诺南走得很近。然后是名叫马克斯·塔勒尔的小子——绰号低语者——他朋友很多。一个黝黑圆滑的小个子，喉咙有点儿毛病，不能好好说话，净干些投机勾当。这三个，加上诺南，都在帮伊莱休打理这个城市——甚至超过他想要的。因此他不得不配合他们玩儿，否则——”

        “今晚被做掉的那个家伙——伊莱休的儿子——他干了些什么？”我问。

        “他老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现在他躺着的那个地方也是他老子让他去的。”

        “你的意思是，是他老子把他——”

        “也许吧。但我猜不是那样。这位王子刚回家不久，替老子经营报纸生意。这不像老恶魔的作风，尽管他已经快进坟墓了，可还是不会任由别人夺走他的东西却不还手。他必须小心防备那帮家伙。他把儿子和法国儿媳从巴黎接回来，把他当猴子利用——好一出漂亮的父子情深的戏码。王子想通过报社发起一场改革，扫清市内的邪恶分子和贪赃舞弊行为——这就意味着，如果整顿得够彻底，就会整到皮特、陆和低语者头上。懂吗？老人在利用儿子甩掉他们，我猜他们有些烦了。”

        “这种猜测似乎不太对劲。”我说。

        “这个糟糕的城市里不止这一件事不对劲。故事听够了没？”

        我说听够了，于是我们下楼来到街上。比尔·昆特告诉我他住在森林街的矿工旅馆，回去的路上会经过我的旅馆，所以我们一起走。在我旅馆前面的路边，站着一个肌肉结实的家伙和一个看起来像便衣警察的人，两人正和一辆斯图兹旅行车里的人说话。

        “车里坐着的是低语者。”比尔·昆特告诉我。

        我的视线越过肌肉发达的男人，看到了塔勒尔的侧面。年轻、肤色黝黑的小个子，漂亮的五官端正得像是用模子刻出来的。

        “他很可爱。”我说。

        “嗯，”灰衣人表示同意，“也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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