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竟不满百人，情状甚为落寞。为此，鲁迅先生还写文章为之抱不平：“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鲁迅先生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参加“投壶”，但章太炎并没有出席，而鲁迅先生将这个传言当作了既成事实并认为这是章太炎“渐入颓唐”的“晚节之玷”，却是误会了。

        “投壶”亦称射壶，与现在的投圈、射飞标有类似之处，这既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也是《礼记》中记载的一种礼仪。军阀时期，“五省联帅”孙传芳为倡导尊孔复礼而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因孙传芳为北伐军的敌人，因而参与者在北伐胜利后难免遭受非议。不过，章太炎确实是没有参加，后来的《鲁迅全集》中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为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章太炎生于1869年，家乡浙江余杭，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章太炎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十六岁那年参加县试，不料突发癫痫病而弃考，后来便远离了科考场上的搏杀。

        虽未取得过任何功名，但章太炎从小便颇具悟性，后尊父命进入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学问大进，成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赏识。二十八岁那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中国士人们一个极大的刺激，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章太炎也带着一腔的怒气北上，后来还寄出十六银元会费，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1896年，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赴任上海维新派开办的《时务报》主笔，但在次年，章因与康氏门人冲突而退出《时务报》，转杭州任《经世报》、《实学报》主笔，1898年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

        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风云突变，康梁等维新党亡命海外，而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最后慌不择路，避祸台湾，不久又转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义者，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不坏，在台湾时期两人还通过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国变后，章太炎对清廷彻底绝望，由此走上了激进之路。

        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并参与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但在制定章程时，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认清政府，一方面又请光绪皇帝复位，章太炎认为其自相矛盾，愤而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俞樾得知此事后，大骂其“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被师门开除。

        虽被逐出曲园，但章太炎毕竟在俞樾的指导下浸润七年之久，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均奠基于此而非自立门户。在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著作《訄书》，其书厚积薄发，文笔古奥，征引广博，因其难读而不为今人所知，就连其同时代人读来也颇为费解。此后，章太炎文笔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传播最广，其在表明与康梁改良派分道扬镳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头骂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非但把康梁等人借以自重的光绪皇帝掀倒在地，也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拘禁。要说起来，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还合算，因为清廷的损失更大，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严何以为堪？在专制时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这遮羞布，那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后来，邹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颇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光荣出狱，随即东渡日本找到革命组织，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原本是不错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将横滨几十名义士召集起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极其器重。在这次聚会上，章太炎自称喝了七十余杯而不醉，兴致之高，可见一斑。在接任《民报》主编的这段时期里，章太炎除了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其余各期的所有编务和发行，都是由他一人担当的。

        章太炎的才气与性格，决定了他与任何人都不能相处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赠送孙中山5000元促其离境，日商铃木久五郎也向其馈赠了一万元。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去西南边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得了两笔款子却只给《民报》留了2000元后，立刻嚷嚷了起来，同盟会本部也炸开了锅，革命义士们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孙中山的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于是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却在西南地区连续策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东京后，“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睽一互相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以至于起义无法发动。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卖的窳劣武器发动起义，无异于让革命义士白白送命。

        在与革命同道们闹翻后，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头。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上，革命同志给章太炎编了一则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借以劝诫：“（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服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1908年10月，《民报》（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封禁，章太炎因为支撑《民报》事务而费尽心机，吃尽苦头，加上与黄兴、宋教仁不合，于是愤而辞去社长一职，并“声称不再与闻《民报》之事”。一年后，汪精卫来东京恢复《民报》，原编委陶成章、章太炎被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

        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并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在一边看热闹的保皇派们大乐，也纷纷大事鼓噪，借以打击革命气焰。作为反击，革命党则将章太炎致刘师培卖身求助的信函加以公布。原来，章太炎在想去印度当和尚期间，苦于缺乏经费，便向已投靠两江总督端方的革命前友刘师培写信，提请端方资助，但事未办成反遭革命党登报讥讽，于是章太炎与革命阵营也就愈走愈远。

        清帝退位后，革命大功告成，章太炎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

        作为当时的风头人物，章太炎成为了民初组党运动的急先锋。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原清末立宪派中的名流张謇、熊希龄、唐文治等人都成为了会中骨干。不久，章太炎的同道、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死，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地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

        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在“汉冶萍借款”、“迁都”、“善后大借款”等问题上，章太炎处处与孙中山等人为难。对于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说到“疯”字，章太炎确实有间歇性的癫痫症状，但被人称为“章疯子”，则是因为其生平喜欢特立独行，好做惊人之语。对于这个绰号，章太炎非但不以为忤，反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曾在东京发表演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宋书·袁粲传》中说：“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也曾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京期间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他人，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即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发表，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第二天报上报道时，那题目却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的“疯”，还影响到他的婚姻。章太炎早年曾发过癫痫病，加上满嘴的反动言论，当地人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按当时习俗不能算正式婚仪而只能算“纳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子女后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

        坊间传闻，章太炎曾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告白》，其中提了五个条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毫无结果也就理所当然。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再次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曾为爱国学社同事的蔡元培先生听说后，他将女才子、《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女士介绍给了章太炎，结果两人还真成了夫唱妇随的如意眷属。不过，汤国梨并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乡（乌镇人），章太炎偏情与两湖女子，亦不知何故也。

        “二次革命”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对抗当时在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但重组后的“进步党”势力仍然过弱，所以有人主张将知名度很高且与“国民党”关系闹僵的章太炎引入。章太炎来京后，住在前门内大化石桥的原“共和党”本部，谁知他到的第一天，门前已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原来，章太炎“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加上又是个老革命党，袁世凯对其颇为忌惮，“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章太炎居然送上门来了。

        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等人前来探视，见老师极为郁愤，便找到时为农商总长的张謇为之设法。张謇向袁世凯提议设立一个“弘文馆”，让章太炎领一些弟子去编字典，搞搞研究，袁世凯说：“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问题也。”袁世凯还当场答应拨给数千元作为开办费，以后每月固定拨给若干。

        事情虽然已经说好了，但办事机构的效率却奇低，时间一晃就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的元旦，章太炎等得极不耐烦，愤愤地说：“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先去天津，再由天津南下。”钱玄同等人说：“弘文馆的事已有成议，老师何不再等等？”章太炎哼了一声，道：“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你以为他真的肯拨款办弘文馆吗！”次日，章太炎去火车站，但很快便被军警们截留，于是便有了“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的趣闻。

        民国小说《纪念碑》曾对此做了精彩描述：“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

        “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毕恭毕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

        “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吗？’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起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

        “原来，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瞠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章太炎被移拘外城龙泉寺后，恼怒异常，他愤而拒绝官厅供给，平日生活所需只依靠自己来京时所带的旅费，以示“义不食袁粟”。不久，旅费全部用光，章太炎便开始绝食。袁世凯知道后，也不想背上逼死国学大师的骂名，因而特地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召来，让他妥为设法劝导处置，千万不要让章太炎真的绝食死了。

        吴炳湘随后找到官医院长徐某，让他出具一报告书，说章太炎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于是便将章太炎移居到东城本司胡同徐某的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章太炎的绝食之举也就无形中有所转圜。徐某除了要防止章太炎绝食外，还暗地负有劝服章太炎的任务。有一次钱玄同等弟子去见章太炎，便听到他在众人面前演说：“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也很是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翻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某的表演可谓是声容并茂，钱玄同等人也无话可说，章太炎听后不过微微冷笑。

        章太炎在徐寓住下后，袁世凯仍旧不许其出京，只答应供给其在京之费用，即按月付500元，作为“高等囚粮”之用。但是，这500元并不是直接交给章太炎，而是由徐某经手，因此章太炎实际所得只有300元。后来不知何故，章太炎又闹起了绝食，徐某劝说无效下，不免大怒斥责道：“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500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毕，徐某冷笑而去。徐某当时只顾发怒，不慎将500元之真相泄出，而这话被在场的钱玄同等弟子听到后，于是大家一起去找徐某，说：“你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500元；要是今后还只付300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后果你承担得起吗？”经此一番交涉，徐某这才将500元如数给予。

        被软禁期间，章太炎每日大书“袁贼”二字，喝酒必佐以花生米，曰：“杀袁皇帝的头！”小人们将章太炎的悖逆言行告到袁世凯那里，并建议将章太炎杀头，袁世凯却淡淡地说，一个疯子，我何必与之较真！

        软禁归软禁，章太炎的学问没耽搁，在此期间，他重新修订了《訄书》、《国学论衡》等著作，也算是得袁所赐。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但一个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无意之中，章太炎已经成为新人物、新思潮所批判的“古董级”人物了。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学术被横扫，令章太炎颇为不适应。美国留洋回来的胡适博士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系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因受益章太炎的思想颇多，因而胡适在出版之后特地送了一本给章太炎，封面里写了“太炎先生指谬”几个字，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画了黑线后，大怒道：“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看到“胡适敬赠”的“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转嗔为喜，笑道：“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之前的标点符号规则中，人名、地名等往往标线加以区别）

        章太炎是“革命旧人”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异端，之前与孙中山发生严重的冲突不说，在五四运动后，更是跟不上形势了。在这段时期，章太炎不但反对联俄赤化、主张联省自治，而且对北伐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予认同，极为格格不入。章太炎的批蒋言论也令当局十分不满，他一度被列为“反动学阀”而遭通缉，幸好有老友们从中疏通转圜，方逃脱缉拿，自罚闭门思过。

        1928年后，章太炎开始隐居不出，专心学问。据章太炎的私淑弟子、上海名医陈存仁说，当时章太炎处境颇为困窘，唯一的收入，只靠卖字（多卖给朵云轩）；因为他常年患有鼻窦炎，每天所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等；常年衣衫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换过新衫；因为常与人交恶，拜访他的人也很少……

        陈存仁是医生，章太炎对中医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伤寒论》文献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章太炎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章太炎先生论伤寒》等医学书，曾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答：“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据陈存仁说，某年春间他与另一名弟子章次公陪同章太炎夫妇去杭州，在那里待了数月而归。到杭州的第二天，章太炎一大早就去原曲园拜祭老师俞樾，不料此时已经物是人非，主人也已数易其主，竟不知此为俞樾故居。又一日，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吃完后为楼外楼主人写一首极长的张苍水绝命诗，这时蒋介石夫妇由杭州市长周象贤陪同，也简装轻行地来到楼外楼吃饭，双方因为互不相识，也就未打招呼。

        蒋介石夫妇吃饭很快，在临行之前，周象贤低声对蒋介石说，对面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介石听后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太炎说“很好很好”，蒋介石又问他近况如何，章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

        章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没办法，只好将自己的手杖送给了章太炎，作为纪念。章太炎对这根手杖倒是颇为满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章太炎‘杖国杖朝’、蒋主席关心故旧”的新闻。其实，在章太炎的眼里，蒋介石不过是个革命晚辈，何况他还亲自带人刺杀了同道陶成章，“故旧”一说，实难成立。而且，章太炎终身与蒋介石交恶，从无善言，这则故事的真伪，尚不得而知。

        章太炎晚年居住在上海时，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出门买书，叫人力车送去，看了半天，一本没买，然后又施施然地出来，坐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不记得自家地址，只说往西走。人家拉了他半天，问他到底住在哪里。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滩人人知道我的住址，难道你不知道吗？”车夫连连摇头，只好自认倒霉。

        后来，章太炎稍微有了点钱，便在苏州买了栋房子，搬到那里定居。在苏州期间，章太炎办了国学讲习会，传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等，收徒甚众，为保存国学做了很大的贡献。章太炎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其在文学、史学、语言学、医学、诗词、书法等方面均有成就，所著《国学概论》、《国学论衡》等著作可称得上民国时期的儒学经典。章太炎由才子到“疯子”、由革命家到国学大师，其一生并未虚度。

        1936年夏，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给学生讲完《尚书》后，于6月14日在苏州病逝（病因应系鼻窦癌），时年六十八岁。去世前，章太炎只留下一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今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危险。

        鉴于章太炎“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的身份，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举行国葬。但后来因为抗战爆发，时值乱世，章太炎遗骨一直未能安葬而是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直到解放后，浙江方面才按其遗愿，将其安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国粹；既要共和，又反对代议制政府；既是个儒者，又向往佛教……据陈存仁说，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默尔顾他，不做灌夫之骂。章太炎晚年的志趣与早年迥然相异，日趋平实，其涵养功力日渐深邃，他曾给人写条幅，自嘲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从突破传统到最后回归传统，章太炎最终从斗争中得到心灵的解脱。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思潮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烈，他最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被“革命”所抛弃，而他晚年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疯”，何尝不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孤愤”！所幸的是，在闭门不出、专心学术后，章太炎并没有辜负他的才华与早年的学术训练，终成一代国学大师；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过去之后，早已湮没无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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