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坐下来提笔写一写自己，就难免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往往费神费力，令人苦不堪言。首当其冲的当属“是否应该实话实说”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人可以多大程度地吐露自己的心声？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成为每个自传作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无论作者是选择倾其所有，还是有所保留，批评者总会找到发声的理由。

        你当然可以实话实说地交代自己，但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是否会有所顾忌？1949年，我离开了南罗得西亚。对此之前的个人生活，我可以尽情书写，因为即使我的笔触犀利，于他人的伤害也不多，毕竟尚在人世的亲历者已经无几。改动真实信息在所难免，但我也只是略加删减，最多只更改一两个姓名而已。因此第一本自传的写作并无涩滞，思想上我也没有什么负担。第二本自传记叙了我到达伦敦以后发生的事情，写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便如同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的，我在某些事上“无意说出实情”。可是读者不免要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自寻烦恼？我认识的名人不在少数，翘楚也有一二，我认为即便是亲友良伴也没有义务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年岁越长，我知道的秘密也就越多，一个个渐埋在心底。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大抵都有这种体验吧。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秘而不宣的总难逃“情事”二字呢？重要的事情明明更多。

        我读史书向来审慎。因为多少亲历过一些重大事件，所以我知道相关的报道须臾间就会瓦解成只言片语，最终不过是各执一词。阅读传记作品，我会羡慕那些能够三缄其口的作者。我发现，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游走在事件边缘或生活外围的人们总是争相断言，而了解实情的人惯于保持沉默，最多也不过三两句话。许多年来，丑闻和桃色新闻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焦点。如今，一些虽说不上令人厌烦，但也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正确认识。其原因在于事件的参与者们都选择了守口如瓶，甚至将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一切的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事件的推动者或从旁加以刺激的人们被遗忘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因为记忆本身摒弃了他们。这些煽动者举止浮夸，肆意妄为，情绪激动得近乎疯狂，待人接物也很生硬。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明显要异于那些头脑清醒、处事圆滑的人，而后者即便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宁愿忘记自己一时的疯狂行为。史书中总有一些事件是引人注目的，然而读来却让人如坠云雾。据此，人们可以推断这些事件的背后是思想激进的男男女女。这些人虽有喷薄而发的精神，却容易为人所遗忘，因为历史向来习惯摒弃异类，以安全为宜。然而，人们口中的“野蛮人”往往是历史事件的缔造者。倘若没有这样一位鼓舞人心的人物，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上恐怕是无法诞生共产党的。

        女性常常被记忆遗忘，进而被历史遗忘。

        “是否要说实话”以及“说多少实话”固然重要，然而与转换视角相比，其重要性则略逊一筹。这是因为每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便会不同，就如同爬山，每次转弯都意味着不同的风景。如果这本书写于我三十岁那年，恐怕它会变成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如果写于四十岁呢，说不定会是一本哀哀凄凄的悔过书，触目可及的语句都是“主啊，我怎么就做了那种事？”现在，每当回顾自己懵懂的年轻时光，我都会愈加冷静地去看待它，不再怀有太过强烈的好奇心。人们注意到上了年纪的人惯于回首往事，于是难免要问个为什么，可老人们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我尝试以别人的视角去审视过去的自己，然后再将自己换位到过去的某个时刻。每到此刻，我的情感都会陷入剧烈的挣扎，以彼时的观念和思维来看，这无可厚非。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却并非如此。

        另外，观赏风景也并非易事。一旦动笔写作，问题就会纷至沓来。比如，为什么你偏偏记得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为什么你先是念念不忘过去的某一年，甚至能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年里某个星期，某一个月所发生的事情，继而又完全把它从记忆中抹掉，怎么也想不起来？你又是如何断定，那些能够回忆起的事情一定比被你遗忘的事情更重要？

        或许我们也可以视风景为无物？这倒未尝不可。有一次晚餐时，我和一名男士相邻而坐。他对我说，他永远都写不出一部自传，因为自己的记忆里一片空白。我问，怎么会一片空白呢？他说，最多也只闪现一两个画面罢了。“这些画面，”他继续说，“就像彩色玻璃落在教堂漆黑石地上的点点涂料和斑点。我简直难以想象过去那些黑暗的日子。哪怕试着想想，都会令我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好像记忆本身人格化了，虽然我知道这并非事实。现在，我可以想象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而过去的一切都从我的头脑里清除了。我仍然会好好地生活。毕竟我们出生的时候也是没有记忆的。似乎对每个成年人来说都是如此，首先需要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创造生活，制造自己的记忆。”

        为什么要写作自传呢？在各类传记大行其道的今天，写自传是为了自我防卫。这是一次心惊肉跳的体验，就好像你走在一条平坦却乏味的道路上，头上是半明半暗的天空，虽然心情还算愉快，但你知道可能随时会有一个探照灯照射过来。当然，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不错的传记作家，他们现在多居于英国。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传记作品的黄金时代。有什么比一部名副其实的优秀传记还要好呢？这样的作品的确不多。

        在刚刚过去的1992年，我得知有五位美国传记作者正在撰写有关我的传记。其中有一位我从未见过，甚至未曾听说过。有一位是我在津巴布韦的朋友告诉我的，说是正在为书写传记“收集材料”。可这材料从哪里来？是从早已离世的人们那里吗？还有一位女作者，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其中一次，她很细心地问了一些平常的问题，也是在那时才告诉我说，她写了一本有关我的书，并计划出版。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位作者，只是在虚构传记罢了，取材不过来源于几部小说中略含自传性质的内容，以及两篇与我父母相关的专题文章，也有可能查阅了一些访谈录，但访谈录向来都充斥着不实的信息。你可能会花上数个小时来接见一位采访者，这位采访者也会不停地记录着你的每个字句，然而最后成型的文章或访谈录竟然含有许多重大的事实错误，这实在令人震惊。事实真相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部分原因是作家们被当成了人们满足自己想象的借口。至于说那些有关自己的文字，如果作家们对其真实性加以关心，会不会显得很孩子气？也许会，可能正因为如此，每一年我都察觉自己变得与这个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一年后我回到了巴黎，曾经采访过我的一名年轻女性再次来访。我对她说，她上一次的采访文章中有虚构的成分，她居然反问我：“如果在截止日前必须提交文章，而背景资料又不充足，换作是您，难道就不会虚构吗？”显然，即便我当时回答说不，她也不会相信我。这恰恰让我认识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当今文学氛围内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相信往昔的事情。“过去，严肃的出版者都会竭力而为，为态度严谨的作家寻找严肃认真的传记作者。”如果你这样对年轻人说，那么他们必然投以你怀疑的目光。如今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出版传记作品，即使作品平庸也无所谓，反正传记作品销路很好。尽管作家们对此多有抗议，但被写到传记里的人生也就身不由己了。

        如果你试图通过写作自传来正名，那么你就会立刻生出疑问：难道事实真相确实如此吗？对于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一直都在试图更好地理解。我和母亲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如今让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些狭隘个人体验。自我懂事以来，我就一直在试图逃离我的母亲。从十四岁起，我便开始执拗地反抗她，从内心想要避开她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女孩们总要长大的，可母女间的斗争就真的无法调和吗？如今看来，母亲就是一个悲剧人物，心怀勇气和尊严地过着自己那不尽如人意的日子。我当时虽然觉得母亲很不幸，可待她并不好。如今，你可能每天都会看到或听到，有的年轻人正让自己的父母备受煎熬，而且常常是一个女儿对自己的母亲发脾气，这样的举动简直称得上残酷。长大后他们才会醒悟：“小时候，我真的太蛮横了。”子女和父母间一旦交恶，就会产生一丝异乎寻常的恶意和怨恨。但是从过去的历史和小说中来看，事情并非总是这样。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心情不好居然成了一项权利？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她在英国时，家里没有收入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去了美国纽约。到了那里，她通过给艺术家们做模特来谋生，有时也会做时装模特，收入很不稳定。她住在纽约市区外的一个小镇上，年仅二十岁的她贫穷而孤独，也向往着有趣的生活。终于有一次，仅仅就那么一次，她将儿子托付给一位朋友照看，然后在纽约过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才回家。小男孩如今长成了少年，我亲耳听到过他强烈苛责自己的母亲：“曾经你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丢下，只管自己去逍遥自在。”还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都反对体罚孩子，可是有那么一次，因为他总用手去戳穿果酱瓶的纸质封口，于是父母打了他的手指。这孩子后来竟然对父母说：“我小的时候，你们总是打我。”这些琐碎的记忆，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都对母亲心怀指责。我们的关系也由热到冷，后来变得僵硬。这其中的疼痛是真实且深刻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可是现在，我终于会问自己：我是否辜负过任何期望，又背叛过怎样的承诺？我现在的所为是否和过去一样？以上就是我所坚守的另一点。

        为什么我的一生会遇到如此多这样的人？他们不经思索地反抗权威、反对政府，想当然地认为一切权威难逃丑恶，将可疑行径和唯利是图的念头全都归于政府、当权机构、统治阶级、地方乡镇议会，甚至校长或者女教师。这样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而只有从中脱身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大部分生活都受制于它。这个星期，我见了一群年龄不一的激进分子（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期间，有人顺口提到说政府正着手做什么事情，虽然这事大有裨益，政府却不拿它当工作重点。听到这儿，每个人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嘲弄的神情，反应迅速得就像自动下压按钮一样。他们的神情无异于出口讥讽或嘲笑：“这样算不错了，我们还能奢望别的吗？”这种神情只可能脱胎自某种根深蒂固、却超出人们认识的信念。这信念使得人们固执地认为某个承诺遭到了背弃。

        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或者是美国独立战争将追求幸福规定为一项权利，言下之意似乎是说，获得幸福就如同从超市柜台里拿走几块蛋糕那样简单？今天，多达数百万的人们表现得好像自己曾被许下了什么承诺似的，但具体在什么时间、又是由谁许下的却不得而知，好像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自由顺畅、更加坦然舒适，好像会越来越好。难道广告宣传只能让大家更专注此类“期待模式”吗？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段历史表明，人类可以预计到所有的战争、暴君、疾病、经济萧条和灾害，因为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的。总之，历史这样告诉我们：变化才是万物的常态。可是，我们竟然期待着在不断变幻的彩虹尽头找到金子。我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大众幻觉和错觉的影响，也受到了大众信仰与信念的影响。而后者在如今看来依然疯狂，就像曾经信仰基督的人们发动了持续几个世纪的远征，艰难跋涉穿越中东去讨伐异教徒一样疯狂。

        我刚读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其看来，政府和当权者之所以会遭遇不信任以及蔑视，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所为，是当时军队将领的愚蠢和无能所致，是战时对欧洲青年男子的屠杀所累。

        当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来我这里问关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我发现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在他们的脸上读到这样的表情，好像在对我说“你怎么就能够相信它？”或“你怎么就做那样的事？”事实其实很明了，然而周遭的环境却让它们有可能变得艰涩难懂。这些人会说：“您看，我们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我暗想，你们“当时”并不聪明吧！）“不，您没理解，那可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竟然说“热血沸腾”！）他们甚至还会说“我知道这理解起来并不容易，毕竟您当时没有被浸于毒气之中。”

        还有一个与此不无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我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就拿“皇帝的新装”这一故事打比方，在我的一生中，我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那名揭穿事实真相的小孩，而我的弟弟一次都未怀疑过或是批评过权威。

        有一点还需留心，那就是如果当一个人能够看得到皇帝赤身裸体的真相，那么，他的其他优良品质就会相形见绌。

        现在的我，正努力以诚实的态度写作此书。不过，要是等到八十五岁才将其付诸纸笔，那时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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