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万象更新，然“旧者未去，新者未立”，“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所谓新旧并存，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脑后的辫子。南京临时政府第29号公报中发布“剪辫令”：令到之日，限20日内全民一律剪辫，有不遵者按违法论。法令一出，民众纷纷响应，大街上满是被剪下丢弃的辫子。但也有少数固守传统或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的人，他们偷偷地将辫子藏在帽子里，鬼鬼祟祟的上街，要是被机灵的革命小将们发现，往往立刻扑上前去，掀翻帽子，扯出长辩，“喀嚓”一声，辫子就被铰没了。倘若是清朝遗老，定要当街大哭大骂、以头抢地甚至当场昏厥，当时为剪辫之事也惹起不少风波甚至酿发了数起血案。

        《都门识小录》中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一些政坛趣事，某日，该作者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厚德福河南酒馆饮酒时，听到隔座两人在闲谈。甲说：“近日各报纸竟然明目张胆地诋毁丑化政府，而政府竟也能忍，真是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倘若我当权的话，早就随便找个借口把这些报馆给全封禁了。”乙笑道：“这就是你不能当权的原因了。”甲问其故，乙说：“做官嘛，就要懂得做官的规则，这样才能希荣固宠，升官发财。公门之中有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切记切记！”甲听后有所悟，大笑。

        过了一会，甲又发议论：“度支部前次奏准‘移奖实官’至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现在忽然又请求展期，其本意恐怕是担心失却大宗利源。倘若此次期满又再次展限的话，这也未免太儿戏了。”乙笑道：“度支部神通广大，这算不得什么。听说目前是因为灭鼠疫的经费太巨，无法筹拨，不久恐怕又要奏请开办耗子实官捐了。”

        两人说了一阵子闲话，甲看着窗外，忽抱怨道：“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到处都是骡马粪便，一遇到雨雪天气，这些粪便便调成泥糊，臭不可闻，北京城俨然就是一片大粪场！”乙笑道：“你就知道京城地面上像大粪场，但你可知道这般大老官的肚皮里，装的是什么？”甲正举杯，听到乙说了这么一句，不禁喷酒满案矣。

        虞阳有个名叫李赤鼻的草民，本是世代务农，并没有读书识字。他年少之时，听人家说“官吏多贪墨”，于是最恨官吏，每次在路上遇到前呼后拥的官员出行时，必指着人家大骂：“贪官！贪官！”长大后，此民又好贪杯，终因嗜酒过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号“李赤鼻”。李赤鼻醉后，最喜骂官，而且比原来还要骂得厉害。骂得多了，有一次便被官府给逮了进去，在被抽了几嘴巴之后，人家问他：“你为啥要骂当官的？人家跟你有仇吗？”李赤鼻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听人说‘官吏多贪墨’，所以痛恨之。”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李赤鼻便跟他老爸说：“我们家为什么不起义？”其父说：“真是傻儿子！我们乡下人，种田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异处。”李赤鼻大怒，骂道：“懦夫！懦夫！”随后他跑到某学究家里，问“革命”二字如何写，学究便写了这二字给他。李赤鼻回来后，便撕了一幅白布，把“革命”二个大字贴在上面，便拿了根竹竿挑在门外，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下面，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便扯住人家，说：“我们家起义了！”路过的人无不大笑。

        某公听说后，喟然长叹道：“真是可惜啊！赤鼻只认识‘革命’二字。要是他读了书，那还不当个横行天下的革命伟人？”李赤鼻的故事，不免让人想到阿Q……想必阿Q当年就是这般革命的。但话说回来，敢起来的阿Q大多愚昧，而更多不敢起来的阿Q就更愚昧了，这大概也就是民众与辛亥革命的真相吧。

        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样一些“青年革命者”，说“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

        更奇妙的是，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这位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另有一位名叫邹永成的革命者，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极为绝望，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诗云：“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民国初年的奇女子沈佩贞，最初是追求革命的，但在同盟会及革命党失势之后便投靠了北洋系的当权人物，她先傍上了步军统领江朝宗并认其为“义父”，随后又认当时炙手可热的“御干儿”段芝贵为“叔父”，为帝制运动相奔走。沈佩贞女士性情豪放，这“父女”、“叔侄”间的关系嘛，自然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借着这两位大佬的引见，沈佩贞后来竟自称是“总统门生”，摇身一变成为鼓吹帝制的女界先锋。

        上海有一《神州报》，办报人汪彭年因选举众议院议员而留滞北京，不得已而在京遥相指挥报务。由于沈佩贞女士的作风一向豪放，后来她在醒春居行酒令的艳事便被《神州报》添油加醋地连刊三日，其丑态尽现无遗，舆论界一片哗然，争相登载，一时引为笑谈。沈佩贞得知后大怒，随即要求汪彭年请酒登报认罪，汪彭年非但不听，反而继续在报上揭其阴私，甚至把江朝宗、段芝贵等要人也牵扯了进去。沈佩贞也不是吃素的，她随后亲率“女志士”刘四奶奶、朱三小姐等二十余人，再加上江朝宗派来的卫士，诸多人等一起前往汪彭年的住所施威。

        汪彭年提前得到了消息躲避在外，等沈佩贞等人到了后，“女志士”们一拥而上，把汪家厅堂上的瓶瓶罐罐一律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捶桌大骂，非要把汪彭年等来与之算账不可。这时，时任参政院参政的江西籍议员郭同正好借住在汪彭年家的书房，他见沈佩贞一帮人在汪家撒野，于是出来与这些人理论。沈佩贞正愁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于是又率领女豪杰们冲进郭同所住的书房，捣了个满地狼藉。

        郭同大怒之下，对这些人破口大骂，但郭同只是文人一个，哪里敌得过众多女豪杰的粉拳。只见这帮人蜂拥而上，有扯住郭同头发的，有揪住郭的耳朵甚至鼻子的，还有扭着郭同的手、抱着郭同腿的，众女豪杰一起用力举起，大呼“滚去”，郭同便被丢进了院子的丹墀之中，连裤腰带也被挣断。

        这时，汪彭年的朋友、曾在议会中乱扔墨水盒的议员刘某正好路过，他见沈佩贞等人在此胡闹，便拉住沈佩贞问：“你们这些人，也不注意点影响，为了啥事在这演王妈妈骂街的丑戏啊？”沈佩贞说：“你是个正经人，我告诉你，汪彭年在《神州报》登载我等在醒春居行酒令事，对我们故意造谣丑化，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名誉。”刘某问：“那你们打郭同干啥？”酒令参与者刘四奶奶挤过来说：“汪彭年躲了，郭同出来顶包，不打他，打谁？”

        这时，江朝宗派来的领队黄祯祥也说：“今晚要是汪彭年不出现，我们决不离开此地。”刘某便对黄祯祥说：“你穿军服领队打人，要是让大总统知道，江统领是要受处分的。”过了一会，江朝宗果然打电话来：“汪彭年今晚不在家，明日再来。”想必是汪彭年已经在外面托人警告了江朝宗，于是他便让人撤了，但仍旧要《神州报》请酒登报赔礼，此事方了。

        此事延宕多日后，郭同向首都地方审判厅控诉江朝宗、沈佩贞的集体暴行，而引发事端的汪彭年和刘某均被列为证人。此案被报纸刊载后，知情的人都笑道：“郭同被打，汪彭年是事主，却变为证人；刘某则是书僮陪汪公子，逛花园读书。”《上海时报》上刊登了一首《新华竹枝词》讽刺道：“最是顽皮汪寿臣（即汪彭年），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杯酒调停事不成，郭同起诉地方厅；议场捣乱刘麻子，糊里糊涂做证人。”

        《上海时报》除了《竹枝词》外，还有“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等诗。所谓“朱三小姐”，指的是前内务总长、现任登基大典备办处长朱启钤之女，当时也参与了这场盛事。袁世凯得知后颇为震怒，说“都下女风，坏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不成体统”，于是命肃政史夏寿康着人整顿闺阃风纪，并令朱启钤严束闺女，而且还要严办沈佩贞。

        江朝宗等人见袁世凯发了脾气，都不敢露面袒护，而地方审判厅长尹朝桢也不敢积压，于是此案开审。北京《顺天时报》派有专门记者前去采写此事，并刊发了《打＜神州报＞案观审记》文章，其中颇有令人捧腹之情节：

        “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报》，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十人，均坐骑楼观审。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对刘说：‘先宣誓，据实作证。’”

        “刘说：‘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的人大声起哄：‘不犯法！不犯法！快快说来！’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觉得刘某所述过于丑恶，有点听不下去的痛苦表情，刘某笑道：‘庭长不愿听，我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再说就是犯法。’骑楼上的人正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又大嚷道：‘说下去，说下去，不犯法！’……”最后，审判厅判郭同胜诉，沈佩贞则罚禁押半年。宣判后，沈佩贞大哭道：“别人叫我去打《神州报》，我却在此受罪！”

        民国因为办报而引发名誉之争的案件并不在少数，譬如扬州某报登载某女医生的广告，便引发了事端。广告是这么说的：“赵竞雄女士为已故名孝廉翰卿先生之女公子。毕业于上海产科专门医院，为院中高材生，毕业名列前茅，于产科一道，极有心得，而内外各科均有经验。……现因毕业回里，下半年将仍返该院，为院中担任要职。同人等闻悉之下，以为吾扬向少产科能手，今既得斯人，安可不使其在本乡造福。故竭力恳其在扬行道。女士以同人等挽留情切，慨然允诺。特于即日起，设察诊所于花神庙弄本宅候诊。凡有产育及内外各症者，幸勿交臀失之。王某、张某、赵某等谨启。”

        赵女士看到报上将“幸勿交臂”之“臂”字竟误为“臀”字后，气得花枝乱颤、满脸通红，随后便带着七大姑八大姨向该报经理汪某质问。后查，该报主笔、经理均为一人所兼，排版时的样张初排为“臂”字，后不知为何以红黑水改为“臀”字，而三校由汪某自校。原来，汪某曾求婚于赵女士，被拒，因而由爱生恨，此举乃是有意调戏。后来，赵某将汪某及报社控告到法庭，结果赔了若干银元才算了结此事。

        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后，官员的资格认定和任免制度有所脱节，因而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因为是新生事物，其中难免有各种慌张与荒唐，时人笔记《民国趣史》中就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记载。

        知事考试分两场，一是笔试，二是口试。首先进行的是笔试，按规定，考生七点便要到，先点名，后发试卷。入场后，考生坐定，大家彼此打量，各自揣测对手的经验资历：有半倨半恭者，一望便知是前清府县官员，因为其曾执手版，有为官经验；有尚带寒酸气习者，可知其为前清京官，因为京官清贫，尚未纯粹沾染官僚气派；有举止轻脱、得意洋洋的，大多是新毕业的学生，因其不知考试之艰难；还有目空一切、顾盼自豪的，想必是两院议员，似乎还带有掷墨盒打议长的余风；那些颦蹙构思袖底露出败絮的，一定是新闻记者，因其每日要作数千言，伏案日久，袖口难免磨出洞损。

        这时，一警官走了进来，只见他手里举着一个大纸牌在考场中来回走动，上面清楚地写着“严搜夹袋”四个大字，以防止考生作弊。刚发下试题，又有一考试委员跑进来大声说：“昨日考试，搜出夹袋的考生有十七人之多，诸君都是有用之人才，千万不可再有此等事情发生，毁了自己的前程。如有夹袋，一经搜出，定行扣考，千万留神。”

        没多久，某监场委员突然大声叫道：“此人有夹袋，速扣其卷，赶出去！”众人听后，慌忙抬头乱看，只见一南方老先生正拣视小抄，没想被监场一眼盯上。这老先生见众人看他，开始还勉强脸露微笑，似乎不明白监场委员说的什么意思。但场外很快便来了个警官，一边将他的卷子夹袋扣下，一边掖他出场，老先生这才明白后果严，只得含泪而去。

        由于废除科举日久，考生们疏于考场，因而在文思艰窘之际，不免会从袖口或大衣内扯出史论或乡会试闱墨等书，以帮助启发灵感。但监试人员也巡视颇严，有一场考试中，因夹带扣考的便有二十多人，其中还有现任知事二人，被抓后即勒令出场。更可笑的是，某场考试有一人借上厕所偷看小抄，被监考的警察看到。此人情极生智，竟将夹带掷入尿桶，并以手触之沉底，满手淋漓，臭气扑鼻。警察害怕自己沾上尿汁，竟任他鼠窜而去。

        口试的时候，笑话就更多了。在入场之前，大家都说口试乃“学识、经验、器宇”三者并重，因而年纪大的人多想办法把自己弄得年轻一点，而一些年未满三十的学生，则预留寸许短髯，作流行洋式，以显得自己成熟一点。在第一次口试结束后，考生发现凡身着华丽衣服的，虽对答如流，公事娴熟，但都没有取中。因此，后面的考生赶紧换上宽袍大袖的布衣，做出老成稳重的样子，以迎合主试委员之心理，考场门前也就转成了寒酸气象。

        口试一般也有规律，时间长的大约五分钟，时间短的只有一二分钟。大概来说，曾做过县知事及办过地方公务的考生，问话较多，若仅是学堂毕业或仅在中央为某官的，问话一般很短。譬如有次口试，主考官是内务总长朱启钤，有某众议员前来应试，虽然其报名履历并未注明其议员身份，但朱启钤一见他便说：“你是议员吧？”某君答道：“是。”朱又问：“你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某君答：“众议员。”朱启钤再问：“你办过行政事务否？”某君答：“没有。”朱启钤便不再问，让他去考场。

        口试考场里有三个考官，首席考官也问：“你做过议员吧？”某君曰：“不错。”考官们便摇摇头，又问：“你从前没有做过官吗？”某君答：“没有。”考官们又摇摇头，问：“你是何时由东洋毕业，何时回国的？”某君答：“我是宣统三年毕业，当年7月回国的。”考官又问：“你在东洋共待了几年？”某君答：“六年。”考官再问：“你毕业回来，曾做些什么事？”某君答：“曾在南京做过众议员。”三考官对视了一眼，大摇头而特摇头道：“问完了，请去吧。”某君一见形势不对，只得掩鼻而退。

        第一届知事考试揭榜后，刚毕业的学生大多落第。某学生愤而上书总长朱启钤，标题为《为呈请删改应试资格以恤下情事》，曰：“窃读民国二年十二月二日，以大总统命令国务员全体副署颁布之知事试验暂行条例第二条所定应试资格，以三年法政毕业者列诸第一项，皇皇明令，在人耳目，议者均谓政府诚心求才，刷新政治，故学生来应试者独多。迨经第一试、第二试揭晓，又居然多列前茅，方谓政府未始无诚。孰意一经口试，大反前案，凡录取者尽是有经验之老人……政府须知学生等远道来京，大非易易。其中寒苦之士，十居八九，多系典衣卖地，始得凑集川资，来京应试，讵料尽受其骗。夫政府既抱定人惟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应规定毕业资格，今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果何以见信于天下？在政府只图开玩笑行诈术，而不知天下之士，莫堪其苦矣！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即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则寒士幸甚！全国学生幸甚！谨呈。”

        学生因考试不得录取，行文甚是愤懑，其实历来科举中榜的人便是少数，民国的县知事考试也是如此，毕竟粥少僧多，没得办法。据说，考试结束后，失意而归的有5000余人，以至于这几天的京汉津铁路拥挤不堪，倒是让铁路部门占了个大便宜……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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