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里格当，当里格当，民国有个张宗昌，山东的民谣就这么唱：“张宗昌，吊儿郎当，破鞋破袜子破军装”；“张长腿，有三多，兵多钱多姨太太多……”

        大文豪林语堂曾在1940年出版的《爱情与讽刺》一书中写过一篇名叫《狗肉将军回忆记》的文章，让乱世军阀张宗昌大名远扬，几乎超过了他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不过，“狗肉将军”这个绰号的来历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张宗昌喜欢吃狗肉”，非也非也。

        “狗肉”者，非张宗昌爱吃狗肉，乃是喜推牌九、好赌之缘故，因为当时牌九俗称“狗肉”；另外，也有人说，张宗昌做山东督办时，某次阅操突然闯入一条不识相的野狗，这无主的畜生不但咬了他的坐骑，还咬破了他的皮靴。张宗昌被这么一吓一咬，大发雷霆，随后就下令在济南城内全员出动打狗（打死后大家吃狗肉）。此令一下，济南的大街小巷里满是手持大棒的警察士兵，他们见狗就打（也不看主人面了），数天之后，狗尸遍地，狗踪全无，张宗昌由此也被人称为“狗肉将军”。

        张宗昌的绰号前面还有三个字，那就是“三不知”。所谓“三不知”，就像民谣里唱的那样，这位“狗肉将军”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是也。

        先说第一个“不知”，张宗昌的部队成员复杂，有华人、有俄人，有土匪、有正规军，器械也是各种制式，新旧不一。由于张宗昌特别喜欢招兵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对那些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基本是来者不拒，如后来也成为军阀之一的孙殿英，便是张宗昌做山东督办的时候收编的。张宗昌扩军也不管人数，投奔的人报多少是多少，还没多长时间，就搞十几个军出来了，所以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条枪、多少人马。

        第二个“不知”，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没有冤枉他。和其他军阀相比，张宗昌的搜刮能力是一流，当时山东的各种捐税、摊派、军用票，完全就是随心所欲地乱来，碰上其他军阀，好歹都要顾及点自己的乡土情谊，但张宗昌对自己的家乡也一点不放过，这点做得够狠。不仅是各种苛捐杂税，张宗昌还公开地走私贩毒来养活他的军队，父老蒙羞亦在所不惜。

        第三个“不知”就更搞笑了，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但这事还真的一点不假。据民国报纸报道，有一次张宗昌去千佛山登高，只见他身穿长袍马褂，口里含着雪茄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四十几个奇装异服的年轻女人，一个个油头粉面，身旁还有众多的丫环伺候，其姨太太之多，可见一斑。事实上，张宗昌不但姨太太多，据说还是“八国联军”，日本、韩国、俄国的，品种齐全，应有尽有。最荒唐的是，张宗昌喜欢逛窑子，看上了哪个窑姐就带回去做姨太太，并在外面弄个房子，派两个卫兵，挂个“张公馆”的牌子，就算多了一个。但过段时间，张宗昌忘记了这位“新人”，卫兵撤回，这“姨太太”也只好重操旧业，所以有嫖客经常戏言：“走，跟张宗昌的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不恼，一笑置之，其荒唐可知。

        “狗肉将军”荒唐固然不假，但其成名立业也不容易。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其父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住乡间一破屋中。据说，张父某日从外面做事回来，饥甚，就炉煎粥却老打不着火。这时，一贫妇路过看到，便笑道：“大男人怎么做得来这个，我来帮你吧！”粥做好了后，张父邀请这女子一起进食，由此常相往来，结成伴食夫妇，并生下了张宗昌。

        据乡人传说，张宗昌的母亲身材高大，力气过人，用一只手便可轻轻地挟起一口袋粮食，乡人常嘲笑她，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大脚”。由于张家田少家贫，有一年闹灾荒，家里揭不开锅，张父便外出谋事，张母在家饿得不行，于是乘着傍晚，拿了根棍子出去，准备劫道自救。出门没多久，正好有一个人拿着烙饼十余枚蹒跚而来，这时因为天黑不能分辨是谁，于是张母当头一棒，将其打晕后抢了人家的烙饼奔回家了。

        回家后不久，张父回来，连呼晦气，说自己在路上被人打晕，做事后人家给的烙饼被抢走了。张母大惊，说：“拿棍子打你的，就是我，所幸肥水不流外人田，饼我吃了几个，剩下的你赶紧去吃吧。”张父大怒，骂道：“我们家虽穷，但怎么能做这种强盗的勾当？你赶紧走吧，这里不能留你了！”张母大怒，后来外出讨饭便改嫁了他人。

        因为家贫无计，张宗昌少年时便跟着别人去闯关东，他曾在哈尔滨淘过金、修过铁路，也做过镖局的镖手。后来，张宗昌来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中做了一名小协警（类似于黄金荣的角色），并在当地混得如鱼得水。因为经常和俄警打交道，张宗昌学了一点简单的俄语，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细节，这在后来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或许是得到其母的遗传，张宗昌身材高大魁梧（可与冯玉祥相媲美），为人行侠仗义，加上工作性质的缘故，因而很快便在海参崴的黑社会中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上海的革命党，也是会党中人陈其美派李征五等人来海参崴招收革命义士，张宗昌这时也想投机一把，于是便代革命党招抚了一股土匪，随后坐俄国邮船到了上海去闹革命。

        张宗昌这批人抵达上海后，受到革命党的热烈欢迎，并大造舆论说是“东北革命军”开抵上海，一时间风光无限，为各界所注目。按之前的约定，“东北革命军”本应由匪首刘弹子出任骑兵团团长，但不知张宗昌用了什么手段，最后自己当上了团长，徐源泉做了团副，而帮主刘弹子只混了个营长。这位老兄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二次革命”的时候，作为革命党阵营一方的张宗昌率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军激战，但他们的队伍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结果一战即溃。张宗昌在这场战斗中被打得很惨，手掌受贯通伤，他在失败之后，身穿和服裹着伤，投降了冯国璋。冯国璋见张宗昌相貌体格皆属不凡，因而将之纳入麾下并令他去收服旧部，也借以宣传并瓦解革命党的军心。

        由此，张宗昌便拜到了冯国璋的门下，后来还当上了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冯国璋去北京代理大总统，张宗昌也跟着出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前面做引导，因而也引起了总理段祺瑞的关注。不久，张宗昌便奉命回江苏成立第六混成旅，后来参加了湘鄂之战。

        在1920年吴佩孚率军北撤后，张宗昌部慌忙退入江西，最终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张宗昌仅以身免。回到北京后，张宗昌结识了曹锟军官教导团的教官许琨，于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走曹锟的门路（此时老领导冯国璋已死）。这时，他与陆军部结算的20万军饷拿到手，于是便打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做寿礼，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惊人之举。

        曹锟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他收了金寿星后很满意，加上许琨在旁边说好话，于是便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组织一批人马。可惜的是，张宗昌当时有枪无人，而后来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又坚决反对，使得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落空。

        许锟在曹锟面前帮他说了几次话也不成功，于是愤而对张宗昌说：“此处不留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于是张宗昌便与许琨到关东投奔了张作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宗昌并未受到重视，而他的旧部如程国瑞等人也都陆续到沈阳投奔了他，因而有一段时间张宗昌十分困窘。直到后来，张宗昌接受了一项剿匪的任务，张作霖和吴俊升分别给了他一些简陋武器，张宗昌带着他的旧部却抓住这次机会，一举端掉了近千人的土匪窝子，张作霖也由此对张宗昌刮目相看，并有心要培养他一下。

        后来，张宗昌便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而这时他的好运气又来了。当时因为俄国革命引发国内战争，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被红军赶入东北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由此，张宗昌在获得了大批俄中国军队械的同时，又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后来更是发展成为张宗昌的“铁甲兵团”。

        张宗昌通过收编这支白俄军，获得了大量的俄国武器，计有6000支步枪、20多门大炮和四十几挺重机枪，还有整箱整箱的手雷，这在当时可算是发了一笔军火财的。张宗昌收编白俄军的消息传开后，一些走投无路的沙俄溃兵也都纷纷赶来投靠，人数扩大到2000人左右，“铁甲兵团”也就成为张宗昌手下一支能征善战的外国雇佣军。

        张宗昌对这支白俄雇佣军爱如至宝，有人将这支白俄师称作“张宗昌的白毛子队”，这些白俄官兵也自认是“张宗昌的老毛子”。白俄兵不会讲中文，只会说“张宗昌老毛子”这几个字。在作战的时候，友军问白俄兵口令时，他们就答“张宗昌的老毛子”，当时很多人就和他们开玩笑：“你爸爸是谁？”白俄兵就答道：“我爸爸是张宗昌！”一时传为笑谈。

        1923年秋，张作霖急于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在奉天举行陆军演习，以考察自己的部队是否能对曹锟、吴佩孚开战。当时的张宗昌虽然收了很多人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纪律败坏，尽管张宗昌力加整顿，但队伍中的土匪气还是很浓。另外，为了给部队发军饷，张宗昌又偷偷地种鸦片烟，这事被捅到张作霖那里去后，总参议杨宇霆便说：“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人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就地解决，遣散算了。”

        由此，检阅大员郭松龄对张宗昌的这支部队要求特别严格，而演习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地里全是高粱秆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给遮盖了。张宗昌的士兵在雪地卧倒，因为看不见高粱秆，结果很多人因此受了伤。张宗昌看到后，心里就很不痛快。

        据说，在休息的时候，张宗昌带着几个随从找了间房子进去暂避风雪。进屋后，张宗昌满腹牢骚地蹲在炕上，把随身带着的烧酒拿出来喝，他边喝边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制订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他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便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愣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不是骂谁。”郭松龄顿时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听了这话，张宗昌的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了下来，他的随从们大惊失色，以为他要翻脸拿手枪打郭松龄。不料张宗昌跳下炕却突然改口对郭松龄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松龄无话可说，气呼呼地走了。

        郭松龄走后，张宗昌的参谋还想去拉住他，替他们劝解一下，但张宗昌一把拽住参谋，不让他去劝。之后，张宗昌满不在乎地对参谋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张学良在得知郭松龄与张宗昌的骂架之后，便亲自来视察张宗昌的部队，并试图加以劝慰。张学良到后，看见张宗昌的部队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惊，便问张宗昌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张宗昌回答说是收编白俄溃兵时接受的，并且主动送了十箱手雷给张学良。

        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趁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但是，张宗昌这个人，带兵打仗固然勇猛，却是好赌好色、草菅人命的混世魔王。他督鲁三年，坏事干得不少，好事干得不多，他的绰号“狗肉将军”、“三不知”，一点都没有说错。

        在民国中的大小军阀中，张宗昌大概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他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天学，但这位“三不知”将军平时却喜欢附庸风雅，因而也闹出不少笑话。

        在当年的湘鄂战争中，有一日军中无事，张宗昌便邀集一帮人到江边亭子间喝酒，喝着喝着，张宗昌忽然诗兴勃发，非拉着同座联句不可。好在席上的人都有点文化，此等风雅之举也不在话下。开始后，先是首席念了一句“风景一天秋”，次席的人接道“浔阳百尺楼”，第三个说“登临思帝子”，最末到了张宗昌，他却对不上来，几如里那个薛蟠，眼瞪得铜铃那么大，抓耳挠腮，久思不得其句。这时，忽然看见江岸有两渔人互殴，张宗昌触景生情，便急忙对道：“两个渔翁揪打。”

        席上的人听后忍俊不禁，大笑不止。有一人说：“六字不能联，不如截去最后那字，这样不但意思对了，而且还押韵。”张宗昌并不懂押韵不押韵的，听人家这么说，也就唯唯而已。回来后，张宗昌把这个事告诉他的秘书。秘书也大笑，抚掌顿足道：“该打该打。”张宗昌莫名其妙，说：“本是有‘打’字的，他们非劝我改去。”

        这些武人，平时耀武扬威惯了，难免也要弄点文的，但有的人弄得好，有的人则不咋地。譬如张作霖，他也是绿林大学毕业的，但看他留下来的一些字帖题字，还是有可观之处的，但张宗昌除了留下一大堆的笑话，题字倒不曾见。

        张宗昌虽然没有留下字帖，但人家是有诗歌传世的。各位或许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连韵脚都搞不清的粗鄙武夫，还会写诗？非也非也，这位张督军非但会写诗，还出过诗集呢。您要不信，就给您抄几首：

        一、《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二、《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三、《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四、《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前面三首都好理解，最后一句恐怕有点文不对题，什么叫“奶奶早已回沛县”，其实是这句里少了一个字，那就是“奶奶（的）早已回沛县”，张宗昌作诗，一向是把骂娘的话写进去的，也是古今诗坛一大特色。

        说到这诗集，其实是张宗昌请的前清状元公王寿彭给他做的，因而虽说粗鄙，终究还是有打油诗的风味。张宗昌在督办山东时，为了表示自己重视教育，而不惜花费重金将王寿彭请来做山东教育厅长。不仅如此，张宗昌还故作姿态，将王寿彭拜为老师，向他学习如何作诗，于是便有了张宗昌的个人诗集——《效坤诗钞》（效坤为张宗昌的字）。诗集弄好后，凡是亲朋好友，人手分赠一册，张宗昌总算是甩掉了“文盲”的帽子。

        张宗昌在得势之后，派人将他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由于其母早已改嫁，张宗昌只好买了两个宅院同时奉养两个爹，一个亲爹，一个继父，他对继父及母亲都很尊敬；另外，他还给亲爹另找了个继母。

        张宗昌虽然是个粗人，但他对传统的东西还是很尊重的，譬如尊孔，他当时不但出过诗集，而且还大量出版印刷过儒学的十三经。据印刷界人士评价，张宗昌弄的十三经，那可能是历史上纸张、印刷和装帧最好的一套版本。在张宗昌主政山东期间，不知道是教育厅长王状元的意见还是张宗昌自己的意思，山东的各学校里都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儒学经典是各级学校的必读课程，说是当时世风日下，尊孔读经是为了挽回道德人心。

        在张宗昌的在任期间，曾在曲阜孔庙举办过一次规模盛大的祭孔典礼，主祭人便是张宗昌。在礼成后，张宗昌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张宗昌小的时候，是个穷人，又是个粗人，长大之后闯关东，闯到今天，倒成了武人。我今天同许多文武官员来到孔老夫子的家乡，恭恭敬敬地祭拜这位老圣人。祭祀的礼节，我本来不懂的，前天来后，先请司礼官讲解了祭孔的礼仪，参观了庙堂礼器，叫我心里更加敬佩。我的祝辞和讲稿，全是王状元作的，已经印出来了，准备每人发给你们一张，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地念念，好好地想想，将来就好好地做去。咱们大家要一同向孔夫子学习，才配来祭孔老夫，这些年有人要打倒孔家店，我看打不倒。现在我拨一笔款重修孔庙寝殿，修完这里，再修奎文阁。打的让他们打，修的我们还是修，陈焕章会长（康有为弟子，孔教会会长）在外国还参加重修孔庙，并且亲自运过大梁，何况是我们？”

        张宗昌的这段话倒是情真意切，有点像人话，后来中原大战，蒋介石、阎锡山、石友三的军队在曲阜大战，就毁坏不少孔庙建筑。就这点而言，这些人尚不如张宗昌呢。

        不过，张宗昌虽然表面尊孔，但骨子里对头上的三尺神明其实是大不敬的。他初到山东的时候，正好遇上一场大旱灾，好几个月不下雨，按当地风俗，老百姓请地方长官向老天爷祈雨。张宗昌本是不信这套的，但初来乍到不好违逆民意，所以还是命人在龙王庙前设祭坛，并答应亲自去祭祀。等到了祈雨那天，张宗昌来到龙王庙坛前，等了半天也不下雨，一怒之下他既不拈香，也不祭拜，而是大跨步走到神案前，照着龙王像左右开弓搧了几记耳光，还恶狠狠地骂道：“妈个巴子！你不下雨，看害得老百姓多苦！”

        骂过后，张宗昌丢下那些惊骇的民众，径自坐上汽车走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老天爷还是不下雨，张宗昌心里憋着气，于是命炮兵团搬来19门大炮，气势汹汹地排于龙王庙前，并下令齐向天空轰击。可惜的是，张宗昌用的不是专业人工降雨的炮弹，一阵胡乱轰炸后，还是一丁点雨都没有下来。

        不久，北伐战争爆发，张宗昌所属的奉系战败退回关内，其山东地盘也在后来归了韩复榘。1932年，张宗昌久静思动，正好另一个失势的军阀石友三前来撮弄，邀他一起去济南见韩复榘，弄点地盘和银子花花，结果到济南后，被仇人之子郑继成在火车站刺杀（也有说是韩复榘一手策划的）。这其实也怪不得谁，因为张宗昌在前几年把人家的爹——敌军军长郑金声给枪杀了嘛。

        在军阀中，张宗昌对地方的勒索是比较狠的，正如当时民谣说的：“你如十亩八亩田，可以过你的太平年；要是二三十亩地，你就欠下我的钱；如有顷儿八十亩，你是永远还不完。”张宗昌任山东督办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敛财达二百万，其亲戚旧友来访者无不满意而归，以至于张宗昌死时竟没有余钱。张宗昌的朋友们都称赞他仗义疏财，但是，张宗昌所疏者，乃是三千万鲁人之财，又有何可取之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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