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局的办公时间不是很长。我报名参加了一所秘书学校的夜校课程，为的是提高自己打字和速记的速度。同时，我还去应征了招聘广告。我只有一个资格证，那就是驾驶执照，但在当时，女司机这种职业还前所未闻。有那么两次，我发现给我面试的雇主一脸惊奇，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图。我还去了《先驱报》求职，差点儿成了一名为新闻加注的工作人员。

        因为在希曼斯利店所取得的成功，我争取到了一个面试机会（或许还可以顺道聊聊天），面试官是巴博尔先生。他经营着镇上最大的女装店，本人还是一名镇会议议员，是重要的公众人物。他说愿意聘用我为橱窗布置人，但他准备支付的报酬却意味着我只能去住那些可怜姑娘们住的旅店，他还向我推荐了一处接受国家补贴的旅店，“跳跳虎”当然提醒他说他这是在利用公共职位压榨廉价劳动力。但麻烦的是，他把厚颜无耻当作了一种对抗手段。他很乐意就此事的优缺点跟我辩论，只要我想，辩论多久都可以。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识过利己主义居然可以被说成公益事业，要知道，我可是在世界上最令人费解的思维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巴博尔先生告诉我，获利就是成功的证明，商业成功符合这个新国家的利益，镇议会为他的女雇员们提供住房补贴的做法是在促进普遍繁荣。

        我在电话局里工作了一年。听到我说曾做过电话接线员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感觉不自在。“已经不错了，”他们大概会认为，“如果你已经忘了那段不幸的经历的话。”（“互惠”这一斯文的表述改善了保姆的形象。）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很适合我。我完全能理解，在被问到为什么要忍受、要继续做那些单调重复的工作时，女人们会说，因为在做这份工作时我可以想我所想。

        我用了一天时间学习工作程序，这就像学骑自行车一样，学会后立刻就变成了惯性行为。如今或许只有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边远小镇才会有这种电话交换局。工作时，我需要戴上一副头戴式受话器，从面前的平板上拔下电线插头，将它安插进垂直操作板上的插座中。通过这种方式，南罗得西亚的人们可以跟外界取得联系，比如约翰内斯堡或开普敦，甚至伦敦。沿同一道路上修建的几个农场也会合用一条电话线，不过通过电话合用线联系两处农场会花费不少时间。举个例子，把一处位于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农场和另一处锡诺亚附近的农场联系起来，可能会耗费半个上午，原因在于农场上的人们常常在地里，或是去外面检查动物的情况，听不到电话的铃声。我还缓慢地阅读着书籍，不过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偷偷摸摸。在这里，我读到了（Resurre），也知道了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我所认识的人们也许可以匹配上这本书中的所有字眼儿。如今让我颇感兴趣的是，当时的我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托尔斯泰对自己身为土地拥有者的自责，以及他对自我的看法，都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我工作的地方有十来个姑娘，另外还有一位管理人。电话局里的生活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伙伴。前不久，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当初我结婚后，她就去了电话局接替我的工作。我问她对那里有什么看法，她说起初感觉很可怕，但我对她很有耐心，还说我是一个性格安静而且很有思想的人。我很高兴她能这么说，因为我只记得那个聒噪活泼的“跳跳虎”——当时，我的社交生活正是“跳跳虎”打理的，她片刻就把我推入了酒池和舞会。

        与此同时，就像在《玛莎·奎斯特》中提及的那样，我见到了一些当地的激进分子。大家说起他们时都会放低声音，语气中透露出厌恶，因为他们是一群带有煽动性的危险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亲近卡菲尔人。一天下午，多萝西·施瓦茨（她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来到电话局找我。她告诉我，她听说了我对土著问题很感兴趣，也许我应该去见一见左翼书籍俱乐部的那些人。他们是一群没什么骨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聊胜于无。在殖民地，你不必费心去问别人如何听说你的，无趣的生活给了流言蜚语最好的土壤。

        那天下午，我所遭遇的失落感令我的反应有些夸张。但有一点需要记住，这些人是最具冒险精神的人，他们站在思想的最前沿。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女士。她们全都是吉普赛人的样子，身上晃荡着一串串彩色珠子，穿着匈牙利上衣，拖着亚麻裙子。一整个下午，她们都在抱怨命运的无情，而这些抱怨直指那些应该道歉的男人，是他们让自己生活在这儿，被孩子拖累，令自己无法成长。她们抱怨男人们都是恶棍，是罪犯。但难道不是她们自己选择结婚的吗？我（默默地）谴责着：难道她们是被迫生的孩子？有谁用枪抵着她们脑袋了吗？（两三年后，我可能会说，用枪抵着她们的是战争。）不是有三个黑人保姆在伺候她们吗？或许，触发她们自怨自艾的，正是那个用钻研的眼光望着她们的非常年轻、引人注目，且无子女牵累的女孩。

        三个丈夫，三个妻子——这些人恶意地揣测着那些没有到场的成员。他们都抱怨说，真应该去参加西班牙内战……这在我听来不太舒服。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让我别再订阅《观察家》（Observer），因为它的内容过于保守。他们让我马上订阅一本《新政治家》（es-man），可我连听都没听过。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指导者，他们无疑都对自己的资历自信无比，教我只吃蔬菜或肉，或避开乳制品，或者不要吃任何未煮熟的食物。

        因为不喜欢他们，我直到四年后才加入了左翼书籍俱乐部。但我并没有在《玛莎·奎斯特》中写明自己如此厌恶这些人的主要原因——这跟玛莎·奎斯特无关。让我不能原谅的是那些女人如此轻视和贬低自己的孩子，当着面说他们是麻烦，是负担，是多余的东西。不错，他们的确还只是一群小家伙，但我记得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听到这种话时有过怎样的感受。

        我想把自己打造成精干秘书的计划没到一个月就泡汤了。很快，年轻男人们就来到第二大街敲响了我的房门。这个镇上，在女孩看来，年轻男人太多了，或者换句话说，在这些男人看来，女孩太少了。这些男人所处的阶层包括体育俱乐部，他们也是镇上的镀金青年……迷人的女孩经常这样误解。这里曾经有过很多女孩吗？或许是吧，但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芳龄十八岁，黑发黑眼，身体良好——这之后的数十年，我的形体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纤细、丰满，严格节食后又纤细，然后再丰满。我的身体洋溢着生机和活力。按照萧伯纳的说法，我挑了一对不错的父母。我知道，我的先天身体条件不会比这更好了，但我却滥用了这份馈赠，好像健康永远不会被透支一样。在农场上，十六岁的我点燃了自己的第一支烟——尽管许多年里我一直都厌恶着父母那被熏黄的手指、从他们的卷烟里掉落的烟渣，以及他们对吞云吐雾的热切目光；尽管我曾那么多次想“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当吸进第一口烟时，我没有任何不适，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为此而生的。于是我欣然地吸起了烟，就这样吸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刚到体育俱乐部的游廊，我就开始喝酒了。每个人都在喝酒，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度。这是对权威嗤之以鼻的机智做法。但在南部非洲，人们的喝酒方式像是专门为了将损害进行最大化。在午餐时间，男人们会走出办公场所去旅馆或酒吧饮酒，但常常不吃饭。六点钟，伴随着著名的日落时分茶饮，每个人都狂热地投入到了饮酒的行列中，并且会一直持续到两三个小时之后的晚餐。期间，他们并不进食任何东西，即便有，也可能只是一粒花生或者一块炸薯片。在电影院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只是喝酒，不吃东西。我们经常跳舞、整夜饮酒。我们饮用了很多城堡酿酒厂里出产的啤酒，当然还有开普省白兰地和姜汁啤酒的可怕混合物。男人会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买威士忌酒，女人们饮用的是姜酒——姜汁酸橙酒、姜汁柠檬酒、姜汁补酒，还有皮恩杯酒。我们会喝许多利口酒，也许是因为它甜度很高，而我们的血糖又低，反正大多数晚上，我们上床睡觉时并不会感到不适。我经常宿醉，虽不是无法动弹的那种，但感觉也不太好，会无精打采。喝醉酒的男青年总会沿着“Z字型”走路，醉酒了的人总是闹笑话。一群热心的女孩会安顿那些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的青年们上床睡觉。从母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年龄多大，男人们终究是男孩。不久前在爱尔兰的一个乡村小镇上，我参加了一场婚宴，也在那儿目睹了非常嘈杂的场面——男人们放纵地喝着酒，快活得不行。女人们则在无聊地静坐着，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杯雪利酒，她们等着到最后支撑男人们回家，安顿他们上床睡觉。

        当时的礼仪和风俗在《玛莎·奎斯特》中都有描写，而且那“就是”事实……好吧，至少说差不多都是事实……氛围是事实，口味、质地、香味也都是事实。可有时候，许多人物的特征被黏合在了同一个人身上，当然这其中的故事也经过了整理。一部小说就是一个故事，但生活并非这样，它更多的是纷杂事件的不断扩展。

        我在那一年里过得非常忙碌。除了做接线员的工作，我还跳舞、制作服装、去电影院，也阅读了不少书籍。那么我又是如何读的呢？劳伦斯的作品依然在我的阅读书目中，因为他的文字当时有一种让人痴迷的力量，但如今这种力量已经消失无踪，至少对我来说的确如此。我也阅读了梭罗和惠特曼的作品，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奥利芙·施莱纳的作品。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拥有两个姐姐一样——如今我知道，对女性以及一些年轻人而言，我就是姐姐的角色。即便身边的人不懂我，弗吉尼亚和奥利芙也会懂我。我在想，弗吉尼亚会如何看待奥利芙？又或者，奥利芙会怎样看待弗吉尼亚呢？人们也许可以通过类似的假想来娱乐自己。我也阅读了许多其他作家，比如卡莱尔、罗斯金，还有勒南的作品，虽然这些文字对于这个年龄的我来说太过成熟。俄国作家们，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布宁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就像霹雳般进入了我的生活，他们对我的影响持续到了今日。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司汤达的作品。

        随着一件件包裹从伦敦运来，我就像是坐在不断加速的过山车里似的，经历着一次又一次探险。那位太太——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又给我送进来了一个包裹，还对我说：“昨晚我看到你的门底下还露着光，别把自己弄得太累。”可她实际上是想找人聊聊天。

        于是，那一年，我又做了这样一件事——坐在后游廊聊天，跟一位……一位寡妇？一位弃妇？她之前曾在农场、矿山里生活，现在孑然一身。她想要给我泡些茶，想告诉我，我的舞裙可爱极了，她还是个女孩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件。她就像母亲一般地关怀着我。因为忧虑和担心我在做着什么，母亲突然来到了这座房子，可却发现我正在跟女房东聊天。她随后仔细地从女房东那里询问了我的近况，“她晚上十二点左右才从外面回来？”“是的，不过年轻人总要有自己的活动。”“你喝得太多了！”母亲又开始谴责我。“才没有，”我对她说，意思是“并不只有我一个，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我在那些年里的饮酒行为确实存在一些说不通的地方。事实上，我不太会饮酒，而这也许就是我保全下来的原因。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人应该学会饮酒”这件事，也没想到其他一些本该认识到的有用信息。比如，人们对女孩子的态度取决于她们这一群体的数量以及品质。此外，我也没有想到去学习其他任何一种只能自己去苦学的知识。

        1938年至1939年，我对自己以及自身发展前途的认识都跟现实关联甚少。我的情绪进入了高潮期，无论是作为公众还是个人——说得好像这两者之间可以分离似的。童年时我对战争形成的条件反射正在受到外界的强化，比如英国的报纸、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地方电台，还有人们的议论。每一个参加过战争或接近过战争的男人（很快也会有女人）总会因失去了那种深切的体验而感到惆怅——他们说话时的语气里随时透露出这种信息。我们迷恋着轰动的事物并且易感兴奋，即便这个事物意味着危险和死亡，我们也已经有所准备，每一代人都因上一代人那眷恋不舍的声音而对战争产生了些许向往。

        那一年里，我总是梦想着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就冲出去，去做一名护士、一个士兵、一个置身敌军领地的伞兵、为祖国工作的间谍、救护车司机……既然如此，是什么阻拦了我，让我无法即刻离开索尔兹伯里，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伦敦？是钱。当时我身无分文，而我不能向父母要钱，这并非只是自尊心的关系。我有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我的同龄人——宁愿死也不愿向父母寻求帮助，并且在可以离家的那一刻便决然而去，然而接下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却只想要尽可能地延迟自己独立的时间？我并非是在批评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做法，毕竟每一种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若你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切断了与家里的联系，那么就意味着你也切断了与家人的情感纽带；若你住在自己家里，那么成本也不会很低。但有趣的是，被这一代人视为势在必行的事情——理所当然，甚至不必说出口——在下一代中全然变了样。

        当然，钱只是一方面。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是农场、文巴岛、眼前这个殖民地小镇，还有——简单来说——约翰内斯堡。我不谙世事、缺乏经验，就跟津巴布韦的同龄黑人女孩一样，由于金钱和机遇的缺乏，英国和欧洲似乎变得跟星辰一样遥不可及。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可我却只管读书、跳舞、调情，还梦想着当英雄去冒险，幻想去探寻戈壁沙漠、在卡拉哈里沙漠独居一座小屋。

        令我陶醉的还有我自己的身体。年轻女人的自尊心之强烈，谁能比得上呢？如今我从文字和话语中了解到，姑娘们都不太满意自己的大腿、腰部、乳房、小腿……可能是对某一处不满意，也可能是对处处都不满意。到那时为止，我许多年都未曾臣服于广告、美女杂志或流行时尚。我根本没想过要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即便在发胖的时候也不曾有过。我常常站在人群中，意识到衣裙下自己的身体结实又美好，我会暗自欢欣鼓舞；我也常常从镜子里瞧着自己裸露的手臂或头发，因快乐而悸动，正是这种潜在的力量支撑着我走过了那些动荡的岁月。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自己在社会学，同样也是文学方面的一点小体验。

        我在《玛莎·奎斯特》一书中写道：外面雷雨大作，玛莎正躺在浴盆里看着自己的裸体，女房东正等着给她泡茶，还在准备为一桩什么事责备她。创作这一部分时，我曾犹豫很久要不要这样写：玛莎为自己的阴毛而感到快乐，那是三个漂亮的小卷毛，又稚嫩又光滑。不过我知道，这样落笔的话，一件小事恐怕会引发大混乱，即使这是原则问题，那也不是我的原则。进入七十年代，我写了《情人名单上又少了一个》（One off t List），我笔下的一个女人长着金色的腋毛。那时候，就因为这腋毛，故事先是遭到了一个美国出版商的拒绝，后来又被几个杂志拒绝刊载。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可以肆意地描写谋杀、酷刑、强奸、战争的恐怖以及残暴的行为，却不能写腋毛，因为它关乎色诱以及性。不过我坚持不作任何修改，因为这在当时涉及我的原则问题。

        在诸多事物中，最令我陶醉的是舞曲。从农场来到索尔兹伯里后，我立刻就被音乐俘获了。那时，人人都在随着二三十年代那些兴奋又诱惑的曲调起舞。整整几代的年轻人都在连续不断地听着迷幻音乐，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人研究——我是说真正地研究过吗？再者说——这个领域在现在被视为“神秘”——全世界都在伴着相同的调子跳舞，甚至常常在同一个时间跳舞，这其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记忆中出现了这样一幅情景——我穿着当天下午自己制作的黑色天鹅绒晚礼服（但不到一年，我一碰触这种天鹅绒面料就感到嫌恶），那是当时的经典款式：低胸吊带露背礼服，长度刚到大腿，微微发着光。在一把椅子扶手上坐着一位比体育俱乐部的男孩们年长许多的男人，此刻，他正面露微笑地打量着我。这笑容承载着一个年老情人的所有遗憾，然而年轻的我没能领会。听到舞曲的震颤声从跳舞的房间里不断传来，我再不能安静地待着，半个灵魂已经跳起了舞，想要纵身其中。

        当你和我一起出去跳贴面舞……

        那个男人开口问道：“你的舞伴是谁？”我说了某某人。“对那样的毛头小子来说，这衣服浪费了。”他微笑着说着刻薄的话。依仗着自己的性别优势，他将我转了转身，接着他立刻就变了样。“你穿了乳罩吗？”“没有。”“裙裤呢？”“当然了！”我有些愤怒。“这样啊，”他宣判说，“你的身材很不错，可惜有一点小瑕疵，你的左乳房比右边的低三分之一英寸。”“我相信我可以忍受。”“我也相信你可以。”

        这份小回忆就像那些老妇人的做法：她们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摆在显现的地方，以便客人们轻易就能看见。她们的意思是，别以为我就是坐在椅子里的这个丑老太婆，不是的，照片上的才是真正的我！

        多年之后，因缘际会下我跟一名二十岁的女孩合用了一个房间。她长得很漂亮，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专注。她从容地任裹着身体的毛巾滑落，露出了优美的后背。我在她的视线之外欣赏着她的美好。她笑着半扭过身体，刚好让我看见她的乳房是否也有那三分之一英寸的失误。她朝我得意地冷冷一笑，接着走了出去。痛苦凌迟着我，既是因为自己那逝去的东西，当然也是因为我打心里知道自己也曾跟这个女孩一样的傲慢和残酷。

        和那个时代所有年轻女性一样，这个对音乐敏感、每个细胞都在假意迎合战争之鼓、钟情于自己身体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机会逃离自己的命运。假如，当时的我能像现在这样冷静地看待自己，也许……但即便这样，那也拯救不了我。“我不要”这种话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命运女神正在奏响战争的乐章和舞曲……

        因为丧生人数过多，自然之力（或者是盖亚女神？生命之力？）正准备为我们补给人口数量，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是这样。那场号称“以战止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毕竟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但就此看来，或许自然之力（伟大的监管者？大地之母？）是在对它进行报复？就像那些总会全副武装地去打最后“一战”、可这次却没有的将士们？

        不过有一个问题，俄国、德国以及日本其实也丧失了数百万人，可难道说自然之力（或时代思潮）在那里要更为积极地、千方百计地劝说那些女性，好让她们的思想和子宫都能愿意配合（补给人口数量）？

        每十个故事中总有一个会有这样的情节——贫苦的年轻女人或男人来到一座大城市，历经沧桑后，男人找到了资助者，女人找到了丈夫。我也找了个丈夫，他叫弗兰克·威兹德姆，是一名公务员。我并不爱他，尽管当时陶醉其中，但这个推论很容易得出。他也不爱我。事实上，一年前去英国度假的时候，他同那儿的一位姑娘订了婚。我可以借口说“他比我大十岁”，或者其他什么理由，直到本书最后也不提他和那个姑娘，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我冷酷无情地取代了她。女性最基本的残忍，远比基督教和其他任何野蛮道德的催化剂都出现得早。这是我的权利。每当我在自己或其他女性身上看到它，我都感到敬畏。

        若说我曾与大众共陷谵妄，那么我也曾静默于痛苦。那深潜的逆流曾把我吞噬，我感到自己被推来搡去，不能做真我，而且失控已久——这感觉如此强烈，同我所知的情绪一样牢固。情绪？——不，情绪已成罕物，也许它等同于一种麻醉剂，足够让一个人丧生于狮口。

        我跟弗兰克两个人回到农场时，我的父母都很吃惊——这可以理解，毕竟多年来我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在短期甚至这辈子都不打算结婚，或者被孩子拴住。不过，他们很欣慰，因为弗兰克非常接近他们设想的、在殖民地内可以找到的合适人选——母亲希望我找医生、律师、军人，但他们远在英格兰。父亲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怀孕，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这不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年轻女人们相信自己不会遇到这种事。在年轻强壮的躯体和置身其中的思想之间，无疑存在这样一道障碍：躯体中的细胞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受孕以及孕期；思想将躯体视为己物，但只有躯体知道受孕是多么容易。这就像日夜守护一个垂死之人的时候，无论你多么努力，眼前这个濒死的男人或女人正在经历的真实意识和死亡体验——即使这位朋友距离你不到一码——都在你无法触及的地方，你也无法置身其中。

        父亲的见地和男性权威不止一次地拯救过我。倘若他曾告诫我：“你做错了，你会为此而后悔的，你现在太年轻，太不谙世事。”那么我原本也可以得到解脱。不过事实上，我和弗兰克非常适合，至少在当时是的。比如，我们都必须隐瞒自己在土著问题上的煽动性看法。《新政治家》被白人居民视作跟《共产党宣言》差不多的期刊，我和弗兰克都是它的读者。我们都主张理性，并且不信仰宗教，或许应该说是反对宗教。（如今，这一特定的思维或想法已经非常难觅，因为它还远远不同于“保科学、弃宗教”，它更多的是一个“人格完整性”的问题。）我们将无神论或不可知论当成宗教章牌似的推崇（还会讨论这两者的精确度）。因为置身少数派，所以我们对彼此更亲密；我们也相信彼此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就报纸上的一幅幽默画分享彼此的讽刺言论，也会在看到某句“反动”评论时跟彼此交换嘲讽的目光。显而易见，我和弗兰克在性格方面非常相像，我们拥有相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展示自己的方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它理解成一种风格——直截了当、讲求实际、对困难不能隐忍。从本质而言，这是源于年轻人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妥善应对成年生活，但大多数人又会偷偷怀疑——什么时候才算真的具备了这种能力？

        我们的婚礼并无优雅可言，这让我有些遗憾。我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而且这并非是我所编造的。在结婚照片中，我看上去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太太……这么说，要结婚的其实是“跳跳虎”。

        婚礼之后，我们去了贝拉共度蜜月。（体育俱乐部的橄榄球运动队当时正在同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代表队进行比赛。）陪我和弗兰克同行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乔伊斯和比尔·布莱尔——他们见证了我们的求婚（希望用词恰当）。我觉得这对夫妇又世俗又圆滑；那个少妇来自新加坡，她的每一件衣服都很时髦且迷人。我们驾着车，在喝得醉醺醺的状态下危险地向贝拉加速驶去——当时，乌姆塔利的那段路还只是一段丛林路。在途中看到了大象后，我们还停下了车朝它们大呼。幸好，大象们的态度很冷漠。在贝拉，沙子街道边栽着凤凰木，还有单层的房子和店铺，其中又以印度店占大多数。

        布莱尔夫妇的葡萄牙朋友们招待我们一起吃了午餐，从中午一点开始，直到五六点钟才结束，我吃到了以前不知道的食物。夕阳下，酒醉的我们在一片暗色的温暖海水中游泳，之后进了旅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木质结构旅馆，它的地基建在海里。在一团团的蚊子和小飞虫中，我们又端起了酒杯。旅馆和整个镇子都是罗得西亚橄榄球运动员和他们的崇拜者，他们都唱着橄榄球歌曲，还取笑着外国佬。这些人爬上了路灯杆，向下抛着一两个塑像，看上去行为很粗鄙——他们也确实粗鄙，可大家却对这样的行为很期待，甚至还大加赞许。

        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显示了比较文明的举动。在为橄榄球运动员举办的一场舞会上，我跟身旁的一位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聊起来，还对她那个装饰着金红色亮片的晚宴包表示了赞赏。话音刚落，她立刻就把包赠给了我。这让我心有不安，因为我知道他们本来就不富裕，可我无法拒绝她。我由此知道，在一些社会交往中，赞赏必会引来礼物相赠，因此一个人必须把握好分寸，不能对什么事物都随意赞赏。葡萄牙曾是摩尔人的殖民地，人们也从占领者那里学来了阿拉伯文明中的骑士侠义作风。我曾把那个包当作护身符一般保存了多年，每当在抽屉的底部看到它时，我会想到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还盛行着质朴的情感。

        我们四人驱车通宵返程，一路穿过了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掌控下的大片森林，又到了乌姆塔利，最终返回了索尔兹伯里。我们把两个宿醉饥饿的、未经梳洗的、浑身散发着啤酒气味的男人送进了办公室。

        我以为这个镇子上只有我们这一对结了婚，可现在看起来，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结婚的恋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每一天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都会新出现一对羞怯的恋人，其中一方会给另一方求婚惊喜，与此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高声地喧闹，叫嚷着要喝酒。

        我们住进了一套小公寓，它的拥有者是弗兰克的一对中年朋友，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妇，在镇子上另一处名声更差的区域内有一处房产，除此之外，他们还经营着一个酒吧（或酒馆），就好像自己未曾离开英格兰一样。这对夫妇的身材都短小结实，他们都留着金黄的短发，有着红润的面颊和蓝色的小眼睛。他们戒备地看着我，眼神中透露出精明。虽然没对我做任何评论，他们却提了几点建议让我学做一个好妻子，更确切地说，是让我调整好自己以适应弗兰克。

        我们买了一个本地木料制作的桌子，在我用亚麻籽油给它磨光的时候，她就站在我的旁边。“用劲儿啊，姑娘，要不那块可爱的小木头可派不上任何用场。”弗兰克买回了一双军靴——就像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男青年那样，他只想着如何才能入伍。（数月之后才出现了军队动员令。）在我用双手揉捏和软化这双靴子时，她叹着气，将那肥硕的身体挤在了一张椅子里。“要知道，亲爱的，你做的这些可能不怎么值当啊。”她这样告诫我，却跟弗兰克开着玩笑：“干吗要走什么行军路线呢，弗兰克？进了军队，你的脚可是不得闲的呀。橄榄球比赛也许可以弃场，可要一旦进了军队，那就甭想出来啦。”弗兰克回应她：“哦，得啦！行行好吧，别那么说了。这双靴子会帮我渡过一切难关的。”

        将厚料子弄得像羊羔皮那么柔软，把桌子面擦亮得能映出你的脸——你也许认为这就代表了对婚姻生活的全心投入，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离。当然我想逃离的并不是弗兰克，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想逃离的其实是令我愈发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的生活。为时未晚，我仍可以去英格兰参加战斗，而且确实有女人这样做，难道不是吗？我会打枪，不是吗？我也很结实，不是吗？我当然比弗兰克更适合做一名士兵，毕竟多年的饮酒史让他受到了损害。

        在那个年代，他的故事再普通不过了。为了碰运气，他的父母从澳大利亚来到了南罗得西亚，当了农场主、矿工。这一家共有三个孩子：弗兰克、弗兰克的弟弟乔治、妹妹马利亚，他们都经历了起起伏伏的童年生活。弗兰克十五岁那年，家里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他因此离开学校，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那时候，只要你能通过必要的考试就可以得到一份这样的工作，而他当时也确实很努力地备考，甚至夜里都在用功学习。他曾住过内饰家具的房间，但生活却很节俭。在第一间办公室里，他结识了多莉·范德比尔。她比他年长许多，对他以朋友相待。她向这个贫穷的乡村男孩透露了工作的窍门，还说他应该吃得更好一些，不该喝那么多酒。他经常说自己欠了那位女士太多，还说她是如何的亲切和友善。

        平日里，我为弗兰克烧火做饭，自己也在跳舞和品尝饮料，但我梦想着离开这个国家。与此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数周以前，一些成年人就对这一事实了然于胸，他们暗示我已经怀孕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

        医生拒绝了我，他说自己从不做流产手术，健康女青年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生育孩子，还说这是大自然的旨意。我如今觉得，他的观点会引起许多议论。我和弗兰克都理所当然认为，流产手术势在必行。体育俱乐部的男女众口一词——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充满危险，把孩子生下来就是不负责任。

        那时，想要堕胎的女人会南下去约翰内斯堡。可除了一起玩过橄榄球的一名医学院学生之外，弗兰克在约翰内斯堡并不认识其他人。我坐上了去往约翰内斯堡的火车，因为是公务员的妻子，我得到特许坐进了二等车厢的六人间。抵达目的地后我找了一处便宜的旅店，又搭出租车去了医学院。

        当时正赶上午休时间，男学生都在看着我，可能有个几百人。为了迎合大城市温文尔雅的做派，我穿戴了一件漂亮的套裙、一顶黑亮的草帽，还拿了个黑色的手提包，但包里的钱实在太少，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吃的。我问了一名路过的青年是否可以帮我找一下某某，与此同时，我看到人们在窃笑和傻笑。终于，一名男青年不太情愿地走了过来，宣称他有许多事要忙。我说自己是弗兰克的妻子，弗兰克叫我来这儿，还说他这位朋友（是否记得去年在索尔兹伯里的那场橄榄球比赛？）可以告诉我去哪里能做流产手术。这名青年说自己不知道弗兰克哪里来的想法，认为他可以……不过，也许是因为被眼前这个紧攥着手提包的、可怜绝望的十九岁少妇所触动，他停止了轻笑，并且友善地对我说，他会找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在我所住的旅店留下口信。

        旅店那间脏兮兮的屋子里堆满了已经绝迹的家具，厚重的涂漆弄得它好像是用新太妃糖做出来的一样。我坐在窗边，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街道的尽头，奥瑟瓦·布兰德威格（一个纳粹组织）的成员正在闹事，抗议南非政府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对英美两国可能表示的支持。我在服务台那里得到了口信，说可以去某某地方。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一个更加肮脏昏暗的建筑，还有许多女人等在那儿。终于，我进入了那间办公室。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非白人女性打量着我，她的小眼睛锐利且充满敌意。显然她对眼前的这个人没什么好感。

        “你怎么了？”

        “我听说你可以做流产手术。”

        她一下子就砰砰敲起了桌子，尖声斥责我，说我怎么就敢胡说八道，谁对我说了这邪恶的谎话！她说自己是一名正直的医生，才不会做……等等。后来我才想起，当时跟那间办公室相连的另一个办公室里还坐着一名护士，而两个办公室之间的门开着。又或许，她以为我是政府的一个眼线。我走了出来，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哭，耳边还能听到那位医生尖厉的辱骂声。如今我已经回想不起来，当时自己是如何找到另一位能做流产手术的医生的。我只记得那也是一座破败的建筑，也是一个简陋的房间。在跟镇子上的这座建筑同处于一片区域的另一个地方，我曾目睹斯坦利输光了当司机挣来的报酬。这座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舞曲中震荡着。

        你想要比现在过得更好吗？

        那就把月光装进罐子里带回家……

        我把这个地方写进了短篇小说《通往城市的道路》（Road to ty）中。

        那位医生很年轻——相当年轻——他的内心似乎已经在被腐蚀，因为他的这种神情我很熟悉，体育俱乐部的那些老手就是这副样子。他生动活泼，醉气熏熏。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朋友们，每个人都生动活跃，唱着、跳着，享受着美好时光。一个女人引我进了厨房，说我不应该让这个男人为我做流产手术，还说她的这位朋友虽然类型很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指某个人很不错），可却因为醉酒行医从医师录里被勾掉了名字。她说，如果我珍视自己的子宫，那么就应该在表示过谢意后，跟他说自己改变主意了。我照着她的话做了。听我说完后，他紧皱眉头，面露悲伤，却大度地表示接受我的决定。他一定早就清楚，是他的朋友警告我要当心他。我又回到了旅店的房间里，望着窗外一对对年轻男女进出那些电影院、舞蹈房、赌场。

        梅布尔·格里菲斯打来电话说，她丈夫要她告诉我，没有任何人想要给我施加什么压力。不过他们夫妇提议我去找一位医生——他们的家庭医生，还说他的话完全值得我信任。

        我坐进了一间明亮干净、气氛严肃的诊察室。对面的一位男医生神情严肃地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对我说：“你一定没意识到，这个宝宝已经有四个半月大了。”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座塑像，那是个跳水小女娃。“就跟这个尺寸一样。”他一边说，一边将它轻轻地推向我这边。尽管曾感到自己被命运摆布，也曾埋怨子宫，甚至由此变得易怒，可我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不再纠结。“我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姐妹……任何人做流产手术，”他说，“何况，宝宝都已经这么大了。”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格里菲斯家替我支付了诊费。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自己是死里逃生。

        有这样一句话：“每个女人都有一段跟堕胎有关的故事。”这话是我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听到关于堕胎的激烈争论时，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的原因。我想，若非（感谢上帝！）当时的我临阵退缩，儿子约翰就永远失去了出生的机会。很明显，那个时候，我始终清楚自己怀孕了，却在联合自然之力对抗自己。如今，我会想到自己认识的一些女性，她们曾改变自己想要堕胎的想法，而且此后都对自己的决定心存感激；我也会想到一些生活贫困的女性，她们每年都生育一个小孩，但得不到任何帮助，在衰老和生病的同时，她们生养的婴儿也在死亡、在挨饿；我还会想到在一间肮脏的办公室里，一位不正直的女性套着油腻的白大衣，而绝望的姑娘们只能把自己托付给像她这样的人。

        我回到了家里，而且仍怀着身孕——这让我很高兴，弗兰克也很高兴，体育俱乐部里的人都高声喧闹起来，叫嚷着要为宝宝的健康喝酒祝贺。我没有放弃跳舞，但是在白天，我坐在一个沙发里跟小胎儿谈心，慢悠悠地分享着自己的思想：战争的宿命论、统治者的无能，还有对希特勒的恐惧——无线电中他在咆哮着、叫嚷着，与一些德国暴民的呼喊声相融在一起。

        在体育俱乐部里，在旅馆里，静默的人群倾听着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纳粹集会消息，渐渐地达成了一种共识，这一共识迥异于那些狂野喧哗的歌曲和舞蹈——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时代的错误。这着实是一件怪事——连续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着迷于蔑视自己的政府因希特勒而陷入瘫痪，却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无法战胜的敌人越发强大——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英国政府也被视为我们的政府。

        那时，温斯顿·丘吉尔被视为执迷不悟的持异议者。1939年8月25日，《英波互助条约》（Anglo-Polisreaty）在伦敦签订，但希特勒却向世界摊牌，德军在9月1日入侵了波兰。

        这一事件发生的那天，我正在索尔兹伯里近郊的一处农场上享用周末午餐，同行的还有另一对新婚夫妇，其中的丈夫是弗兰克多年来的好友，妻子跟我一样，正在被一群互为老友的男性所吸引。我们说了许多荤段子。正开着玩笑，我们听到了德军入侵波兰的消息。低落、无助、愤怒的情绪爬上了我的心头，与此同时，我对这一灾难却也欣然接受，毕竟我早已听惯了灾难的发生。慢慢地，夹杂在疼痛中的隐秘快乐将会一再衰微、直至消亡，而愈加强韧的则是气愤、恼怒，以及全然的怀疑态度。战争开始直至结束时，我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真实生活向着别处进发时，我也不再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弗兰克的朋友们跟他年纪相仿，他们生活都很殷实，而且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我对他们一见如故。其中有一位朋友叫汤米·沃尔顿，他刚新婚不久，妻子名叫艾薇，跟我一样也是个孕妇，她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成了我的“一半”。

        我和艾薇整天待在一起，把窗帘拉下来后，似乎可以听到胎儿们成长的声音。艾薇是一名护士。我们都拥有指导手册，内容有些滑稽，但却被认为是适合年轻母亲的读物。我们从中读到了胎儿的成长史：冒出鳍或手指，甩掉尾巴，长出层层皮毛后又将它们褪落，发育出小指甲。艾薇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纤瘦的身材，情绪易激动。开心时，她就会把头发打理得柔软又精致；若她不开心呢，那金色的发丝也就粘潮地塌了下来。她被我写进了《良缘》（A Proper Marriage），可如果这本书被视为个人证言的话，那么对艾薇的叙述则并不充分。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原因仅仅在于我们两个在相同的时间里经历着相同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既无法跟她分享自己所信的任何事物，也无法分享自己阅读的任何文字。“瞧啊，她又来了！”当我莽撞地提出了一个文学或政治观点时，艾薇大概就会这么想。虽然对人类的社会境况并无兴趣，可她也会贡献点自己的想法：“听管教的黑人们还是很不错的。”

        两个第一次孕育孩子的女人总会结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友谊。她们共享着一个探索之旅，可在桌子上把自己的书摊开之后，她们却发现这一段旅程的每个阶段早已经被写在了书里，而自己的当下体验也早已经被别的女性所经历。她们感到了羞怯，觉察到自己只是微尘中的一粒，这让她们不再宣称自己如何非凡特别，虽然内心里还是这么认为，虽然这种想法也只有彼此能懂。她们共同学习着孕期的基本知识，却并不知道到怀孕这件事情原是一本浩瀚之书。

        那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关系——对抗医生的盟友关系。那个时候，作为孕妇，你不敢坦率地说自己宝宝的“胎动”远早于官方所称的三个半月，也不敢说还在子宫里的宝宝已经能够回应你的思想和情绪。小婴儿自出生后就识得你的声音，可以感知周遭发生的事情，既会侧耳倾听，也会尝试用自己仍然模糊的眼睛聚焦熟悉的面孔……在过于贴近婴儿的人中，有一些人会引起不适，而另一些人则会带来安抚，判断的依据在于婴儿有时报之以流泪和惊惧，有时却报以显而易见的愉悦……即便你说了这些，医生听到后却会屈就地说，它们不过是你的想象，虽说女人们惯于陷入幻想，可你绝不该让自己的想象力失去控制。现如今，科学已经证明这些“荒诞故事”确实具有合理性。那么医生们已经不再对年轻女性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吗？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可曾有一位医生在之前暗示过某个女士说她得了癔症后，又对她说，“很抱歉，我们过去的判断并不对，您当时还好吗？”

        那时候，男人们会附和医生，这也就意味着妻子们即便有自己的想法也会保持沉默。一位女性朋友即便不是生存必需品，那也是平衡生活的必备品。艾薇和我总会长久地坐在清晨的时光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自己的感受，我们两个都坚持说，在我们跳舞或跟丈夫做爱时，宝宝会有明显的反应，而且也因为宝宝，我们开始担心这场战争。既然我们的所感所想跟官方说法出入很大，那么我们是否为此而苦恼呢？这倒不见得。“哦，没关系，怎么想就怎么做吧。”我们一边进行着个人探索，一边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因为我们都得搬家，所以这份友谊中断了。可为什么要搬家呢？在当时这是常态。战争已经开始，罗得西亚的男青年也得知，他们很快就将被召集起来进行训练。人人都知道，这些年轻人将会北上参加荒漠中的那场战斗。英国正在竭力制订计划，旨在将数百万男性派遣至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肯尼亚、南罗得西亚，让他们进入皇家空军营地，将他们打造成飞行员、轰炸手以及领航员。在全世界范围内，因战争而流动的人口比游客更多。

        我们住的那套小公寓因战争需要被征用了，弗兰克找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不停地安慰我说这只是临时住所——距索尔兹伯里大约十二英里之外的一座简陋小屋（主人因为有了新的住房，所以将它弃之不管），整个白天我都独自待在家里。弗兰克在想办法走后门进入军队（毕竟他已经不是入伍的年龄），其他时候，他要么去办公室里工作，要么就跟其他男人去喝酒，因此，大半个夜里我都是孤身一人。雨季来临了，天气非常炎热，房子四周的灌木已经重新长出来，它们先是把将秧苗和籽苗送入了房间，然后又抬高了砖块，宣告着整座房子不久就会坍塌，继而将被树木所取代。

        我的肚子已经非常大了。按那时的惯常说法，我“搬了个大东西”。那个年代，孕妇们还被告知应该多吃食物以满足自己和孩子的两份营养需求。我感到不适，而且身上总是发热。我在镀锌板浴盆里注满了水（房子里没有自来水），接着就进去泡上好几个钟头。虽然水是温热的，可只要待在里面，我就会感到惬意的凉爽。我时常会坐下来，隔着大肚子和宝宝聊天。跟艾薇相比，我有一个更活泼好动的宝宝。听着无线电里广播的欧洲消息，我将手轻放到肚子上，对宝宝保证战争不会伤害他（她）。与此同时，我也在想着那些在欧洲战火中被敌人驱赶着的母亲和孩子。

        当时的我有着跟如今这些怀孕的女性完全不同的心态：我从未想过肚子里的宝宝会出现什么问题。艾薇总是担心会有灾难降临——作为一名护士，她很清楚可能出现的状况。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眼下怀着的孩子以及未来可能怀上的孩子都会平安健康地出生，可在艾薇看来，这是傲慢自大的想法。事实证明我想的并没有错，而且艾薇也跟我一样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六年前，我就已经决定再也不要生病，因此对宝宝也寄予了这种期望——他（她）不会是个有缺陷的婴儿，或者刚一出生就死亡。我镇定、自信，充满喜乐。房子周围以及房顶的树枝上，鸽子们或低声地叫着，或柔和地吟着歌，我坐在温热的水中吸着烟，有时会踏出浴盆给自己切一块三明治，接着再回到水里。在浴盆的旁边，我还放了几本书。从无线电广播中，我听到欧洲战事在逐渐升温。弗兰克很快将前往战场——我这么以为——而我就会被独留在这里，还有我的宝宝。那么……没关系，我喜欢独处。在索尔兹伯里，已经有穿着军服和便服的英国人在侦查情况，我想象着跟他们的某个人有一段浪漫的邂逅——这种事情在战争中无可厚非；想象着独处时，我终于有时间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也许以后我会创作出更多的短篇，但这次我要写一些真实的故事。

        我享受着悠长美好的、如梦如幻的独处时光，直到弗兰克和他的朋友进来……个个都因为醉酒而变得喧闹和乐观。后来，我又回到了索尔兹伯里一个内饰着家具的房间，但我如今已经对它没什么印象。那时候，这样的房间大都挂着印花或碎花窗帘，摆放着太妃糖一般的家具。弗兰克很快就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战斗，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体育俱乐部的欢愉气氛又扑面而来，我们回到了它的游廊、宴会，还有对战争的谈论中。

        我和艾薇又开始在清晨陪伴彼此，但跟过去不太一样。她的丈夫汤米即将应征入伍。她说：“你不能去，没有你的话，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可能我不得不去。”她丈夫说，眼睛里闪着光芒。“我也不准你跟那些女人睡觉。”“哪能有什么女人！”“哼，我了解你，你这个老公狗！”她咯咯地笑着说，她丈夫被这话取悦了，看起来扬扬得意。艾薇去找那些当权者——她在过去的十年里曾与之调情、跳舞、喝酒，可他们如今都变成了上校和长官，凌驾在她家汤米之上。她常在走进某一间办公室时就大哭起来。“我不能没有我家汤米。”她宣布说，蓝色的眼睛因为早先流出的许多泪水而变得发红。想到汤米已经不是青春少年（跟弗兰克一样），他们向她保证一定会把汤米的名字从动员令名单上划去。同时，艾薇开始变得不能自立、茫然无助，所有的女性朋友（包括我）都觉得这不足为信，可我们的确想错了。她的身形更加消瘦，头发也凌乱得软塌下来，小小的孕肚很突兀。此外，她还整日整夜地吸烟。她开始抱怨说“只有想不开的人才会去当女人”，而她的牢骚替代了我们两个相处时的友好静谧。也因此，与她为伴再不是一件舒心的事。

        我沉浸在即将胜利的喜悦之中，期待着自己分娩的那天。我不觉得它会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痛苦，毕竟我的身体和心态是如此的健康和惬意。

        我的妇科经历比较适合寓言故事中从无任何毛病的农妇。十四岁时，我经历了第一次月经。我的经期通常持续两到三天，而且血量不多，偶尔会有轻微的疼痛。至于经前综合征这种东西，那时的人们还从没听说过。我有三个孩子，都是自然生产，没经历过开腹、产钳手术。我也从未患过鹅口疮、疱疹。我的月经结束于我四十岁刚出头的时候，这在吸烟的女人中很常见。可怕的更年期症状并没有发生，我只是绝经了，仅此而已，我实在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很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女人常常会觉得愧疚，似乎身为女性本来就应该被子宫所烦扰才对。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维护年轻女性的利益，因为当今舆论宣传的都是女人们的不幸——她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失败的过程，而绝经意味着溃败。这样的事情并不遥远，有些女性没服用药物也轻松地度过了绝经期，但她们不敢将这个事实说出口，因为其他同胞会指责她们说谎，或暗示说她们让自己感到失望。

        还有关键的一点——如果对此我的表述显得比较啰唆的话，那是因为我相信它非常重要。那时候，在看待未来生活时，我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并不会专注于恐惧和不祥之兆，相反，我们都很自信，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的生活也没有被来自电视、收音机、报纸、女性杂志的冷酷信息轰炸。如今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总会回应他人对自己的期望——这一信息常呈现于孩子们在课堂上的情景，但其实拥有广泛、实际、普遍的应用。如果，女性们在年纪很轻时就被告知有可能遭遇各种厄运，包括经前综合征以及更年期痛苦，那么，她们是否就能因此而避开那些厄运呢？我们那时候还从没听说过……比如经前综合征，我们最多只是说一句：“见鬼！我怎么有点烦躁啊，肯定是要来月经了。”假如你多年来都在暗自恐惧着乳腺癌和子宫癌，那么你会更易于患上这些疾病吗？这只是一个疑问，并非一份声明。

        一种汹涌而来的力量预示了分娩时刻即将来临，它将我送入了钱塞勒产科医院。在这所医院里，每个婴儿都是白人婴儿。它是位于北大道上的一座大房子，入口两旁各有几个房间，各自向下还有其他房间，一个内部游廊沿院子外围而建，宝宝们被安置在远离母亲的一个长房间里。

        迎接我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护士，她对我说，当天晚上有太多孩子要出生，这是战争的过错，还说我一定是个好姑娘，让我照顾好自己。当时差不多八九点钟。我四处走动，没去理会女人们在生产时的尖叫声。我注视着保育室小床里的新生儿，渴望能抱抱他们中的哪一个。我先是被通知去洗澡，一会儿又被剃掉了毛发——那个时候生产前都这么做。

        管事的是一位体格魁梧的未婚女士，她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总穿着一件护士服。许多孕妇分娩时她都在场，发挥着帮手的作用，她跟所有医生都相处融洽。这里的医生不超过十二个，他们每天都在这所产科医院进出。

        她来到了我身边，带着一丝傲慢地对我说，她很高兴看到我并没像其他一些女孩那样小题大做。第二天清晨，我终于进入产房。他们把我安置在一张高床上，然后就离开了。我的身体痛得厉害。我把这段体验写进了《良缘》——可能内容有些出入，但也差不多。

        女人们有时会说，分娩的疼痛是不可能会忘记的。但我认为，一个人记得的只是自己承受过痛苦这件事，而并非痛苦本身。真实的记忆——哪怕只是一个闪现、一个瞬间——意味着将自己重新置身于经历本身。你会以痛苦铭记痛苦，以爱铭记爱，以真实的、最好的自我铭记真实的、最好的自我。

        令我感兴趣的是疼痛的事实及其力量。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身体也很健康。若说一个人的内心期望能够影响身体体验，那么，那次分娩体验本该像后来的两次分娩一样轻松（但其实不是），原因也许在于当时的我身体极度不适，而且孤孤单单。在漫长的第一次生产过程中，唯一陪伴我的是那位正在清洗地板的黑人清洁女工。读者总能从各种回忆录、小说、自传里看到，在白人们需要温暖时，黑人们如何让他们感受到了平凡却合宜的温情。

        我丈夫当时在哪里呢？他正跟朋友们在欢闹庆祝，这是那时候的惯例。丈夫应该陪伴妻子分娩——我无法想象那位护士长会如何看待这种想法。“你根本不需要丈夫陪伴——他只是麻烦。”

        同样，婴儿和母亲也都是麻烦。

        我的宝宝——也就是我的儿子约翰出生了。她们将他抱给我看，我看到了一个身体瘦长的婴儿在护士怀里手舞足蹈。“小家伙简直是橄榄球运动员啊！”她们这样说。我被推出了产房，宝宝被带到了别处。我孤独地躺在那里，迫切地想要抱抱宝宝。我怯怯地说想要看看他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应：“你很快就有的是时间看他，现在着什么急？”后来她们告诉我不要担心，孩子正被小口地喂着糖水，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坚持了自己的要求（“跳跳虎”却虚弱地嘲笑了我），于是她们在当天晚上又把孩子带了过来。我终于在宝宝出生了近十二个小时之后再次看见了他，可也仅仅只在一起待了五分钟。护士长在一旁看着我们，宝宝的嘴唇才刚碰到我的乳头，她就立刻把他抱开了。“对第一次见面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这家产科医院奉行的是特鲁比·金博士的育儿教义。自出生起，婴儿只能每四小时喂哺一次，除非没有达到一定的体重。（我生下的婴儿重七磅。）喂哺时间还没到时，婴儿若想吃奶，她们就任其哭闹。“他得明白到底是谁说了算。”“他得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喂哺结束后，婴儿们跟母亲相处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半小时，他们会被手推车带走，或者被护士抱在怀里哄着。母亲们可以享受到片刻的宁静，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小睡一下。很快婴儿们就会哭闹起来，也许会哭上一两个钟头，躺在床上的母亲们迫切地想要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可她们无法下床，也不会有人把孩子抱来给她们看。那时候，刚生过孩子的女人需卧床一个星期。不过，我母亲当时是卧床了六个星期。我无助地躺在床上，乳房有些微的刺痛，里面充满了乳汁，听游廊那边传过来了婴儿们狂乱的哭声，我既恼怒又沮丧。

        玛丽亚·麦卡锡在《一群人》（the Group）中描述了类似的育儿教义，可见钱塞勒产科医院并非特立独行。不过，要是有什么委员会想要确认，如何才能让女人们跟自己的宝宝“疏离”——或者按我们那时的说法，不爱自己的宝宝——那么，钱塞勒产科医院无疑是最好的研究范例。我听说在日本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电视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十几个婴儿躺在一个推车、搁板或桌子上，他们包裹着身体、胳膊和腿，婴儿旁边守护着一名护士。小婴儿的身体内蕴藏着无限美好和传奇的可能，此时，他们被教育着要认清自己，明白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种情况以后也不会发生太多改变。这种让母婴分离的做法，使得婴儿们哭着要喝奶，使得母亲们焦躁不安，其背后深藏着邪恶的理念：“你得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

        房间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两个女性。其中一位正怀着自己的第三胎，她很魁梧，身上松垮地堆着肉，没什么形体可言。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希望自己这身松弛下来的肉体可以恢复到原本的状态，我讨厌这对快要炸裂的巨乳，但我仍为自己充足的奶水而感到自豪。

        一个女孩先是对抗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对抗世界，她所依靠的正是自己那美好紧致的身体，那丝绸般的娇乳，当然还有那蜷在三角地带的可爱光亮的阴毛——置身在这样一副新的躯体中，她的灵魂无法被任何非议所伤害。后来，女孩躺在了床上，青肿的肉体堆积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拽出了壳的蜗牛。

        在我看来，这个魁梧的女人热爱家庭，并且心满意足。只要是在护士长和护士们不注意的情况下，那位曾亲切陪伴我的清洁女工都会走进来站到这个女人的床边，对她流露出羡慕之情，“在我们看来，只有怀了第三胎的女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我如今也是个真正的女人啦。”她愉快地回应道。（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位修纳女人曾对我说：“在我们看来，一场结婚仪式并不意味着一对男女的婚姻就此稳定，因为一个真正的婚姻往往需要数十年才算稳固。”）

        我暗自发誓再也不要生孩子，再也不要变得又丑又胖。那个女人说不定也曾许下同样的誓言，虽说她现在看上去就像个牛奶果冻，但她却对自己非常满意。我感到无限的孤独、忧虑以及惶恐。弗兰克总是冲进来，又冲出去，偶尔同来的还有他的好友，当然现在也是我的朋友。看到我和宝宝时，他们都很开心。母亲匆忙而至，刚一进来她就说，给这么小的孩子四小时才喂一次奶实在是太可笑了。这句话反倒引起了我对护士们的赞同——我无法对母亲表示赞同，她总流露出谴责和悲伤的情绪，虽然她并不自知。

        把约翰带回家后，我跟他的相处时间首次突破了半小时。他跟书里所说的普遍情况不太一样，比如，他从一开始就会高高抬起小脑袋，会在吸奶时流露出喜悦和活力，小腿就像活塞一样动来动去。按道理，他的眼睛应该还无法注视在一点上，可这双眼睛却已经变得机警和敏锐了。他没有一刻安静，总是挣扎着要起来，奋力想把头抬过婴儿车的边沿。很明显，他不久就需要一个带有围栏的大婴儿床，而且看起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每天都在长胖，简直苦不堪言。我的奶水并非很多，只算得上够量。在两次哺乳间隙，我总会因为奶水而发愁，因为每次哺乳它都会被吸干。宝宝会满足地安静几个钟头，接着又哭闹起来，可育儿规范说只能四小时哺乳一次。我痛苦而烦躁地坐着，按照规范上的指示“任凭婴儿哭”，直到钟声再次响起，我才抱起宝宝喂奶。我如今已经知道，宝宝想要喝奶时我应该满足他，不仅因为我的奶水将由此变得充足。我开始不顾权威，在下午的时候将孩子抱起来，跟他交流、抚慰他，希望通过这种接触能够刺激我的乳房再度充满奶水。

        我还记得那时的自己站在游廊上抱着一个婴儿，他似乎想要在我的怀中站起身，他把小拳头塞进了嘴里，这意味着他想要喝奶了。而我一直在不断地留着眼泪，向他追问，我该怎么办？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才好？——他太结实，我光是抱着他就已经筋疲力尽。但无论怎样，当时我都是一个强壮的年轻女人，而他只是一个小婴儿。

        简单来说，他最初只是一个极其好动的婴儿，后来又长成了极其好动的男孩。如今想来，幸好当时还没有多动症这一说法，不然他可能会被要求服用镇静剂，肚子里会被填满药物。

        与此同时，骄傲的父母们装备了各种育儿理论——初为父母的人通常都会如此。弗兰克在一本书里读到，父母不应该溺爱婴儿，如果在婴儿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会忍受寒冷，那么他们就会变得百寒不侵。于是，我家宝宝被套上了一个小背心、一件薄薄的外衣、一块尿布——就这样被放到了外面的游廊上以学会抗寒。冬日即将来临，空气已经很冷，可他似乎毫不在意。他的哭声总是按照上一次喝奶的时间做出计时。

        第一胎婴儿需要学会忍耐。前不久，我看到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正在吃奶酪三明治，因为父母们认为只喝奶水太单一，所以要给孩子换换口味。

        我内心十分忧虑，一方面是因为对自己当前的肥胖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是因为母亲频繁来访，她说约翰正在遭受虐待，却没有注意到约翰的体重在增加——权威人士认为，婴儿的体重增加足以令人宽心。我表示要用奶瓶代替母乳喂养，可母亲说我这是不负责任。母乳喂养法需要时刻关注钟表，我的朋友艾薇被这件事情弄得筋疲力尽，所以选择了奶瓶喂养法，一切也都很好。

        再没有任何一种经历能够让年轻女性感到如此的忧心忡忡、身体不适、效率低下、信心不足，也不可能有其他经历能够让她们流出奶水，同样也没有任何经历能够比得上孕育生命的喜悦——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我偶尔会去艾薇的公寓，跟她在清晨给婴儿洗澡。我信任她，不信任权威。我们并肩站在一个长桌旁，她在那儿给自己的宝宝洗澡换衣服。我们的前方躺着各自的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婴儿们也许身材瘦小、皱皱巴巴、皮肤暗红，身上还带着毛发，简单说就是“未进化完成”的小生物。我们当时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个早产儿。刚刚两个月时，他们已经变成了完美宝宝，走上了预定的成长轨道。艾薇的小女婴肉乎乎的，长着酒窝，非常可爱。她吐着小泡泡，挥动着柔弱的小胳膊。约翰的身体又瘦又长，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胳膊和腿没安静过一秒。无论在哪里，他都需要被别人用一只手护着，不然就会滚落下去。他向空中挥舞着小拳头，时不时地就会抬起脑袋，看一看身旁的小女婴。

        “嘿，快瞧，”艾薇说，“他在追求她！”她本能地用手挡住了自己的女儿。

        “你脑子里就不能想些别的事儿吗？”我对艾薇说，“他才三个月大，不可能会强暴她。”

        “哦，谁知道呢……快瞧！不行，我得照看好我女儿，现在就得让她提高警惕。跟你说吧，我还要紧盯着你家约翰。嘿，约翰，你听到我说的了吗？嘿，约翰！”

        小男婴那胀大的私处又恢复了原始状态……与此同时，长着酒窝的可爱小女婴正吹着气，那个小男婴又开始接近……我和艾薇被逗笑了，笑得停不下来。

        终于恢复平静后，我对艾薇说：“要是你生的是男孩，我生的是女孩……”

        “才不！没——那——可——能！”她表达着自己的想法。的确，我们两个都强烈地认为，我们生下来的只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宝宝，不会有别的可能。

        “瞧那个家伙！瞧他那里……”她指着我儿子的私处，夸张地嘲弄说。接着，她欢喜地看向自己的女儿，称赞着那圆润美好的“维纳斯之丘”。“就像一个可爱的小信箱，”她柔声地说，“哦，那美好的乳黄色液体！哦，我可以把信投进信箱。哦，多甜美的小阴部，为什么你要将它把守……”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夸张的戏谑。

        我们把小婴儿一把抓起来，带着他们在屋里跳着舞，还哼唱着歌儿。“我身在天堂，身在天堂，我心跳如鼓几乎不能出声，似乎我已找到寻觅的幸福，当你和我一起出去跳贴面舞……”“日日夜夜，我没有一刻不想你……”

        虽说自己是一名护士，可艾薇却向丈夫宣布，那个卫生访视员胆敢再来的话，她也许会杀了她。我跟弗兰克说了同样的话，他对我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吧。事实上，丈夫只是在容忍我们，可我也没因此责怪他们。我和艾薇着迷于成长中的婴儿，观察着他们的进食、粪便、体重、睡眠和清醒时的情况。到了这个时候，女人们已经不再会沉浸于自身的琐事。

        男人们（包括我们的丈夫在内）整天地待在酒吧里、旅馆里，还有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他们个个都盼着军服加身的那一刻。

        “想想看，”艾薇瞧了瞧自己软塌的毫无活力的头发、瘦削的身体，接着又看向了松垮肥胖的、就要将衣服崩裂的我，“如果我们说自己过去可是体育俱乐部里的红颜，有谁会相信我们呢？咳，管它呢，见鬼去吧！我就这么一说。”

        我开始用奶瓶喂养孩子，母亲说我这种做法太自私了。她已经让我无法忍受，我只是变得更加冷漠、客气、有耐心。我对她所说的每句话都没表现出任何异议，这让她觉得自己遭到了排斥，因而十分恼火。她总是说女儿们在这个时候都会需要母亲的陪伴，我对此表示赞同，但却在等待她离开。

        诚然，她正在经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极限。父亲几乎已经处于永久的病态之中。“体弱多病”这个词汇意指一种虚弱但平稳的状态，然而对父亲而言却意味着永不停歇的危机和创伤。他曾陷入昏迷，或者说几近昏迷，他摄入了过多的胰岛素，也可能过少……他的肝脏……肠子……胃都出现了状况，那条正常的腿已经瘦削不堪，这几乎令他寸步难行。在那处农场上，只有母亲陪伴着他。那时，父亲已经无法再安全驾车。母亲总是请求领居们让她搭车去镇里，可她实际上很讨厌依赖别人。那她为什么没学着开车呢？后来，她的确在镇子里学习了驾车。按现在的流行话讲，母亲当时寄给我的信都是“大声的求援”。对我来说，它们都具有威胁的意味，而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威胁——哪怕只跟她相处半个小时，我都会气力全无。每次在她离开之后，我都会爬上床睡一觉。

        与此同时，弟弟哈利正在英格兰的达特茅斯学习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母亲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让儿子成为了一名军人。那时，她曾拼尽全力地给英格兰写信、在办公区出入，不停地奔走求告。终于她如愿以偿，让儿子进入了军队，哈利与迪克·科尔伯恩一起去了达特茅斯。后来哈利说，如果是在和平时期的话，他不可能进得了那里。“要知道，那些英国军人不过是在讨好殖民地，为了装样子，他们需要有一两个我们这样的人加入。”他发现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远远不及他人。为了不落后，他必须日以继夜、争分夺秒地学习，最终勉强通过了考试。

        英格兰的信件几星期才能到达这里。至今，我仍保留着哈里的信件。他的信中语气欢乐，也写有诗歌，但一句都没提到自己的内心生活——他的所思所感，或是默默承受的痛苦。我也在给农场写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约翰也很好，他上星期体重增加了四英两，弗兰克就要上战场了。爱你们。”

        在给孩子换了奶瓶喂养后，我立刻就开始了节食，每星期都会掉几磅肉。在停止母乳喂养之前，我没有节食；我不会因为讨厌发胖就提出用奶瓶喂养孩子；我不会欺骗，绝对不会，可一旦我的身体又回归我一人所有，那么……我又恢复了美好整洁的外表，梳着光润的秀发，穿上了平滑得体的衣裙，为体育俱乐部的游廊做好了准备。但是，军方已经传令下来，所有的男人都要去乌姆塔利的一处营地接受训练成为士兵。妻子们立刻追随着丈夫去了那儿，但这并不是丈夫们所愿。

        当时正值冬季，我住在一家廉价旅店的丑陋房间里。那是1940年，小雨后的雾气笼罩了数个星期，尿布都干不透。宝宝被感染了，他的粪便第一次出现了异常——黄色的黏液里夹杂着大块未消化的牛奶凝乳。宝宝要么使劲地哭号，要么低声地呜咽。我叫来医生。从这位男青年恼怒的声音里，我明白了自己就是在臆想。“你们这些姑娘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他们绝不可能让你们的丈夫从营地出来，你们不知道吗？”

        我在乌姆塔利的街道上来回走着，沿街的每一座房子都震荡着舞曲，就在这些街道上，我曾因为年幼而不能加入少男少女的群体中，这段经历是悲惨的。每天我都会推着婴儿车在凤凰木和蓝花楹树下待上几个钟头，同时，我也想象着，一位从营地里逃出来的士兵会看到我，他害羞地走过来，开始跟我攀谈——当然，我不可能跟他打听我丈夫的情况。这些幻想如同电影中的场景一样清晰，它们属于一个小女孩，而非一个年轻女人——我们在凤凰木下拥抱，亲吻中溢满了悲苦，既是因为战争带来的离别，也是因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和伤痛。

        街角处的布朗旅馆条件要好得多，里面也住了一位已婚女人。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对她来说我也一样。弗兰克的一位好友去了英格兰度假，回来时已经告别单身。我们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向来都迫切地期待着大饱眼福，而他的这位新婚妻子无疑令我们倾倒。她易于亲近，淡定从容。现在看来，她当时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嫁入的是怎样的生活。

        在殖民地，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总会被孤立，就像一个功能正常的机器零件从母体中被取出来后放在工作台上以待检查，它只能徒劳无益地旋转着。“瞧那优雅的做派！”说起玛丽亚，我和艾薇的语气中流露出怜悯之情——在我们这群人里，自命不凡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这样的举止仍具有观赏价值。

        玛丽亚的丈夫也是体育俱乐部的男孩，确切地说是男人之一，因为他年龄有点儿大了。他总是酗酒，这么说吧，他就是一个呆头呆脑、温厚亲切的大酒鬼。他从英格兰带回来的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是生命的慰藉和生活的伴侣。这个红头发女人性格耿直、严肃实际、牙尖嘴利，她可能会对他说：“够了，亲爱的，该回家了，一晚上你已经喝得够多了。”简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婚姻，而这样的婚姻我们目睹过不止百个，婚姻的一方当事人可能是你的某位好友、密友，也可能是一名酒鬼、醉汉，另一方则是某个讲求高效的女性说教者，她对一切弱点都嗤之以鼻，因为她自己毫无瑕疵。看起来，这些负罪的男人们并不满足于良心的自我谴责，还需要找一副唇舌时时地责难自己。否则，另一些婚姻怎么解释得通呢？在那些婚姻中，男方是学者、哲人或书呆子，女方却是妓女、酒吧女侍，反正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轻佻、性感的女人。他们必然清楚，平日里另一半都在怎么想自己。“你简直就是一个性瘾者！”“天啊，你可真是个老顽固。”“你就不能正经一回？”“你一定要这么理性地思考吗？就不能偶尔放纵一次？”

        跟自己的新婚妻子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男人总是一副滑稽诙谐、卑躬屈膝的样子。而她呢，就像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会说的那样，“如同一位从宝座上走下来的女王”，女王的芳名叫玛丽亚。

        我去找玛丽亚一起品茶，她所住的宾馆档次很高，但还不足以令那些世界顶级宾馆的常客为之惊艳，不过那儿的糕点和炉火很让我喜欢。（玛丽亚不会来我住的旅店找我品茶，这也可以理解。）她的宝宝漂亮乖巧，穿的是从英格兰买来的衣服。在这些茶会中，约翰的表现不算糟糕，他只是在做自己。看到约翰在我的怀里不断地扭动挣扎，起劲儿地蹬着脚，玛丽亚会略带尖刻地说：“他可真精力充沛啊，是不？”我明白，他这是对自己当前的婴儿身份感到不耐烦。有趣的是，对于这种想法，我可以跟艾薇讨论，但跟玛丽亚却不行，因为她是一位“智者”（大家这么说）。“你确定他只有四个月大？”玛丽亚这样问我。

        约翰九个月大时就能自己站立，一岁就已经会跑，人们问我：“你真的确定，他刚刚一岁？”这不过又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却知道它是真实发生了的。许多年里，我的脑海中都储藏着一些在人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却知道它们都真实而可靠。

        约翰让我感到骄傲，但也有些窘迫。我不明白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能安静地待在婴儿车里，为什么就能默许别人来爱抚和拥抱自己。跟玛丽亚相比，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不过为了那熊熊的炉火，这种内心的冲击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没有生火，人们习惯认为——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永远不会冷。在索尔兹伯里的时候，婴儿尿布挂在晾衣绳上不过一个小时就会被烈日烘干。到了这儿后，因为尿布开始发霉，我只能不断地买新尿布，毕竟它们是干燥的。

        艾薇跟我住进了同一家旅店。她这才知道，汤米不会被营地放出来。不过几小时而已，她就完全变了个样子。如同她早已知道的那样，她因为丈夫进了军营而变得崩溃，成了一个漫不经心、暴躁易怒、冷酷无情的女人。她出神地坐在那里，下嘴唇闲闲地叼着一支烟，一团烟雾升腾着罩上了她的脸。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在听。她的身材瘦削不堪，头发潮湿地贴在脑袋上。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曾经美得惊心动魄，可现在呢，她完全可以凭着这副了无生趣的面庞和空洞无神的双眼为“绝望”代言了。她不再置身于日常琐事，而是已经脱离现实，不知跑到哪个神秘地带了。

        我徒劳地劝她：“艾薇，想想看，在这世界上，半数的丈夫都去了战场啊。”“没遇到汤米以前，你不是也过得很好吗，是吧？”

        她眼神空洞地望向我，一定留意到了我在说胡话。她当时情绪很低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此前我从没听说过。很久以后，我遇到了一些同样受此折磨的人，这才理解了艾薇当时的状况。不是说我希望她“振作起来”——这是玛丽亚的惯常做法——我只是不相信她的病情真的像看上去那样严重。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那么严重呢？

        在孩子睡觉——至少确认已经睡着以后，艾薇就连续几个钟头坐在一张椅子里，不得已时才去照看下孩子，而她自己并不休息。晚上进入她的房间后，我发现她一整天都没有挪动过地方，冰冷的嘴唇间夹着一支熄灭的香烟，眼神没有焦距。没过多久，她就听不到女儿呜咽和抽泣的声音了。我开始去她的房间里陪伴她，一手抱着依旧挣扎乱动的约翰，一手摇晃着她女儿的婴儿车。到了给孩子喂食的时候，如果她还没有挪动的迹象，我就会给两个孩子依次喂食。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当时根本没有察觉到我在那儿。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数日，她家汤米偶尔会从营地寄来一些信件，可是他人没有回来。接着，战争又把她家汤米“吐”了出来。艾薇原本像一叶瘫软在岩石上的海草，可这个消息就像一朵浪花一样让她又有了生气。她开怀地笑出了声，转而又咯咯地傻笑起来。她洗了头发、化了妆，又抱了抱孩子。听到玛丽亚说“你终于振作起来啦”，她羞怯地说：“哦，去你的，饶了我吧！”

        我们三个女人一起回到了索尔兹伯里，三个丈夫又变回了平民，终于要开始正常的婚后生活了。战争偏爱二十岁的年轻人，弗兰克已经三十岁了，步伐并不轻快，汤米也有某个不宜参加战斗的理由，玛丽亚的丈夫则是因为不符合要求。镇子上似乎到处都是悲苦的男人，被军队拒绝这件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老去。弗兰克痛苦不堪，他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只有“老男人”才会被留在镇子里。这些男人们凑在一起喝酒：他们需要得到体谅。我并没有冷漠刻薄，相反，我亲切又体贴：“哦，可怜的弗兰克，真为你感到心痛。”尽管如此，当时的我还太年轻，并不能体会他的感受。

        《良缘》一书里的丈夫确实北上参加了战斗，后来因伤病被迫退役了。没过多久，那些曾侥幸从军医那里蒙混过关的胃癌患者和病残人士就都回到了镇上，他们一个个都愤怒难过，垂头丧气。与此同时，从北非战场上传来了我方第一批战士伤亡的消息。听到亲人们说“你要是没回来的话，说不定也会受伤或战亡”，这些男人仍无法得到安慰。

        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站着悲苦的男人们。我在一旁听他们谈话。之前那场战争还没让我听够吗？我用一只手来回地推着婴儿车，另一只手夹着烟，静静地听他们说着。我能察觉到一份喜悦，它近乎兴奋——也许一位作家由此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匹配自己的自然禀性，也就是文字才能。那时候我已经很少写作，但我仍在倾听、挑选，然后形成意识。

        在一位小说家笔下，人物的行动总会受制于小说家自身的本性。但如果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这又作何解释呢？有时作家的手或思想会单纯地拒绝写出下一句话，只因其笔下的某个人物，比如说托尼或苏西正打算做出违反自己本性的事情。这样的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不仅涉及作家对笔下人物的认同，还涉及作家可能具备的多面自我。不过，这种自我并非数目很多，它也许极其有限，比如说，你不会看到作家乔治·梅瑞迪斯（Gee Meredith）将克里平作为自己作品的灵感来源。

        我曾想写一本《我的其他生活》。这本书将采用科幻小说的写作惯例，其中的一些想法就跟那些尖端物理学工作者的想法一样，不过书中的情节是这样的——医生、兽医、农民以及探险者们都生活在其他的平行宇宙或平行“实相”里，他们的生活不仅与我的生活同时并行，而且还在持续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在多重性格案例中，潜藏在一个男人或女人内心的不同性格会逐渐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同样，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为了方便讨论，暂且假定是我）会逐渐意识到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感同身受。这个写作想法倒是不错，但我的时间即将耗尽。

        一些年轻女人和她们的孩子被留在一个内饰家具的房间里，或者回到自己的娘家，我原本可能轻易地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但最终没有。我的丈夫是一位“城市元老”——弗兰克不喜欢这个玩笑，但这并非出自我之口，毕竟我没这么冷血无情，不过在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却肆虐着类似毒果的玩笑话。“嗨，老弗兰克。”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姑娘大喊着，她从游廊那边大步走来，手里挥动着曲棍球棒。在房间的另一端，一个姑娘正跟一位身穿空军服的男人跳着舞，舞曲是《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晾衣服》，她也说过这样的话。有时候，他还会被问道：“嘿，弗兰克，做一个城市老伙计的感觉如何？”

        而我呢，我正在承受生活中的大逆转，但没人让我对这种事早做准备。十八个月以前，我——以及所有其他姑娘——是男人们目光追逐的焦点，可是现在却完全被忽视了。尽管我已经恢复了苗条的身材和青春的面庞，但却被当成五十岁的女人一样谦恭有礼地对待。谁是新的焦点呢？是弗兰克·威兹德姆的儿子约翰。他从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能坐起来，此刻正试图从婴儿车的捆带下挣脱出来。“嘿，瞧这小家伙，他等不及要跟我们一起去球场了。”

        我们在游廊上还在聊些别的什么呢？是这段平静少战的时期。此外，我们还听到了各种传闻。希特勒大军将在非洲大陆上从开罗横扫到开普省，把我们都变成他的奴仆。（据传，卡菲尔人说即便这事真的发生了，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他不太费力就横扫了整个欧洲。“黑人们会不会一见到希特勒的军队就立刻加入他们，跟他们一起割断我们的喉咙？”我们的所作所为让这种事成为可能，人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却没有流露出懊悔，反而对仆人们的忘恩负义怒不可遏。如今当年轻人问我过去的种族歧视是什么样的时候，我就建议他们去看看“二战”期间出版的《笨拙周报》（Punch）——它们对女仆的漫画形象以及劳动阶级都进行了嘲弄。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利用我们这个国家以及南非训练飞行员。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英国男人将在这座城市以及布拉瓦约附近驻扎营地。很快，我们这儿的男人们就会北上，而一个不同的男性人群将会进来。生活一成不变，只不过我们从早到晚地在谈论着欧洲的消息，收音机也一直开着。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能够让任何交谈和舞步都停下来，每一个无线电接收机都被人们包围着。我们眼下什么都不缺，不过很快就会变得不一样——再也没有进口的货物。男人们在大量买进威士忌酒，在认真考虑过后，一些年轻女人贮藏了优质口红。

        我又住进了一家小旅店。弗兰克尝试在这座拥挤不堪的小镇上再找一个小房子，这样的房子就在一年之前很容易就能租到。我住的这家旅店里都是女人，每一个都年长我许多，她们都想亲近眼前的这个姑娘以及她那令人难以招架的孩子。但我跟约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还在做一些清新漂亮的衣服。我对细节非常留意，几乎称得上苛刻。我如今好奇的是，当时的自己在想些什么——给衣服的内缝滚边，包缝起那些毛边，但根本没人会看到。我平时的行事风格虽然都仓促草率，但即兴创作的能力非常不错。你也许偶尔会看见某人一遍遍修缮房屋或公寓，虽然它已经很整洁、很完美了，你却突然听到：“还不太好，我需要给厨房改个结构。”这样的工作可能每两年就会进行一次，完美的墙壁被再度刷过，崭新的厨房被拆了重新安装，他们其实是在重组自己，粉刷墙壁的同时也是在粉刷自己的精神……（也可以把“灵魂”替换成体育俱乐部游廊上常用的“精气”——“嘿，哥们，今天你精气如何？”）同样，一个忧虑的年轻女人会把某件裙子的里面翻到外面，仔仔细细地检查每一处针脚，包缝每一丝毛边，给腰缝和袖孔滚边，就好像这些东西都在裙子的外面，而非它的里面。“这样才稳妥。”在那明亮的防备的笑容背后，她的灵魂在喃喃自语。“好啦，这才对——但愿如此吧。”这个姑娘很久以前曾给自己的泰迪朋友不断地脱换衣服，把每件叠好的衣服都规整地放进小箱子里。

        这些女人把我吓到了，但她们毫不知情——她们怎么可能会吓到我呢？要知道，她们可都是举止得体、友好亲切的女人。我看着眼前的她们从早到晚地坐在那里闲聊，话题都是女性的私密，丈夫、孩子、钱、钱、钱！“谁想不开才会当女人。”“黑人可真无耻。”“男人就是个孩子。”……曾在片区的时候，我就听到女人们不停地说着这些话，我当时就发誓永远不要变成她们的样子，而且态度坚决。二十年过后，类似这样的言论——对男人的谴责，对身为女人命运的不满——成为了女性运动的行为规范，被称为“女性意识的提升”，而这一行为本身则被冠以“研讨小组”的称号。

        我们从这家旅馆离开，又从朋友那儿借住了房间。虽然并不是独居一座房子，但也是半个，这些房子距离镇中心至多五分钟的车程。对这一时期的经历，我脑海中强烈且真实地记着那么一个片段——夜里，我独自坐在床上，正留神听着窗外婴儿车里宝宝睡着的声音。虫子在沿着裸露的电灯泡转圈飞着，客观地说，这些都是可爱又纤细的浅绿色飞虫。越来越多的飞虫从黑暗里扑打着翅膀飞向了电灯泡，房间里已经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只猫咪，它猛地扑出去，只听一个小虫发出了细弱的尖叫声，猫咪不停地逗弄着它，直到被猫咪揉碎，这声音才戛然而止。随着猫咪的一次跳跃，另一声尖叫又响了起来。床上的女孩用手指堵着耳朵，她情绪激动，心里害怕极了。可是理智告诉她，这些都不是害虫，不过她可以大声尖叫。就像几星期前宝宝的哭声一样，这些虫子的尖叫声也爬上了她的脊背。她偷偷地溜出了这个充满飞虫的房间，走向暗处的游廊，在婴儿床近旁的一块冰冷的水泥上坐下来。望着虫子正从她的头顶上方飞进那个房间，她无助地、徒劳地掉着眼泪。宝宝已经熟睡，她把他的一只小拳头握在手里，还在哭泣着。

        这时，年轻的丈夫回来了。“别冒傻气了，它们只是飞虫。”“我知道，可我受不了。”“这可不像你啊，你中了什么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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