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普敦回来时，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但后来知道，没有什么事是很快就能发生的。事实上，当时我正处于生命中一个静止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个僵局、一片沼泽、一处流沙，令我的双脚沉重无比。当然，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被环境所困，我只能耐着性子捱过去。战争时期我们还开玩笑说：“倘若来一场百年战争……”而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这种玩笑已不多见。假如战争迎来了大众的普遍欢乐，那么战后的境况就只剩下单调的灰暗和压抑。人们暗自想着：“怎么竟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同样，在经历过不愉快的遭遇后，一个人就会只想睡上一觉。如果我说“这段遭遇”仅仅持续了三年半，那么这是不诚实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办理护照、签证、入籍和归国事务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提出吁请的人们。作为一名律师，哥特弗莱德从相关部门得知，眼下工作进展相当缓慢。与此同时，就像其他律师事务所一样，豪伊-伊利事务所正忙于应对那些难民：他们中有的想要成为英国公民，有的想打探亲人的下落。这个时候，曾发生在德国集中营的一切变得真切起来。（起初，它很难为人们所“吸收”和适应。）“某个独裁者斩杀了数以百计、千计和百万计的人，”对于这样的消息，我们早就有所耳闻。希特勒、波尔布特、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似乎无穷无尽。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我们所有人这样说道：

        那些年里，我从兰姆先生那儿获得了丰厚的薪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偷偷地接触到政治。只有我一人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一天的状态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达到顶点、游廊上不断谈论着政府话题、任何时候都在吐露政治性的话语。现在我能够对自己说：“假设自己从未阅读过报纸或听过新闻，从未跟政治有过任何瓜葛，那么你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假设并无益处，因为我觉得政治这东西向来很迷人。兰姆先生曾是南非的一名有志青年，如今上了年纪的他总是一遍遍说起那段往事。

        “人格”、“冲突和种族关系”、“阴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杰克·艾伦和玛斯多普夫人那里听来的，不过其依据的政治观点很不一样。“他可真是个老顽固。”当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在午后打字时听来的话，他们这样提醒我，“纯粹的资本主义谎言。”

        跟他们不同，兰姆先生对我说：“亲爱的，要记住，正像特伦斯说的那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把机器调整成单行打字的模式吗？话说回来，在他的下一个预算案里，马克斯·丹齐格简直是要毁了这个国家，他简直就是非洲南部最虚荣的人。我总听他说：‘哦，欢乐罗马，我出生即是你的长官。’你应该很熟悉西塞罗吧？可以开始打字了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弗朗西斯·培根的话，‘如果不应用新疗法，就会遭遇新问题，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家’。不过，要是丹齐格也引用培根的话——不，不，亲爱的，不要把这句话也打下来——如果要引用培根的话，丹齐格那家伙最好还是记得，他自己曾说过疗法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们能把这段话重新来一遍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

        “一旦他们开始引用拉丁文，”杰克·艾伦说，“就意味着他们打算逃避什么。”

        到了早上，我就学习写作。在这一时期，我重写了《野草在歌唱》，还写了许多短篇故事，也没停止诗歌创作。如今看来，那些诗作就像是从正在前行的雪橇背面抛向忧郁狼群的安慰之物。

        其中一些短篇故事发表在了约翰内斯堡一家名为“民主党人”的杂志上，还有的发表在了上。大多时候，我都是写了又撕掉，撕掉又重写。

        1946年10月的一天，同前两次生产时一样，我又来到了钱塞勒产科医院。我这回倒是没做任何期待，因为之前的判断都出过错。这次，我只是抱持着一如既往的愉悦感和兴奋感，精力充沛得想要把整座公寓都刷一遍漆，或者出去走个二十英里。从这一迹象来看，我知道自己即将分娩。

        这家产科医院同往常一样繁忙，没时间理会那些还未进分娩产房的孕妇们，这倒是让我很感激。我独自一人住进了曾跟约翰待在一起的那个房间。当时正值清晨，饿着肚子的宝宝们都高声喊叫着，这声音一起攻击着我的脊柱。如果你也刚好置身在这段波长上，当然同样也会听到婴儿的啼哭。我在倾听那第一次明显的疼痛感（脊柱也会有所感知），它意味着分娩即将来临，而我眼下才刚刚感受到了轻微的疼痛。正当我在房间里闲散地踱着步，一名护士从门口探进了头。她问我是否要先洗个澡，如果可以的话，就得抓紧时间。我很乐意这样做，欣然表示同意后，我洗了一个多小时的热水澡。整个过程毫无痛苦。

        回到房间后，我坐在了一张椅子里，甚至还小睡了一会儿。我醒过来告诫自己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正这么想着，一阵有价值的疼痛感立刻就袭了上来。“等一下，”我心想，“等等，这是怎么回事？”简单说吧，彼时的我察觉到自己居然可以对疼痛加以控制。当我疲乏的时候，我就松弛了肌肉，瘫坐在椅子里。等到力气恢复以后，我就又站起了身，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现在该感到疼痛了。”……于是，痛感便应声袭来。对于这样的体验，我从未在任何书里读到过。倘若当时身边有护士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也不可能会发现这一点。

        那时候，黑人女工友曾对那名松弛、肥胖、不修边幅的身怀第三胎的女人（我如今也是这副模样，却也毫不在意）说：“你现在是真正的女人了。”那么，我现下的状况也就是她所曾说的意思吗？不过，现下的我却拥有足够的自信和控制力，完全不同于那个在第一次生产时神经紧张、受痛苦折磨的我。从一开始我就在猜想：“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真正的疼痛呢？”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本来一直在等待“真正”疼痛的来临，可它却直到最后一刻才出现。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整个上午，其间时不时地会有护士冲进来说：“要不要来杯茶？”或者“这是圣诞节生产高峰。”又或者“务必再坚持一下，马上就会有空床了。”毫无剧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两点钟，这时一道冰冷的痛感切割起我的脊柱，我用手指拉动了响铃。我大声地喊叫着要注射麻醉剂，尽管我在此前曾说过自己这次绝不会使用它。护士长赶了过来，接着罗斯医生也出现了……很快等我再度醒来的时候，护士长宣布说，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我这次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是男是女，这个孩子一定会健康结实、完好无恙。我想看看脱落下来的胞衣，而护士长的公然反对倒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要求。她震惊不已。接收到我的求助后，罗斯医生开玩笑说：“毕竟它是你的产物。”胞衣被端在肾形盘里呈了上来，在距离我眼睛一码远的地方停留了大约五秒钟，护士长的脸上流露出指责和厌恶的情绪。瞧得足够久了，这块胞衣看上去就成了一块生肝脏。我又提出要抱一抱孩子，可心里却知道她会对我说：“等‘整理干净’并躺在床上后，你会有的是时间抱他。”这次我没有愤怒和沮丧地哭出来，因为我有了一个盟友——这名从英格兰来的年轻护士并不是特鲁比·金博士的教育产物，她将孩子抱过来，自己则紧靠在我的旁边。她在护士长进来时会保护我，还会站在一旁等候着我把孩子交给她。

        “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对于这样一则教诲，但凡生育过不止一个孩子的女人都无法表示同意。把一个婴儿初初抱在怀里时，你怀中的便是这个孩子的肉体、真我，无论后来发生如何的变化，眼下这个才是一切的根底、基础和依据所在。这个宝宝既不像约翰那样勇敢好斗，也不像简那般亲切和交心，他昏昏欲睡，友善亲切且兴趣十足。跟前两次相比，我这回看到宝宝的次数更多，而宝宝见到自己父亲的次数也要多些。在哥特弗莱德看来，跟男人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殖民地习俗堪称野蛮。他经常过来探望我，也会把刚巧出现在周遭的某位朋友一起带过来。之前的两次经历中，我觉得自己只是在招待弗兰克的朋友。而现在，这些访客同样也是我的朋友，每一次探望都变成了我们的聚会。哥特弗莱德直接命令护士长，让她叫护士把宝宝带进来，而护士长也真的照做了。按哥特弗莱德所说，他知道怎么应对一个恃强凌弱的女人。每天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宝宝彼得会被许多人抱着逗弄，等后来回到家里也是如此。不仅仅是诞生在这团体中的第一个孩子，但凡在战后不久就出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希望和复兴的感觉。跟前两次相比，这回出院的时间提前了六天。哥特弗莱德简单地通知了罗斯医生，说我准备回家了。面含微笑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苦涩，那位护士长望着我，更确切地说是望着哥特弗莱德上了车。

        能够装下许多人的大房间轻松地容纳了这个小宝宝，走廊围成的空间中安置了一个婴儿床。事实上，宝宝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久。这第三个孩子穿的婴儿服小巧而又耐用，炎热气候所需的不过是十几个尿布——公寓外的晾衣绳上挂几个钟头就能弄干——以及背心和夹克。我母亲很难过，她认为这样做太过吝啬，也证明了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反感。早在他出生前，他的泰迪熊就已经在婴儿车里候着了。这只熊是为谁买的呢？“它有什么意义呢？”母亲大声说道，“他几年之内还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一次，拥有一个新生儿成了一件轻松和愉悦的事，这是因为我把（被当时所有女人都幸而视为拯救者的）斯波克博士当成了阻挡访视护士的盾牌——我们都不赞成彼此的想法。她是个相当不错的苏格兰女人。她并没有否认我的宝宝在长胖——天平上的砝码她从来都会做些挪动，可显示的结果反而对我有利。“可你会毁了他的。”听到我说宝宝的哺乳时间是依照他的需要而非时间表而定时，她高声地说道，“他的性格？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对此，我回应说：“我的性格是由特鲁比·金博士塑造的。”这一定不会让她觉得我是在举荐吧？很快，她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跟哥特弗莱德都很喜欢这个宝宝，而且几乎每个我认识的人都会找借口来做客，目的是看宝宝洗澡，或者逗逗他。英国皇家军的成员已经有三四年没有体验过平凡家庭的生活了，他们明白只能等待拥挤的船上出现空位，回家也许还要再等几个月，甚至数年。这些平时都没有时间逗弄婴儿的年轻男人竞相抱他。往浴盆里注入一半水，宝宝便在里面浮动。在宝宝不断踢动双腿和发出啼叫的时候，一只手稳稳地托在他的脑袋下方。

        我爱上了这个宝宝，迷雾从我的眼前消散了。我给一位朋友寄去了一张照片，并随信写道：“这难道不是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宝宝吗？”她寄回了照片，要我再仔细瞧瞧，并且问道：“他跟其他宝宝没什么不同。所以，莫非你真的癫狂了？”哦，没错，女人们确实会出现这种状况。对于我来说，这也不过是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已。

        我常常在下午开车带上宝宝去探望我的父亲。他用手肘费力地支撑起身体，把宝宝的手拿过去细细察看，就像在把崭新耀眼的肉体跟“死亡”相比量。“它是我的手。”看到小小的手指攥紧自己那瘦削的手指时，他这样说。“它是我的，对吗？”他含糊地问道，白色眉毛下的眼睛凝视着我。我明白父亲在问什么，因为他的问题实际上无关乎“命运”——“存续”——“继承”——“死亡”，而是关乎“宿命”，它在于命运之轮的秘密研磨。“这种事根本就无能为力，”我也许会对这位病恹恹的老人这样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么，是谁在很久以前甚至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教导我要了解真相呢？我常常会想起那段从开普敦到索尔兹伯里的漫长的五天旅途，坐在多尘的马车里，火车的车轮在用力鼓动着，“这就是真相，真相，真相……”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他会向前倾出身子，凝视着我的脸，这样问道。的确，他很可能从来都没有仔细地瞧见过。垂死之人经常会看到自己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一个即将油尽灯枯的老头或老妇在用专注、热切、聪明的眼神紧盯着你的面孔，似乎是心有疑问。可他（她）要问什么呢？也许会是“为什么我这辈子从未真切地看过你的面庞？为什么我从未给足自己时间去真正地把事情看个清确、透亮？”父亲叹了口气，继而又瘫落回枕头上，任自己的脑袋滑向一边。他躺在那儿，瞧着身旁活力无限的小生灵在踢动着双腿，就好像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小宝宝似的。有时候由于用药量过多，父亲会很难真正地清醒过来，或者在清醒过后又会很快地睡去。不过他好像一直都知道我在那儿，因为当我开始收拾自己和宝宝、准备悄然离开的时候，我能看到那白眉下的黑色眼眸在盯视着我，他还用手势示意要我留下来。于是我又继续坐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小时，直到要安顿宝宝睡觉才离开。等我出现时，公寓里可能已经有六个男人正在等候我和宝宝。

        大约在这个时候，冷战猝不及防地开始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过……我们的身份变成了贱民，这倒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过去许多年来，身为赤色分子、卡菲尔人亲近者的人们都很受大家的欢迎，这要归功于“乔叔叔”和我们英勇的盟友。一个星期里，沿街而行的我也许会被拦下好几次。“嘿，等等，别急着走啊！”人们这样叫住我，想要跟我聊聊天，不过更多时候是为了让我给某个官员打电话、安排一次采访、写一篇文章、纠正些错误——总之，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小镇上的人们尽可以去做个革命分子，不过却总在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政府或行政过程中，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影响到那些名义上的敌人，甚至还可能与对方建立起友谊。“她是个十足的右派，不过人很正直。可以请她去……”“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不过原则问题向来都对他很管用。”可现在呢，当瞧见我们走过来的时候，那些老朋友和熟人全都绕到了街对面。这便是我从一开始就体会到的，发生在社会底层的“冷战”。后来，在结识了曾遭受麦卡锡主义折磨的美国人时，我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同样的遭遇。要知道，这种事并不仅仅跟政治相关。在英国这个国家向来都有流言蜚语，犯人和受难者会这样告诉报业：“我过去有好几百个朋友，他们常会来我这儿喝香槟、参加聚会，可这事儿一发生，我才发现自己只有两个真朋友。”不，我不想说得过火，毕竟彼时的我们是一个团体，而非独立的个人。因为这件事，我们越发变得团结了起来，所以也算是从中受了益。“通过面对艰难困苦，就能知道谁会站在旁边支持自己。”这并非苦涩的见识，尽管起初确实如此。我被南罗得西亚当局禁止入境长达数十年之久，这期间没有哪个白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我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对我恶语相向的人们却都开始给我写信，用微笑迎接我，邀请我去做一些演讲，要跟我结成永恒的友谊。瞧，这就是世道常情，人人都会做这种事。

        不妨小小地猜测一下，如果没有“冷战”会怎样？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在冷战开始后的几周内，“进步”组织都崩坏了，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苏联医疗援助组织”和“苏联友伴”。不过，这两者却都没有消失。与此同时，“种族关系”组织也崩坏了，尽管人们都只能从它这里获取消息，包括事实、数据和想法。在所有的组织团体中，这个组织遭到的攻击最多，被威胁的次数也最多，它常常作为一个“危险组织”被报纸提及。南罗得西亚的好公民们明白，但凡跟“改善‘蛮德’命运”相关的想法都是共产主义的想法。既然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已经适时地成了敌人，那么任何跟“进步”相关的概念自然也就容易被拒之门外。在本世纪过去的数十年里，想要说服人们相信普通白人对黑人所持有的愚蠢看法是没可能实现的。鉴于此，任何我可能说出的话听起来都势必会是夸张的。查尔斯·奥莱先生会在每一次公开讲话后添上类似这样的话：“他们不过是长着较小大脑的狒狒，不过是刚从树上爬下来而已。”如果说他是索尔兹伯里的镇长，那么是否就足够了呢？再有，如果我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一位在种族关系问题上以开明见解而闻名的男人会让自己的仆人每天骑行七英里，让他给自己在清晨六点钟奉上早茶，并且这种做法还被视作理所当然，”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关键在于那些会议、演讲以及“种族关系”组织所散发的宣传册子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具有煽动性的东西，尽管在今天的人们（无论黑人或白人）看来，它们都异常可悲而又脆弱。

        虽然名为“左翼俱乐部”，但该团体的演讲却会涉及各种话题，其中一些甚至跟“左翼”毫无关系，所以维持不了每周演讲。很快，这里就会办起大学。这个地方一向都是目光狭隘的殖民地，少数真正持有自由观念的人们不得不对抗各种“宗派政治”——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它被称为“政治正确性”。我们习惯说“如果……”可假如没有得到事实验证的话，“如果”一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思想开明的人们也许本可以阻止这场长达十年的愚蠢的、痛苦的、具有无限破坏力的战争，并且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尽管对于黑人的自然脾性和风格来说，这样的政府太过极端。那场冷战所冰冻的绝不仅是针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态度，正如在1942年时那个凭空出现的“共产党”团体（这里必然要为其加上引号）一样，它们都促使了各种有效因子开始发挥影响。

        随着冷战氛围变得日益险恶，越来越多的人都把我们的公寓视作了避难所。这些人并没有个个都把自己视为“共产党人”，事实远非如此——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带有“进步”思想的人——我之所以在此处加上引号，原因就在于彼时所谓的进步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都造成了模棱两可的结果。从此时开始直到1949年离开殖民地之前，哥特弗莱德把更多的时间都用来了跟他人相处：假使他是民主国家的一位业务顾问，那么他刚好也会和同样的一群人友善相处。他们是跟哥特弗莱德一起共事的律师和公务员，每个人都很钦佩他为豪伊-伊利律师事务所和那位老人所做出的贡献。哥特弗莱德的密友仍是那位天主教徒汉斯·森，他有时会过来跟我们一同分享波西米亚式的夜晚。这个男人相貌丑陋，憎恶女人（也许他已经这么做了）。不过，女人们都对他很关爱，甚至可以说是温柔相待，把他当作一个乱发脾气的小孩。跟我们一起去马切克游览的时候，他会站在大水塘里的一处空地上宣布说，他要在这儿建造一个没有入口的塔楼，而且会从楼上放下篮子来，好让我们把书、酒和食物放进去。“你不会觉得孤单吗？”我们取笑道。听到这话，他表示说可以容许我们——女人中的一个进到楼里打扫，这个女人可以是我，或者哥特弗莱德的适婚女伴，实际上任何一个刚好就在附近的女人都可以。他说，“成为红十字会的代表并知晓各地发生的事情”足以让每个人都憎恶起人性，人类这一群体就不配拥有生命。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宝宝身上。他会瞧瞧宝宝，皱着眉头说：“要是早知道世界是这副模样，这小家伙是不会同意出生的。”阿森·格里米斯曾是个在雅典街道上游逛的穷小子，他拥有众多的兄弟姐妹。现在，他会在宝宝旁边的床上坐下来，轻柔地抚摸那精力充沛的小小四肢。这个男人身材矮小，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黑眸像是燃烧着的火焰般严肃且凶狠，可在跟宝宝一起玩的时候，他却忍不住露出笑意盈盈的神情。希腊共产党团体会特地来到镇上，只为跟他待上相处一两个时辰。“这样能让我们保持清醒，你们明白吗？”阿森或许会这样说，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一两年之内就会死。也许欧洲战争和东方战场已经宣告终结，可这些人却都等候着，要跟那些被自己称为“法西斯走狗”的人战斗。

        西蒙·派因斯跟宝宝的相处总含有一丝劝诫和指导的意味。当宝宝躺在婴儿床、成人床或推车里的时候，他会站到一旁，像阿森那样的打量着他——在这个男人成长的环境中，孩子们都是相互竞争而生存的。接着，他会在我或者哥特弗莱德面前做一番劝诫，讲授如何把宝宝武装起来应对世界之战。西蒙没能够去巴勒斯坦帮助建立以色列。这个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壮硕，夸口说自己从未生过病。在患了疟疾之后，他震惊恐惧得只好转过脸去冲着墙，就像一个遭到巫师诅咒的黑人那样——之后便死了，这件事令我们感到难以置信。直到现在，我偶尔也会心生怀疑。

        我在努力争取时间写作，我的阻力倒并非来自宝宝，毕竟他亲切又乖巧。我需要抗争的是那些疼爱宝宝的人，库尔特，还有其他需要我凝神倾听的人。彼时我未曾意识到，“不幸的人都相似相吸。”许多年后，约翰·奥斯本的剧本《乔治·迪伦的墓志铭》（Epitaph fee Dillon）中有一句台词给了我启迪：“她是个情绪化的施粥场。”自那以后，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倾听者，可我却也不能欺骗自己：我心里明白，眼前这个遭难者也许明显依赖于你的认同，可如果你加以拒绝的话，他（她）就会轻易地离开，去找别的什么人。

        极少有人——也许五十人中有一个？——会尊重女性的隐私。即便你说：“我一早上都在写作。”可还是阻挡不了别人来轻轻叩响门扉——片刻之后，一张愧疚、局促的笑脸就出现在了门边，对你说：“我只打扰你一秒。”但问题在于，这个被打扰的人难免要跟入侵者有所交流……如果是小说家的话那就更是如此。最常来访的这位年轻女人总会带有强制性地说个不停：玛丽亚一旦开始讲话就会停不下来，只见她的目光凝成一点，可却并没有实在地瞧着什么东西。她自然不是对着我而是某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在说话，又或许，她不过是在说给自己听。她是一名小个子女人，或者说是姑娘吧。这姑娘白皙瘦弱的胳膊腿上点缀着雀斑，带有潮气的深色头发非常美丽，在她那张略有雀斑的白皙小脸上，双眸看上去就像李子干。第二产业因战时限制受了益，在本国后来因史密斯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遭受制裁期间，这一产业同样也受了益。玛丽亚在一家始建于战争开始时的工厂里工作，这里工时长，薪水却很低。自她还是个幼童开始，她的兄弟和父亲就跟她有了性关系，她所逃离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尽人皆知，在南非乡下的贫苦白人家庭里确实有乱伦这回事，可我却是第一次遇到有过这样经历的人。玛丽亚所诉说的经历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于我而言是异质的尖锐冲突，这二者在我体内共同催生了一种愉悦感。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样的经历很骇人，可她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就好像在说，她的父亲不过是掌掴了她，她的兄弟们也只是偷了她的发带而已。说起“母亲只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却不会跟她这个女儿站在一起”时，她也许在心里想着，可惜母亲不是个好管家。现在，玛丽亚有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和男人。不过她并不打算嫁给这个男人，因为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后，她想找个会善待自己的丈夫，而不是眼前这个会动手殴打她的人。她眼睛盯着一处，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她轻快地站了起来，用手抚平了身上那件廉价的花裙（这裙子样式很旧，也许继承自她的布尔人奶奶），继而说道：“多谢啦，莱辛夫人，还有您的茶。”接着便离开了。那时候有一个名叫《真爱故事》的杂志，它里面少有真爱，更多的是阴郁的情节，甚至接近于情色作品。即便写了什么真爱，那也是在凶杀、强暴、威胁、牢狱、盗窃和敲诈之后的事。我曾想把玛丽亚的故事写出来，寄给这家杂志……“亲爱的莱辛夫人，感谢您的投稿，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过，在我们看来，它已经超出了我们杂志读者所能接受的限度。”

        我有时会把库尔特和玛丽亚留在一处，独自在外头的走廊里喂着宝宝或者改动《野草在歌唱》的稿子，这期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流动着——其中一个在描述维也纳公社里的认知和情感困境，另一个在讲着发生于奥兰治自由邦的乱伦事件。他们都没有在听对方所说的任何话，因此这样的状态无法持续太久，毕竟他们都需要有一个人倾听自己。

        弟弟哈利从战场上回来了，尽管有位世界级专家已经给他动了手术，他现在的耳聋状况却很严重。我的母亲成了聋子，我父亲亦然。在整座房子里这一家人都是冲着彼此大声喊话的，可在场的还有我母亲那些听力正常的客人。眼前的哈利动作迟缓、面带微笑，似乎置身在了某个玻璃墙后面。他尚不知自己已经患上了炮弹休克症，或者说他是直到数年后才提起这回事。哈利身着海军制服，相貌英俊、彬彬有礼。母亲的两个孩子如今都已经长成了以礼貌为甲胄的成年人，他们帮她一起照顾生命垂危的丈夫，陪在他的床边，轮流守着夜，却从不给予她所需要的东西。我跟哈利鲜少说话，此时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的共同点都要少。哈利不喜欢哥特弗莱德。他驱车去了农场，回来后报告说，那所老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堆烂草，虫蛀的椽子和油布碎屑。说起这幅景象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感到难过。没过多久，一场林火蔓延到了山丘之上，把一切都烧了个干净。

        哈利和我常常在午后坐到父亲的病床两侧，催促母亲去开车兜个风，串门做客，或者随便去个什么地方……我们想让她在这种苦闷的生活里休息一下。哈利有时会载着母亲去公园散心，由我留下来照看父亲。

        父亲总是说：“为什么不干脆结束我的痛苦？”他气愤地抱怨着，要么紧握着我的手，要么粗暴激烈地抚弄着宝宝。哈利在场的时候，父亲也会这么说。按现在的话讲，彼时的哈利是一个“在情感上不为人所接触的男人”——至少在当时看来的确如此。不过，等到我们后来都上了年纪时，他已经变得非常不同。听到父亲要求服用或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哈利礼貌地询问我和母亲：“你们怎么看？他当真希望如此吗？”类似这样的话总会出现在死亡进程中的某一时刻——“他，他当真……确实……也许……可能原本就希望……”它会被视为虚伪的极端表现，或者是麻醉痛苦的极好的陈词滥调。母亲感到很难过，也很气愤。被我父亲逼迫得太厉害时，她不得不想，“干脆就给他来个痛快吧。”可她十分清楚，事实远比表象要复杂得多。生命垂危的人也许会说，“我受够了，给我致命的剂量吧。”这有时就是他们的真实所想，可有时却也暗含着另一层意思——“我不堪忍受，对于我所承受的痛苦，你们这些人一点都不懂。”——他要求围绕在自己病床边的健康活泼的人们都应该且必须分享自己的体验。在我们眼里，父亲再不是记忆中那个精力充沛的男人，眼前的他是对真实自我的戏仿和扭曲，是一个病恹恹的脾气暴躁的老人。尽管如此，我们的父亲其实从未改变过自己，他一直都待在那副躯体里，而且并不认同那副正在腐朽的肉体。当问及“为什么不干脆结束我的痛苦？”时，父亲真正在问的其实是，“为什么我会束缚在这副躯体里？这根本就不是我。”或者说，至少我认为他是这么想的。此外，我们也会听到父母那勤恳痛苦的对话。对于来世而言，母亲的看法有些单纯甚至近乎实际，“明白吗？我们会在那边相见的，那里会很美，我们会从这里重新开始。”“我不要从这里开始，”父亲会这样反驳，“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呢？我是不是还要束缚在这里面？”“这”指的是他的疾病、令他害怕看到的肿胀得像果肉般的白色双腿，还有肿胀的白肚子。“不，不，迈克尔，明白吗？《圣经》上说，我们都会有新的肉体。”

        “好吧，不过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我们希望他的生命可以终止，这既是当下的压力所致，也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处境对他来说太过可怕。不过，想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才令我们感到害怕。

        一天早上，我正给宝宝洗澡。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们的公寓，他说我父亲在医院里快要不行了，要是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的话，现在就得赶过去。而我并没有去，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要知道，多年来我的母亲，或者说母亲的戏剧感总会把我召唤到临终的病榻前；再者，我也不想看到父亲在我眼前死去。我坐在那儿继续给宝宝洗澡，心里满溢着想要咆哮或尖叫的情绪。我想要杀个什么人，可这个人是谁呢？我可能会用双手撕扯掉自己的头发或者用指甲在脸上耙过，让索尔兹伯里医院的普通病房都无可忍受。不过这些并没有发生，我只是继续在给宝宝洗澡。

        父亲此生一直在担心自己会被活埋，他甚至让我母亲向他保证，一定要先割破他的手腕，免得他从深土里苏醒过来。当我看见他的时候，那两只细弱的没有血色的手腕一圈都留着泛白的伤口。他根本不像是“睡着了”或者“在做梦”，不像人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谎言那样。简单地说，他就是不在了，走了。到如今为止，我已经目睹过许多人离世，也看过不少没了生气的身体，这些人都已不在了。

        我们把父亲埋了。我和母亲一起坐车去了墓地，也谈到了保险和遗嘱的事。因为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可怕，我尝试着搂住母亲并且说道：“可怜的妈妈。”她挣脱了我的胳膊，露出了抗拒的神情。我的表现不太真实，她抗拒的原因正在于此。就像巴尔扎克或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场景一样，我们在继续说着保险单的事情。

        我很恼怒……嗯，恼怒得无以复加。我看不出这场丧礼和我父亲的死，或者说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也知道父亲对此会作何感想。看着死亡证明上的“原因”一栏中写着“心脏衰竭”（我想是这样的文字），我有一种冲动想要把它划掉，改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年后我对自己说，恼怒是幼稚的表现，“你是时候成熟起来了。”尽管如此，但凡出现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任何一首乐曲、一个电影画面，或者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战壕里拍下的老照片或镜头时，一股怒火就会如初生时一般蹿升起来。可是，这怒火是谁的呢？

        母亲成了孤身一人，在终于“离开农场”并来到镇子里后，她以为自己的“社交自我”将会找到发挥的空间。这一“自我”已在农场上冷藏了二十年，对丈夫的照顾使得她没多少时间去社交。母亲知道，我们的公寓里每晚都挤满了人。她也许会若有所思地说，她听闻我们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为了达到幻想的目的，她选择忘却这些人的身份是“赤色分子”、“共产党人”、“卡菲尔人亲近者”。我生活在恐惧中，害怕她会跟他们见面。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来到我们的公寓，而且当她走进房间并看到这么多面孔时，她的脸上便焕发出了喜色。她坐下来喝着一杯茶水，逐渐露出了她一如既往的失落感。我常常会想，“是谁？究竟会是怎样的人能够讨得她的喜欢，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得到她的认可呢？”虽说以斯帖是一名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可她嫁的却是库尔特。除了以斯帖，当然洛夫里奇一家，他们是老师，而且也出身英国的中产阶级。不过，邀请这一家来到我们的公寓却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向来不拘泥于这样的礼节。再者，任何人都可能会顺路进来做客。假如进来的是查尔斯·莫辛格呢？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认识的人里就属他最有意思。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母亲带来了噩耗。眼前的她变得面色苍白，心神不定。她告诉我，弟弟就要结婚了。“那又怎么了？有哪里不对劲儿吗？您要不先来杯茶？”

        “她根本就不合适，这会是一场悲剧。”

        “不合适”一词本该让我警醒，可我们却照旧发生了争执。这姑娘名叫莫妮卡·雅伦，她跟哈利已经交往了几个月。她长相漂亮，为人聪明又善良，有个有钱的爸爸，她本人还是马绍纳兰女子游泳冠军得主，得分自然很不错喽？

        我想起了自己的不适感——彼时我认为，父亲那漫长的垂死过程扰乱了母亲的心神。麻烦之处在于我多年来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甚至是族群的人，即便数量上并不太多，可他们却来自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阶层、种族偏见和其他有损名誉的情绪很快都将终结。我迷失在了美好的想象之地，把这个真实的世界抛在了脑后。莫妮卡能错在哪里呢？哦，她不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她的父亲是最好的农场主之一，非洲南部的人都会来参观他所经营的农场。可这又如何呢？他并不属于中产阶级。再者说，他是个苏格兰人。

        母亲万分激动而又痛心地在游说我，就连她的双手也在鼓着劲儿：“你得做些什么，必须得阻止这件事。哈利不听我劝，他从来没听过。谁也没听过我的话。”

        如果说母亲感到了震惊，那么我也一样。要知道，我多年来可一直都展现着礼貌得体的举止，可现在的我却突然喊出了声：“别管他们，别去打扰，别给他们搞破坏。”她向后倒下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你不明白……”“别打扰他们！”我粗暴地说道（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事）。这一事件证明，那些主张我本应该“反抗”母亲的心理学专家都想错了。只见母亲转过了身，踉跄地走了出去，茫然地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她站在了花园的树下——我们已经又搬了家——朝我露出了一个久久的、疑惑的、受伤的，尤其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接着她便走向了自己的车子，柔软无力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在我看来，父亲将死的状态几乎要比他的死亡本身更让人难以忍受。我并不曾意识到，母亲仍在梦想着自己能够回到过去，那时她还没到达农场，还没遭遇生活的粗暴对待。那处农场因最好的时光而命名为“科曼莎”，卖掉它的钱只够换成一座脏兮兮的小屋，这座我父母厌恶至极的小屋也叫“科曼莎”。不过，这些科曼莎的复制品就只是矮小的房子和临时的住处，真实的生活会再度开始。令她苦恼的女儿已经嫁给了冷漠的普鲁士人，而她的儿子将会娶一个美好的英国姑娘……也许他曾在医院结识过别的姑娘，就像她曾在皇家自由医院所经历的那样。接下来，她——艾米丽·莫德·麦克维格会发现自己……（她受洗时曾取名为“艾米丽·莫德”，现在省去了“艾米丽”。）无论怎样，她一定清楚自己的儿子所梦想的，唯一所梦想的便是回归为正确的真实自我，即身穿着旧式卡其短裤和衬衫漫步于灌木丛和大草原之中，毕竟他对成功的在乎程度并不多于自己的父亲。

        这是一件所谓残忍的事，但我确实没有看出它“残忍”在哪里。后来，我让哈利在没有受到责难和难堪的情况下迎娶了莫妮卡。这倒不是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娶不了她，因为在处理反对意见时，他的态度仍然是——从来都是——完全就把它忽视掉。在婚礼现场每个人都感到很满意，只有我母亲除外。她带着忧伤的语调对我道出了韵律简单的箴言：“儿子一直都是儿子，直到他有了自己的妻子。”

        “可是，”我恼火地说，“你还要做什么期待呢？”

        同此事并行发生的还有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星期天下午，我们带着宝宝一起去雅伦家作客。我们也许会在车里载满了人，但却绝不会带去任何一位可能使玛米·雅伦心烦意乱的人，比方说库尔特。我发现这个女人不好相处，她鲜少会赞许我和哥特弗莱德……战争把许多本不可能相遇的人们放在了一起，也许在雅伦农场度过的那些午后时光恰恰代表了这种不可能性。在回望中我看到哥特弗莱德穿着他一贯完美的服装，一头黑发光滑的打着油，脸上似乎还缺少一个单片眼镜。他正坐在那儿，从琥珀制的烟斗里吸着烟。这时候，玛米·雅伦正坐直了身体。她身穿“定制”小套裙，新做的发型就像刚刚梳过毛发的小狗那样。她轻快地问了一些非难的问题，并且在哥特弗莱德回答时给他递着茶水或者是由小揩布简洁包裹着的烤饼。

        “您是在德国长大的吗？”

        “雅伦夫人，您瞧，我就是一个德国人啊。”

        “那你怎么没有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希特勒。”

        “这么说，你是一个‘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喽？过去我们会把这样的人投入监里，而且也理应那么做。”

        “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问题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不，我不这么认为。那些正义人士是不一样的。”

        我跟大卫·雅伦的关系就跟与其他“老头儿”一样，不过我正在变得成熟，因此对他们的看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卫·雅伦喜欢跟我提起宗教。彼时的我仍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在我如今看来觉得幼稚的）那些论据都像是玩具兵式地排列在我的脑海里。他属于低教会派，坚定不移地信仰着神明。他有一头极其宝贵的公牛，才刚空运过来后便因为杀了一名粗心的黑人守护者而被射击了。听说要对这个动物执行死刑，人们都驱车来为它求情：满载着人的车子在周末而至，为的是要看看这个相当于“动物界泰姬陵”的家伙。不过，这样做却没什么用。“它做错了，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可它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过错，”哥特弗莱德说，“律法说，只有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当事人才可以因谋杀而受到惩罚。”“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的事情。”大卫·雅伦说。

        时间慢慢地向前挪动，挪动……我的生活零零碎碎，不过仍有个想法一以贯之——过不了多久（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就会离开这里。到了晚上，来做客的人少了许多。我们那些犹太朋友们去了以色列，西蒙辞世了，皇家空军的成员们也终于开始启程离开。我们似乎更像是站在某个宽阔的舞台之上，在这个好似沙漠一般的并无侧翼的舞台上，人们出现了，又离开了……有时候，躁动异常的我会离开哥特弗莱德，任凭他阅读拜占庭历史、研究俄国人或者是跟汉斯·森交谈，我独自一人沿着大街小巷踱着步……亮着的街灯已经没有几个，来往的车辆少之又少，这座清浅的小镇在繁星的重压下缩聚成了地上的一点，天空中的月亮一贯地在从某处高速运转到他处。我走在蓝花楹和塞德拉图树下，路过的一座座房子里溢出了灯光、音乐和电台的声音。你可以来来回回地走个一两个小时，从每座房子里也都能听到一样的曲调。

        我心盼望着，大家都在那儿……

        同一时刻，这样的曲调进入了每一户人家，进入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头脑，它让我更加向往爱，更加渴望能够逃离。等到十点左右的时候，一户户人家都隐匿在了黑暗里，我孤身一人走在昏暗的街道上，只有街灯的光辉为穿行在黑暗中的我打下一汪汪光亮。一切寂静无声，镇子里一片静谧。我站在大树下，抬眼望着月光漏过了叶子……日日夜夜，我没有一刻不想你……我从没想过会遇到困境。我会将自己发射到太空，发射到伦敦，但要依靠我自己的翅膀。“你到时候会缺钱。”“说真的，你有多严重的小资情怀啊！”“你到了伦敦，独自带着一个孩子，身无分文。”……无论怎样，这些都将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在我如今看来，当时的我认为事情理所当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前路会很艰辛。”一定有人说了这样的话，可即便真的如此，我也会选择不听。彼时的我给两位已经在英格兰的皇家空军成员写了友好书信，他们在回信中描述了战后英国的状况。不过信中的内容并没能让我感到沮丧，因为任何一点对困境的暗示都能鼓舞我的自信，“等到了那儿，我会很快地结交朋友，还会找到一个爱人。此外，哥特弗莱德也会一起去伦敦。我想，在离婚并分开生活后，我们两人会相处得非常融洽。”

        等我终于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哥特弗莱德依然还在阅读。他抬起了头，镜片闪着骇人的光芒。只听他拖长了语调问我：“你去哪儿了？”“只是散散步。”

        又或许他已经上了床。在我把衣服脱掉并四下抛扔的时候，他就躺在那里观看着这个过程。目睹他脸上的表情后，我匆忙地把衣物都收了起来，把它们放到了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

        一次，哥特弗莱德外出吃晚餐。我难以安静地待在家里，于是把宝宝放到推车里，带着他一起去了天色已晚的街道上散步。回到家，我看到脸色苍白的哥特弗莱德放松了那副绷在床边的身体。“你去哪儿了？”“只是散散步。”“怎么能在这么晚还把孩子带出去！”“为什么不能？天气很温暖，宝宝也睡着了。”“你不能这么做。”哥特弗莱德说，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我母亲所说的“这不合规矩。”

        “你不能那么做，可究竟为什么不能？”……我们的争论戛然而止，双双瞪视着对方，都感到心情沮丧，受困于深处的自我。我常常疑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哥特弗莱德。要知道倘若突然来了这么个兴致，他那任性冲动的母亲肯定就会把宝宝一同带到宴会去。更确切地说，前提是她获得了保姆的同意。

        对于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真的无法左右太多。

        “可为什么不能呢？”听到我的叫喊，他会说：“如果你不明白，那么我也无能为力。”接着他会生气地转过去那张冰冷的脸。“好吧，那我们就仔细来说说，试着把它搞明白。天啊，哥特弗莱德，我们可能会困在一起好多年，数百年……”“不，我不认为会有那么久。”“那行吧，可这样怒视着对方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只有六个月也是啊。”“我没觉得自己那是在怒视。”

        当我们的关系坏到极点时，通过淡化彼此最大的分歧——他讨厌文学，而我又喜爱文学——我们在对它进行着修复。哥特弗莱德和我找到了一本双方都能认可的书，它叫《圣杯的故事》。对这本书，我和他都读了一些。在闷热的房间里，宝宝也许还未睡着，他正在地上逗着自己玩儿。这工夫，我们俩人就在给彼此阅读。访客们都会感到好笑，既是因为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也因为眼前的哥特弗莱德在用他的德国口音，我在用南罗得西亚口音共同探索浪漫至极的地方……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前往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水塘边进行野餐。尽管如今已经被建筑物所覆盖，但那儿当时却有着树木垂荫的河道，在巢穴旁驻足和聒噪的犀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和哥特弗莱德为彼此大声朗读着，身边可能还有汉斯·森，哥特弗莱德的女伴，皇家空军成员，从南非来的客人。人人都觉得这做法顶滑稽，不过我们却保持着理智。

        一晚又一晚，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我散步在那些街道之间，压根没想过自己会遭遇什么危险。放到现在，无论肤色为何，任何一位年轻女人都绝无可能像那样地在街道上放心闲逛。如今，夜晚的街道上都潜藏着危险，每家每户都上着一把锁甚至两把锁，都养着看门狗，窗口都围着栅栏，游廊做成了牢笼。在这些小小的城堡内，黑人和白人家庭在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街边停靠的车辆都上着锁和链条。在过去那些年月里，房子，车子……没有一样东西是上了锁的，年轻的白人女性可以在午夜过后依然在外游荡。等终于到了伦敦后，我也时常会独自在夜里走好久，而且也从未想到过要害怕。在我看来，如今发生于城市，包括乡村在内的事情跟政府的政治或种族倾向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生着作用。

        可它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种疯狂的假设会引来嘲笑，但有没有可能，彼时的我们真的是在用音乐毒害自己？跟我同时代的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一天到晚地听着舞曲，而且这些曲子个个浪漫或感伤。它希冀着、渴望着、期盼着某个地方的某段时间，曾许下的诺言会兑现。有一天我会找到你……我们都沉浸在梦里。不过从那以后，音乐已经发生了变化，韵律再不会摇曳生姿或久不散去，它变得激烈、冲撞而又紧迫，声音如此之大，人们只能汇集了神经去听。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因忍受不了聚会上的吵闹音乐正准备离开，这时一位黑人女性过来问我：“怎么啦，宝贝？”听完我的解释，她说道：“这种音乐不能用耳朵去听，你得用自己的全身和神经去听。”神经？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某个人去损害、虐待或杀死他人，那么诱因有没有可能会是令其为之疯狂的音乐呢？萨满教巫医数千年来都在用音乐营造特定的情绪，士兵们在激动人心的进行曲中准备屠戮，教堂在用感召性的音乐团结信众，人们也都知道真正的精神导师们同样会利用音乐。可音乐这东西太过娇贵，它只得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专家来小心使用。尽管如此，在这个音乐汹涌的时代，我们却都将自己浸淫于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常常会利用专门为此设计的机械把它塞入大脑之中，但却从不会去问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站在个人立场上——我知道也有人同我一样——我认为发问的时刻确实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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