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了五点二十五分的火车南下，七点半到达波斯顿，一个比克萨达大一倍的烟尘市镇。一辆敞篷公共马车在半小时后把我载到了目的地，我是唯一的乘客。我下车穿过街道，走到对街的旅馆时，天快要下雨了。

        一个叫杰克·桑托斯的旧金山记者急着从电报室跑出来问：“哟，有什么新消息吗？”

        “大概吧，不过我得先跟维农讲。”

        “他在自己的房间——十分钟前还在。你是说那封某人收到的勒索信？”

        “嗯。他已经讲了？”

        “科登本来要说，可是维农封了他的嘴，要我们先别问。”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讲话的人是科登吗？”桑托斯细薄的唇角向下一耷拉，“维农、芬尼跟科登现在正在角力——想要看看谁的名字和照片曝光率最高。”

        “他们除了这个还干了什么？”

        “他们能干什么？”他一脸嫌弃地反问，“一天花十个钟头想挤上头版，另外十个钟头用来妨碍对手，而且他们还得找时间睡觉呢。”

        在旅馆里，我告诉另外几名记者“没有新闻”，接着再次登记入住，把行李摆进房间，然后经过走廊去了二○四房。我敲门后，维农把门打开。就他自己一个人，而且显然一直在看报纸——床上的红绿白各色纸张堆了一沓。雪茄的烟雾让房间蒙上了一层灰蓝色。

        这位地方检察官已到了而立之年，眸色深暗，下巴高高地昂着，比它本来应有的模样要凸出得多。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全露，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对名利的执著。他轻快地握了握我的手，说道：“真高兴看到你回来。请进。坐吧。有什么新进展吗？”

        “科登把我的话转告你了？”

        “嗯。”维农在我面前摆了个姿势，两手插进口袋，双腿岔开，“你看事态有多严重？”

        “我建议安德鲁把钱准备好，他不愿意。柯林森家的人愿意。”

        “他们愿意。”他说，像是在确认我的猜想，“还有呢？”他依然咧着嘴，牙齿还是露在外面。

        “信在这儿，”我交给他，“菲茨斯蒂芬早上会来。”

        他用力点头，拿着信凑向光线，仔仔细细地检查起信纸信封。完事以后，他轻蔑地把信扔到桌上。

        “明显是伪造的笔迹。”他表示，“那么，具体地讲，这个菲茨斯蒂芬——他是叫这名字吗？——是怎么说的？”

        我逐字逐句地告诉了他。讲完以后，他两排牙齿咔嚓一声合到一起，然后转向电话，要某个人转告芬尼，他——地检官维农先生——希望马上会面。十分钟后，警长走了进来，一边捋着棕色大八字胡上的雨水。

        维农用拇指冲我一指，命令道：“跟他讲。”

        我重复了一遍菲茨斯蒂芬对我的说辞。警长听得极为专心，红润的脸庞涨得发紫，呼吸粗重。等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地检官马上就打了个响指。

        “很好。他说电话打去的时候，公寓里有别人在场。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他还声称自己在周末去了罗斯区，找那个——叫什么来着，拉尔夫·科曼吧？很好。警长，这些全都查清楚，看看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把菲茨斯蒂芬给我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警长。芬尼一一写在洗衣单的背面，然后气喘吁吁地出了门，准备发动郡政府的犯罪侦察机构。

        维农没话跟我讲。我留下他独自看报，自己走下楼去。娘娘腔的守夜人示意我到柜台，然后说：“桑托斯先生要我告诉你，他今晚在房里待命。”

        我谢了他，上楼去了桑托斯的房间。他跟另外三个记者，还有一个摄影师在一起，正玩着梭哈纸牌戏。到了十二点半，赢了十六美金的时候，我被叫到电话旁，听到地检官咄咄逼人的声音。

        “你能立刻到我房里吗？”

        “可以。”我拎起帽子和外套，告诉桑托斯，“换现金给我。有个重要电话。每次稍微赢了点儿我就要接到这么一通。”

        “是维农？”他数着我的筹码问道。

        “没错。”

        “一定没什么要紧的，”他揶揄道，“要不他会把这个红毛的也叫过去，”他朝摄影师一点头，“这样明天的读者才看得到他踌躇满志的模样。”

        科登、芬尼跟罗力都在地检官房里。科登中等身材，一张圆胖乏味的脸孔，下巴上有个肉窝，穿着黑色橡皮靴、长雨衣，戴了顶帽子，全都淋湿了，又泥泞不堪。他站在房间正中，一双圆眼里带着颇为自满的神气。芬尼跨坐在一把椅子上，捻着自己的八字胡，红脸上带着愠怒。罗力站在他旁边卷着烟，看上去与平素一样和气。

        维农把门在我身后关上，怒气冲冲地说：“科登认为他有了新发现。他觉得——”

        科登挺直了胸走上前去，插话道：“我不是觉得。我他妈的相当清楚——”

        维农冲着执法官和我打了个响指，厉声说道：“废话少说，我们过去看看。”

        我回房拿了雨衣、枪和手电筒。我们走下楼，爬上一部满是泥点的车。科登开车，维农坐在他旁边，其他人全在后头。雨水打在车顶和窗帘上，水滴从罅隙漏进来。

        “在这么个见鬼的天里乱闯。”警长恶声恶气地说，一面偏过头躲着水滴。

        “迪克真该行行好，只管他自己那档子事。”罗力附和道，“不在克萨达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要是多用点心在克萨达的话，就不用担心海滨那一块了。”芬尼接过话头，然后跟他的副手一起阴笑。

        不管这对话的重点在什么，我都毫无概念。于是我问：“他搞什么呢？”

        “没什么，”警长告诉我，“等下你就知道什么都没有。然后，老天在上，我就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搞不懂维农是怎么了，有什么值得在意的！”

        这话我也毫无头绪。我从窗帘缝里望出去，雨水和黑暗模糊了视野，但我清楚我们是在朝东街的某个地点行驶。一路上糟透了——潮湿、吵闹、颠簸不平。最后，车停在某个跟我们先前经过的路段一样黑暗、潮湿又泥泞的地方。

        科登关上车灯走出去，其余的人跟上，在齐脚踝的泥泞里踉跄着跋涉。

        “真他妈够了。”警长抱怨道。

        维农想说点儿什么，但执法官已经沿着路往前走远了。我们沉重而缓慢地跟从，靠踩着烂泥的脚步声而非视线来维持着彼此的联系。天色漆黑。

        没多久我们就离开主道，挣扎着翻过一道金属丝拧成的高栅栏，接下来脚下踩的不再是泥泞，而是滑溜的青草。我们爬上一座小山，风雨交织着劈面刮来。警长气喘吁吁，而我在流汗。我们爬到丘顶，然后从另一头下去，前方响起了海涛拍打岸边的沙沙声。斜坡变得更加崎岖，卵石开始从杂草中凸现。科登滑倒过一次，跪到地上的时候绊到了维农，他赶紧抓我一把稳住。警长的喘气现在听来像是呻吟了。我们拐向左边，排成一字前行，而浪声就在耳边。然后我们再次左拐，爬上一处斜坡，停在一方低矮无墙的遮棚底下——木制的屋顶，被十几根柱子撑着。一座更大的建筑出现在我们眼前，在几近墨色的穹隆之下凝成一抹黑影。

        科登悄悄地说：“等我先看看他的车在不在。”

        他走开了。警长吐了口气，怨声道：“这一路走得真他妈费劲！”罗力也叹了口气。

        执法官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车子不在，所以他应该不在。”他说，“来吧，反正也可以避避雨。”

        我们跟随他沿着树丛间的泥泞小径走向那幢黑糊糊的房子，登上后廊。我们站在那里，等着他把窗户撬开，翻身进去打开门锁。我们这才头一回把带来的手电筒打亮，照见一间整洁的小厨房。我们进去，弄得地板一片泥泞。

        科登是小组里唯一还有兴致的成员。他的表情，从帽檐之下到有酒窝的下巴，活脱脱像个就要掀开高潮、带给大家惊喜的主持人。维农面色狐疑地看着他，芬尼一脸嫌恶，罗力面色冷漠，而我因为不清楚此行目的，所以当然是满心好奇。

        结果发现原来我们是来搜屋的。我们这么做了——至少科登在干，其他人只是假装在旁边帮忙。房子很小，一楼除了厨房就一个房间，而楼上只有间还没装潢的卧室。我看见抽屉里的杂货账单和税单，才知道屋主是哈维·惠登——就是那个看见加布丽埃尔·柯林森和陌生人开走克莱斯勒的、人高马大、慢条斯理的惠登。

        我们在一楼毫无收获，于是去了楼上。在那儿倒弄了十分钟以后，我们有了发现。从床板和床垫中间，罗力抽出了一个用白色麻布裹住的小扁包。

        科登正抬着床垫让警长检查下面，眼下他松了手，挤过来跟着我们围观罗力发现的包裹。维农从副警长手里拿了过去，摆在床上摊开。麻布里有一包发夹、一条白色花边手帕、一把刻着G.D.L.的银色发梳，还有一双女人戴的小巧的黑色羊皮手套。

        我比其他人都要来得吃惊。

        “G.D.L.。”我总得说点儿什么，于是说，“有可能是加布丽埃尔·莱格特，插个D起首的中间名。莱格特是柯林森太太的本姓。”

        “你他妈的还真是说对了。”科登得意洋洋地开口。

        低沉的声音从门廊里传来：“各位有搜索令吗？没有的话，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这叫闯空门，你们懂的。”

        哈维·惠登杵在那儿。他魁梧的身体裹着一件黄色雨衣，把门口堵得结结实实，五官深刻的脸庞阴沉愤怒。

        “惠登，我——”维农讲话了。

        “就是他！”执法官尖叫出声，然后从外套里拔出手枪。

        他朝门口的男人开枪时，我推了他一把。子弹打进了墙里。

        现在惠登的表情是惊吓多于愤怒了。他反身跳离门口，冲下楼去。科登被我推得急了眼，他直起身，咒骂了我一句，然后追下楼去。维农、芬尼和罗力都站在后头瞪眼观望。

        我说：“咱们可没做亏心事，不过我给搞糊涂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没人吭声。我说：“我们上回搜屋的时候，这把梳子是在柯林森太太桌上吧，罗力？”

        副警长不太确定地点点头，依然瞪着门看。门外现在没有声响了。我又问：“科登会有什么动机陷害惠登吗？”

        “他们可不算好朋友。”警长说出了我已经注意到的事情，“你觉得呢，维农？”

        地检官从门口移开了视线。他把东西裹回麻布，然后揣进口袋。“走吧。”他厉声说，然后迈步下楼。

        前门开着。科登跟惠登既不见踪影，也毫无声息。一辆福特——惠登的——停在前院大门被雨水浇着。我们上了车，由维农驾驶，开到海湾小屋。我们猛力敲门，直到穿着灰色内衣的老人打开门才罢手。他是警长安排在那儿当看守的。

        老人告诉我们，科登当晚八点来过这里，说只是想再瞧瞧。守门人觉得没什么理由盯着执法官，所以并未阻碍，由他去了。而且据他所知，执法官并没有拿走柯林森夫妇什么东西——虽然也有这个可能。

        维农和芬尼朝着老人吼了一顿，然后我们又开回克萨达。

        罗力跟我一起坐在后座。我问他：“这个惠登是谁？科登怎么找上他开刀？”

        “呃，一方面呢，是惠登名声不好，以前这儿的甜酒走私他也掺了一脚，而且时不时就要惹个麻烦。”

        “哦？那另一方面呢？”

        副警长皱起眉头，犹疑不决地琢磨着言辞；而在他琢磨出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停在了一幢立在阴暗街角、布满树藤的小屋前头。地检官带头走到前廊按门铃。

        没多久，就有个女人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谁啊？”

        我们得退回台阶才看得到她——科登太太出现在二楼窗口。

        “迪克回来了没？”维农问道。

        “不，维农先生，还没有。我还在担心呢。等等，我这就下来。”

        “不劳驾了，”他说，“我们不等他，早上我再来看他。”

        “不，等等。”她急切地说，倏地从窗口消失了。

        顷刻之后她就打开前门，湛蓝的眼眸阴郁而激奋，身上披着件玫瑰红的浴袍。

        “你不必这么麻烦，”地检官说道，“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们刚跟他分手，只想知道他回来没有。他没事。”

        “他——”她两手拢起单薄胸前的浴袍，“他是不是在——在追哈维——哈维·惠登？”

        “嗯。”维农说话时没看她，而且牙齿也没露出来。芬尼和罗力看起来跟维农一样不自在。

        科登太太的脸泛起了血色。她的下唇直抖，讲话不太清楚。

        “别信他，维农先生。他的话你一个字也别信。哈维跟柯林森夫妇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管是他们中的哪一个。别听迪克的，哈维没有。”

        维农盯着自己的脚一言不发，罗力和芬尼则专心看着门外的雨——我们就站在门内几步远的地方。看来谁都不打算开口了。

        “没有吗？”我问道，语气里的疑惑比自己察觉的还要多。

        “没有，他没有！”她失声喊道，把脸转向我，“不可能。他不可能有什么牵涉。”她脸上的血色消退了，只剩下绝望的苍白，“他——他那个晚上在这儿——一整晚——从七点前到天亮。”

        “你丈夫呢？”

        “城里，他妈妈那儿。”

        “地址是？”

        她把地址给了我。在诺依街。

        “有什么人——”

        “哦，得了吧，”警长抗议道，眼睛还在瞪着雨，“还没问够啊？”

        科登太太把脸从我身上转回地检官，抓住他一只胳臂。

        “不要说出去，求你了，维农先生。”她央求道，“要是传开来，我可怎么办啊。但我非讲不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看他害死哈维。拜托，你不会讲出去吧？”

        地检官发誓说不管怎样，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把她的话告诉别人，警长和他的副手都涨红着脸猛点头。

        然而等我们离开她回到福特车边时，他们便将困窘抛之脑后，又恢复了杀气腾腾的模样。才十分钟不到，他们已经下了结论，说科登周五晚上没到旧金山他母亲那里，而是还留在克萨达，干掉了柯林森，进城打电话给菲茨斯蒂芬，又寄了信，然后及时回到克萨达绑走柯林森太太；打从开始他就计划要设计陷害惠登，一直以来科登就看他不顺眼，怀疑着众人皆知的事实——惠登是科登太太的情人。

        警长几分钟前还摆出绅士风度，不让我仔细盘问女人，眼下倒笑得肚子都颤巍巍的。

        “这太有料了，”他咯咯地笑道，“他设计哈维，哈维却在他床上拿到了不在场证明。等咱们告诉他的时候，我看迪克那张脸准保可以上《淘气》当插图。咱们今晚就要找到他。”

        “最好等一下。”我建议道，“跟他讲以前，查查他的旧金山之行总没坏处。我们现在抓到的把柄也不过就是他想陷害惠登而已。如果凶手和绑匪都是他的话，他也未免搞得太多此一举了。”

        芬尼蹙眉怒目看我，为他们的观点辩解：“有可能他除了陷害哈维，什么也不想做。”

        “可能。”我说，“但多给他下点儿套，看看他怎么应付，也没什么坏处。”

        芬尼对此表示反对，他想立刻逮捕巡佐归案。但维农勉为其难地支持了我的看法。我们把罗力送回家，然后回到旅馆。

        我回房给旧金山的社里打了通电话，等待线路接通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开了门，让杰克·桑托斯进来。他身穿睡衣和浴袍，趿着拖鞋。

        “旅途愉快？”他打着呵欠问。

        “令人振奋啊。”

        “有什么突破？”

        “没什么能上报的，不过我只能私底下跟你说：最新状况是咱们的执法官想把罪名安到自己妻子的情夫身上——通过往他家里栽赃。其他几位大人物们都说案子是科登自己干的。”

        “那他们就都能上头条啦。”桑托斯坐在我的床脚，点了一根烟，“我碰巧听人说过，芬尼在科登太太看上执法官前，跟科登是情敌，也想牵上电报员的小手——算是酒窝战胜了八字胡？”

        “没听过这事儿。”我承认道，“那又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不过刚好听到罢了。修车厂一个家伙讲的。”

        “多久以前？”

        “你是说他们争风吃醋？还不到两年。”

        旧金山的电话接通了，我要费德——社里值夜班的——找人核查执法官的诺依街之行，桑托斯则在我通话的时候打着哈欠离开了。通完话，我就上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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