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旦清晨，风停雪住，天空晴朗。从长沙市东南磨盘洲强渡浏阳河的日军第3师团2万余官兵，在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带领下，迎着新年第一轮朝阳，遥望东方，举行祈祷。

        祈祷毕，安静庄严的队伍喧腾起来。官兵们互致新年问候，祝愿大东亚之梦早日实现，祝愿新的一年中打胜仗、立战功，整齐的军旅顿时变成一个热情洋溢的团拜会。

        野战炮兵第3联队长官永盖世大佐身穿全新的将校呢军服，崭新的领章肩章上通红与鲜黄的颜色看上去像在跳跃。他满面春风，手拿两只军用水壶，走到与他的联队队伍并列的步兵第18联队长、自己士官学校第26期同期不同专业的老同学石井信大佐面前，正好石井信刚将自己壶中的酒倒在两只军用铜制饭碗中。两人为不谋而合哈哈大笑，然后举“杯”，石井祝官永火炮发发命中，官永则祝石井步兵斩关夺隘。两人端起酒碗一饮而尽，相约今晚在长沙城内庆祝新年，畅叙战斗胜利和同窗之谊。

        师团长丰岛来到师团直属部队官兵中间，向大家祝贺节日之后，他特意走到从第6联队调来的第2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面前。加藤因自己大队担任机动部队，不能马上投入战斗而不高兴。丰岛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会把最大的功劳交给你们去荣获的。”一句话说得加藤和士兵们欢呼起来。加藤大队参加过淞沪会战以来的多次大战、恶战，以攻击勇猛、尤其擅长夜战而深受历任师团长喜爱。

        上午8时，丰岛下达攻击命令。炮兵、航空兵协同配合，爆炸声密集而剧烈。各步兵联队精神抖擞，按预定路线开始猛攻长沙城防。

        岳阳，日第11军指挥部。

        参谋人员打电话、电台收发电报的声音构成了一个嘈杂的空间。作战室内人们行色匆匆，作战地图旁几个人在紧张地标标画画着。

        相比较而言，这出已经开幕的戏的主角、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倒显得十分平静。他不时看一眼地图上的变化，小声对参谋长木下勇说几句什么，或不声不响地看参谋们送来的电报和情报，在纸上批写几个字。作战室一面墙壁上有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元旦·长沙”4个黄色粉笔大字，参谋们都知道这是司令官的亲笔。

        香港英军向日23军投降的消息当晚便由日本广播播出。这时11军部队已突破湘北守军第一道防线，各师团进展顺利。据侦察报告，中国军队正在向南溃退。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断无立即撤兵之理。29日，两个师团突破汨罗江防线，在日军面前便摆开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按原定南京总部批准的作战方案，渡过汨水后，第3和第6师团分别向东和向西，包抄汨罗江南岸中国第37军部队。按情况变化，即37军向东撤退的新情况，应采取以一个师团大迂回和另一师团跟踪的办法，包围歼灭37军于捞刀河以东地区。总之是以歼灭一部中国军队为目的。第二条路则是阿南惟几在内心酝酿已久，却一直没有形成方案的意向，即乘势占领长沙。

        作战方案打的是军事仗，占领长沙打的则是政治仗。

        长沙是中国大省湖南的省会，攻占它必会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可沉重打击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将战线向南跨进一大步。

        从阿南内心深处说，也只有攻占长沙，11军的战功才能与23军攻占香港和南下太平洋部队占领沿岸小国相提并论。

        关于攻占长沙的把握，阿南深信中国军队在仅两个月之前受挫后元气未复，目前不论从兵力上还是从士气上，都不足以抗拒日军对长沙的攻击，开战后各部队进展顺利便可证明这一分析。而在东条英机上台后日军在太平洋节节胜利的大形势下，攻克一个小小长沙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阿南于29日向南京畑俊六大将发出请示进攻长沙的电报，30日未见回电。他对木下勇说：“中国有句古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木下勇是从军队下层一步步爬上军参谋长位置的，他对来自大本营的阿南十分敬重，尤其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更何况他自己建功的欲望绝不比阿南差一分一毫。二人一拍即合。当军作战会议部署作战时，负责后勤的参谋副长二见秋三和军作战主任岛村矩康二人则力陈战线太长，补给困难，一部分中国军队去向不明，不宜仓促决定进攻长沙。这两人先是私下对木下勇说，后又在会议中作为正式意见发表和坚持，无奈人微言轻，均遭否定。二见秋三在29日的作战日记中写道：“这是自暴自弃的作战。”

        另据史载，12月31日，畑俊六接到阿南已下达进攻长沙命令的报告，大为恼火。但此时11军已将命令付诸实施，各部队已开始行动，畑俊六只得默认了现实。畑俊六之所以没有力阻，是因为他也并非不想听到胜利的消息，他并不认为攻占长沙没有可能。

        于是，日军进攻长沙成为阿南惟几、畑俊六、薛岳和蒋介石这几个人都高兴的事情。

        元旦的长沙，西靠一江滚滚湘水，北、东、南三面是三道炮火与硝烟的围墙。

        城郊，无数士兵们在战壕中、在工事里，向一次次冲上来的日军射击、投弹。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浓烈的烟尘扩散为一团团混浊的雾气。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硝烟。运弹药的士兵们扛着一只只沉甸甸的木箱穿行在战壕与工事间，将子弹、手榴弹一捧捧、一堆堆地放在阵地前沿士兵们手边。戴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们在硝烟中奔跑，负伤者或呻吟惨叫或默然无语地被包扎、被抬走，阵亡者被拖下阵地摆在一旁。枪炮声、硝烟气味与漫天烟尘将作战者浓浓地笼罩着，如果有人无意间抬起头来，他会看见原本晴朗的天空中的那轮太阳早已变得暗淡无光。

        岳麓山上爱晚亭，第九战区作战指挥部，薛岳手持望远镜隔湘江东望。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后，他让参谋长吴逸志带战区大部分人员南移至耒阳，自己则率少数作战参谋人员留在长沙。军委会曾规定为避免高级指挥员阵亡影响作战全局和部队士气，战区一级的指挥部距前线不得近于50公里。此次薛岳“明知故犯”，他是在做一种姿态。他用将指挥部设在长沙对守城的第10军说：我在你们身后，你们看着办吧！对各围攻长沙附近之敌的部队说：我离日军比你们近，我的生死在你们手里，你们看着办吧！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博，那么薛岳将自己的性命也押上了。他对蒋介石说“本次会战，职有必死决心”，绝非只是说说而已。而他所做的这种姿态也绝不是没有效果的，起码对于第10军，对于上一仗的两个败将——军长李玉堂和师长方先觉是如此。

        李玉堂自作战开始就在几个师指挥部转。周庆祥3师守城东，方先觉预10师守城南，朱岳190师守城北。开始日军在三个方向同时攻，一个上午毫无进展，中午略事休整，将重点放在南城。李玉堂听见这边枪炮响得凶了，便到方先觉这边来。说了解情况也行，说督战也可，反正军长往作战室一坐，不由你不瞪起眼来打。

        预10师守的是长沙正面阵地，战后方先觉立功授勋，荣升军长，足见战中出了大力。该师政治部代主任兼督战队长杨正华，在几十年后回忆了这场血战的部分片段：

        “1942年元旦晨，开始向长沙进攻的野联队扑向金盆岭，石野联队扑向猴子石，企图抢占各高地。我29团（团长张越群）居高临下，迎头以机、步枪猛烈射击，继之抛掷手榴弹，只见日军纷纷倒地。

        “敌以飞机协助步兵与我军拼杀，最后白刃相交进行惨烈肉搏。敌人预期一日内占领长沙，但出敌意料，初战竟遭到坚决阻击。张越群团血战至上午10时许，终因阵地正面太宽（约15华里）、配备兵力单薄、伤亡过重而阵地被敌突破。敌亦为之付出伤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敌军突破我第一线后，乘势向我第二线进攻，即遭葛先才第28团以迫击炮和机、步枪猛烈迎击。28团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团，葛团长的勇敢善战是全军公认的。他的指挥所选在全线最要冲的修械所背后，以此表示坚守的决心。敌在我第一线受到打击，锐气大减，在葛团猛烈打击下，不得不暂停进攻。

        “在敌人进攻葛团阵地时，张越群团长同政治部派出联络的科员马有成来到师部，我见张神色惶惶，就单独去见方师长。我说：‘敌人来得太快太猛，张团很难顶住。’方师长长吁一口气说：‘是这样，现在张团电话中断。’

        “我看他对张团有体谅之意，便直言以告：‘张团阵地已被敌突破，张团长已来师部，他表示未能达成任务，对不起师长，听候处分。’

        “方说：‘叫他在副官处休息，等我空时，喊来见我！’

        “他接过电话向葛团长喊：‘艺圃！现在看你的了，张团阵地已被突破，你马上派人收容整理归你指挥。任务大呀！我全力支持你，你要顶住。’

        “此时电话里听到葛先才答复：‘师长你尽管放心，我有信心，不会在薛岳面前丢脸。’

        “晚上，薛岳直接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问他能守多久。方说：‘我能守一星期。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电话。

        “深夜时，我同副官主任张广宽在副师长孙明瑾房里烤火，忽听隔壁房里方师长喊张广宽，方对张说：‘这封信，你马上派人送到后方我家眷那里，在明天以前一定要送到。’

        “张把信拿出时，我不揣冒昧拆开一看，原来是他的遗嘱，内容为：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我看过后，决定发表以励士气，立拟新闻稿交科员马有成连夜过江送《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上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读者莫不感泣。……”

        元旦中午，第3师团将在城南预10师一线阵地的进展上报11军指挥部。参谋长木下勇闻讯后与随军新闻记者4人乘飞机至长沙上空视察战场。飞机在市东南郊第3师团攻击线上空低飞，地面日军扬手向飞机致意，新闻记者抓拍下这一珍贵镜头，不想日后成为侵略罪证刊载于《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上。木下勇令飞行员向地面投放贺年书和本土慰问前线的信件，飞机盘旋几圈后回到岳阳。木下勇向日本驻南京派遣军总部和日军大本营发电报，称长沙作战进展顺利，即将取得胜利。

        元旦夜11时，日11军特情班的情报参谋们在若干天后终于将九战区在此次作战中使用的电台密码破译，而首先被译出的正是薛岳31日要求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运动的命令。

        阿南看到一长串部队番号时不禁大吃一惊。29日是“箭在弦上”，而现在则是“开弓再无回头箭”了。只有早日攻克长沙，结束作战，否则攻击部队被守城的和包围的对手夹在中间，后果不堪设想。

        零点，阿南急电丰岛，要求他加紧进攻，抢在对方外翼包围前解决战斗。阿南同时命令第6师团加强对东部山区和浏阳方向的警戒，掩护第3师团后方。

        丰岛接到命令，立即将作为机动部队的加藤第2大队投入战斗。2日零时至2时，加藤在两个小时中走完了他作为优秀的日本军人一生的道路。

        日军战史载：

        加藤大队长带领副官等3人，穿过城外的房屋，越过敌兵营，前进到敌军的步哨线，被隐藏在屋檐下的敌人射来的子弹打穿腹部，时间是2日2时左右。但该少佐仍然挥刀与敌人搏斗，接着副官桥本光义中尉、川口定秀军曹相继战死；池山兵长冲出一条血路，摸索着回到本部告急。士兵们在“救出大队长”的呼喊下反复进行了几次必死冲锋，但均未见效，反而使那些房屋燃起熊熊烈火。得到池山的报告，参谋长指示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从这天夜间直到4日反转为止，虽反复进行搜索和夺回攻击，但终未发现大队长等人踪迹，因此认定已经战死，遂决定返回。

        加藤之死对长沙作战的意义在于，第10军士兵从加藤尸体搜出几份重要文件，从中了解到日军弹药不足的重要情况。这些文件以最快速度送到薛岳案头时，一贯自持力甚强的薛岳高兴地大拍桌子，说道：“一张薄纸，胜过万挺机关枪！”

        元月2日，方先觉继续指挥部队在第二道防线与日军苦战。薛岳将战区直属炮兵团的大口径火炮全部交李玉堂指挥，李玉堂又将预10师阵地作为炮火支援的重点，密集的爆炸过后，日军在葛先才团阵地前陈尸累累。

        在丰岛的严厉催促下，日军冒着炮火几次冲到守军阵地上，双方几度展开肉搏，一批批守军倒在血泊中。

        上午11时，金盆岭阵地29团2营联络中断，情况不明。11时30分，一名身负重伤的侦察员坚持着爬到邻近2营的一个阵地，向师部报告2营告危，带队的副团长陈新喜、团副曾友文阵亡。全营官兵大多数已阵亡，阵地已被日军攻占大半，剩余的官兵们还在做垂死坚守，请师长速派援兵。

        方先觉计算时间，派兵增援为时已晚。况2营阵地易守难攻，倘若为敌攻占，援兵也难上去。他忍痛下令，集中全师炮火向2营阵地实施覆盖射击。

        半小时后，预备队两个连赶到金盆岭，官兵们看见阵地上尸无完尸，中日士兵碎成一片，不能区分，隐约可看出曾经发生的那场白刃恶战。死者的尸体来不及埋葬和焚烧，只得暂时堆在一处。官兵们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准备迎接下一轮战斗。

        2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进入战场，向城区东北郊190师阵地发起攻击。傍晚，40师团将伤亡惨重的第3师团一部接替下来，继续猛攻预10师阵地。至此，进入湘北的日军3个师团已全部投入攻城。第10军处于成倍于己之敌包围攻击中，形势渐渐紧张。

        方先觉下到团部督战，指示每次打退敌人进攻之后随即重新编组班排，任命指挥员，补充弹药。1日至2日两昼一夜，预10师营、连、排三级指挥员伤亡大半，战斗班班长普遍更换，有些新兵当了班长。设于城中的4个医院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

        第6师团展开攻势后，190师阵地成为长沙守城作战的热点。当时任190师作战科长的黄钟老人回忆道：

        “3日微明，李玉堂电话询问师长朱岳：陈家山怎么失守了？朱答：没有失守。李令朱速查，陈家山果然失守了。

        “原来2日敌第6师团攻北门，受陈家山阵地我军炮火袭击，攻击受挫。敌人在深夜时利用我守军在地堡内了望视角缩小的机会，匍匐潜行到山下集结，凌晨冲到山顶，占领了陈家山。

        “我师570团团长李芝当即督部反攻，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火力猛烈，三次攻击未能收复（战后营长吴子南撤职、李芝辞职）。

        “陈家山失守，北郊与东郊日军连成一线，形势十分危急。各师长均在一线督战。周庆祥对张振国说：你我都是李玉堂军长提拔的，长沙守不住，军长是挽不回来的，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张团长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

        “激战之中，李玉堂将称病不去督战的山东同乡、某师副师长高某通令撤职，严肃了战场军纪，振奋了士气。

        “一天，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在指挥部对坐吃馒头稀饭，忽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手中一根筷子。李玉堂扔下筷子用手抓大头菜吃。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说：不动，不动。蔡又问：那我们快点吃？李说：不用，不用。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岳阳，日11军指挥部。

        由于破译了九战区通讯密码，战场变为一盘明棋，但这丝毫无助于阿南挽回被动局面。中国军队第4、79、26、37、20、58军已全部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围攻态势已初步形成。于是，指挥部内发生的事情为历史留下这样的记载：

        1月3日晨，没有完全占领长沙，军参谋部充满着深深的忧愁与不安的气氛。11时，阿南军司令官来到参谋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诗，以安慰沉入忧愁中的幕僚们：“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我军空运的弹药都用尽，相反地重庆军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正在继续集结兵力，要在长沙包围我军。

        木下参谋长等幕僚的焦急心情，是非同一般的……因此，1月3日17时，木下参谋长以及二见参谋副长、岛村作战参谋等一同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止战斗，于4日夜开始反转”的意见。

        阿南军司令官说：“第6师团刚参加战斗，尚未收到战果乃理所当然！不能过早地停止攻击，应暂时观察一下情况。”批驳了木下参谋长等人的意见。

        接着，17时30分，接到丰岛第3师团长“不久可取得战果”的战况报告。然而，木下参谋长等的反转决心很坚定。在19时40分，幕僚们再次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因为在5日晨以前，必须进到汨水北岸，所以必须迅速开始反转”的意见。此时已经拉开了浏阳河畔渡河点争夺战的战幕。

        至此，阿南军司令官终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

        接到阿南下达的撤退命令，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满腹苦水。

        12月24日，丰岛接到由大本营发来的电令，他被任命为东京近卫师团长。近卫师团是天皇的御林军，这项任命对于丰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24日正是这次作战开始的日子，同时被任命为第3师团长的高桥多贺二中将尚未到职，所以只能仍由他指挥作战。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他自问已尽了最大努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成功。增援他的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在划分任务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使他感到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

        这时阿南下令让他撤退，即便能顺利地将部队带回岳阳，那么他又如何作为被大本营重用、天皇点头的将领，回东京去见那些对他友好的和对他不友好的京官们呢？他感到这是自1940年9月28日他上任第3师团长以来遇到的第一难堪的事。

        再就是加藤大队。这是一支享誉全军的部队，原属于河南信阳地区担任警备任务的重信吉田大佐第6联队。由于该大队战斗力强，尤擅长夜战，丰岛将其调到湖南，带在身边，本想让他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为这一仗添几笔光彩，不料2日零时投入战斗，第一个小时中其一个中队便伤亡过半。加藤求胜心切，只带了三个人便杀入敌阵。如一战成功，不用说就是孤胆英雄，力挽危局了。偏偏运气不佳，不一会儿就中弹身亡。其三个中队中的另两个中队在营救加藤时被封锁在一片房屋区内，守军泼上汽油纵起大火，可怜这两个精锐中队未曾起一点作用便多数葬身火海。如果回国后将战况据实报告，那是极难为同仁和死者家属接受的。

        丰岛思来想去，发电报给阿南惟几，以寻找加藤尸体为由，要求将撤退时间延迟一日。他要组织部队再做最后一拼，为了已经付出的代价和即将失去的面子。

        将电报发出后，他抽出指挥刀，亲率一个精干的参谋小组，冒着滚滚硝烟下到主攻联队督战。

        他不理会阿南如何回电。这是继阿南决定进攻长沙后的又一次先斩后奏。此次他也运用了那句中国兵家的古老格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月4日凌晨，几天来争夺激烈的城南方向修械所、太乙寺一带重点阵地，枪炮声、喊杀声再次刮起铁的狂风。第3师团7千余日军在丰岛亲自督率下发起最后一搏。

        战至天亮，修械所阵地前一支日军敢死队前仆后继地冲上阵地。几名日军士兵拉响捆在身上的烈性炸药，将守军支撑阵地的暗火力点炸飞，本来就伤亡殆尽的守军官兵们被随着爆炸冲上来的日军全部射杀，阵地易手。

        日军见防线撕开，便朝这里涌过来。

        上午8时，预10师陈希尧第30团以仅剩的80余人组成敢死队。中国士兵早在淞沪抗战中便开了“活炸弹”先例（日军将这种自杀性攻击称为“肉弹”），20余挺机枪掩护十几名士兵冲入阵地，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

        参加过那些战斗的老兵们都知道，出动“活炸弹”的决心不轻易下，但一旦出动，便没有攻不克的堡垒。

        抗战初期，日军倚仗装甲部队的优势欺负中国军队。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连枪都不够每人一支，拿着大刀上阵的杂牌军部队的士兵们，就是用这种拼人命的办法，将日军的坦克、装甲车一辆辆摧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南疆戍边作战，中国士兵用身体趟入敌人的地雷区，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舍命歼敌者有之，让人看到深藏于一个个血肉之躯中的民族性格那最坚强的一面。

        9时30分，30团敢死队将日军攻占不久的修械所阵地夺了回来。乘日军准备下一轮进攻的间隙，团长陈希尧清点人数，可以战斗的兵员连自己算上不过二十几人。陈希尧想：这个阵地先后有两个团的各一个营，营长至士兵无一生还，还有几支预备队填进去，算来已有一个团的兵力死在这里，看来我要当这个团在阴间的团长了。

        此刻，他遍身只有一块在当时很珍贵的镀金怀表和一封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写给母亲的遗书。他十分心爱这只金表，就让它随着去吧。他从身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封被汗水浸透的遗书，随手撕碎，洒在这满是死尸的阵地废墟上。

        抗日以来，光是战死的将军就屈指难计，何况团长，何况已逾百万的士兵？身为军人，生逢抗日，死复何言！

        陈希尧抛却最后一丝人生感怀，埋头指挥士兵们编组阵地，这时从城中又来了100余人向他报到。陈团长一看，更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仗确已打到了最后关头。

        这个由师长方先觉新编成的连队全部是由师部的辎重兵、卫生兵、汽车司机、炊事兵等勤杂人员组成。陈希尧还看见方先觉的两名贴身卫兵中的一名，在队伍中满脸悲壮地站着。

        中午1时，日军600余人又向修械所阵地强攻上来。陈希尧率众拼死反击，勤杂兵军事素质较差，阵地在支持了半小时后再度告急，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踏上阵地。

        绝望之中，陈希尧听见枪炮声里闯入我军冲锋号音，疑是死前幻觉，但不一会日军从背后和右侧开始溃乱，原来是28团团长葛先才亲率拼凑起来的近两连兵力赶来增援。日军再次被压了回去，阵地转危为安。两位团长见面时皆失声大哭。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自湘北开战，蒋介石一直身穿军服，除应付内外政务，主要精力用于湘北作战。1月4日，他接到薛岳电报，合围反攻作战即日开始，战区正督励各部“务勇猛前进，彻底歼敌，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域境内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蒋介石口述回电，号召各部杀敌建功，电尾亦添上一句：“如敌由某部正面逃窜，即枪决其军师长！”

        机要侍从拟好电文，请蒋介石过目签字时，宋美龄款款而至。蒋将电文请宋看，宋点头微笑。

        侍从走后，宋问蒋为什么中国空军没有参加湘北作战，蒋答是由于气候恶劣，机场距战场又太远。

        宋美龄说：“这么重要的作战，应该让我的小伙子们努力去做。”说完，她拿起蒋的电话要到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周至柔，请他安排空军克服困难参加作战。

        宋美龄考虑的是这一战必将产生的国际影响，战中不能没有空军一笔。元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顺利签署，她正在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争取西方大国援华抗战的行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空军的发展和作战与宋美龄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前夕，宋出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聘请了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顾问，霍尔布鲁克又推荐了陈纳德协助宋美龄进行空军的装备和训练。抗战爆发时，号称有500架飞机的中国空军真正能上天作战的不足100架。但年轻的中国空军敢于与具有近千架作战飞机出动能力的强大的日军航空兵斗智斗勇。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中国空军首次出击，炸伤日军旗舰“出云”号。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18架日机激战于杭州上空，击落敌机6架，自己无一损伤。根据宋美龄提议，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宋美龄因在空军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而被称为“空军之母”。

        周至柔接到宋美龄电话，命令驻成都空军第二大队协助九战区攻击长沙一带日军。因航程远、气候差，仅元月8日一天出动飞机9架，在新市、长乐街一带追逐攻击了正在败退的日军部队。那天日机9架升空迎战，被中国空军击落1架、击伤2架，中方亦损失2架。

        也许当初宋美龄不曾想到，蒋宋联姻之后，宋以她的才华、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的尽情发挥，为中国历史开了“夫人参政”、“夫人外交”的先河。宋之后，有许多不甘寂寞的夫人以她为楷模，积极协助或直接参与丈夫的事业。“贤内助”冲出家门变为“战友”。虽然这些后来者尚无法超越宗师的功业，却也为内涵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增添了不少轶闻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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