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东厂胡同里。离袁氏远了，离政坛远了，离自我却愈来愈近了。

        入住东厂胡同后，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并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他自我“下课”，不当这没滋没味的二把手了！除了不再去备受袁氏欺凌的参政院主持会议，他更不回中南海去拜见“老大”——那边，帝制的鼓点越敲越密。他以消沉来表明一个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对窃国者的愤然。

        他为自己的家取了个堂号，叫“大德堂”。此后，向左邻右舍前院后街扩展的房地产买卖，就均用“黎大德堂”名义进行了。在东厂胡同住着的几年里，他前后出资一万二百多银元购得附近的房产，他家成了黎家花园。在自家花园里做个有“大德”的人，不再趋炎附势迎合谁，这样活着，何其畅快！

        就在他刚刚在这“大德堂”里安好家未过仨月，中南海里传出“登基”的喧嚣，他参与创建的“中华民国”竟变成了袁氏的“中华帝国”，首任大总统摇身变为了“洪宪皇帝”！

        袁“天子”颁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新帝国的“武义亲王”，似乎是在奖赏不争不抢的副总统乃“威武侠义”之人，不过，在别人听来，竟更像是提醒人们：此公乃“武昌首义”的首领！

        次日，新朝的衮衮诸公奉袁大皇帝之命浩浩荡荡赶来东厂胡同致贺，王府井一带，居然为之路塞！

        好一个黎元洪，只着中式便装出面，以示对新朝的不承认。他不卑不亢地告诉恢复了峨冠博带的文武百官：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

        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说完后，他转身入屋，甩下满院子贵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这番名副其实的“推辞”，绝对是篇经典的骂贼书。你看，黎元洪开口闭口称袁为“大总统”，而决不称其为“皇上”或“吾皇”，当然也就更不会自称是“臣”；而且，他单刀直入地提到武昌首义，为的是让在场的文武百官牢牢记住，“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怎么来的，别忘了他袁世凯也曾为之努力过！袁氏斗胆称帝，就是“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这时的黎元洪，不再是一声不吭的菩萨，简直成了怒目的金刚！

        当天下午，有人衔君命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平素和蔼的黎元洪却黑着脸表示：“我非亲王，何需制服？”一句话，把来人打发出门。而那个袁皇帝题写的“武义亲王”御匾，则被他命下人丢到了后院的马厩里！

        数日后，尴尬的袁世凯又派要员手捧“诰令”请其接受王爷之封。倒霉的“钦差”竟被一向温文尔雅的黎元洪骂出门去！

        就在此时，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儿子结婚，黎元洪不便出门致贺，便派女儿黎绍芬代为赴宴。没想到，有人一见到黎大小姐，立马恭维道：“亲王格格来了！”年仅十四岁的黎姑娘真棒！她当即起身，告辞回家——父亲不做什么亲王，她也不是什么格格！黎元洪听说后，非但没怪女儿失礼，反倒直说那些恭贺的人“可恶”！

        黎家反对袁氏称帝的每一个传闻，传到中南海里，都变成一记记耳光，狠狠抽在了新皇帝的那张老脸上。

        没几天，潜出京城的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护国大旗起兵讨袁。黎元洪闻讯，击节赞曰：“松坡（蔡锷，字松坡）不愧英雄本色！”这是英雄惺惺相惜的夸赞，又何尝不是黎元洪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写真？

        半年后，恼羞成疾的袁世凯一命归西。黎元洪按法律程序，于袁氏辞世次日，在东厂胡同住宅中宣誓接任大总统。

        忠厚者往往执拗。为了维护民国政体，黎元洪以誓不从逆的执拗捍卫了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纯洁。如此“大德”，难道不该在这东厂胡同的名宅里有一尊不大不小的雕像吗？

        我还真发现了小院里有一尊雕像！

        我将信将疑，有点近“像”情更怯地走上前。

        其实我知道，共和国的研究所里，断断不会有民国先总统的雕像，尽管是考古单位。但我又多么想在这个院落里一睹这位周旋于各军阀巨头之间的文弱元首的神采啊！

        雕像立于北边那排清代旧房的门前空地上，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在凝思。

        像下，一方铜牌。趋前读过，方知果然不是黎氏尊容，而是已故夏鼐。

        我这才模糊记起，夏先生乃我中华著名考古学家，曾长期任该所所长。也许，他身后这排房子就是他生前住处或办公室吧？尽管此像与黎元洪无关，但能在本单位院内为自己的学者型领导竖牌立像，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不过，为什么不是黎元洪的雕像呢？

        先前的“大德堂”内院，空空如也，没人回答我的疑问。南边的那座圆月门时有学者模样的人出入，但他们与我相距甚远！

        雕像后那排灰瓦红壁的老房子，已被封条封紧了门缝。门两边的红柱上各悬一方我们常见的那种挂着小锁的小木箱，上有“举报箱”仨字。东侧的方箱之上，钉着一竖条小木牌，“图书室”三个有些歪扭的字告诉了我这所厅堂现在的用途。

        从这排房子在整个大院中的位置和其不凡的气度猜，它也许就是当年的内院客厅？

        黎元洪自我放逐后，并未门前冷落车马稀。恰好相反，比他孤零零地待在瀛台时更为热闹了。高朋满座，鸿宾接踵，东厂胡同，冠盖盈门——不怕别人讥讪泡妞上瘾的蔡锷将军在秘密南下前来过，许多看不惯老袁称帝的政客们来过，湖北原籍的同乡故交也来过。人们来谒温良恭俭让的副总统，不为溜须拍马，只为互通声气，相泄牢骚。

        有人回忆过，不吸烟也不喝酒的黎元洪先生待客也是既无烟亦无酒，只白水一杯。君子之交，十分清爽。

        民国五年（1916年）端午节隔天下午，一向不上门的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国务院秘书长、湖北蒲圻人张国淦的陪同下，忽然登门造访。

        按说，段总理既是来向副总统报丧的，也是按礼仪向继任领导请示工作的。然而……

        这时发生的事，里有段非常有趣的记叙：

        段棋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前略）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的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四十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其实黎元洪已经听说了袁氏过世的消息，但这个谨慎的人不敢轻信，遂派黎绍芬前往中南海打探。在“海”里居住的时候，小绍芬经常出入袁的内宅，与袁的女儿们玩耍。待女儿亲眼见到怀仁堂里尚未入殓的袁世凯的尸体盖上了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他始信轮到自己施展身手了。

        然而，一切尚没来得及筹划，段祺瑞就堵上门来演了出哑剧，并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发得远远的了。在其位，谋其政。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却被属下如此轻视，黎元洪即使再谦和，也不会无动于衷啊！

        是的，自命为北洋第一继承人的段祺瑞根本没把继任总统放在眼里，北洋军头们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讲面子的国度里，一个前清的旅长，因缘附时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确实令许多军界大佬难受。

        黎元洪知道军人们会集体难受。所以，当晚，他便与又赶来看望他的湖北老乡张国淦坐守了一夜，时时让手下人关注段府那边的动静。直到雄鸡唱白，才安下心来。当天上午，宣誓就任大总统，随后把“公府”秘书长留给了这位陪坐了一宿的乡党张国淦。

        黎与段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正是段带兵赴鄂逼黎来京就职的，但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但是，从老段来打哑语这一天起，两人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后来，在对待袁世凯的丧事上，黎元洪的表现显然也不能让段祺瑞等军界要人们满意。

        老袁过世以后，段总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尽职服丧——连周树人这样不信邪的教育部部员都被派去守过灵呢！

        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出人意料的是，本应亲自执绋的继任总统黎元洪却并未露面，只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姗姗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一个鞠躬礼（至少差了两个），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

        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

        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军统（军长）和提督（军区司令），属封疆大吏一级的人物，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科班出身的北洋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部下的意外起事而当上副总统，进而当上总统，这一切，全是靠老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

        开始时，两人关系还算融洽。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一下子降至不到五十九万元。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

        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

        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不幸的是，温文尔雅的黎总统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的段总理。老段是个不要名分要实权的人，他认准的事，必须要做，而且还要别人做。这就很让名义上的领导伤脑筋。

        先是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府院之争”的政坛闹剧开始上演。段提名其最信任的弟子，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嫌其锋芒毕露得罪人太多而不同意，公府（府）与国务院（院）的人事拉锯战终以大总统退让而结束。那边老段遂愿，而这边的“菩萨”就必须咽下一口恶气。

        果然十三岁即中秀才的政坛奇才徐树铮“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先大总统袁项城评语），上任后，依恃段总理的信赖，不光不把其他阁员放在眼里，竟也不拿国家元首当回事儿！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

        那天，徐树铮前来“公府”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黎元洪要留下审阅，不料，盛气凌人的小徐将军居然颇不耐烦地说：“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大总统应持的态度？

        黎元洪决不当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宣战一事，内阁通过了与德国绝交书，段总理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在身边一帮政客的鼓噪下，黎元洪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

        “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东厂胡同打哑剧时就开始萌芽了，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了民五、民六年间（1916年～1917年）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与赳赳武将的过招。无论当时谁败谁胜，其结果总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温和的黎元洪很少有拍案而起的时候，但每次忍无可忍“拍”过之后，都惹来巨大的麻烦。与段祺瑞反目，算是他从政史上的第一次大麻烦。他二度出任大总统时，也曾糊涂一“拍”，把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拍进了监狱，只因听信了众议院议长的“有罪推定”，他竟下手谕把当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的财政部老大关起来审查！半年后，京师地方法院对罗案的无罪宣判书，其实也是对刚刚下野的黎氏冲动一“拍”的问责宣言。

        权力从来因人而异，对性情刚烈的强人来说，只要有实力，名义可有可无；反之，则名实难副，要么当个舒舒服服的傀儡，要么活活被气死。不信，你看，光绪贵为一国之君，却连自己最爱的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业的维新党人的死活，最后，连自己的皇位也差一点丢了；而老袁当权时，却管他什么议会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袁世凯，但又绝不愿做光绪第二。于是，就难受，就幽恨，就每每在这假山上下踱来踱去，最后终于踱不下去了。

        民国六年（1917年）初夏，让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请来北京“调处国是”的长江巡阅使张勋上将！众所周知，彼时，一直留着长辫以示对清王朝依恋的“辫帅”张勋率所部五千人马抵达北京后，竟然上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历史闹剧！

        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现出了忠厚人的执拗——他正告前来劝他奉还政权的张勋的说客：

        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

        复辟闹剧上演的第一天，他即命人从上海通电全国：

        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7月1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原则问题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让！

        第二天，他在亲随的护送下，出新华门，绕道至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自保。此时，又连下两道大总统令：一、依照《约法》的相关条例，任命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二、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好在段祺瑞大事不糊涂，以国家为重，当即在天津马厂举兵誓师讨伐张勋，并在打败“辫帅”之后，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诚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当天即通电引咎辞职，即使冯国璋来电表示奉还大总统职权，他也复电不受。在冯氏回到北京宣誓就职以后，他便携家眷亲随黯然离开了北京“大德堂”，赶往天津，当寓公去也。

        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大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和黎氏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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