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战区长官孙连仲致余程万电：

        我各级干部应以坚定不挠之决心，再接再厉，歼灭丑虏，发挥我革命军人之传统精神，光大本军辉煌之战绩，以达成保卫常德之伟大使命。

        余程万致孙连仲电：

        职师四面血战已达七昼夜，虽伤亡惨重，但士气尚旺，我全师官兵谨遵钧座意旨，咸抱与常德城共存亡之决心。另：现八二迫炮弹、七六二山炮弹告罄，恳切饬接济，并饬外线友军挺进。

        根据抗日史料记载：（1943年11月）25日，该师虽迭挫敌锋，奈因城外据点工事尽毁，且牺牲甚重，乃全部退据城垣固守，常德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

        

城东：敢死队出击

        57师的兵员来自天南地北，参加常德会战前以河南、江西、江苏、湖南几省兵员居多，映着部队作战地域的影子。抗战时一般是就近补充，军队中同省便是老乡。作战中连、营、团之间有个比较，各省兵之间也有个较量，互不服气中有为故乡争光的积极因素。往往一仗下来，单位和个人评功授奖之后，“南蛮子”和“北侉子”之间、“老表”和“老倌”之间也要在私下里评议一番，看谁比谁过得硬。这种现象属于特定军营文化范畴，具有普遍意义，且历来如此。

        但在常德会战之后，169团1营1连3排8班中士、江西人牛维彬就再也没有了地域老乡的意识。与他有生死之交的3个人分别来自湖南、江苏、浙江3省，他们4人就是那一仗下来1营的全部幸存者。

        11月24日，日军向东门城楼外的沙河、四铺街展开猛烈攻势。这一带在战前是城东一处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区，守军在密布的房屋之间打出墙洞以利机动，在墙壁上凿出小孔以便射击。从24日清晨开始，守军一个营压着对方3个大队千余人，直至25日黄昏，没有一个日军越过阵地。阵地前日军陈尸数百，阵地后躺着这个470人的营近半的烈士与重伤员。

        26日，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飞机投下燃烧弹，城东一带燃起冲天大火。那天中国空军出动战斗机20余架，击落敌机两架，炸掉敌供应仓一座。但对已经抵近城垣的日军则无可奈何。

        牛维彬回忆说：

        “工事大部分被炸毁，四下房屋大火熊熊，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有的人就昏倒了。连长命令1排去扑灭大火，2排3排坚守阵地。其实那时一个排也就剩下十几人了。

        “敌人轮番向前攻，被打退后就再用炮轰我们的阵地，轰一阵再攻。每一轮，我们的人都有伤亡。那时候每人都心里想，这次该轮到我了。

        “营里有一个督战队，十几个人，左手臂上戴着红色袖标，由副营长带领，他们的职责是监视各阵地的士兵不让后退。我们对他们心里有气。这些人总是横眉竖眼的，好像人人都要当逃兵，有时候去拉屎都看你两回，其他部队还出现过没弄清情况就毙人的事。

        “26号那天，各阵地的人死伤差不多了，副营长把督战队的人分在各阵地，边打边督战。分到我们排的是个老兵，大约30岁，不到10分钟就被敌人炮弹炸死了。

        “那天大约是下午4点，房子烧光了，阵地没有了依托。营长副营长都牺牲了，我们1连连长也牺牲了，全营由2连孙连长（名字忘记了）代理营长。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近，眼看阵地就要失守，这个时候孙连长大吼一声：‘组织敢死队！’

        “全营剩下能打仗的人不过百，其中还有许多是轻伤员。要说人到急了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想了，不多时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孙连长挑出十几个，都是最精壮的。打开几箱手榴弹，每人抱一捆，有的还往腰带上再插几颗。我们向他们敬持枪礼，他们不还礼，也不看我们，按连长的要求进入位置。我看见有几个人眼里淌泪，也不抹，抱着手榴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敢死队中有三四个是戴红袖标的督战队员。

        “那时候，守阵地没有命令打光了也不能撤，撤退就枪毙，但组织敢死队都是自愿报名的。敢死队有去无回，他们把名字、家乡、父亲或母亲等取得联系的家人名字说清楚，由军官记下来。敢死队的抚恤金比一般阵亡高一倍。

        “一样的死也有想死和不想死（意为主动和被动）之分。有的人再苦也要守到最后，不舍弃活的希望，也有人想，人生不过一死，不如死得光荣些。但是那会儿我们都年轻，谁的心里不想在战争中活下来，看看胜利后的好光景。

        “孙连长指挥全营又打了个把钟点，天将黑时，敌人组织了一次强攻。孙连长命令隐蔽，不还击，看看敌人近了，他一挥手，敢死队大叫着就向敌人稠密处冲了上去……

        “冲上来的敌人被炸死一片，敢死队员全部阵亡。敌人也知道这是最后一下子了，很快又攻上来。我们拼死顶着，手榴弹扔完了用机枪，机枪弹打完了来不及压子弹就用步枪，最后是拼刺刀……

        “最后关头，孙连长命令我和另外4个人掩护营部司书到团部交文件和名册，司书把文件捆在腰带上，腰带外面再绑上两颗手榴弹以防万一。

        我们乘天黑一路猛跑下了阵地，身后一阵手榴弹和机枪声，能听见响在我们的主阵地上，是敌人打的。

        “我们走打铁街进东门，不想不到两华里路程，路上一个兵摔了一跤，头碰在一个石头尖上，碰出一个老大的血窟窿，竟然死去了。进城后只有我们4人，应该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没跟上来，但不可能是逃跑，因为条件不允许，逃跑会更危险，就这么失踪了。

        “到了团部，我们4人在一座工事内见到副团长高子曰中校，司书边哭边向他汇报了1营的几天战况，高副团长又询问了一些阵地当面日军的情况。正说着，一名参谋报告说，1营四铺街阵地失守，再没人回来。

        “我们几人听后都哭起来，高副团长和那个工事中的人都脱帽向我营阵地的方向默哀。

        “我们被编入团直特务连。那一仗我们4人都幸存下来，其中罗仪右腿负伤，战后截肢。其余都挂些轻伤，特务连在后来的战斗中也伤亡了大半……”

        牛维彬老人接着说：“能从那时候活下来真不容易。”169团1营的4个幸存者来自4个省，那一仗使他们成了比兄弟还亲的战友。可惜牛维彬在1944年秋天因病退伍回到江西宜黄老家之后，就与他们失去联系了。听说浙江的杨子宾死于1948年山东战场，江苏的罗仪解放初期病逝，湖南的党崇德即营部司书不知消息，如果活着，今年也该有90岁了。

        

城北：火牛阵

        11月26日黄昏，北门外贾家巷，171团1营3连阵地。

        中尉排长殷惠仁从昏迷中醒来时，耳畔一片蜂鸣，左腿痛得钻心。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被那颗炮弹炸死，但负了伤。使劲睁开双眼，他感到面前的世界一片模糊。

        26日下午4时，殷惠仁率领全排随连队一起跑步出北门接替了169团3营两个连在北门一带的阵地。接过来的工事残破不堪，撤下去的两个连只有40余名轻重伤员。殷惠仁心中掠过一个预感：成功与成仁，就在这里了。

        169团的人还没撤完，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连沉着应战打退敌人两次冲击。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覆盖阵地，无遮无拦之中，连长、副连长、30多名士兵在炮火中阵亡。殷惠仁是1排长，又是资历最深的排长，立即宣布自己代理连长。刚走完一遍阵地，又一轮炮火砸下来，他只觉得眼前一黑，耳畔的一切嘈杂戛然而止……

        殷惠仁咬紧牙关，从地上爬起来抖一抖遍身的瓦砾和尘土，坐在地上，扔下被打烂的鞋子，见炮弹削去了他的大脚趾，伤口处骨头露着白茬，鲜血和翻开的皮肉模糊一团。

        摸一摸身上，想起急救包已经在刚才给一个兵用上了，从身旁一名烈士身上找到一个没用过的急救包打开，将伤口包扎好，抓过一支步枪拄着，他艰难地站了起来。

        这时已是黄昏，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刚被打退，300多米长的阵地上只剩下30余人，士兵们还在殷惠仁排3班长指挥下从死者身上收集子弹、手榴弹，准备着下次战斗。3班长见排长醒过来，忙走过来扶他坐在地上，告诉他2、3排长也阵亡了，他自己宣布代理连长。1排只剩下7个人，排里正副班长也只剩他自己了。他说着将水壶递给殷惠仁。

        殷惠仁想起在军校时曾学过，受伤失血后不能大量喝水。他仰头喝了一口，润润嗓子。3班长说：电话线断了，不知团部对贾家巷阵地的防守有没有新打算。殷惠仁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天黑下来，日军的炮弹又在阵地上爆炸起来，一轮新的进攻又开始了。殷惠仁忍着伤痛，命令全连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炮击过后，殷惠仁听见日军进攻方向人声高喊，他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问身边的一个兵是什么声音，那兵说：“鬼子在嚎哩。”

        正说着，只见一只只巨大的火球在黑暗中朝阵地滚了过来，十几只、几十只、上百只，殷惠仁和士兵们都愣了。忽然不知谁喊了声：“丧天良的，这是牛呀！”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大将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成为中国古代战史中的一个特殊战例。此时，日军将农民的耕牛捉来，身上绑满被褥，浇上汽油，蒙上眼睛，驱赶到阵地前沿，一把火点燃，以枪声和叫喊将它们赶往守军阵地。

        殷惠仁下令射击，被火烧得疼痛至极的牛们在弹雨中或横冲直撞，或中弹倒地，或中弹后更加疯狂地左冲右突。有几只径直朝3连阵地冲上来，一股煳臭气味在阵地弥漫开来。

        殷惠仁将3班长叫来，命令他立即回团部报告情况，报告团长，1营3连全体成仁了。

        3班长双膝跪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殷排长，请记住我的名字，74军57师171团1营3连3班上士班耿家梁。”

        据战史载：

        贾家巷阵地被敌炮火摧毁，排长殷惠仁中尉率剩余官兵8名，仍继续苦斗，脚部负伤犹裹创指挥战斗，迨敌迫近，该排长以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贾家巷遂告失守。

        40多年后的一个春天，广东省连平县曲塘乡老人耿家梁去广州看望女儿。女儿耿囡在“文革”后第一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广州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执教。在广州逗留的日子里，耿囡将父亲的抗日经历写成回忆文章。

        文章先后被6家报纸杂志退稿。耿家梁说：“算啦，过去的那些事，没得人愿意听啦。”

        耿囡说：“不。”

        

城西：最后一个人

        据战史记载，171团3营9连，战前实力为134人。

        鼎新电灯公司是位于常德西门外的一处较大的建筑。171团3营9连于25日中午接替170团两个连的防守，至26日上午10时，全连伤亡70余人，奉命撤至大西门继续抵抗。连长宋维钧清点人员、带好伤员和武器正要撤退，日军攻上来。3排长李少兴对连长说：“你们快走吧，我来掩护。”

        李少兴，黄埔16期，23岁。

        日军对鼎新公司志在必得，不知守军撤退，不知打退这次进攻的只有一个排长带领6名士兵，就近组织了近百门大小炮和数十挺轻重机枪，先是一场近40分钟的粉碎性轰炸，继而编织起十分密集的交叉火网。李排长从废墟中挣扎爬出时两耳已震聋，周围一团寂静。他从炸塌的工事中扒了半天，只扒出一名活着的士兵，他认得是湖南籍新兵杨大田。杨的左脚被炸塌的工事砸成骨折，一拐一瘸地跟着排长往回撤。这时日军又冲上来，这次是从阵地右侧渔父中学方向绕过来的。李少兴推了杨大田一把，自己又返身回去。

        杨大田叫不住李排长，想起刚才同他说话时他指指耳朵，摇摇头。杨大田站不住，爬着往回撤，不一会，只觉得他身子紧贴着的大地震颤了一下，回头看，老大一股烟尘直冲云天。

        他想到，阵地上还有一大箱手榴弹，箱盖刚刚打开，手榴弹整整齐齐分5层每层8枚摆在箱里。

        杨大田还想起，171团3营9连3排，人数也是40。

        9连撤到西门后，连长宋维钧率残部加入7连阵地一同坚守。副营长雷拯民率领这一个半连与鼎新电灯公司方向攻上来的日军激战一昼夜。雷副营长阵亡，7连连长、副连长、各排长，9副连长、各排长，7连和9连士兵，先先后后倒在岗位上。西门阵地上，最后只剩9连连长宋维钧一人。

        关于最后一个人的最后的故事，周询着《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书载：

        ……城上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敌人见城上没有动静，满以为守军全部阵亡，乘机向城门靠拢。谁知泥土里突然爬出宋连长，他手持手榴弹，向接近城门的敌人猛掷过去，随着一声巨响，这些敌人全作了无声的凯旋，而幸存的敌兵仍踏着敌尸继续靠近城门。宋连长此时已手无寸铁，只得隐蔽在城垣角，他出其不意夺过敌人的枪，向敌射击，敌人倒在地下，然而，我们的宋连长也壮烈牺牲了。

        

城南：毒心毒气

        全长800公里的沅江发源于贵州都匀县的云雾山，它紧贴常德城南流过时，水面宽约400米，江心水深约3米。沅江既是守城的天然屏障，又截断了守军退却的道路，余程万在部署防守时曾对团长们说：此战是背水死守。11月24日清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占领了位于沅江南岸的南站后，随即组织强渡沅江，形成了对常德的第四面攻击。

        原171团3营8连5班上等兵，75岁的姜兴老人回忆：

        “我们连从郊外节节抵抗退到城南江边，在南门一带阻挡敌人进犯。日本的炮很厉害，工事被破坏得很严重，弟兄们在乱砖碎石中顽强防守，顶了两天一夜，全连已经不足30人了，许多人是裹伤战斗。

        “那天上午天阴着，零零星星地下着小雨。敌人又炮轰阵地。3排长姓尚，军校毕业生。他最先发现敌人又使用毒气，在迫击炮弹中夹着毒气弹，他一边在阵地上跑一边喊：‘快戴面罩！’

        “我在1941年上高会战光复泗溪战斗中过一次毒，毒气烧伤了肺，一个多月后才恢复。那一次全连有30多人中毒，轻重不一。在上高会战和另几次战斗中，敌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施毒气，但常德会战就不是这样，只要风向顺了就放毒！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这般狠毒。

        “听尚排长喊，我赶快把背在身后的防毒罩打开套在头上，但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面罩被弹片打了一个小口子，漏气。当我摘下防毒罩转身从死去的弟兄身上取一个时，已经有了呼吸困难、肺里火烧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已经中毒了。

        “如果那时候心慌，到处乱跑，那肯定就完了。我沉住气，屏住呼吸，将那只漏气的面罩戴在头上，用手紧捂住损坏的地方，原地坐着，慢慢试着呼吸。那时憋得我真想宁可不要命了也要痛快地喘几口气，心里恨透了日本鬼子。

        “我听见阵地上枪炮声响了好一阵子，心想：阵地完了。

        “后来才知道是下雨救了我一命，毒气在雨天失效快。我蜷在一个掩体中憋了两个多小时，头昏昏沉沉。等恢复呼吸时，恶心又吐不出东西，不敢深呼吸，头痛得像要爆开，眼睛也模糊得看不清东西，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我硬撑起身子看一眼阵地，看见有一些鬼子兵进城门向城里走。我在一片尸体中躺到天黑，摸着爬出城，沿河向东走，躲躲藏藏，走了4天，才脱离了危险。

        “中过毒算不算战场负伤？我从40岁后肺就不好，60岁以后一直是肺气肿、气管炎、肺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安慰自己：比起死去的弟兄是捡回条命，人活70多也不算少了……”

        姜兴老人说，犯肺病时就想起日本人的毒气，两次中毒，使他今生今世再难同日本人化干戈为玉帛。听说北京有人进行民间索赔活动，他到处打听，想在“亿人大签名”中签上自己的名字——以抗日战争中负伤老兵的名义。

        自解放后，老人坚决抵制日货，不用一件日本人生产的东西。直到1989年，当他得知家里那台使用了8年的名牌国产彩电机芯是日本生产的时，无奈地叹了口气：“40多年了，也许那些事情真的是应该过去了。”

        沅江北岸。沿岸望去是满目掩体、战壕和碉堡的废墟。171团直属特务连手枪排上等兵田景昕随两个班士兵保护团长杜鼎指挥反击战斗。他在这里看到了至今不能忘记的一幕。

        从江岸阵地到中山南路、下南门，到处横陈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弹坑和炸点附近随处可见残肢断臂。死于枪炮的人鲜血凝结为黑褐色，而亡于毒气的人则脸色乌青，嘴唇发紫，许多人在死亡前撕碎胸前的军装、抓烂胸口的皮肤，表情极痛苦。

        田景昕说：“有好多人死了眼睛还大睁着，嘴大张着。他们死不瞑目，还在看，在喊！”

        他们在向今天的人喊！

        他们在看我们在今天做什么！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载：

        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

        据这份文件统计，日军在常德作战中共使用毒气74次，毒剂种类以“窒息性”、“糜烂性”、“喷嚏性”为主。在常德城区，日军6次以毒气作为攻陷守军阵地的主要手段，我军中毒者伤亡逾千人。

        日军在常德作战中不但使用毒气“为抗战以来所仅见”，而且还在1941年11月4日用飞机空投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使常德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中极少数受细菌武器攻击的城镇之一。此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当时的湖南省卫生处主任技正邓一韪，以防疫特派员身份率防疫人员前往鉴定疫情，组织防疫。解放后，他撰写《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一文，详细记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日寇这一滔天罪行及对常德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文章刊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在文章中，邓一韪老人对国民党政府当时未在报纸上揭露日寇这一罪行和抗战胜利后未向远东国际法庭就此提出控诉深感困惑和气愤。

        11月26日，常德战火由城垣烧向城中。晚7时，57师司令部统计各团、师直属队战斗实力。统计显示：全师战前8315名官兵，至目前尚能战斗的，含各级机关、指挥员，只有936人。

        师长余程万下令：“自即刻起，所有排、连、营长，均不得变更位置。”最坏的情况已不再是一种预料，而正在变为现实。

        余程万将师直属各单位人员的大部分编入各团，将炮兵团那些打光了炮弹和打坏了火炮的炮兵百余人编入步兵。他来到城内3个急救站，动员出50余名尚能拿枪的伤员返回阵地，而阵地上的士兵们已很少有不带伤的了。

        此时，常德城悬在一根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无线电台天线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维系这座孤城，支撑着这支孤军的心。

        六战区长官孙连仲电：

        奉委座面谕，此次保卫常德与苏联斯大林格勒之役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有关援军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

        九战区长官薛岳电：

        岳以大军援兄，敌必溃退，望传令将士，坚守成功。

        日军一寸一尺地逼近，守军整班整排地牺牲，57师上至师长、下至士兵，所有人都想到过人尽城破的终局，但守城任务怎样完成，如何能让死去的战友瞑目？

        援军，援军啊！此时你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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