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热，更使上海人焦虑的是时局不太平。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人得寸进尺。国军奋起抵抗，日本决定出兵。眼看仗越打越大，上海人提心吊胆，他们怕战火烧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

        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们关注着北方的战事，他们纵论形势，谋划行动。作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兴亡大事，总不能无动于衷。

        王晓籁今天没有睡午觉，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下午有一个会，作为上海市商会会长，他重任在肩。这个会非同小可，刻不容缓。

        5天前，他和地方协会的徐采丞、王揆生，总工会的邵虚白，妇女会的林志聪，华人会的汪曼云，百货同业会的张文魁，国药工会的黄永诈和一些同乡会领导人开过一个小范围的商议会。联席会是在他的商会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个个慷慨激昂，他们决心声援北平的29军将士，他们将发动上海市民，以实际行动做前方将士的后盾。当时就决定组织上海市各界团体援助抗敌将士委员会，发表宣言、电慰前方将士和草拟组织大纲。给29军官兵的慰问电当场就通过发表，电报发到北平：

        宋委员长、冯主席、刘主席、秦市长、张市长暨29军全体将士公鉴：

        此次暴日寻衅，举国共愤，存心侵略，阴谋显然。幸赖贵军将士沉着应战，努力杀敌，保疆卫国，同深感奋。尚希继续抗御，歼彼倭虏，拯我危亡。本市各界，誓为后盾。谨电慰劳，敬希重察。

        这份以上海市各界团体援助抗敌将士联席会议名义起草的电文得到了上海各界广泛的支持和响应。两天后的7月16日下午，更多的团体和人士加入到了这个抗日救国的行列，上海滩声名显赫的一些人物也参加了讨论救国方案的会议。王晓籁、杜月笙、顾馨一、胡西园、骆清华、沈田莘、陈子明、屠开征等出席，他们详尽讨论了抗日救国的种种方案，决定19日下午召集联席会议，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会议还是定在市商会举行。自从《申报》、《新闻报》发表了消息，要求参加救亡组织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东道主的市商会负责人，王晓籁很高兴，他乐于公益事务，何况这是与一般公益事业大不一样的国家大事。

        51岁的王晓籁天庭饱满，地阔方圆，肥头大耳，一脸的福相。他在上海滩已经闯荡了30年了。30年的苦心经营，他在上海的商界以至上海的上层人物中也是数得上的人物了。不仅仅是他的财产，重要的是他的为人。

        王晓籁是跟着他的岳父从浙江来到上海的。楼氏企业驻沪账房凭着谨慎和果断，在华商同仁中声誉日起。他参加了上海商团。辛亥革命后，他的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他与陈英士、蒋介石和竺绍康等革命党人联系密切，从商又从政的王晓籁既追求民主共和，又不能脱胎封建主义，他自嘲一副对联：多情多义多儿女，不佛不仙不圣贤。

        其实，他是有抱负的。19岁那年，王晓籁就追随秋瑾、徐锡麟加入了光复会，他在绍兴乡间听王金发讲述起义的种种安排。由于徐锡麟在安庆举义失败清政府通缉严拿革命党人，他才逃到上海。

        他人虽从商，但追随革命的雄心依然。

        上海总商会派他去广州革命政府作为参观代表，他和蒋介石重叙旧情，回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说，为北伐军鼓吹。大革命的浪潮中，王晓籁被上海市民推举为临时政府委员，和他一起当选的还有白崇禧、杨杏佛、钮永建、虞洽卿、汪寿华、顾顺章等。汪寿华和顾顺章是共产党人。

        黄浦江潮起潮落，王晓籁在商海政海中几经沉浮，但他赤心不改。“九一八”的炮声响起，他作为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与群众一起游行，并参加了上海抗日义勇军。19路军奋起抗日，枪响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就调卡车，出担保，送猪送羊送面包到前线慰劳将士。

        上海人行动起来了。

        王晓籁热血沸腾。他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召集工商、金融、教育各界人士讨论援助19路军的抗日计划，接着他又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议推举史量才为会长，王晓籁和杜月笙为副会长。

        他为抗战而奔走。他为19路军调拨资金400多万元，他活动于英、法、美各国领事之间，他起草致海外华侨及各地商会的募捐电文，他致电蒋介石请求增派军队，他还亲自冒着炮火，到南翔、嘉定、宝山、吴淞前线慰劳将士。

        “一·二八”淞沪之战换来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王晓籁义愤至极。血的教训使他懂得保国必须有自己的空军，于是他又大声疾呼，呼吁全国民众捐款筹办航空学校和建造飞机制造厂。他成为中国航空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久，王晓籁被推举为五人常务理事中的常委召集人。他口才极好，文字也好，他在亚美电台向上海全市人民广播，字字句句，燃烧着他那颗烈焰腾腾的爱国之心：

        “我们中国，同欧洲文化接触以后，不论举办哪件事，没有一样不是赶在日本人前面的。但是到后来呢？就越来越慢了，没一样赶得上人家的。同治初年，正是我们的士大夫考究洋务的时候，他们注意的洋务是‘坚船利炮’。可是日本呢？那时他们刚立国，他们还在研究‘兰学’，就是荷兰。因为那时日本只有一个荷兰的欧洲国家与他们通节。他们注重研究的第一是兵，第二是医。所以对于‘强兵’这两个字，中日两国差不多是同时的，认真说来，中国要比日本早一些，因为中国陆军改用洋操，是李鸿章的淮军，他在平定捻军时，手下已有7万多人了。日本呢？明治五、六年时，才有6个镇台的新式陆军，合起来不到3万人。

        “再讲日本的海军，他们是废藩改郡县以后，用从荷兰买来的几只旧船，叫什么丸什么丸，凑凑数罢了。那时候，中国自己能造兵船了，有两个船厂，一个是福建船政局，一个是江南造船所。但是到今天，陆军海军的装备，两国再比较一下，相差到什么地方了！

        “讲航空，民国初年，我国在北平南苑，就办了一个航空学校，买了些飞机。日本的航空也是这个时候办起来的。有个广东人叫谭根，飞行技术相当好。日本人愿出1000万元的高薪聘他去当教师。那时候，日本的航空很幼稚，这一点就可证明。东三省事件以后，两国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的飞机只及日本的1/7了，光是日本人民捐造的飞机已有50多架，所以两国空军是差不多时候办起来的，但现在的差距是越来越远了。”

        王晓籁侃侃而谈，他的话题令人深思。他认为造成两国空军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民族精神差得太远”。他说：“中国人首先要懂得优胜劣败的道理，应当明白光靠壮士的血肉做肉弹，终究于战事没有什么益处，必须赶快建设强大的空军。”

        王晓籁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举国上下，形成了捐款热潮，共募捐了航空救国款3000多万元。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王晓籁5年前的抗日热情。作为上海市商会的会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他看过很多戏，他的许多人生哲理是从艺术中领悟到的，他看越剧、昆剧、苏傩，也看电影，但最爱听京戏。他还喜欢演唱，是上海滩的京剧票友，他的拿手好戏是演《三国志》中的司马懿。

        3点钟开会，王晓籁两点半就到了天后宫的商会。商会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王晓籁责无旁贷地要负起责任来。

        今天来的人更多了，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的张一尘、余耀球、汪曼云、曹志功，第二特区的黄香谷，市教育会的黄造雄，银行公会的王延松等，大教联的康选宜以及沪南区市民联合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总工会、市农会、钱业公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团体的50多人出席。代表们一致推选王晓籁为会议临时主席。他主持会议致辞：

        各位，华北风云日趋紧张，我人欲救国灭敌，必应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方可发挥巨大力量。今日只是筹备性质，因时局急促，未能多做准备。今见《中央日报》载着首都业已成立各界后援会，选出中央国府等21机关为执委。兄弟个人意见，首都既有此组织，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据救国不能后人之义，本市各界尤应起为全国各地倡也！

        50多人一致同意王晓籁的提议，决定将原援助抗敌将士联合会更名为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到会团体向中央发电，表示“和平必须抗战，抗战始能和平”与“一致奋起，作全力战”的抗日主张，并派出代表北上慰劳29军。

        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的王晓籁，负担起了实际的责任，他与各界磋商联络，又经政府批准登记，于7月22日上午10时，举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

        全市500多个团体2000多人出席大会。各行各业，各派各党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叮叮咚咚的摇铃一响，主席团成员杜月笙、虞洽卿、周雍能、陶百川、汪伯奇、王晓籁、钱新之、张寿镛、陆京士上台就位。两千多人一齐肃立，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是宗”的党歌，向国旗及孙中山总理遗像敬礼，再聆听一遍总理的遗嘱，牢记“同志仍须努力”的教诲。

        全场静默，向抗敌阵亡的将士们寄以深深的哀思。

        王晓籁主席向全体人员报告说：“今日上海各界举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实因国家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上海370万市民，应一致起来御侮抗敌，成立后援会。宗旨是要统一意志，整齐步骤，集中一切力量来救国。目前的国难与以前不同，敌人步步进逼，非将我亡国灭种不止。所以目前应付国难，不是暂时而是持久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个的。各界后援会是包括全市农工商学370万全体同胞，取一致行动，努力于救国工作，并望人人本着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以挽救国难。”

        大会通过了组织纲要，确定了“作抗敌后援，共谋完整国土，复兴民族”的宗旨，推选了121人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25人，组成监察委员会。推出35至4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

        两千多人的口号呼喊出了同仇敌忾的心声：“一致抗敌！”“肃清汉奸！”

        爱国的热情像春风野火燃遍了大上海。在抗敌后援会的旗帜下，各系统各部门分工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童行白为主任成立了宣传委员会，沈怡任了技术委员会主任，顾馨一为粮食委员会主任，组织委员会主任是姜豪，专门筹集抗敌经费的是杜月笙为主任的筹募委员会，钱新之任供应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慰劳抗敌将士，还有颜福庆当主任的救护委员会，社会局长潘公展为主任的救济委员会，公用局黄伯樵当主任的交通委员会等等。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全市民众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敌后援会为了集思广益，出谋划策，研究处理各项问题，又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都是抗战领袖及各界名流，他们是：沈钧儒、郭沫若、杨德昭、彭文应、林康候、邹韬奋、吴经熊、王造时、钱俊瑞、章乃器、史良、胡愈之、钱亦石、沙千里、李公朴、冯和法和左舜生。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各种专门人才，征集民众对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为各方面设计并答复各种问题和咨询。8月23日成立当天，就面临着一大堆紧急事项：是否需要设立中立区？如何防止外汇流失？如何维持生产？如何维护后方秩序？如何维护战区教育？如何节省汽油等。年逾花甲的沈钧儒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他德高望重，髯须半白飘飘垂胸。作为“七君子”之一的沈老，为抗战不怕吃苦，不怕坐牢，被各界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是7月31日才从苏州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还没有休息，就投入了抗日的洪流。

        每天中午，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各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国际饭店举行工作聚餐会，大家边吃边谈工作，相互协商，分头负责，完全是战时作风。上海市长俞鸿钧也时常来国际饭店参加中午聚餐的主席团会议。这个官方批准的上海最具声势和权威的民众团体是万众一心的象征。

        在“抗敌”的大旗下，上海的男女老少，汇聚成了浩浩荡荡的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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