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蒋介石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他来说，需要决定一切。这一点，在1936年夏秋，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广东的陈济棠，他公开发布“维持广西现状”的命令以拉拢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摆平”广东之后，却马上变脸，意欲即刻荡平广西。

        当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候，可以主动向苏联示好，并采取措施与国内的共产党沟通联络，而当他化险为夷从“两广事变”中解脱抽身以后，立刻又大兵压境陕西，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为最高目标。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发表和平通电为标志，历时4个月的两广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实现大联合（以与驻陕的杨虎城部17路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为标志）刚刚一周，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此时，也正值日本加紧策动伪蒙军人侵绥东，妄图实现其侵占宁夏、甘肃，切断中、苏联系的战略企图。就在这个月的13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7项苛刻条件：（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3）开通福冈一上海间航空联络；（4）缔结日中关税协定并降低税率；（5）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6）引渡“不法”（朝）鲜人；（7）成都开埠、日中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别由行政院长向各部、各省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向陆、海、空各机关，由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向各党部机关发布，上述命令要在报纸上连日刊登，由蒋介石亲自向全国广播。

        20日，日本外务省又出台四项具体要求：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五省。南京国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日本顾问。

        无论日方的条件是怎样的蛮横无理和令人屈辱，蒋介石为了专心实施其“剿共”大计，仍是沿用过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应付。他在10月7日会见日方代表川樾时简直是在乞求对方，说什么：“中日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因为，蒋介石此时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剿灭立足陕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还是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和解刚有转机，蒋介石就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地段，隔断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路。蒋介石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37军，位于天水、泰安、武都地区的王均第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此，蒋介石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0月17日，他把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世昌、陕西的杨虎城、华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等召至杭州举行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着，他又亲赴山东，对韩复榘进行安抚，在得到韩复榘“一切听命于中央”的表示后，即于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亲自督阵“剿共”。

        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刚刚启动联共抗日谈判，就又推行与其南辕北辙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实，蒋介石灭共的“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只不过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打乱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导致的大变动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与东北军、17路军实现抗日大联合的前景，着实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认为再不动手，西北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到那时，“消灭共产党”将会更加困难，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此时，蒋介石对西北的看法，有一点是看到了本质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联合，标志着张、杨开始彻底背离他手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在他看来，他与张、杨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还是背叛之争。这就必然导致西北抗日大联合形成以后，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势将进一步激化。

        首先是对“事件”，张、杨对抗了蒋的处理方式。

        1936年4月，东北军和17路军的地下党员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王以哲的秘书）等，在刘澜波的领导下，编印了一本名为的小册子，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回答了如何认识西北的有利形势，开展抗日活动；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和发动民众；如何培养抗日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以及东北军的整顿等问题。文稿写成后专门请张学良看过，杨虎城对编印这一宣传物的事也极为赞赏，并答应由17路军印刷厂承担印装任务。

        散发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怀疑出自17路军参议郭增恺之笔，便秘密将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郭增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审问出什么结果来的。于是，特务们又折回西安，从张、杨身边人中开始重新调查。

        这次找到了的主编之一高崇民。但在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即把高保护起来，待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二处处长江雄风向张学良出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时，张学良摆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马上表态，立即配合抓人，并下令他的卫队长：“派一个连随江雄风抓高崇民。”

        虽然兴师动众，但最终连高崇民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这件事，蒋介石虽未抓到张学良什么把柄，但却由此嗅到张学良身边有共产党的气息。

        蒋介石为了警示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书宋黎，这又引发了另一个公然对抗南京当局的“艳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欲联共抗日时，曾邀请东北大学派代表来西安。东北大学所派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员宋黎，宋获接见后被张学良留在身边做了秘书。其后即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从事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名义，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在西安总部和东北军、17路军中开展活动，并曾应杨虎城之邀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作抗日救亡的报告。

        宋黎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36年7月，宋黎从多方面获悉他的活动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因为他和另一名东北学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后转来转去，甚至有时进屋偷偷翻检东西。宋黎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建议做应变准备。上级党组织派人向张学良提出：你的两名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很不安全，建议将这两人送往苏区。但张学良没有同意。他认为以他的地位保护一两个学生不会成为问题。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8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终于动手，在宋黎的住所将其逮捕。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异常生气：“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果断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调动东北军城外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

        这么大的举动，自然地惊动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张一见邵力子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如此胆大妄为，是何居心？”

        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过这么大脾气，也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这样不客气。于是就连忙用温和的语气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

        邵力子辞去后，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他们救出了正在省党部受刑讯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省党部秘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的数达三百之多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这时，邵力子也已问明为什么要抓捕宋黎，前来张公馆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应为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他还出示了蒋介石的原电。张学良看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

        实际上，逮捕宋、马不仅是蒋介石亲自下的逮捕令，而且还派有专机停在西安，随时准备把人犯押解南京审讯，由于张学良的干预，使南京的计划破产。这就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由于按韵母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被称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虽然使蒋介石的计划落空，但却使张学良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从这件事上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蒋介石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他来个“先斩后奏”。在查抄省党部的第二天，即向蒋介石发了急电，意谓：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在蒋介石收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清也乘飞机急抵广州向蒋介石告状。他声泪俱下地哭诉：“张学良目无法纪，背叛中央；东北军与17路军和红军秘密合作，逆迹显著，请委员长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蒋介石既不相信张学良的说辞，也对曾扩清的说法半信半疑。便致电邵力子，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在收到邵力子“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的回电后，蒋介石终于相信曾的告状事出有冈。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张学良联共的问题了。但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就对张学良施以缓兵之计，他致电张学良说：“此案处理，殊失莽撞，惟既知错，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此拟办理。”

        做事一向细致的张学良知道此事捅了蒋介石的马蜂窝。他曾委派莫德惠面见蒋介石，试图缓和一下矛盾，也借此试探一下蒋介石的反应。谁知莫德惠说了半天，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汉卿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这种表态，使张学良预感到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定要跟他秋后算账。

        发生这一连串事件，不断地刺激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促使他得出西安很快将成为第二个两广的结论。

        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其他两个问题，蒋介石却判断错误：一是对红军的实力。蒋认为，在他看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实力锐减，已成为强弩之末，只要集中重兵，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剿灭。二是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实力。蒋认为，经过不断与红军作战，东北军至少已被红军吃掉近3个师的兵力，17路军也被红军吃掉了3个旅。实力受损，没有抗衡自己的资本，量张学良、杨虎城也不敢不听他的命令。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蒋介石智囊之一的陈立夫，在与苏联驻华大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的一次讨论即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又向他阐述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鲍氏说完就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可这话在陈立夫听来却像晴天霹雳，惊得他半天张着嘴，不知所措。他弄不明白鲍氏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件事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后一下愣住了，他连续追问“谈判中你们喝酒了没有？”“这个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翻译有无问题，是否口译错了？”在都得到陈立夫的否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又问道：“你能准确地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陈立夫肯定地说：“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在谈判过程中，鲍格莫洛夫精力始终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认真的。”“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3倍的中国吗？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可以告之苏联政府。”

        不管苏方是出于何种动机说出这番话的，但蒋介石却把它解读为是对他“剿共”政策的鼓励，这使他在继续推行已经不得人心的“剿共”政策时少了一份顾忌，也促使他下决心解决所谓中共问题。当着陈立夫的面，蒋介石随即指示说，正在进行的“与中共的谈判只可以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对陕北共军，我要亲自督战，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全力进剿，限时剿灭”。蒋介石这段话，堪称是对他突然调整对中共的策略，迫切解决西北问题的一个注脚。

        总之，基于两个错误判断以及消除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的政治考虑，加上鲍格莫洛夫所言产生的效应，蒋介石才急匆匆从南京杀到西安。

        蒋介石是一个实力决胜论者，在技不如人、没有制胜把握的情况下是从不仓促出牌的。所以，在他的多路大军尚未到达西安之前，他也不会马上就对张、杨翻脸。

        到达西安后，蒋介石立刻在接见中拿出对张学良很亲切和非常器重的表情脱口就问：“汉卿，曾处长的报告，我批交给你看，他送给你没有？”张学良忙回道：“蒋委员长，请放心，我看到了。”蒋介石继续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你了，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曾处长有事，不向你讲，跑到广州见我，就很不对，是要给他处分的。”接着，蒋介石还当着众人的面把曾扩清训斥一顿。

        蒋介石此时上演的周瑜打黄盖的把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意目的是要先稳住张学良。张学良自知蒋的用意，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有邵力子揣摩透了蒋的心思，上前劝蒋：“委员长，事情早已过去，算啦，算啦。”这一席话，使蒋介石有了转移话题的台阶。

        蒋介石为了不使张学良生疑，对此行“剿共”的事项只字不提，声称自己是来西安“避寿”的。因为10月31日是他50暖寿，他要在这期间到各地走一走。

        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地点选在华清池，这是中国的一大名胜。相传秦始皇在骊山触怒女神，被唾一脸，后即发疮。始皇求恕，神女便托梦要他用温泉洗愈。因此温泉华清池又叫神女汤。唐代在此建立华清宫，玄宗每年偕杨贵妃在此过冬，经常在这里沐浴，引出不少故事。白居易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名句，用典即在此地。

        蒋介石为什么驻节这里，一个西距西安25公里的偏僻之处，是为求清静还是为方便沐浴？当然都不是。但这个地方却实实在在地成了他的蒙羞之地，即使以后事过多年，一想到此地他都会萌生后怕、顿生怒气。

        华清池仅是古城西安之一景，如果说要游览名胜古迹，在陕西游上个十天半个月是不成问题的。蒋介石尽量装出悠闲轻松的样子。他选择去西岳华山游览华山，以险著称，以奇拔峻秀冠天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的陪同下，蒋介石边游边谈。他指点着华山，似是一语双关，又似是有感而发，说道：“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就会掉到万丈深渊里哦……”

        张学良看到华山的天然奇景、庙宇古迹，也是感慨万千，但他与蒋介石的感受不同。他随即以一首七言绝句寄托情怀：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林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听了张学良的诗句，蒋介石若有所思，随口问道：“汉卿，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直言答道：“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张学良的回答，使蒋介石进一步印证了他所获得的关于张学良思想激进、联共抗日的密报不假。蒋介石虽然很生气，但又不好发作，遂劝道：“这些书都是苏联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这最后一句，蒋介石担心会刺激张学良，遂又补充说：“你要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游完华山，蒋介石又游览了秦陵、黄陵、周原、西五台，参观了碑林。这时，他的大批亲信人马陆续赶到了西安。至此，蒋介石在西北的嫡系精锐部队已经达到260个团，约30万兵力。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也云集西安，他们是：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蒋作宾、邵元冲等，还有西安的晏道刚、曾扩清也应位列这一千人等之中。

        蒋介石有了后盾，这时才开始发威，指令张、杨限期剿共。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在征服对手方面，可谓沙场老手。这次处理西北局势，他采用的方法依然是先武力威慑，再内部分化，各个击破。

        因之，在他出发去西安前，已吩咐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草拟好一个名单，而在他到达西安后，即下令名单所列各方面大员齐赴西安，共商“剿共”大计。在其嫡系部队到达西北后，又大张旗鼓地布兵摆阵，扩建机场，首先给西安方面以心理压力。在做足宣传文章之后，蒋介石才在他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

        张学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总司令，请恕我直言，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是我个人意见，整个东北军都有这个要求，全国人民也都有这个要求……”

        蒋介石没等他说完就训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对蒋介石的批评，张学良不能认同。他据理力争：“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是打日本，可以调动自如，锐不可当。”

        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士兵不愿意为由拒绝“剿共”很不高兴，但是，他从张学良的话中也找到了说服张学良的机会。于是就说：“剿共政策，不能改变，士气问题，我来解决。”蒋介石自信，只要他亲自给官兵讲明利害关系，就一定会扭转东北军官兵的思想。到那时，你张学良再不“剿共”，就没有了理由。

        蒋介石又召来杨虎城谈话。

        杨虎城没有张学良与蒋介石那样的特殊背景，因此也就不能像张那样公开对蒋介石说“不”。只能是委婉地表达意见：“我个人完全服从委员长的命令，但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确实是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杨虎城的回答与张学良如出一辙，这使蒋介石既震惊又忧虑。他震惊的是，这两支屡有冲突的部队居然走到了一起，真有点出乎意料。他忧虑的是，现在不仅是张、杨个人不愿“剿共”的问题，而且是两支部队都不愿“剿共”的问题。要把这两支部队拆散，前有民众支持，后有共产党支招，谈何容易呀！尤其是东北军打回家乡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谁能撼得动这种思乡情结？

        蒋介石还是决定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想亲自“解决”两军基层官兵不愿“剿共”的问题。

        这是10月27日，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典礼如期举行。西北“剿总”和东北军、17路军的团以上干部应召而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讲道：“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仪、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接着说：“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就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这些话，显然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听的，也是给张学良、杨虎城的警告，给东北军和17路军的警告。具有浓厚抗日思想的受训军官，是难以接受蒋介石那套不怕亡国而惧内争的歪理的，所以，短短半个小时的讲话，会场多次出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和跺脚声。张学良怕引起蒋介石的不快，讲话以后马上宣布解散，把原来安排的现场提问临时取消。

        蒋介石对会场中的现象未流露出介意之情。会后，继续在张、杨的陪同下去青龙岭，观赏终南山雨后景色。晚上又去省银行欣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用以作出对王曲军官训练团一事不介意无所谓的姿态。

        28日，蒋介石邀张学良会谈。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不是写信给我吗？我来了就是对他的答复。”这句话是带着杀气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张学良背着自己与共产党联系的不满。可一心只想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管这么多，竟接过话茬儿说道：“学良正要向委员长报告。”于是，就一五一十地把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致函张学良并转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转述于蒋。信是这样写的：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蒋介石听罢信的内容后，立刻训斥张学良：“你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但张学良仍然表示，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本来还想向张学良撒气，但旋又考虑明天就要去洛阳，于是又把语气缓和下来，说道：“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

        这段话，似乎是受前面提到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的影响，而在向张学良透露苏联可能不再关心中共前途的判断，以打消张学良对抗日发动的担心，而不知内情的张学良是不可能从他的话里听出玄机的。

        与张学良谈话后，蒋介石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专访，公开表明誓把“剿共”内战进行到底的决心。蒋氏指出：“政府决定贯彻戡乱方针，因为共产党受国际指挥，不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本位……（政府）断不能容许国际操纵之势力，以武力破坏国家，毁灭中华民族之独立性。”

        这次谈话，张学良深感失望，因为他说服蒋介石的努力无果。蒋介石也对张学良更为不满，以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痛心。”

        29日，蒋介石乘火车去洛阳准备做寿，但他一到洛阳，即迅速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击刚刚会师陕甘的三大主力红军。蒋决定：由第1军、第3军、第37军和东北军的第67军、骑兵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自南到北，分成4路，夹击红军。31日，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令。

        接获蒋介石这道命令，各路“围剿”大军却是表现不一，张学良领导的两个军因与红军早已达成默契，自是不愿与红军交火，其他几路也大都消极观望，惟独胡宗南的部队显得特别卖力，孤军推进到红军的腹地。至11月21日，红军主力不仅摆脱了“围剿”军的堵截，而且对胡宗南的几个师形成合围之势。这一天，红军主力主动发起了环县山城堡战役。下午，左权的红1军团、徐海东的红15军团发起总攻，红四方面军的王宏坤第4军与红二方血军萧克的第31军配合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将胡宗南部的第78师232旅和第234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在盐池、定边方向的胡宗南部第1旅，也被宋时轮领导的红28军击溃。国民党“围剿”军遭受这一重创后不得不暂时撤围再图，重新组织围攻。

        让我们再回到10月31日，蒋介石50岁寿辰这一天。

        这一天的洛阳，胜过节日，热闹非凡。整个洛阳都被精心“打扮”了一番。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装饰一新，贺幛寿联挂满墙壁，主席台正中一只五彩缤纷的大花篮，烘托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庆典中的祝词、贺词充满了对他的“统一”、“剿共”勋业的溢美和“盛赞”。来自各国的外交代表，包括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等，也都发来了贺电。庆典之后是生日宴；生日宴过后再举行飞机表演，这些表演的飞机是侍从室以抗战的名义组织各界民众募捐购买的，正好50架，分为10队，每队5架在空中做各种特技飞行动作。这别开生面的祝寿形式，比起那50支燃起又要息掉的蜡烛可要新鲜得多，当然花费也会不小。

        这一天的南京，也举行了隆重的寿诞献机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先后有68架新型战斗机腾上高空，由南京上空向蒋介石一家表示庆贺，总计有230多个单位出席庆典，人数达20万左右。

        全国各地也都安排有各种庆寿活动。党政军各界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纷纷致电祝寿。全国各地悬旗致敬，还有不少地方建起了“中正堂”、“介石堂”。

        在洛阳的祝寿队伍中，名望和资历最高的要数张学良和阎锡山了，他们都当过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因为二人始终伴随在蒋介石的左右，这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次二人跟随蒋介石左右，还是为了劝蒋。对于劝蒋放弃“剿共”政策，一致抗日，张、阎早有默契。1936年5月，张学良曾亲赴太原，劝阎接受他在九一八事变时的教训，对日本不能存有幻想，不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如要入侵晋绥，要坚决抵抗。10月，张又两次去太原见阎，得知阎对“剿共”政策已存疑虑，遂与阎商定：如蒋介石不抗日，晋军和东北军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张还派西北“剿总”秘书兼办公厅第6科科长李金洲两次去太原晤阎，商议共同抗日事。而这时阎已邀请薄一波等5名共产党人到太原协助他准备抗日。阎锡山在10月30日去洛阳给蒋祝寿时，特意绕道西安与张同往，也是为了与张商议向蒋进谏事宜。

        庆寿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就与阎锡山一起去拜见蒋介石。谈话是从这次飞机表演开始切入主题的。张学良与蒋一见面就说：“这次飞机表演很有水平，飞机也很好。”蒋介石此时尚沉浸在庆寿的欢愉之中，听到这话也就示意张继续说下去。

        张学良话题一转说道：“不过，委员长可知侍从室在动员捐献时是怎么讲的吗？”

        蒋介石急忙问道：“怎么讲的？快说来听听！”

        张学良见蒋介石愿意听，就说：“侍从室下达捐款献机的通知时，是打着抗战的旗号。委员长，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民众之所以能如此踊跃捐献，其热忱完全是出于抗日，是为拥戴委员长领导收复失地，领兵抗日。所以，这次捐献盛况空前。”

        “是啊，汉卿、百川，听说小学生把买铅笔、糖果的钱都拿出来了，群情如此。”蒋介石顺口说着，突然觉得话茬不对，又一想：这两天这两人一直追着我转来转去，是不是来做说客，劝我来了。于是，笑容顿失，改口道：“抗日，又是抗日，你讲了多少回了。你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们的身边、面前，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

        蒋介石自己听不进张学良的劝说，反而劝起张学良来：“汉卿，共匪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不难消灭。消灭了共匪，可以永绝后患。”

        张学良觉得蒋介石还是老调重谈，不愿听下去，就把话题转到东北军身上：“我眼看着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东北官兵，到西北来‘剿共’，离家乡一天比一天远。”说到这儿，他的眼圈湿润了，而“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中国国家民族的最大敌人？”

        对于张学良的又一个提问，蒋介石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看一言没发的阎锡山，遂把球踢给了阎锡山。既是有求于阎帮助解危，又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百川，你说谁是最大的敌人？”阎锡山见问到自己头上，就按照与张学良商量好的话说：“依我看还是日寇。汉卿讲的停止内战，实行中华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

        阎锡山不仅没能帮助蒋介石劝说张学良，而且证实了张、阎二人这几天形影不离，就是充当说客的。蒋介石立刻生怒，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了！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的这番话说得很重，二人觉得蒋已把话说绝，不能再谈下去了，只好告退。临走之前，蒋介石还告诫他们：我叫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向我来讲什么“团结抗日”的老调。这道理我不懂吗，我蒋某人难道不抗日吗？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只是共产党在我们背后捣乱，不消灭他们，我们能安心抗日吗？这么个简单道理，你们都想不明白！

        晚上，张、阎二人密谈了许久。分手时，阎拉着张的手说：

        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罢。

        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作多种解读。张学良以为这是阎锡山的某种默许，即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举旗抗日时阎锡山会声援和支持他。就是凭着这句话，张学良后来误以为阎会支持他对蒋实行“兵谏”的。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阅兵并发表讲话。这时他还没有从前一天与张学良、阎锡山谈话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一开头就讲起了“剿共”问题，并且别出心裁地把联共与汉奸联系起来。他严厉地说：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张学良顿觉心灰意冷。正如他自己回忆时所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冷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欲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赠以温言相慰。”

        张学良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洛阳，遂登机返回西安。一路上他做出态度已然转变的样子，在飞机上故意对何柱国放话：“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张学良是有意让他这一番话不胫而走，造成一种掩护。同时，他也在构想回去应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学良自从11月1日在洛阳被蒋介石公开羞辱之后，即开始考虑万一蒋介石最终不同意停止“剿共”、发动抗日该作何种打算。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和蒋告别，自己辞职走开；第二，口头对蒋作最后的诤谏，使蒋能在最后时刻改变误国之策；第三，采取非常行动，实行类似于“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

        第一种方案，对于像张学良这位急切希望洗刷“不抵抗”耻辱，收回桑梓故乡的爱国将领来讲，是不会选择的，那样不仅对不起乃父的在天之灵，而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东北父老，对不起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

        第三种方案，是万般无奈之举，对于张学良这样重情义、讲忠信的人来讲，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此种极端办法的。至少这时的张学良与蒋介石还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剩下的办法只有继续劝谏蒋介石的第二种方案了。

        张学良对此一方案的信心却是明显不足。11月4日，他带着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飞往兰州，以拜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甘肃省省长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之名，与共产党接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办法。他首先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周恩来，随后中共便急派叶剑英到西安带来中共的详细停火计划和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红军果真撤离瓦窑堡，向北驻扎于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张学良从这件事上体会到：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说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决心把自己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当作誓言，决不轻易背弃。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发展到相互合作。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与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介石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赠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党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为了抗日这一共同的事业，张学良与红军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其中提到的“赠以巨额私款”，其实远不止此，随巨款一起的还有不菲的物资。这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还救了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条命。1992年5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纪念聂荣臻去世的文章中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

        正当张学良穿梭于陕甘之间，设法打开僵局，为尽快实现联共抗日大计而努力的时候，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深受抗日氛围的感染，他于11月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但蒋介石以“时机尚未成熟”，否决了他的要求。

        这次上书再一次加重蒋介石对他的成见。蒋在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次节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从蒋介石的日记看，尽管蒋对张的训斥一次比一次严厉，尽管张学良之所为使其在蒋处已然“失宠”，但蒋介石此时却没有像以往对待政敌那样去对待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十分特殊的。

        蒋介石可以把张学良当作晚辈那样不给面子，外界的人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连蒋氏的心腹幕僚都觉得“甚是不妥”。就在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大骂汉奸的当天，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马上找到东北军的何柱国，托他转告张学良：不要多虑，蒋公的脾气说完就过去了。蒋介石安插在西安“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也向蒋发去电报，给张学良转圜。这份由晏拍发的所谓“有亥”电文说：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109、110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110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蒋介石对这封电文是重视的，曾反复考虑是否派张领兵绥远。但最终还是于12月2日否决了张的请求、晏的建议。

        获悉蒋介石的决定后，张学良只身一人驾机飞往洛阳，晋见蒋介石，准备冒死再行力劝。

        行前，张学良曾表示：“他如果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我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考虑我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抑或是猜到了张学良的心思，或受到了晏道刚电文的影响，见到张后格外客气，并主动表示，可以恢复在崂山和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歼灭而被取消的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但张学良不为所动，直言剖白“剿共”不得军心民心，要求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对此，蒋介石一口回绝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前线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地向张提出撤职问题，是恫吓，还是警告，后人不得而知，但往下发展的事态说明，蒋介石的“撤职牌”没有发挥效应。

        张学良把话题转到释放“七君子”上。

        “七君子”就是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名爱国人士。他们7人都是上海各界救国领袖，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南京国民政府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

        张学良建议蒋把“七君子”放了。他说：“上海的几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罪，如果说他们也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建议，说这是政治需要，他让张学良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这时，张学良突然跪了下来，眼含热泪，一句一顿地说：

        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中夜彷徨，有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堂堂七尺男儿，身居国民党的中常委，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向蒋介石下跪，其言何其真诚，其情何其感人，但依然不为蒋介石所动。

        不仅如此，蒋介石不等张学良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叱骂张学良：“放肆！”

        张学良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听了蒋介石的话，腾地站了起来，改变语气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你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此时，劝说变成了质问。蒋介石平时听惯的全是奉迎和恭维话，此时这样尖锐的批评，哪里受得了。蒋介石也站了起来，指着张学良：“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接着又嘶喊着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却使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如果说，蒋介石于11月1日的“汉奸说”深深刺激了张学良，使他开始考虑一旦蒋介石坚持不改变主意，他在可供择取的三套方案中仍是立足以第二套劝谏方案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2月3日与蒋争吵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第三套方案，也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即对蒋实行“兵谏”的方案了。

        张学良从洛阳回到西安，杨虎城正在客厅等候。杨早已从张的神色猜到了劝谏之举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在张学良介绍了劝谏的情况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虎城就顺势提出了类似于“兵谏”的建议。

        杨虎城主张“兵谏”，下这一决心比张学良要容易得多。从杨的角度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全国一致抗战局面的出现。同时，这对17路军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利的，可以使17路军避免遭受两面夹击的窘境，也有利于彻底解决杨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就不同了，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较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高，受蒋的影响较大。他始终相信蒋介石能领导全国抗日收复失地，所以真诚地拥护蒋介石。但是，这次听到杨虎城的“兵谏”建议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这说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谈及这一细节时，这样说道：

        迨自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之彼之意见也。”

        12月4日，也就是张学良从洛阳返回的第二天，蒋介石也来到了西安。两天之后，蒋介石召见张、杨，公开摊牌。蒋介石说：“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应的处置。”接着，蒋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17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

        蒋介石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按照第一个方案，不仅张、杨自己不愿意打内战，而且他们的部队也不愿意打内战。与红军的几次作战已经使他们损失惨重，再打下去将会自我毁灭。按照第二套方案，张、杨两军都要离开西北，互相还要分开，不仅两军不能联合，而且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这样下去，势必要被蒋介石分别吞并或被消灭。

        既然蒋介石指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剩下自己那一条路了。这就又回到了张学良的第三套方案，也就是杨虎城提出的“兵谏”办法了。然而，此时张学良对蒋还没有死心。他在与杨虎城从蒋介石行辕出来后研究对策时，只统一了两点共识：

        一、东北军和17路军决不再打内战；

        二、东北军和17路军除了抗日之外，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

        而对最重要的“兵谏”的问题，此时毫未提及。张学良还要再试一试是否能最后说服蒋介石同意发动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这次“哭谏”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最后说服蒋介石；二是如果说服不成便顺便摸一下藕介石住所的底，为“兵谏”做准备。于是，他以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拟派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武前往震慑为由，而先后分别带白、刘去面见蒋介石，佯为请示方针，实为实行谏蒋抗日之最后激烈手段，让两位潜在的“兵谏”计划的执行者熟悉一下蒋介石的面容。

        待两位部属离开后，张学良再次力图以其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极为沉痛地向蒋陈诉说：“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说到这里，张学良潸然泪下，感情十分激动，接着又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国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声泪俱下的表情，苦苦劝求3个小时，也软化不了蒋介石的铁石之心。蒋介石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剿共”立场，还怒斥张学良年轻，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蒙骗，最后他面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削平内乱的政策。”这样，张学良的“哭谏”又失败了。

        张学良还不甘心，他又让杨虎城找蒋介石再行力谏。杨虎城明白对蒋介石再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张学良既然说了，他便于第二天上午11时去了华清池谒蒋。但为不引起蒋介石的生疑，杨虎城把话说得很谨慎：“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至于红军宜用政治方法解决。”蒋介石也心平气和，但措辞十分严厉，说：“共产党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现已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已令马少云派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沙漠里，到时他们无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条路……有主张抗日而不主张剿共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蒋介石怕杨虎城情绪对立，又缓和口气说道：“你是本党老同志，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虎城见蒋介石的态度依旧，而且不会改变，只好告退。

        杨虎城劝说无果而返之后，立刻面见张学良研究对策。在向张学良陈述了劝蒋的经过后，杨虎城再一次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能失去时机与人心。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与17路军）也值得。”张学良终于同意了杨的建议，说道：“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算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在张、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的同时，蒋介石也深感迫使张、杨就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蒋仍然没有放弃月余来对张、杨持续施压，压张、杨“剿共”的既定手段。

        首先，设法创造有利于用兵西北的政治环境。在11月1日以“汉奸说”痛斥张学良之后，蒋介石也明白此时“剿共”，特别是压张、杨“剿共”政治气候十分不利，于是，他委派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指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频繁接触；指示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多次商谈，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为条件，以换取在此次“剿共”时不发生日军大举侵华行动。接着，他于17日飞抵太原召见阎锡山，要求阎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他指出：“现在要剿共，不是大举抗日的时候，绥东战事要适时停止。”18日，又飞往济南与韩复榘晤谈，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为了寻求日方对他“剿共”的配合与支持，他还于23日下令在上海逮捕呼吁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其次，蒋介石加紧了威慑西安的军事、政治攻势。他利用大办祝寿活动，炫耀他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他借“剿共”之名，炫耀他的军事实力；他利用特务系统不断散布谣言，先是传出“蒋介石已命令万耀煌的13师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董钊的28师迅速进驻临潼”；后又传出“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前赴洛川、杨虎城前赴韩城，立即督率所部进攻陕北苏区，还命令驻甘、宁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关麟征部以及马鸿逵的骑兵，从西面猛扑陕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谣言，与张、杨打心理战。还在12月3日与张学良谈崩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移到西安召开，这个改变，意在对张、杨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再次，实施分化东北军和17路军上层的活动。12月4日他人驻临潼华清池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吃饭、威吓、利诱等方法进行所谓的“精神感召”。他告诉将领们：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最后一役贡献力量。

        最后，向张、杨摊牌，使出他的“杀手锏”。他提出的如东北军和17路军不“剿共”就要调往福建、安徽，交出陕甘，实际是在告诉张、杨，除了“剿共”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是，就在蒋介石使出了浑身解数之后，张、杨仍然一次又一次苦谏、力谏、哭谏，这使蒋对张、杨特别是对张学良的失望情绪也达到顶点。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兵谏“捉蒋”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选择。张学良把这个办法称之为“苦跌打”。在法文里，这个词的中文译音为“政变”。

        1936年11月底，张学良在西安会见中共将领叶剑英时，曾就这个问题征询中共的意见。张学良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

        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叶剑英没敢轻易表态，而是与张一起分析时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一再表示，他将迅速报告中共中央，然后给予明确意见。很快中共方面就反馈信息，劝张学良慎重。

        围绕这最后选择的可行性，张学良也曾专门组织亲信进行多次研究。就在张学良约见叶剑英的前几天，他与杨虎城一起乘飞机到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由张学良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参加的秘密会议，秘筹谏蒋步骤。张学良在这次会上谈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曾几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无效果。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实行兵谏，但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对蒋劝谏之案已经退人次位，而采用“硬办法”之议已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跟随其后的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大员中，以战将为主，其中，蒋鼎文是准备接替张学良指挥全局的。卫立煌是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拟在张学良坚决不“剿共”的情况下与其换防的。朱绍良是兰州绥靖主任，陈继承是豫鄂陕边区主任，陈诚是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的。万耀煌军开入陕西腹地，是监视并分割包围东北军与17路军的。铁甲车兵司令蒋锄欧也来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是一向给蒋介石协调各杂牌部队的。蒋百里是保定军校老校长，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刚从欧洲回来，蒋介石是要其来担任军事顾问的。黄埔系的大将中没有来西安的，只有何应钦、顾祝同、张治中等3人而已。

        蒋介石还召来了几个文职官员。蒋作宾是内政部部长，曾任驻日大使。找蒋作宾和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来是为协调对日关系出谋划策的，因为日本能否给蒋“剿共”的时间至关重要。复兴社的戴笠本应在召集之列，但因政学系的二号人物杨永泰在武汉被暗杀，戴正在处理此案。调查科的张冲也来了，这是准备“收编”红军残余的一枚棋子。

        至此，蒋介石的文武班子都已到位，唯一缺的是他的重要谋士陈布雷，因为陈只是担任为蒋起章文告讲话的“文胆”而“剿共”只需用大炮和机关枪来发言，毋须他来。

        分析一下蒋介石以上文臣武将的名单，即可发现，来者不善。

        为应对变局，张学良的高级将领也来到西安。他们是：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57军军长现任中将高级参谋董英斌，105师（相当于一个军）师长刘多荃，以及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

        经过张、杨反复研究，至12月8日晚最终敲定了对蒋实行“兵谏”方案。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军事行动作了大体分工：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间的警戒；17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并解除西安蒋之中央系统的武装。

        张、杨相约，两军秘密调派人员，进行具体布置。但是，仍未确定行动的具体时间。这是张学良对蒋仍抱幻想的反映，后来是蒋介石要对张、杨下手的势态，才使张受到“教育”并坚定了行动的决心。

        张、杨两军的动态，蒋介石也在密切观察着。在洛阳避寿的1个月时间里，他进一步向陕甘派驻兵力。蒋介石命令集结在陇海路的“中央军”不断向西推进，蒋鼎文部进驻潼关，樊崧甫的46军开进华阴，万耀煌的25军进抵咸阳，胡宗南的第1师由甘肃向东布防。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机场，以容纳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西北执行“剿共”作战任务。

        12月4日，当蒋介石决定从洛阳移驻西安时，他的高级幕僚中就有人已感觉到了大变在即。陈诚劝阻蒋说：西安已决非宜于驻节之地，最好驻节洛阳，短期不动，或进驻平凉。蒋介石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坚持进驻西安。这时他对张学良的判断是“虽然精明，但胆子小”，“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而对杨虎城则有所防备。

        蒋进驻西安以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不断地挑战着他原来对于张学良的认识，尤其是同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谈话之后，觉察到他在两军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已大打折扣，这使蒋的危机感加重。同张、杨摊牌之后，一方面，决心尽快解决张、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调好专列，准备脱身。

        这时候，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已经不再通知张、杨参加，这也表明蒋介石已经开始弃张。12月7日，张学良同蒋介石的争吵，加快了这一进程。实际上蒋在这一天已作出决定，将由蒋鼎文、卫立煌分别代替张学良、杨虎城。8日，蒋鼎文已经有了劝张交出军权的非正式表示。

        9日，蒋介石已经作好了解除张、杨职务的各项准备。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与时机，遂对张、杨使出欲擒故纵的手段，在这一天他亲自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去一封密信，指示邵安排《大公报》公布撤销张学良、杨虎城职务的消息。密信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蒋介石利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私营报纸《大公报》，放出这种即将剥夺张、杨权力的空气，目的就是诱使张、杨出手，以便自己有借口彻底解决张、杨问题。

        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蒋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就是这次会议作出了将张、杨逼上梁山的决定：

        1．在12月12日正式发布第6次总攻红军命令；

        2．决定将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17路军武装；

        3．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本来张学良对发动兵谏一直犹豫不决，但蒋介石的痛下杀手最终使张学良摆脱幻想毅然走上了与蒋介石的安内先于攘外误国政策的坚决决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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