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最标榜自由的国家之一，但英国今天成了世界上闭路电视监控密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标榜自由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机场的安全检查已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全裸”仪器的国家。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更是允许政府相关部门窃听电话、查询电子邮件等活动。尽管英国和美国有很多人强烈不满这些侵犯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政府行为，但大部分人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措施，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英、美这样的所谓自由主义国家也已进入了“后自由主义”时代。

        其实，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责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战后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思潮则认为让人自由发展就是高于一切的，社会也会因此变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人性本身的特点：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恶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话，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不加节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贪婪，并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西方社会普遍的毒品泛滥和2008年金融海啸，都是极端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

        历史上，人们对“自由与责任”、“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问题的论述总体上还是辩证的。例如，《联合国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中对自由的论述是既强调自由，也强调责任的。从中国人的哲学来看，这些概念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才好。但在美国主导的话语中，讲自由、个人、权利等就是正确的，讲责任、集体、义务就是压制民主。这种政治观点实在是非常肤浅。自由与责任中，一味强调责任确实会被独裁者滥用，但反过来一味强调自由，也会被各种政客和犯罪分子滥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学家也是辩证地看待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洛克认定独立的个体是社会契约的前提，但他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违背文明社会道德准则”的人。依我之观察，美国的个人主义理念与道德的分离，结果越来越多地损害了美国的整体利益。今天美国社会的毒品、枪支和暴力泛滥。美国还有哪个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后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国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监狱囚犯人数却超过了中国。中国理念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有利于扭转当前西方世界过多强调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国家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你只要看看长期居住在西方的华人，绝大多数华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极端的那种论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赏自由主义的海外华人，他们真正喜欢的还是过去那种经典的、伦理化的自由主义论述，他们很难接受今天西方社会那种极端自由主义。华人在西方的相对成功与他们既长于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又能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

        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也对这类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如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指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也指出美国社会已在走向“巴尔干化”，即极端个人主义使西方社会走向不断的分裂。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来》一书中也指出：“今天广泛存在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谋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导致连人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履行当父母所应有的任务和义务都成了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比方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迟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讲维持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是荒谬的。稳定可以是专制独裁的结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良政，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定，不能由美国人来界定。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往往是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西方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来收拾残局。其实，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思考我们在自由的问题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邀请我介绍中国变革的理念与战略，其中一个核心话题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位学者问我中国新闻业以后会不会像西方一样开放。我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开放都有一个度。比方说，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登的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所以在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各国的差异主要是一个度的问题。也许中国媒体在某些方面开放度还不如你们，但总体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开放度还会随着国家自信心增强而越来越大。但是面对未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我认为不会。西方媒体有不少自己的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似乎处理得并不理想，所以我们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体如何解决自己被商业利益过多控制的问题。西方的媒体几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结果产生了不少问题。比方说，美国的电视节目，甚至在播放精彩电影的时候，一刻钟就打断一次。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在中国出现。另外还有涉及公益事业的报道，比方说，中国媒体以与报道奥运会几乎同样的篇幅来报道残奥会，这对于促进中国残疾人事业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但是这样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残奥会的商业价值远远低于奥运会。西方媒体报道中，残奥会几乎不存在，对它的报道大概连奥运会的万分之一都不到。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它大大促进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残疾人事业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残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这类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问题。

        其次，从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来看，我觉得西方媒体始终未能解决一个价值偏见的问题。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台为例，凡提及中国的政治新闻，主持人总不忘提醒受众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共产党国家”。坦率地说，这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报道西方的水平。那个时候新闻一提到西方，总要加上“资本主义”之类形容词，结果大大影响了受众对西方的真实了解。

        我本人并不反对西方媒体着重报道中国的消极面。讲句公道话，西方媒体报道自己国内新闻时，也是以消极报道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体报道本国消极面的时候，比较注意核对事实，而报道中国时，则显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视了一些起码的职业操守。比方说，西方媒体报道2008年的拉萨暴乱，都采用了尼泊尔警察殴打藏民的照片和画面，然后说中国军人在殴打藏人。为什么报道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为什么报道错了之后，绝大部分媒体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觉得这里恐怕还有个文化傲慢的问题。

        第三，我把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方法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你们对中国某一事件的报道和描述可能还算准确，但你们对中国各种报道综合起来给人的总体印象往往是谬误的，或者说与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差别极大。为什么你们的新闻自称是客观的和自由的，但最后造成的总体印象会如此荒谬呢？这里恐怕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和美国的电视观众作了查，结果发现60%的观众认为中国人民是“受压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怜这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受众，他们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客观与全面的资讯。我说亏得中国今天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否则美国就要派大兵来解放中国人民了。这个例子至少说明西方主流新闻报道的水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议，作为第一步，凡是派驻中国的记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第二步，报道一定要既看到树木，也看到森林，特别是了解多数中国人对各种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误导西方受众。

        第四，从新闻自由的理念来说，消极报道、批评性的报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闻理念。但新闻的客观性应该体现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角度说，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康复。这也就是西方谚语所说的，当一个杯子里有半杯水的时候，乐观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观者看到没水的半杯，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里有点阴暗，总喜欢强调没水的半杯（现在国内一些媒体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没水的半杯就是客观报道呢？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与英国太阳少有关，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症”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不持异议。但中国人一般喜欢阳光一点的性格，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有乐观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惟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第五，谈到新闻自由，我还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裸体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就我个人而言，《参考消息》比《太阳报》质量高无数倍。一位比较了解中国的英国学者也对我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实际上，早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就感叹过英国式自由主义带来的媒体低俗化问题。伏尔泰一方面高度赞赏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股票市场，他认为股票市场比许多国家的法庭起的作用还要好：不管是什么信仰的人，一到这里，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乡法国，宗教迫害当时还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时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难接受英国媒体的低俗化。

        第六，与媒体低俗化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媒体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义倾向于否定政府在价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尽管英国今天还是西方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国教的国家。自由主义假设任何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价值上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个社会强行地推行某一种价值观，而是要确保价值多元化。我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确实是社会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多元化，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都有自己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良知的共识。政府也好，社会也好，父母也好，提倡这种传承和共识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赫尔岑在19世纪后期曾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作过颇为经典的评价。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是这样评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赫尔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府的干预越少，一个国家的言论和精神就越独立。他认为在英国，政府越不干预，民众就变得越不能容忍异己，社会偏见就越是顽固。他说：“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随时都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赫尔岑甚至挖苦说：“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赫尔岑这番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民族偏见、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严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时候，如果维吾尔族的媒体只替维吾尔族人讲话，汉语的媒体只替汉族人讲话，那么更激烈的民族冲突将难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媒体自由演变成了民族厮杀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种无处不在的“舆论的奴隶”，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媒体和舆论的顺民（ists），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湾地区媒体自由化以后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严肃品位的报纸破产了，花边小道的《苹果新闻》畅销了。媒体在市场力量左右下的这种结局令人感到诧异。有人说，如果台湾过去是政治权威，现在是市场权威，那么市场权威比政治权威覆盖的面更广，台湾媒体也从“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了民主时代的疯狗”。实际上在整个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体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大的失望也是发现所谓民主国家的媒体原来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谓自由媒体对中国形成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认为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努力都很难改变这种偏见，因为很多东西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从小学的课本中就读到：中国占领了西藏，尽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见人士刘晓波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不安和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这还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一篇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这位汉学家很惊讶地说：可这些作家在中国有无数读者呀？那位编辑还是摇头，认为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鸣”，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关键是西方有没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正因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有4亿人学习英文，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20%为西方翻译作品，在西方国家这个比例不到2%，中国先后有160万青年学子去西方留学深造。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情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蒙在鼓里吧，因为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长处，壮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好像最近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竞争力竟是如此强大。一位欧盟官员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与中国人接触时总发现，中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从欧洲得到什么，而我们对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从来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媒体的偏见了。你该说的坏话都说过了，该造的谣都造过了，连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是监狱囚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没有救灾而是藏传喇嘛在救灾—这样的谣言都出现了，但中国没有被说倒，而是越来越强大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所以我们可以把理解中国的任务逐步交给西方，让西方人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潇洒一点。比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团去西方国家介绍西藏问题。英国人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北爱尔兰问题，法国也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科西嘉问题，美国也从来不派人来中国解释夏威夷群岛的归属问题。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来中国做调研。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

        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人对世界的浓厚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们忘掉或者舍弃自己的传统。相反，对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的世界公民来说，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旨在重新解读中国自己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回归中国传统和反思中国特性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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