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是一场闹剧，同时也是一场笑剧，时人天忏生便在《复辟之黑幕》中将其间的种种笑料丑闻录下，姑撷取数则，以飨读者。

        在复辟的季节里，最宝贵的莫过于脑后的那条辫子。众所皆知，张勋不但自己留辫子，他的军队也全留辫子，“辫子军”实乃名至实归。据说，张勋在去见清帝的时候，太保世续说辫子与时世不合，劝他将辫子剪去。张勋听后大恼，便在清帝面前起而为辫子辩护：“我手下的兵，个个都有辫子。这些兵之所以要有辫子，这在军事上关系重大。正因为我的兵都留辫子，所以奸宄之徒就难以混入。如今这些乱党奸徒，岂不个个都是没有辫子的？”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张勋乐不可支，拍腿掀须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在这些复辟大佬中，众人的辫子都保留得完好无损，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而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夫子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夫子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当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

        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李经羲愤愤地道：“真是这样吗？那李盛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成员之一）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室大臣，快回去蓄发，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经羲冷笑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呢！”说罢，李经羲便出京跑了。

        说到李经羲，张勋在赴京途中还特意在天津把他拉上，两人一起上北京。在火车上，李经羲见张勋携一巨匣，呵护备至，似乎里面装有极其重要的物件。李经羲觉得奇怪，便问张勋里面何物，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李经羲禁不止好奇，一再发问，张勋这才神秘地低声说，里面乃是“靴帽、袍褂、翎顶也”（即清朝官服）。李问他带这个干吗，张勋说：“我久不见幼主，这次顺便去宫中叩见请安，你也是先朝大臣，何不跟我一块去觐见？”李经羲心想我是民国的内阁总理，怎能去参见前朝废帝，于是便以未携带官服为由加以推脱。张勋却认真地说：“这个无妨，我这里备有好几份，届时借你一套即可。”李经羲因为他开玩笑，便随便答应了。

        等到了北京，张勋真的马上要去宫中觐见宣统，临行前硬要把李经羲拉上，李经羲觉得多有不便，便以无官服而婉言谢绝。张勋很不以为然，随手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硬戴到李经羲的头上，还大笑道：“张冠李戴，有何不可耶？”最后走到半路上，李经羲才找了个借口跑掉了，这大概是张勋没有给他封官的原因之一吧。

        张勋复辟后，给总统黎元洪拟了一个奏请归政的奏折，但在批词上却对黎元洪的称谓颇为踌躇，开始想称之为“总统”，觉得不甚妥当；后又拟称之为“该大臣”，但民国元首，终究不该用“大臣”称之。想了半天，很费脑筋。最后，康有为说，不如称之为“该员”，最为妥善。众问其故。康有为说，中国本归陛下所有，前因辛亥革命，陛下为息事宁人起见，这才将天下大事委托给袁世凯管理，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这两人不啻于陛下之“管理员”也，因而称“该员”最好！

        随后，张勋派梁鼎芬为代表前往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奉还大政，然梁鼎芬从未行过鞠躬礼，勉强行之，样子实在令人发噱。只见他弯腰曲背，两手置地，首低胯际，臀尖高耸，礼毕后面红颈赤，气喘如牛，远不如跪拜礼来得自在。等到复辟失败后，梁鼎芬又去见黎元洪，口称大总统，行跪拜礼。黎元洪冷笑道：“阁下如何前倨而后恭耶？”梁鼎芬腆然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张勋复辟后，给自己印了个名刺，这个名刺不一般，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见到的人无不发笑。而张勋却得意洋洋，自以为有清一朝，就没有比他更风光的了。

        张勋受封“忠勇亲王”后，其爪牙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唯独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有两个侄子，一名弼廷，一名敏斋，他们也是反对复辟的，曾相与劝谏张勋说：“吾叔负天下之重，万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如今在你身边奔走献策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岂可入其彀中？”张勋听后，拍案怒骂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其实张勋自己到底懂得什么，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段祺瑞马厂誓师后，东路讨逆军随后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在这次战斗中，倒有一事值得记录一笔，那就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并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了炸弹。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而且还是轰炸了紫禁城。

        据记载，紫禁城总共挨了三枚炸弹，虽然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但这足以吓得宫中的小皇帝溥仪、太妃和大臣、太监们魂飞魄散了。在炸弹扔下来之后，这些人慌作一团，纷纷扎进床下，仿佛睡觉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虽然没有爆炸，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给吓个半死。

        陆军部尚书雷震春，是最早参与复辟的，听说张勋之所以让他做陆军部尚书，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起得好，“春雷滚滚、震耳欲聋”！这位出身小站的震威将军，曾做过江北提督、第七镇统制，在袁世凯时期便是复辟老同志了。这一次被封为陆军部尚书，雷震春穿着崭新的朝服，乘坐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便从车中跃出，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都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大人，痛否？”雷震春说：“心乐则不觉痛。”

        谢恩后，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北京，雷震春只好化装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化装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直隶省长朱家宝是积极响应复辟的地方大员之一，他原本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写得一手好书法。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位安徽巡抚迫于形势而“反正”，谁知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结果这位自封的安徽督军只好趁夜缒城逃走。这一次，他听说自己被封为民政部尚书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但命全城挂上龙旗，自己还命人在大堂上摆起香案，望阙谢恩，行三拜九叩大礼。

        朱家宝行完礼后，由于久疏跪拜，竟至于不起来，最后还是靠身边的兵丁将之掖起。回家后，朱家宝为防止届时觐见时失仪，特意每晚练习跪拜，直至膝腿酸软为止。没想还不到三天，他便被段祺瑞的讨逆军逼出了督军衙门，天津也重新挂上了五色旗。这下好，朱家宝尚书没有做成，直隶省长也丢了，恨得他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

        辫子军与讨逆军作战失败后，张勋只好向清室请求辞去直隶总督及议政大臣之职。清室问张勋意欲何往，张勋说要率队回徐州，并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40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40万岂不是花5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50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400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之时，张勋任命的那些伪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查了劳乃宣的生卒年份后，却发现劳老死于1921年，想必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

        说起这个劳乃宣，乃是一极顽固的老翰林，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倒是同时被任命为法部左侍郎的江庸，反有自知之明，他在接到任命上谕后，惊诧莫名，随后致函张勋调侃道：“我既无复辟之资本，也未与公等之密谋，陡然间获得这个职位，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想必是我之前曾任司法次长，对民国新法律稍有知识与经验的缘故。但我对于帝国之法律，从未问津，如公等非要我做这个职位，我只好先入帝国法律大学校，等学有心得并获得毕业证书后，再效驱驰也不迟。如能虚位以待，亦可也。”江庸并非复辟一派，任命他为法部左侍郎，岂不荒唐？

        复辟失败后，之前积极参与的遗老们大部分都提前逃走了，只有几个倒霉蛋被讨逆军捉住。最先逃走的夫子康有为，他老人家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便东躲西藏，逃跑的经验最足，因此，这次他仍旧化装成老农，逃之夭夭。

        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跑，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十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慈禧太后也悬赏十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通缉名单中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圜所致。

        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十万两银子，我这次是两个十万元，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地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两个张勋来！”

        有一次，张勋和康夫子又在一起吹牛，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即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有’和‘为’这两字。”张勋听后，想了一会，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

        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张勋听说后，怒道：“他啥事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弼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地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须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支小枪，我身边还有支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厉害些！”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老同志却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张勋听说后大喜，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你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都已经明显来日无多，多少当官带兵的人在一夜之间便反了水，可唯独张勋仍旧死不认输，效忠到底，结果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将南京光复。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譬如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就沾了不少光，张勋给每家造了一座大瓦房，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譬如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那都是张勋出的钱，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上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灯火，可供晚上唱戏。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有求必应，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

        张勋有一个沉醉多年的爱好，这便是京剧，而且他也算得上发烧级的票友。在讨逆战中，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掀须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断’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砍成两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更不足虑。那《三国》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百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

        说到这里，张勋得意得手舞足蹈……其实这些段子都来自京戏《长坂坡》，而张勋也一直自命是莽张飞第二。

        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寿七十，一些戏苑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来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儿当然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菊仙，张勋是他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六百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长流，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在张勋死后，孙菊仙甚至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了。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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