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7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面朝一座被茂密的森林遮蔽着的大山下达攻击命令。

        飞机与山炮轮番将炸弹和炮弹重重地砸在设置于山石和大树间的中国防军阵地后，步兵便如潮水般从东、北、西三个方向朝山上漫卷过去。

        这时，中国军队第4军军长欧震、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和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分别收到102师师长柏辉章发来的电报。

        他们在各自的作战指挥部里看着参谋人员在地图上将第6师团的标志由原来所在的岳阳移到位于湖北南部、湘鄂边区的大云山，不约而同地在心中暗想：阿南惟几这家伙此举是什么意思呢？

        方圆30多公里的大云山高耸于新墙河上游昌水的北岸，这座海拔千米，在当地看也拔出地平面800余米的大山森林茂密、山势峭拔、林间有各种野生植物、珍稀鸟类和小动物，冬天山顶有数月积雪。可惜其壮丽山色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那时并不被人们审美，在两国军事指挥员眼中，它道路狭窄崎岖，除步兵外其他兵种均不能运动，易守难攻；在地理位置上，它屏障湘北，由东北出横溪可通羊楼司，由东南下北港直至通城，由西北经桃林逼近岳阳。在湖南用兵，这座山是必争之地。薛岳早派欧震第4军一部据守，杨森27集团军部队屡次从这里前出袭扰敌后。按说打与不打湘北，日军都应尽早拔掉这根钉在家门口的钉子，但这时打，以主力劲旅第6师团打，又意味着什么呢？攻击大云山与整个湘北作战的关系是什么呢？中方将领们静观事态发展。

        7日、8日两天，欧震第4军的两个师在日军猛烈攻势下不断败退。由于侦察报告显示这两天日军在湘北没有大的集结行动，薛岳命杨森调两个师增援大云山，意为放出一只探测气球，看日军有什么反应。8日晚，58军新10师师长鲁道源和第4军所属60师师长董煜接到命令，率部离开湘北正面防线，迅速向大云山挺进。

        9日中午，第4军指挥部接到防守大云山的两个师分别发来的电报，日军由东、西两面强行突破两师防线并展开包围，请示撤退。欧震下令撤出阵地再做计较。上报薛岳后得到指示：严密注意第6师团攻占大云山之后动向。

        9日下午，第4军谍报员直接发电报给九战区指挥部，日军在大云山大量伐树构筑工事。薛岳由此判定日军在大云山作战目的单纯，就是为了扫清身边的威胁。于是他命令，撤出阵地的两个师和增调过去的两个师一起，反击侵占大云山之敌。

        10日中午，鲁道源率新10师自西而东向大云山快速前进。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大云山区，也快到了27集团军规定的到达时间，鲁道源命令后面的部队向前赶，缩小各团间的距离。当部队进入甘田北侧一条山谷时，尖兵分队报告：前面发现一支约3千人的日军部队迎面开来，距我前面团1.5公里。

        鲁道源脑子里刷地闪过一个念头：遭遇战。

        在中国将领们见仁见智地猜测日方意图时，已将军指挥部设置于岳阳的阿南惟几正在一步步地实施他的作战计划。9日中午，他接到神田正冢的电报：“已扫清大云山方面之敌，沙港河以北不会出现大量敌军。”阿南立即下达两道命令，一是命40师团快速隐蔽地接替第6师团在大云山一带阵地，继续牵制中国军队兵力和指挥机构的注意力；二是命第6师团迅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集结。

        40师团是1939年6月在本土通善寺新组建的部队。仗打久了，国内就没有那么多战斗力强的部队可派了。40师团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差，在第6师团攻下大云山后，阿南偷梁换柱，将它摆在大云山，换回第6师团到主攻方向。40师团长青木诚一接到阿南命令后，派出师团中战斗力相对最强的重松洁大佐的234联队先期出发，去接替第6师团主力13联队。

        重松联队所走的沿沙港河向北进入大云山区的路线正是出发时师团参谋长介绍不会出现大量中国军队的地带。所以10日中午，他们与中国军新10师遭遇时，最初的反应是非常意外和突然。

        遭遇战就是在意外和突然中、在狭路相逢中展开的。

        岳阳县志载：

        民国三十年七月十九（公历9月10日），国军与敌寇血战于甘田。午至夜枪炮声不息。寇亡百余，国军伤亡亦重。翌晨，山岭、水田、河畔、道路，随处可见遗尸，沙港河水为之赤。

        晚10时，40师团后续部队赶到，包抄新10师侧后，鲁道源急令撤出战场，改道继续向大云山靠拢。

        薛岳得知大云山地区出现了日军两个师团，又增调新11师助战。

        9月13日，第6师团13联队3千余日军在撤出途中被万余中国军队包围在甘田附近。薛岳精神振奋，频发电报遥控指挥，志在将该敌全歼。

        13、14两日，中国军队5个师将日军压缩在方圆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一次次向敌阵发起强攻，山岭丛林间不时爆发激烈战斗。14日下午，第4军102师官兵由西向东猛攻过来，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13联队被分割，陷于混乱之中。眼看胜利在望，中国军队士气更旺，冲锋号四面八方一起吹响。日军拼死将部队收拢在一处，向来路突围。

        突围日军并不知道，在他们的逃路上，已有一支伏兵翘首等待。那么等待在日军和伏兵前面的战斗与结局会是怎样的呢？

        原58军新编第10师3团7连中士副班长庞谷丰回忆道：

        “我们连的任务是插入敌人背后，由一个高地也就是山头控制一条向西北去的道路。这是敌人撤退的必经之地。

        “全连中午出发，急行军，一路上两次遇到敌机空袭，连扫带炸，亡3人，伤8人。连长请示营长后改走小路，但不久又接到命令，仍然走大路。小路近但难走，大路好走又太暴露，‘宁走十里平，不走五里山’，为争取时间，还是走大路。

        “执行任务的前两天我吃了变质的肉，坏了肚子，又吐又泄。这天行军时病虽好了，但浑身无力。卫生兵报告连副，连副让我把枪和背包放在连部拉弹药的马车上。我一路走得直冒虚汗，口干舌燥。

        “到了地方，就听见东边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不断。我们赶快挖出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战壕。我行军占了不背东西的便宜，做工事不敢再偷懒。

        “‘掩体掩体，掩护身体’、‘不想死得早，工事要修好’。这都是队伍上流传的口语，话虽土，道理却实在。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敌人大队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我们都知道，有几个师的兵力在这一带，已经包围了敌人一个团（联队），弟兄们心里都很有底，断敌后路，也有我们第3团2营3营两个营，怕什么？当时想。连长叫黄伟，他在巡视各班阵地时说：这一仗下来，看谁立大功。

        “打仗分好仗和坏仗。好仗是形势好，不费多大劲，战果大、伤亡少；坏仗是形势不利，费劲再大伤亡再多，还是个败。开始都想这一仗是个好仗。

        “那时立功也不合理。打了胜仗，立功的自然就多，如果仗败了，那么你再勇敢，杀敌再多，功也是多不了、大不了。‘败军之将，安敢言勇’，何功之有？像我们打的这一仗。

        “中午那顿是好大米、烧牛肉，大家吃得高高兴兴。卫生兵专门跑来说：‘要是不想肚子痛就莫要吃肉。’他走时还给我留下几片药。

        “卫生兵刚一转身，我就把那几片药一口吞下去，满满盛了一碗牛肉。那时候打仗，哪一顿都可能是最后一餐了，所以有句话叫：‘喝饱了不想家，吃饱了不怕死。’谁不想死也落个饱死鬼？

        “敌人来了。最初只听见枪子在头顶上嗖嗖地飞，迫击炮弹远一声近一声地炸，不见人。我趴在战壕里瞪大眼睛找目标，同时等待命令。

        “我身边是一个刚补充上来的弟兄，虽是新兵却有二十六七了，是当地人。他趴在战壕边沿，脸色惨白，嘴唇发紫，浑身打战。我说，不打紧，谁也不是天生当兵的材料，打几仗就好了。‘第一仗，打哆嗦；第二仗，木脑壳（发呆的意思）；第三仗，壮壮胆子抓俘虏；第四仗，打仗不误讲老婆。’

        “老一套，敌人摆好阵势之后，先是迫击炮朝阵地上轰，没有重炮就不怕了。我们连的工事损失不大，没有人员伤亡。接着是端着枪往上冲。

        “烟尘之中就能看见敌人的模样了。

        “在敌人两边和身后都是我们的人，敌人只能从我们的防线向西塘方向突围，正撞在我们的枪口上了。

        “规定由连长黄伟指挥机枪首先射击，步枪以此为号再一齐射击。鬼子兵由远至近冲过来，都是跑着，跑得飞快。我瞄上一个正对着我的端机枪、光着上身，头上扎条白布的鬼子机枪手，耳朵听着连里的机枪响。

        “400米、300米、200米、150米、100米了！我的心怦怦跳，那个敌人机枪手看得清清楚楚，壮得像头牛，一身硬肉。我心里慌了，那个鬼子好像盯着我的眼睛，好像再跑几步就要踩着我的枪杆子了！

        “这时候听到黄连长变了腔的喊声：‘打打打！妈了个×！’事后才知道连长带的那挺机枪坏了。

        “连长为了让全连听见射击命令，从掩体中站起身来，在下达完那声口令后，还没有来得及卧倒，脖子被敌人机枪打中两弹，当时就牺牲了。

        “连长黄伟是河南人，黄埔毕业。据说吹一口好笛子，但我从没听见过。

        “连长牺牲后，副连长刘某（忘记了名字，只记得一个排长曾说过他的外号叫‘三驴’，不知为什么这么叫）脱下外衣蒙上他的头让担架兵将他抬下阵地。在全连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的间隙，副连长让全连脱帽，他带头大喊‘为黄连长报仇’，一连三遍。

        “抬连长的担架经过我身后时，我看见血顺着衣服往下滴，传令兵大哭，我也落了泪。

        “副连长接替指挥，但是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前，他突然失踪了。

        “在连长下达射击命令时，我不由自主地歪头向连长喊声的方向看了一眼，因为原先规定是机枪为号。回头来再找那个日本机枪手，已经找不到了，我冒险伸头一看，见他跑到左侧。我紧忙构成瞄准线咬住他，正要射击，见他一头栽倒，血立即染红了头上的白布条。我暗骂一声，再寻找目标时，敌人已经冲上来，我们急忙投手榴弹。手榴弹在离阵地二三十米的地方爆炸，土和石子翻到阵地上。我看到有十几个日本兵竟然继续往前跑，听得见他们大叫的声音，离阵地也就是十几步了。

        “我脑子一下就乱了，心里想怎么鬼子不怕手榴弹了呢？这么多年了也不用瞒你，那会突然就想扔下枪跑。但这时候6班班长窦荣仁端起机枪大叫着站出阵地扫射，这股敌人倒下几个，剩下的往回跑，往回跑时又被弟兄们打倒几个。

        “窦荣仁是我们全连这一战中唯一立功的，就凭这一下子，没人不佩服。

        “敌人暂时退回去准备再次进攻，枪声稀落下来，担架兵在我身后不断线地走，我不敢回头看。

        “在补充弹药时，我忽然看见四五米远处那个新兵头歪在枪的一旁。

        “我吓了一跳，急忙过去看他。

        “走过他身边，没见枪伤先听到打鼾声。我朝屁股就是两脚，他惊醒过来，手擦着口水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想起有一个牺牲的老兵生前曾对我说过‘战场四大奇’，新兵尿裤子常见，但打着仗真能睡着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战场四大奇’：有屎屙不出，无尿拉（即尿的意思）一裤，中弹不觉痛，打仗打呼噜。

        “不多时，敌机十几架来轰炸，炸得好惨！全连牺牲十几人，负伤十几人。刘副连长一个个掩体走，对谁都说：‘好兄弟，坚持住，有部队增援我们，打好了给你立功。’

        “敌人又冲上来了，比上次还凶猛，队形排得很密，我们尽量沉住气，一枪一枪地打。

        “我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浑身冒虚汗。光想大喊，后悔不听卫生兵的话。我强忍着，那是半身战壕，半跪在那里打，我用子弹袋卷了一个捆，用腿顶在肚子上减轻疼痛，又打了十几枪，泄出来才不太痛了。心想‘四大奇’都是说新兵的，我有屎不也屙出来了？

        “这次没让敌人靠近，手榴弹起了大作用。我看见十几个日本兵冒死抢回一具尸体，估计是一个什么官，果然战后说我连毙敌一大队长。有两个兵争说是自己毙的，最后谁的也没算。还是仗没打好，丢了脸，功也不是功了。

        “送子弹的炊事兵是我贵州老乡，他说刚才睡觉的那个‘老新兵’还真行，枪法很好，自己说已经打死8个了，他说在家是打猎的。我朝那边看了一眼，见他不瞄准，一枪一枪的像是很有格外的一种章法。

        “天暗下来之前清点人数，全连战斗减员已过了一半，来了大约两个营的援兵，都援到我们左翼的2营那边去了。一边骂，一边吃着炊事兵送上来的米团子和卫生兵给我的药，战斗就打响了。

        “天说黑就黑，那天阴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敌人撇开我们连和9连两处制高点，直接朝大路上冲。我也迷了，这不是白送死吗？大路让机枪封得死死的，可敌人就是硬冲，大概是想利用天黑吧？借迫击炮爆炸的一闪，我看见路上躺满了尸体，敌人踩着同伴的尸体跑、爬、滚。我的枪可真是‘夜里放枪——瞎打’了，反正是朝有鬼子的方向打么！

        “我们一直忘记了一件事，就是这次我们几个营是插到敌人背后，拦截由大云山退回岳阳一带敌人的。至于我们背后会不会有敌人来，那是当官的想的事。

        “有一股敌人真的从我们背后摸上来了，大约是夜里9点或10点。战场上的时间最不能估计，有时候你觉着过了大半天了，连长一看表说，才一刻钟；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几小时。敌人从西塘方向赶来接应这些被我军包围的敌人。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有人在阵地上大叫：‘刘副连长！刘副连长！’听声音像是一排长，但没叫应。就在这时，机枪声从我们背后响起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包，我们根本就没有构筑向后打的阵地。敌人已经冲到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最糟的是这时没有人来指挥我们。我明白了刚才叫刘副连长就是为了报告这个严重的情况。无人指挥，腹背受敌，于是许多人就向两边撤退，或者也可以说是逃跑。黑夜中谁也看不见谁，我们班的人也失散了，我们沿着防线向2营阵地上跑，怕他们误会开枪，边跑边喊。2营的人不摸情况，有的也跑了，黑暗中听见他们的军官在吼：‘不准离开阵地，否则军法论处！’

        “敌人占领了我们连守的小高地，连打几发信号弹，记得有红有绿，正面的敌人潮水般朝那里冲过去。我连失守动摇了整个防线，我们旁边的8连9连也撤下来了。敌人朝那里走，友军的枪也朝那里打。我蹲在友军的战壕里，心乱如麻。

        “刘副连长上哪去了？如果他牺牲或受伤，该由排长代理。3个排长总不会都不在吧？按战场纪律，这时不论是谁都可以挺身而出，因为事关全局胜负，可是排长没有出来，班长也没有。如果不是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我敢不敢大喊一声：‘听我指挥？’也不那么简单，我还不明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失守的责任由谁负。听你指挥你就要负责，谁都知道如果丢失阵地引起严重后果，那是要掉脑壳的！可能没有敢出来就是因为这。

        “说战斗结束其实就是被围的敌人逃出大半，我们这些截后路的，和前面的、两边的部队也就只好收兵。第二天天刚亮时就看见山坡、道路、草丛，到处是死尸，有敌人也有自己人。我们7连的人找到营部接受收容的只剩12个，其中有两个排长，两个班长。

        “拂晓开始打扫战场，敌我尸体分放。我跟营部的人到连里守的那一段清理，班里的那个新兵阵亡了，仰坐在战壕里，前额中间中了一弹，血从后脑流湿了后背，脸上倒没有多少血。他是战前刚刚补充来的，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排长带他到班里介绍姓名时我正拉肚子不在屋里。这个不知姓名的士兵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战场上睡觉和不用瞄准但枪法很好。这一仗他打死了许多敌人，这是他的第一仗。我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走向阵亡人员集中的地方。从他头枕的战壕壁往下全是血，渗到土里许多。一个人就是那么多血，仗打多了，心里就有数了。

        “营部司书让一个排长与我一起辨认我们连阵亡人员，除了战前补进的20多名新兵认不全，共阵亡42人，包括连长黄伟。我们用心寻找刘副连长，擦净许多烈士脸上的血和泥土，说心里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没有。

        “司书气呼呼地对我说：‘136个，3个留守3个住院，参战130个，刨去死的、伤的、收容的，其余的都上哪去了你说！刘副连长（他当时肯定是叫着刘的名字而不称副连长，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哪去了你说！’

        “‘失踪了。’我说了一句废话。

        “失踪，可能死了，也可能逃了。两个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一个‘失踪’上‘一视同仁’，对死去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哟！连里有句话：‘宁死莫要残，失踪说不清。’

        “的确说不清。

        “古语说：‘哪个庙里也有几砣冤屈的鬼。’死不出一个明白的，都是冤屈的鬼。

        “这一仗后，还好没有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两个排长按当兵时间长短当了正副连长，两个班长当了1、3排长，又调来一个黄埔生当2排长。

        我这副班长自然也提升班长。不怕你不信，那时候只要不当逃兵就算是好兵了。

        “有一天，排着队唱着歌来了一百多名新兵。年纪轻轻，新枪、新军装，真精神！一说都是分给我们7连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止不住。”

        日军13联队突围大半，随即加入湘北进攻行列，薛岳功亏一篑，十分气恼。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初的大云山之战这段内容十分丰富生动的历史见诸文字时却索然无味：“民国三十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中，向国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由大云山东西两侧突破，该军撤守。10日，日军进至昌水（新墙河上游）北岸并扫荡大云山区后退去。国军向大云山增援之第58军再收复该地区。13日与日军第40师团于甘田、八百市地区遭遇，发生激战，曾予该日军重创。至17日，仍相持于港口、甘田、八百市之线。”

        9月16日下午4时，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接到日军在岳阳一带集结重兵的情报，情报列出的日军部队中有第6师团。杨森大惊。

        阿南惟几瞒天过海，耍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见效的阴谋。现在大云山一带摆着中国军队5个主力师，且都在与当面日军纠缠混战，一时难以抽身，而日军一场大规模进攻已箭在弦上。

        杨森将敌情和自己的判断报告薛岳，同时提出尽快结束大云山作战回防湘北的意见。他提议两日内结束战斗，只留102师在大云山一带监视、袭扰日军，其余4个师于18日零点前赶到新墙河以南加强正面防御力量。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作战行动在这一天开始，多年后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发起进攻的时间也定在这天，这一天恰巧还是日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爱子阵亡的日子。

        阿南惟几用一支红色铅笔，在日历上将这个日子重重地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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