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是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其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一度风光显赫，但民国成立未及一年便愤而挂冠而去，其中缘由，颇值一叹。

        唐绍仪，字少川，出生于1862年（比袁世凯小三岁），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的父亲系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曾在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后来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由于家族的缘故，唐绍仪在十二岁的时候成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并在美国学习生活过7年之久（当时已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因为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回国的时候只有十九岁。

        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唐绍仪不久即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后又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

        在朝鲜的时候，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书记官，也可以说是袁世凯最早的部下，凭借这层关系，唐绍仪也随同袁世凯的升迁而水涨船高，他先后做过天津海关道员、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等职，直到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唐绍仪才因此而赋闲。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唐绍仪应召入幕并被派往南方与革命党谈判。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则被提名为首任内阁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及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有共同语言，而且在孙中山与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这件事，在唐绍仪看来，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但在袁世凯眼里，唐绍仪未免与革命党人走得太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民国初年政坛的混乱，主要问题出在总统和总理的权限上，其中以总理的副署权最为棘手。就拿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关系来说，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

        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辫，这貌似有利于谈判，实则是与清廷决裂。在南北谈判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了。

        按袁世凯最初的想法，他本是希望老友徐世昌出任总理的，但徐世昌顾及名节，不愿担“贰臣”之名而退隐青岛，袁世凯这才退而求其次，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袁世凯的最初想法，可能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不过，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只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袁世凯系旧派人物，他对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既不理解也不认同，在他看来，唐绍仪未免书生意气甚至是以下凌上了。唐绍仪的作为，当时就连总统府的人也在私下里愤愤不平地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吗？”（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

        某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吗？”唐绍仪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腰杆子终究是硬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后来干脆就撇开他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各部总长赵秉钧、段祺瑞等人。赵、段等人，原本就对袁言听计从，现在又有袁世凯撑腰，他们凡事绕开唐绍仪，弄到后来，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就难过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唐总理不但和总统府的关系搞得很僵，连国会也时时刁难他。由于民国初年财政收入毫无保障，唐绍仪曾自作主张，向外国借了几笔贷款，但一些议员随即要求唐绍仪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

        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这下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在会场疲于应付之余，到后来他干脆就失去反应，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在无端受了参议院的这番逼迫之后，唐绍仪也是气得无处发泄，当天晚上就向袁总统提请辞职。袁世凯虽然对唐绍仪不满，但他也不想让首任内阁这么快就垮台，只好温言挽留，劝唐绍仪少安毋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原为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时反正，后因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王芝祥立足不住，于是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后来北伐未果，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

        但是，直隶乃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期间，试图调和南北矛盾，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便邀王芝祥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却拿出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电，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如何能失信于人？何况，军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国之福。”

        袁世凯对此并不认账：“我何曾答应？王芝祥是革命党，他要是来做直隶都督，岂不是引狼入室？”唐绍仪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内阁的职权，岂能因军人干涉就随意改变？再者，王芝祥已经到京，叫我这个内阁总理如何交代？”袁世凯掀须一笑：“这却不难，老夫自有办法。”

        随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王芝祥，并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经费，让他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回南京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军队。唐总理的面子毕竟不如袁总统的大，王芝祥原本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凯的保证后，竟对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顾，一口答应了袁世凯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着任命书到了唐绍仪那里要他副署时，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在得知自己被上司袁总统和朋友王芝祥双双出卖后，唐绍仪愤懑之下断然拒绝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当天晚上，唐绍仪一夜未眠，彷徨终夜。此时的他，想起就任总理一个多月来的种种挫辱和非难，心中仿佛打翻了百味瓶，伤心、愤慰、孤独、无奈，真是百感交集，都上心头。独坐寒窗，唐绍仪不免自言自语道：“民主共和，乃《临时约法》所定。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需要内阁副署，我这个总理还当它做甚？”言毕，唐绍仪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渐亮，他就收拾行囊，携家眷直接奔火车站往天津去了。

        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书的副署问题），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的。如果从遵守法律、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但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而当时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可惜的是，唐绍仪的第一任内阁未及三个月便以这种闹剧收场，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的。

        唐绍仪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一辞职，后来就再没有获得与他之前的经历相匹配的职务。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原拟提名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北洋军人认为唐绍仪已经叛出北洋系、投靠了革命党，因而对此坚决反对，唐绍仪也最终未能就任。直到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议和总代表，不过，在清末那次他是代表北方，而这一次则代表的是南方。

        南北和谈开始后，由于各派系矛盾纷繁复杂，谈判毫无进展，而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唐绍仪在未告知其他南方代表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八项条件，最终导致和谈破裂，这也是唐绍仪在民国政治上最后的惊人之举（其做事之毛糙，可见一斑）。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淡出政坛，成为了民国的点缀和看客。蒋介石上台后，作为党国元老的唐绍仪也只是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也并不到任。在平日里，唐绍仪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似乎已经过上了远离政治的生活。

        直到193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绍仪突然春心萌动，做上了家乡香山县（已改名为中山县）的县长。唐绍仪此举，的确令众人大跌眼镜，人家官是越做越大，唐绍仪却由清末的道台、巡抚、尚书，再到民国的内阁总理、护法政府七总裁，最后越做越小，做起七品芝麻官来了！话虽如此，唐县长倒也认真负责，芝麻官做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不过，好景不长，唐绍仪后来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最后被排挤出广东，连小小的县长也做不成了。尔后，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戏称，（做官）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所指非他，唐公绍仪也。

        卸下公职的唐绍仪，后来迁到上海并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做起了寓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但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日军当局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即所谓“南唐北吴计划”，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当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时，唐绍仪此时却仍旧迟迟不动，这很快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特别是日本人及“下水”的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被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后，唐绍仪可能出任伪职的传闻在一定程度上被散播了开来，这令蒋介石十分不悦，随后便派人对唐绍仪进行劝诫，如孔祥熙就派人传话，“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绍仪的女婿诸昌年也受命来沪，劝其早日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如果肯去武汉的话，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特务头子戴笠也请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离沪赴港，免遭不测之虞。

        以唐绍仪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应当知道自己身处孤岛的险境，尽管他向各方来人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并一定要去香港，但他又借口要料理一些家务事而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唐绍仪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非但引起了各方的揣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由于唐绍仪迟迟未见动静，戴笠在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唐绍仪可能会出任日伪维持会之职，于是向蒋介石汇报后发出了刺杀令，以防今后出现被动。由于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刺杀行动小组也以此为切入口，由谢志磐假扮成古董掮客，在取得唐绍仪的信任后，谢与唐约定某日带一古董商人上门交易，殊不知，这正是军统特务的行动之机。

        1938年9月30日，谢志磐带着一个古董商人、两名仆役来到唐宅，假扮商人的是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两名仆役则是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他们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藏有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另有古玩数件，而在大花瓶中，则提前预备了一把锋利的小钢斧。

        唐绍仪对古董十分入迷，他在鉴定时十分专注，往往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而这正是特务下手的好机会。谢志磐等人到后，寒暄一番便请唐绍仪鉴定古玩，而赵理君假装抽烟找火柴，正好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室内的佣人去找。等到佣人离开后，赵理君见时机已到，他先请唐绍仪鉴定花瓶，趁着他低头细看的时候，赵理君向身边的“仆役”一使眼色，所谓“图穷匕见、瓶露斧出”，只见寒光一闪，军统杀手迅速从瓶中抽出小斧头，照着唐绍仪的头部猛然吹去，可怜唐绍仪这位“三朝元老”，尚未来得及哼一声便脑浆飞溅，当场身亡。

        军统特务见行动完成，随后便迅速撤离，在退出房门时，赵理君与谢志磐还煞有介事地假装客套：“唐老太爷不必送了，请留步，请留步。等有好的，我们再送来。”说完，还替唐绍仪轻轻地带上房门，随后便不紧不慢地走出唐宅，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唐家的佣人见事态平和，开始不以为意，等到发现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时，这几个人早跑没影了。

        次日，唐绍仪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一些人已经猜到是军统特务所为。为了遮盖自己的嫌疑，蒋介石故作大度，他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另一边又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拨发治丧费5000元，随后又令将唐绍仪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让其身后哀荣体体面面，“汉奸”嫌疑一事，也就绝口不提。

        曾经在清末民初政坛上风光无限的唐绍仪，其晚节究竟失与未失，就如同其被杀之谜一般，早因“斯人已去、死者为大”的种种纠葛而不便为人所知。而同遭此等命运的，并非唐绍仪一人，张敬尧、周凤岐等也是与日伪有所来往而遭杀身之祸，军统“锄奸”，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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