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虽然不大但却完全属于我们的房子，我想，这就是促使我们又一次搬家的原因。它和常规住房一样，有两个房间和前后游廊，而且附带了一个可供宝宝娱乐的花园，里面还有棵蓝花楹树。房内靠后的一个屋子是“男孩儿”的住处，我们的新仆人布克就住这儿。“没有仆人”这种事尽管微不足道，但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他们家没有仆人。”这种话一旦传开，那些人就会来恳求：“行行好吧，求您了，巴斯，求您了，太太……”

        索尔兹伯里彼时有1万名白人，黑人有10万名，看起来这10万人所抱有的志向都很一致，那就是可以在白人家里工作。起码，这意味他们能够在城区里有一个合法住处，能够有饭吃，有地方睡，还能挣点小钱。

        布克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会在上午九点前把房子清理干净，烹饪的手艺也是一学就会。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的天赋白白浪费掉，所以付钱供他读了夜校。我们想象着，他在两三年之内会成为一位簿记员或办事员，赚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所支付的薪水多得多。不过，他却拒绝了所有想让他变好的意图。布克二十一岁，对他而言，似乎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份工作就已经是顶好的运气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读夜校呢？作为一个顶级舞者，他玩得很开心，并且还交了一个漂亮的女友。在他面前，这些诚挚的白人都抱持着传教士般的想法。他想从我们这儿获得更高的薪水，可我们已经给他开出了比常量更高的报酬，还让他保证不泄密给其他仆人，他自然照做了。我们这次又遭到了其他家庭的抱怨，他们说也就只有我们会花钱给这些厚脸皮的蛮德人。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他们都说这种事只有那些曾在黑人居住区里组织过党会的人干得出来。我们感到惊奇和沮丧，因为这种会议一直都在被视作危险、暴动和变革的象征。“在参加黑人居住区的党代会时，人们没说一句要革命的话，也没人说你不能听取黑人的任何想法，只要你实际地跟他们交谈一下就会知道。”对于这些惊惧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完全没什么作用。他们从不跟黑人交谈，只是把他们当作仆人使唤而已。

        “白人的这种愚见导致了他们自己的倾覆。”这样的话如今说起来倒很容易，但在当时而言，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白人至上主义”似乎是无可战胜的。就在不久前，那种由不可能性所激发出的喜悦、兴奋和活力，曾让我们取笑他人，比方说查尔斯·奥利；也曾让我们笑闹着传阅《先驱报》的简报，因为上面写着：“土著人的胃并不适宜欧洲饮食，对他们而言，绿色蔬菜只会引发胃部不适以及……”事实上，彼时的我们情绪低落。要从这种愚见中走出去，逃离出去，那就意味着……

        也许是因为在经历过如此众多的惊惧之后我们变得太过消极，又或许是因为世上的每个人都对好消息翘首以盼着，所以“青霉素”这项医学新发现的消息才会让人们兴奋不已。那段时光的记忆中，这一个最为深刻，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电台上似乎每隔一个频道就在播报“疟疾，虫传染疾病，梅毒即将得到治愈”。我们甚至还组织那些得胜的医生进行了一场公开讲演，这让我们联想起自己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次召开的会议都将座无虚席。

        对于这新的曙光，我也有过亲身体验。1947年的6、7月份，正值隆冬时节，天气干燥寒冷，尘土飞扬。一天早晨，我看到宝宝的脸和手臂上，很快连他的双腿和全身上下都出现了红斑，而且几乎一下子就化成了脓。他才八个月大，之前没生过什么病。一个刚毕业的代理医生来到我们家，他说：“让你们瞧瞧它有多神奇吧。”只见他拿出了一个普通的瓶子，把里面的青霉素药液涂抹在宝宝全身。“我几小时内就会回来查看。老实说，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有效的药物。”我的宝宝还在咕哝着，他一定被化脓的地方折磨得很痛苦。在这之后……奇迹真的出现了，脓水并没有再冒出来，而且竟然变干了。这时医生又回来了，他向这边走着，目光已经落在了宝宝的身上。等到终于看清了宝宝，他胜利地笑出了声，一把抱起宝宝，跑到游廊上来回跳起了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能明白我们见证了什么吗？我们从此告别疾病了。疟疾已经终止，黄热病……血吸虫病……霍乱……性病……肺结核……让它们四下逃窜吧。你能相信吗！我有时候会感到不可思议，可这确实是真的。”他又一次给宝宝涂满了药液。“我说过会发生奇迹的吧？一会儿我会再过来的。”黄昏时分，宝宝发红的皮肤上出现了干痂。那位医生冲进来，几乎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我在非洲人的医院里使用了它，他们说这是一个魔术，我也这么认为。”到了第二天早上，痂片已经脱落，宝宝的皮肤变成了干净的粉色。在不到24小时内，这一切竟都完成了。

        哥特弗莱德还在做着两份工作，这使得他劳累过度。更重要的一点是，漫长的等待让他泄了气。此外和我一样，他总是睡过头，时常感到疲倦。我们跟朋友们结伴去了维多利亚堡的津巴布韦参观，这个国家在四十年后因这片废墟而得名。

        走进起居室后，我意识到这便是我理想中的家，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另一处是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殿堂。这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提到自己的梦想殿堂，人们自然不会在意租金，常识性以及适用度的问题。房子的主室如同会堂一般宽阔且幽深，挑高的拱形天花板上覆盖着茅草屋顶，地面上铺就着石板，上方搁置着一个巨大的壁炉，一侧的窗口都向外开着，从那儿可以望见小丘和灌木。我是在与此相似的房子里长大的，只是眼前这个要更为宏伟和坚固，它不太可能会向白蚁所屈服。如同马切凯荷的那座旅馆一样，这儿的卧室区是独立的，所有的卧室在游廊围成的空间里分成了两列。也就是在这儿，我看着别人从山丘下给哥特弗莱德牵来了一匹马，黑人马夫把勇敢的宝宝彼得递给了哥特弗莱德。彼得向后倚在他父亲的身上，他手里紧抓着马鞍的前端，小脸上交织着兴奋和害怕的神情，因为喜悦和惊慌大声叫嚷着。然后，男人和他的宝宝骑着马小跑进了树林里。

        天气变得非常炎热。一天下午，哥特弗莱德出去骑马，我带着宝宝在游廊里坐着。我把光溜溜的他靠在肩头，只给他简单地盖了块薄纱。宝宝已经睡着了，我也打着盹儿。睁开眼睛后，我望进了一间敞开着房门的卧室，一个半裸的年轻女人正蹲伏着，她的下方是一个约莫四个月大的光着身子的男宝宝。她的黄发松散地披在肩头，绿色的眼睛时不时地与我相视着。如同母猫在舔舐着小猫、雌性豹子在舔舐幼兽似的，她缓慢地舔过了宝宝的胳膊，双腿，肚子，接着又把他翻过了身，继续舔了他的背部和小屁股。这一切结束后，她将浓厚的头发向后一甩，接着向我一笑，露出了白皙的牙齿。

        在餐厅里，这个女人坐到了丈夫对面，身旁的婴儿车里是她的宝宝。她身着一件白色长裤和格纹衬衫，黄色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发髻。她的丈夫年轻英俊，身上带着股官员气，也许他是才刚退伍回来。在推着婴儿车离开餐厅时，这个女人朝我倏地递出了同志式的微笑。

        我并没告诉哥特弗莱德，他很可能会变得尖刻、暴躁，还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男人的威胁。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位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男青年，他还在等着回家。这个青年出身自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大家庭，他很乐于帮助我家宝宝，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便利。我对他说，我看见那个年轻女人像猫一样舔遍了自己宝宝的全身。可他却问道：“用水洗洗不是更容易吗？”

        在那个年代，津巴布韦——那片废墟——应该是由阿拉伯人所建的。我爬上俯瞰着这片废墟的山丘，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我看见哥特弗莱德骑着马走向远方。树荫下的车子中，篮子里的宝宝已经睡着，那位空军成员也在睡觉。午后的大草原一片静寂，只能听见鸽子的咕咕声，还有蝉和蟋蟀的叫声。在这些之外，有一种声音此后便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从下面的某个地方，或许是某个在我视野之外的小屋里，又或许是有人坐着的树木下传出了两个敲鼓的音符声，先是一个高音响起，继而是一个低音，停顿后二者又汇集到一起。这些音符并不存在于钢琴的琴键中，它们之间的音程也不是一个欧洲人所耳熟的。如同两滴雨珠在掉落一般，只听见“叭、叭”两声过后，一切回归了平静，继而“叭叭”的声音再度响起，继而又是一片寂静。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久，一直都未停歇。没过多久，这片废墟、景色、石堆连同那充斥着午后云朵的炙热天空所营造的薄雾一起似乎都融入了这两种不断重复的音符之中。几小时后，我爬下了山丘。我看到车里的年轻人手脚四仰地熟睡着，面色因天热的关系有些泛红。我的宝宝还在篮子里睡着觉，网兜捆缚得很紧，上面还三三两两的停落着苍蝇……此时，那两种音符的声音尚未停歇。

        至于这两种音符……我创作了一个剧本，开头引入用的便是如此两个音符。我希望，在我耳边挥散不去的东西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哪位作曲家所听到。这个剧本情节简单易懂，是不加掩饰的宣传鼓动作品。那时，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过一个漫画形象：一个黑人，而非黑鬼、外国佬、黑家伙或卡菲尔人，体现了最为恶毒的种族刻板印象。它在报纸中连续出现了数周，甚至数年之久。我把这个剧本在深层次上与兰德金矿的背景进行了结合——里面的主角是一位矿工，他和伙伴们都带着这个黑人漫画形象中的面具，这些人共同发动了一次罢工。（兰德矿山的罢工向来都会受到无情的镇压和惩处。）剧本的情节并不复杂：矿主是一个野蛮的工头，在对这个人进行反抗的时候，他们的面具松动了。等到最终屈服后，他们复又把面具紧了一紧。矿主站在一处呻吟着，想要把他们的面具都撬开。就像展示给游客的那样，祖鲁人的战斗舞形象得到了优化，显得很驯服。剧情最初所设置的就是这样的舞蹈，可它在最后却肆意地演变成了发生在矿山深处的矿工和卫兵之间的战斗，终于矿工脸上的面具松动、脱落，全都消失不见了。麻烦的是我需要一个音乐家，可我却连一个都不认识，当然我指的并非是非洲音乐家。我把剧本的初稿带去了英格兰，可该剧的背景却是浸淫着种族态度的南非，甚至都并非是南罗得西亚。把它寄给了布莱希特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剧本，不过他眼下正因为表现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相似的恶行遭到党的批判，因此他无法拿这样一个剧本怎么办。

        我把这个剧本展示给了多萝西和内森·策尔特。这二人向来都不赞成我在意识形态上的文字，但也并非如此绝对，毕竟他们确实很喜欢我在十八岁时即兴创作的一个小随笔。在交回我短篇故事的同时，他们会说：“很抱歉这么说，不过你的这部作品让我们两个都很失望。”在我的原稿上，我也会发现一个夹带的注解，“第三段文字暗示说，非洲人是迷信的。这会成为我们敌人的攻击依据。”至于我所创作的鼓动性剧本，它得到的评论是：“我们认为面具这东西太保守了。”

        跟内森最初相遇时我才十九岁，那时的他是一个异常俊美的年轻人，对人性和女人都有着狂热的爱。后来，年老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玛士撒拉那样的人，他仍然梦想着在获得自由的津巴布韦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公社。那些被他提名为“志同道合人士”的人们早就觉得，我们之间并无任何相同之处。内森这个人并不太好写，因为他这个人吧——用一个词形容来说就是“荒谬”，可这样的用词却让我一如既往地感到很愧疚，毕竟内森是个非常慷慨和善良的人。“见鬼，哥特弗莱德，”我也许会哀叹着说，“不，我不要去吃晚饭，他那个人太讨厌了。”“是啊，的确，”哥特弗莱德说，“的确是这样，可我们两个必须一起去。”

        内森来自罗马尼亚，他是一个战争难民，在亲戚的一家进出口公司里工作。这么说吧，我如今很希望自己不必说他曾是一个共产党人。左翼图书俱乐部不过是他暂时的精神家园，因为它太过温顺。他遇见了一名“新女性”多萝西。在1930年代的索尔兹伯里，这个瘦黑的姑娘实在算得上异类，她常穿着绿色的亚麻衣服、刺绣衬衫，头上盘着假髻。她有一对诚恳的蓝色小眼睛，在那聪明却又平凡的脸蛋两侧悬着巨大的漂亮耳饰。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时常会有家长来质问她为什么她要教给孩子们这些进步思想。她的廉价香烟装在一个昂贵的琥珀制品和银色的烟斗里。这两人之前的爱情令人们为之震惊。在这个时期，“自由恋爱”势必终结传统道德的伪善，可它还尚未在索尔兹伯里扎下根。这个英俊的男青年就像一个小兔般，金黄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在凝视着真理。那个学究气的姑娘喜欢恋爱，却拒绝婚姻，惹恼了自己的母亲。他有不少女友，本有可能跟其中的哪个共赴婚姻的酷刑。看到我——彼时我还没跟弗朗克结婚——挂起了画家奥古斯·约翰的复制品画作，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他的这种行为倒不是出于审美，而是因为他觉得一个洗衣婆不应该臣服于艺术。当我正读着有趣的林语堂的文章时，他又从我的手里夺过去，因为长征已经把玛士撒拉中国历史废除，从此以后就只会书写农民的故事。开普敦的艺术家情人曾赠给了我一幅珍贵的日本画真品，我把它挂在了墙上。看到这样一幅画后，他说，拥有妓女——也就是遭到剥削的女人画像应该令我感到难为情。后来，等我请他代为照看的时候，他把它毁掉了。

        我想象着，他在一书中扮演了个次要角色：深夜里基里洛夫正独自坐着，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请进，内森。”虽然这样说着，可他仍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几乎没注意他的客人。而此时，这位客人也正置身于深沉的情感之中。“内森，有什么事吗？你吃过东西了没有？碗橱里还有些面包。”“不，不，不必了，我不能吃，”内森一边说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打开了碗橱，盯着面包瞧了瞧，接着又把它关上了。“基里洛夫，我……我在街上走了一整晚。”“月光挺明亮的，”基里洛夫接话说。“我早看到了。内森，你觉得月亮上有没有住着人呢？如果有的话，那儿会不会也像这里一样都是可怜虫和罪犯？你怎么想？”“不，不，”内森低声地说着，流着眼泪，“我刚想明白，我要来说的也是这个。要不了多久，生活就会变得美好！犯罪……残忍……都将结束，再不会有贫穷和饥饿的孩子。”“你这么认为吗？我也常这么想，”基里洛夫梦呓般地说道。“基里洛夫，”内森一边把淡啤酒倒进脏兮兮的杯子里，一边说着，“我真高兴，真高兴啊……”

        也许是因为脱离了共产主义团体，内森开始变得优柔寡断，开始向社会民主党和统治阶级的献媚者妥协。不过他总会来参加会议，在街上相遇时，他还会跟我们搭话：“叛徒内森向你们问好啦，星期四来吃晚饭好吗？”内森很欣赏哥特弗莱德，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头脑。这个出身自布加勒斯特某个贫民窟的可怜男孩永远也无法原谅那位柏林的阔少爷，甚至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在说：“他以前竟然会在穿衣时戴着发网，我见到过。”我对此接应说：“可是内森，那已经成了过去啦。你忘了吗？”“发网，跳跳虎，那是发网啊。”直到在去世之前，他都在坚持称呼我为“跳跳虎”。对于这一称呼，我自从离开了罗得西亚后就再没有应过。“内森，为什么你偏要这么叫我？我不喜欢。”“可我并不讨厌它。”他冷静理智地说道。

        他这个人从来都不笑。不对，他还是会笑的，只不过向来都透露出讽刺、愤怒、轻蔑或战栗的哀伤……这是无可避免的。“哦，还有什么？”

        内森为“南罗得西亚工党”和“种族关系”工作，而且还很卖力。查尔斯·奥利会给自己的敌人写些污秽不堪的匿名信，在信里对玛斯多普夫人进行攻击。这时候，内森就会亲自去把这件事争辩个是非曲直。镇子上的人感到很不安，在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激情的外来人。这个男人会说，“尽管你们不赞成社会主义，可有一天你们会了解它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所谓‘文化’，它的基础就是基督教精神，而你们要做的就是使这种态度和基督教精神达成一致。”

        大小会议、大事小情、流言蜚语、交谈对话……对于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会如实地记录和加以注解。我们常说在内森的笔记里，每一个音节和事实都可以找到，不过他所做出的阐释和转述则是一派胡言，因为他对发生的事情一窍不通。

        内森创办了一个杂志（我会投些烹饪贴士和短篇故事给它），他还试着从一些颇感惊奇的商人邀来了广告。“我为什么要在一个提倡废除我财产的杂志上登广告呢？”“哦，得啦，为什么不呢，那样一来你就可以不用交所得税啦。”

        我们想，内森每天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有18个小时，这是因为他娶的不只是多萝西（结婚时已经怀孕），还有她的母亲。“多萝西跟自己的母亲结了婚，”在D.h.劳伦斯的辅助下，我们以此来形容这种关系。每天早上九点，哈蒂（这个昵称很配她）都会来到她女儿的家里，一待就是一天。多萝西跟她的母亲优雅地吸着烟，手里支着长长的琥珀烟斗。此时，坐在母亲对面的多萝西正苦笑着，她的身体因为心怀怨恨和压抑而绷得很紧，而我对此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哈蒂活力十足，她身形高大，嗓门儿也大，喝起杜松子酒和药酒来很是厉害。因为遗传的关系，多萝西的酒量也不小。哈蒂对内森的态度从来都很粗暴，例如她会说：“多萝西嫁了犹太人只是为了惹我心烦。”我们告诉内森，他应该把她赶出去，叫她别在每个清醒的时刻都赖在他家里。不过内森却说，即便真的要把她赶出去那也是多萝西的事，而不该由他去做。在我们这些人里，有三个女人从来没有“反抗过母亲”，虽然这种仪式对于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心知那些只能依靠女儿生活的母亲所需的是一份工作和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想法虽然没错，不过她们毕竟是另一个年代的人。无论怎么做，女儿们都不会太好过：倘若真的像我一样“反抗”了母亲，那她们就会觉得自己刻薄无情。可要是不呢，她们就会变得像是被汽车前灯晃了神的兔子。

        多萝西没一丝活力，头疼和偏头痛没一刻让她消停过，有时一折磨起来就是几个星期，她还时常会生些其他的病。而且她常常都感到不快乐，因为内森在为公司的事情跑遍了罗得西亚的南北部和尼亚萨兰。内森在最初爱上多萝西的时候就曾宣称说，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爱某个人，他决心去多尝试几次，不过也只是当他自己坠入爱河的时候。他常常会对多萝西重申这一条原则，无论是在出行前，还是回来后。

        我们在团体里确实讨论过这件事，还一致告诉内森说，他的做法很残忍，因此跟社会主义者并不沾边。“没人会做出这码子事。”哥特弗莱德拖长了调子说道，听起来倒一点也不像个社会主义者，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

        “那只能说抱歉了，”内森应道，“生而为人，我在这一问题上保有权利。我相信万事万物都应该诚实，在男女关系上更是如此。”

        对于多萝西坚持己见的表现方式我们都能理解，而且也会把它解释给内森听，毕竟他有时会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谢谢你们，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女人的经期能持续三个半星期。”多萝西不能忍受自己的家里出现任何洋食物，尤其是大蒜和香草。内森会带着鲱鱼过来，教我如何处理它们，还会顺路来就着黑面包吃鲱鱼肉，还会把大蒜都撒上去。等回到自己家后，他就会对多萝西说，“不了，谢谢，我吃过了。多萝西，你跟哈蒂一起吃冷牛肉吧。”

        内森非常慷慨，他会给每一位向他提出请求的人布施，也会教育自家仆人的孩子。在北罗得西亚成为了赞比亚后，他去那里跟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一起建立了合作社，尽管资金和经验全都由他自己提供，可他却给了这些人等额的股份。令内森大为惊讶而又难过的是，这些人把他骗了，合作社也倒闭了。去了英格兰后我曾经历了一段捉襟见肘的贫困时光，当时我请求自己认识的一位富人借100英镑给我，却得到了一封措辞考究的道歉信，他说自己很珍视与我的友谊，不愿意失去它，他没有借钱给我。彼时，钱财极少的内森却在回信中给我送来了100英镑。我在伦敦时曾与策尔特家通了一年左右的信件，它们都不过是叽叽喳喳的日常内容，就像西尔维娅·普拉斯那样，尽管在信中隐藏了只言片语，但是却把现况都作了汇报。

        内森爱上了我，于是我们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我发现自己在生理上被你吸引了，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爱上了你，这完全是两码事。”“好的，我保证自己不会那么想。”“不过我还是需要说清楚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镇子的同一个地方，而你我身边又都没哥特弗莱德和多萝西，那么我可不敢说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没关系，内森，幸好我敢说。”“什么意思？你是说……哦，我当然理解！你爱极了哥特弗莱德，所以不可能会对他不忠。的确，任何人一看就明白。”

        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忠于哥特弗莱德。每个女人都该有一次经典的恋爱经历，而彼时的我正是如此。他是广播公司的老板，在某种程度上比大多数镇民更实至名归。他会在午后沿着树下路目不斜视地朝我家走来，心里清楚街道两边的窗帘都在抖动着。我们闲话文学，开心大笑，做爱的同时还要留心听着会不会有别人进来，毕竟拜访的事很常见——其中一次是我的母亲，另一次是内森。在这时候，我的情人就躲在衣柜里，听到我撒谎，他笑得连柜子都跟着抖了起来。这种关系在我们任何一方看来都是称心如意的，不过我却羞于承认当时自己坠入了爱河。这种情况吓坏了我：我原本计划要尽快离开殖民地，去伦敦开始新的生活，可这一计划如今却逐步让位于想要嫁给这个男人的需要。不过，他会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我对此不太相信，然而头脑中却有两个分裂的思想在交汇，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了他——我那心怀愧疚的情人身上。“你疯了，”他说，“马上停下来。”人们——女人们可能会轻松地说：“我们都受控于生物规律”，可只有通过这样的体验才能了解这话有多无情。“我又有了一个孩子。”自然之力这样对我说。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被向后拉扯着的痛苦。医生说我的子宫出现了后倾现象，需要缝合起来，同时还说应该将我的阑尾割除，因为它对我没什么用，并且建议等到“将我打开”以后，对输卵管施行结扎。对此，他给了我48小时的考虑时间。哥特弗莱德说我也许还会再婚，还会想要跟丈夫有自己的孩子。可他一点都不理解，这才是麻烦所在。我心下了然，等到我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爱过了许多次，而每次都要生下一个孩子。我最深处的天性并不与我站在一边，它同自然之力相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会成为“住在鞋型房子里的老妇人”，而眼前刚好有机会可以让我避开这一可能性。令我感到疑惑的是，罗斯医生竟然好像看见了事态发展的可能性。这位好心肠的有家室的犹太人几乎难以同意，一个女人在舍弃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后竟要马不停蹄地再将它重演一遍。至于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完全没有在意。在我的一生中，这或许就是我所做过的最为明智的决定。那被我所深深埋葬了的自我保护本能正在发挥效用。我没有想过这会给我的性生活带来不便，原因在于一旦得到机会，我的性生活就会令我满意。

        被送进手术室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躺在临终卧榻上的感受就应该跟这差不多。使我产生这样想法的倒并非是这场手术本身，而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我被剃掉了毛发，像尸体似的被捆缚着，头发也被一个年轻护士束在了我的视线外。这名十八岁的护士就像两个月大的婴儿一样新鲜和丰满，这也让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十九世纪的小说会把二十八岁的女人说成是老女人。

        在我术后休息期间，一位经由罗斯医生做过手术的年轻女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她一直在歇斯底里地怒斥犹太人，尤其是尚在病房里的罗斯医生。这位保守的罗得西亚妇女骂的那些下流话，我此前从来都没有听过。二十来个女人躺在各自的床上，静静地听着她咆哮。后来一名护士告诉她，说她曾对罗斯医生说了些“坏话”。她得知后很尴尬，罗斯医生进来巡防时，她对他说道：“抱歉，我对失礼了。”医生严肃地说，从麻药中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病人常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接着便走了。要是说本来就有这些想法的话，她为什么还会选择一个犹太医生呢？这个女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体内竟存在着这样令人作呕的东西，就像那沾满了霍乱菌的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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