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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腊月二十七,机关单位放春节假,加上假期前后的双休日,干部通常可以在家连续休息十几天。梅健民跟往年一样,上街买了一些鸡鸭鱼肉、蔬菜干果、香烛对联等等农村必备的年货,准备回乡下老家与老婆孩子团聚。户籍科不像刑侦队或110那样,每到节日总是如临大敌,除了正常的值班,其他人都可以安安稳稳的过大年。

        王苟在集体宿舍找到梅健民的时候,梅健民的单人房间里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年货,西照的窗户渐渐暗淡无光了,可见时辰已近傍晚。梅健民的房间相当简陋,朴素的作风体现了一代老公安的精神面貌。梅健民请王苟入座颜色莫辨的沙发,用印有“农业学大寨”的牙缸泡了一杯浓茶。王苟没喝茶,抚摸着“学业学大寨”说:

        “太清苦了。”

        “有人说我是辛辛苦苦几十年,生活还是解放前。”梅健民指指王苟头顶的一张大照片说,“其实没你们说的那么高尚,我在老家还盖有乡村别墅哩,这是假象。”

        “有损公安形象。”

        “损不了,平时有人找我都在办公室,这张破沙发就我一个人坐。你不该是考察民情来的吧?”

        王苟笑了,“请你吃饭。”他说。

        “这样也好,让小郑早点休息。我们户籍科小门小户的,就一台车,小郑跑了一整天,你看还没轮到本科长回家。不过天底下没有白吃的晚餐,先漏个底,我可不赴鸿门宴。”

        “我想,我想这个,把老娘的户口迁出来。”

        “这事好办,以孩子要人带为由,打个报告先送民政和居委会签一下。”梅健民收拾桌上的钥匙、手机,随王苟出来,锁上门说,“人家广东早就时兴非转农了,你还弄农转非,这是干嘛?”

        “申请困难补助。”

        “治标不治本,当务之急是赶紧再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孩子不能没娘。”

        两人边走边聊,王苟从后院车棚扶出摩托车,载上梅健民绝尘而去。

        他们来到“客家农庄”酒店,帮主早就等候在门口了。帮主虽然衣着工整,毕竟理了光头,梅健民警惕起来:

        “他是谁?”

        “我表弟,解小飞。”王苟锁好摩托,钥匙装进头盔里交给帮主拎着。

        梅健民说,“也好,就我们俩怎么喝?总得叫个助手筛筛酒吧。”

        “客家农庄”其实是西郊镇的一家农户,以环境幽静、酒菜实惠而著称。按王苟的说法,选择这家酒店的理由是,“离看守所近,可以赊账。”

        王苟点了一条鲶鱼和几个小菜,那条鲶鱼大到一种程度,盘子碟子都太小了,只有茶盘才得以容得下它硕大的身躯。梅健民“哦”了一声,禁不住的惊奇。

        帮主一口气开了三瓶“石门湖”,解释说,“连城出的新酒,才36度,先一人一瓶,各扫门前雪。”

        “不行不行,”梅健民企图藏起酒杯,“我几岁?你们几岁?喝酒喝什么,喝的就是年龄,喝的就是体格。”

        王苟夺过梅健民绕到身后的酒杯,斟满一杯说,“要量化管理。”

        帮主说,“对呀,免得你吹牛皮说多喝了,好像我们以少欺老似的。”

        梅健民与王苟推杯换盏,与此同时,闵所长在另一家酒店跟同学们觥筹交错。同学嫁女儿,同窗好友凑成一桌难免要感慨唏嘘,岁月不饶人、人到中年万事休,每一句话都要用酒来概括。闵所长不觉得自己喝醉,因为他真的喝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少就少在还清醒的时候都说自己醉了醉了不能再喝;一旦喝醉了,反而梗起脖子声明,“我没醉”。

        “我没醉。”闵所长甩开试图携扶他的手,卷起舌头又强调一遍,“我没醉。”

        闵所长踉踉跄跄的启动摩托车,停在酒店门口扬言要送这个、要送那个。谁也不敢坐闵所长的车,除非自己也喝醉了。主人担心夜长梦多,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打发闵所长走人。

        不幸的是,闵所长并没有回到看守所宿舍,他的生命在路上就结束了。

        检察院传唤的一个挪用公款嫌疑人原先在宾馆“双规”,检察院的人也是人,过年了他们也想放假,经济检察科干脆向批捕科弄了一张逮捕证,将他送进看守所。

        看守所设在城市西郊的屏风山,那是个偏僻冷清的地方,集中了海源市所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单位:看守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殡仪馆。一到天黑,就没人愿意从屏风山经过了,甚至大白天从屏风山出来,也要被路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得你心里发毛。看守所建在一座孤伶伶的山头,通往它的大门却要先下冗长的斜坡,这样,319国道与看守所之间的公路就呈现出明显的U形。这条U形水泥路修得笔直,路两边的塔松像仪仗队那样挺拔,乍一看还以为是外国人修的。

        检察院的警车冲到U形谷底时,路上侧躺的一个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个立功心切的年轻检察官跳下车,不满地踢踢这个不识趣的家伙。躺倒的人没动,其中一个检察官不耐烦了,用脚使劲一拨,侧躺的人于是成了仰面朝天。检察官们像中了炸弹那样蹦离现场,嗡的一声全躲回到车里,因为那人根本谈不上仰“面”,他连脑袋都不见了。

        司机打开远灯探照尸体,检察官们就在车里用手机报了案。

        刑侦队赶到现场,立即实行了封锁。重案组投入了有条不紊的搜查:摄影员负责固定现场,他用车灯照明,从不同角度的进行拍照;痕迹员和两个负责物证鉴定的工程师戴上乳胶手套,拧亮头盔上的电瓶灯,肩并肩地开展“指尖搜寻”工作。痕迹员用镊子采集每一件现场的物品,并把它们一一装入塑料盒内。很快,痕迹员就在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尸体的头颅,这回轮到他们蹦离现场了,因为这是他们老同行闵所长的头。

        重案组的童组长也戴上乳胶手套,他将闵所长的后脑勺托在手上说,“这人头本来是最尊贵的,一离开身体就成为最可恶的了。”

        童组长用手电细致地观察脖子上的切口,仿佛那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啧啧称赞说,“好利落的活,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刀口。”

        摄影员对准人头举起了相机,童组长一边转动头颅一边介绍说,“你们看这切口,平整、光洁;再看闵所长的表情,平静如常,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凶器锋利无比、凶手用刀速度奇快,不等闵所长感受到痛苦人头就落地了。人头我见多了,一看切口皮肉、面部血色,我就能认出是砍的,还是剁的、劈的、切的、抹的、锯的,凶手是不是杀人的行家里手也就能辨个八九不离十……”

        一个物证鉴定工程师打断了组长的自吹自擂,“找到了找到了,”他激动地作出推测,“树底下找到一根锯齿钢丝,可能是凶器。”

        树底下的钢丝卷曲成盘状,它细如绣花针,一侧是若有若无的锯齿,要用指面去捻才能感觉到锯齿的存在。这种锯齿钢丝不但异常坚韧,而且锋利无比,要在大型的五金商店才能买到,它的用途非常专一,仿古家具厂的木匠们用它来镂空红木,以便雕刻各式各样的花鸟虫鱼。

        童组长用放大镜一对,钢丝末梢留有残余的血迹。童组长若有所思,“钢丝应该是系在树杆上。”

        工程师的电瓶灯光随着钢丝搜索,另一头果然系在树杆上。童组长心中有数了,说话也显得信心十足:

        “路对面的树杆上肯定还有一段钢丝。”

        闵所长的摩托车被远远地甩在一棵塔松背后,检查结果表明,摩托车的各项性能完好无损。在钢丝的位置之前,摩托车后轮的轮印完全压在前轮的轮印上,导致轮印模糊。这就说明,摩托车是直线行驶的。童组长以此推断,骑在车上的闵所长根本没有发现锯齿钢丝。从钢丝系在树杆上的位置测量,那正好是闵所长骑在摩托车上脖子的高度。至此,童组长有了基本的结论:

        “凶手是熟悉闵所长人,不但知道闵所长的准确身高,还知道他摩托车的型号,甚至还了解闵所长骑车的姿势。因为骑车的姿势不同,脖子所在的高度就有区别。死亡过程是,闵所长骑车冲过绷紧的锯齿钢丝,钢丝切断他的脖子,头颅落地;身躯继续骑在车上,往前冲出一段后才脱离车体落地;最后摩托车因失控被甩出路面。”

        在系钢丝的树底下发现明显的鞋印,摄影员对鞋印拍了照、工程师进行印模制作,并采集了泥土样本。在采集到的所有物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一支钢笔套,童组长迫不及待地用放大镜观察。笔套黑体、粗短、铝质别扣已经失去弹性,从形状和螺旋式判断,是七十年代特有的产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童组长差一点被惊骇所击倒,他做梦也想不到,笔套上居然刻着这样一行楷体小字:

        “奖给优秀基干民兵梅健民。”

        童组长的脸变了色,呼吸粗重起来。“快,加紧。”童组长命令大家。

        痕迹员给每个装有物品的塑料盒贴上标签,标签上注明时间、地点以及该物品被发现的精确位置。最后,工程师为闵所长的头颅和四肢分别套上塑料袋,搬进了警车。

        童组长挂通了梅健民的手机,无人接听。值班室的老华见证说,“梅科长下午上街买年货,傍晚坐王苟的摩托车出了公安局大院。”

        童组长又挂王苟的手机,通了好一会,却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在接,“喂,我是客家农庄。你找王所长,他喝醉了,睡着了。好,我叫醒他。喂,他死猪似的,摇不醒。有急事?你自己来找他好了。再见。”

        童组长换了警车,率队马上赶到客家农庄。童组长第一眼看到的情形是,王苟歪在总台的木沙发上鼾声如雷,另一张木沙发上理光头的年青人也在酣睡。童组长心中暗暗叫苦:

        “梅健民呢?梅健民跑了?”

        小姐不知道谁是梅健民,只知道“楼上包厢里还有一个。”

        推开包厢门,童组长松了一口气,因为梅健民还在,而且也睡着了。“我说哩,老公安怎么会杀人呢?”

        可是,童组长放心得太早了。痕迹员请组长看梅健民的胸袋,那里洇开一片墨水,钢笔尚在,笔套却不见了。工程师则报告:

        “梅健民的鞋底有泥浆。”

        烂醉如泥的梅健民、王苟、帮主和接手机的女孩通通被带回刑侦队重案组,服下海王金尊、加上突如其来的惊吓,三个醉汉的酒都醒了大半。四人分别审讯,结果是:

        梅健民说,“一人一瓶‘石门湖’干完后,我就醉倒了。”

        王苟说,“我下楼结账,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帮主说,“三瓶‘石门湖’喝完,梅科长躺在沙发上睡了,王所长下楼结过账,也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想等王所长醒来后再送他回看守所,等着等着自己也睡着。”

        女孩说,“我加了一下账要给王所长签名,他还没签就呼呼睡了。王所长是我们的老主顾,签不签都一样的。放下账单我就上楼去包厢收碗,见王所长的客人躺在沙发上打鼾,我取了条毛毯帮他稍微盖了一下。”

        童组长问女孩,“你看到睡在包厢的客人出门吗?”

        “没有。”

        “除了总台的正门,客家农庄还有其它门可以出入吗?”

        “当然有喽,后门就是通停车坪的嘛。”

        化验室给每人抽了血,组长放王苟、帮主和女孩走人,留梅健民睡在刑侦队值班室,说“有几件事情需要核对一下。”

        童组长派痕迹员和一个工程师再跑一趟,“看看现场能不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两三个小时后,两人就回来了,他们在拐弯处的阴沟壁上发现了两支乳胶手套。用镊子慢慢翻开手套,他们从手套里面获得了清晰的指纹。

        化验室的几个小年轻易如反掌就得出以下结论:梅健民、王苟、解小飞三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相同;梅健民的鞋底与制作的印模一致;鞋底的泥浆与塔松下的泥土一致;乳胶手套里面的指纹与梅健民的指纹一致;不用说,钢笔套无疑就是梅健民的。

        前前后后五小时,这起同行相煎的谋杀案就宣告侦破。那些年货再也不能随梅健民回家了,它们将在房间里变质,就像梅健民将在看守所里结束生命。

        消息传出,整个海源市都沸腾了,各种对梅健民不利的猜测纷至沓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梅健民与闵所长都是这次副局长的提拔人选,杀人动机显然是为了铲除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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