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西安事变结束后不到半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这次事变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有许多历史背景是相同的，比如，入侵的借口都是无故挑衅，采取的手段也都是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变发生前，中国国内已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这一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旨在抗日救亡的西安事变也已获得和平解决，国共再次合作、举国抵御外侮的国内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日本帝国主义仅稍微开动其战争机器即可轻易侵占大片中国领土的气势已一去不复返了。而西安事变期间经历50多天是继续“剿共”内战，还是团结抗日的严重斗争，最终促使国民党及其执掌的位居中枢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重大的政策转变，结束了持续十年的“剿共”内战，实行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新政策。这一不同点，使中国政府在日本的武力侵略面前开始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向对日奉行退让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次态度十分鲜明地表示：全力抗战，以战图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鲜明的应战姿态不仅一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侮每每逆来顺受的屈辱形象，而且博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在“二战”爆发后成为四大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为中华民族解救危亡和实现复兴，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对日妥协的既定国策，改为致力国内实现和平、决意抵抗外侮、奋起抗日的路线；它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思维，同意着手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的影响是深远的。西安事变后，它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作用，逐渐地显现出来……

        ★张、杨将军舍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蒋介石放弃执行十年的剿共内战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战图存的热浪席卷神州

        七七事变爆发那天，蒋介石正在庐山。那里风景秀丽，清爽宜人。尤其夏天，它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是避暑的好去处，因而南京政要每年夏天都到这里办公和避暑。此时，蒋介石已经没有了这些雅兴，南京呈报过来的“特急电报”，报告了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的一切。

        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比，蒋介石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那时，他给张学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今次，他在当天即致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接着，他急电在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会议的何应钦：立即回京，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所有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他还雪花般地向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40军军长庞炳勋、85师师长高桂滋发去急电，命令他们各率所部向石家庄集结。

        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班开学典礼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部署发动举国一致的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他指出：“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最后战斗的训练。”

        这次讲话，蒋介石虽然点明对日问题及其对卢沟桥事件的态度，但是受训的文武官员们还是感觉耳目一新，预感到时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两天后，日本政府召开了五相会议，作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当天即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这一声明，宣布了日本已实行战争体制，公开宣示由两天前卢沟桥事变引发的中日战事已经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同日作出应对，进行军事部署。此时，中国可用于国防的战争储备物资，弹药只能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粮秣只能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在中国北方就空军作战所需而言，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嫌准备不足。

        为确保战争的需要，蒋介石就全面抗战事宜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以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3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严令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和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29军需要弹药和物资，南京可以源源补充。还着手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全面抵抗的准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谈话，对中外公开宣示南京国民政府和他本人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说：

        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民族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尚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须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继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如果说，在上述谈话中蒋介石对于中日开战还留有一点余地的话，一个月后，在《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中，则明确地昭告世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以自卫抵抗暴力。

        8月7日，蒋介石把上述抗战决心化为行动，这一天他召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举行最高国防会议，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实施全面抗战”；二、中国抗日战争“取持久消耗战略”。两天后，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蒋介石遂宣布：中国从此进行对日抗战。

        又过两天，即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中国“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起全责任”的国防最高会议宣告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其职责主要分为四项：（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

        《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的颁布，使蒋介石拥有极大的权力，他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会后第二天，根据蒋介石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举行国防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指挥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另外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分掌相关事宜。自此，国民党的政治会议暂停，新成立的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代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履行筹划抗战国策等功能。

        在健全抗战的政治组织构架之后，亦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8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抗战总动员令。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导计划、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对抗战作出全面部署。这一部署突出了三点：一、“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别注意固守平绥路东要地”；二、“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三、“以最小限度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地”。按照这一战略要点，抗战最初的军队作战序列为：

        第1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组成为第1、第2、第14集团军，司令长官为程潜（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2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兵力组成为第6、第7集团军及骑兵第1军，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第3战区，辖江苏、浙江地区，兵力组成为第8、第9、第10、第15集团军，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4战区，辖福建、广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4、第12集团军，司令长官为何应钦；

        第5战区，辖山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5集团军，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后由李宗仁继任）。

        对上述五大战区（包括后续组建的部队），国民党政府军投入作战力量达到200万人。陆军方面，抗战爆发前已有49个军，182个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达到170余万人。抗战爆发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派系部队相继接受改编进入抗战军事序列的又有30万人。

        海军方面，在战前已有舰艇100艘，其中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艇及运输舰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1舰队系沿海舰队，第2舰队为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3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4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此时的中国海军，尚比较落后，大多是从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以抗衡日本的现代化舰队。

        空军方面，有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由国外进口而来。

        同强大的日军作战，军队数量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为把这支庞大而零散的军队整编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从1936年初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整，计划在1938年编成60个调整师。调整后的师的建制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抗战爆发时，已经调整完毕50个步兵师。

        在整编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两广的桂系、华北的宋哲元的部队占据了较大份额。东北军依靠东北财富，不仅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且在沈阳有巨大的兵工厂，可自造武器装备自己，所以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是堪称上乘的，但东北军致命弱点是军官素质差，这就使它的装备优势大打折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这支军队进行整顿并悉数开赴抗日前线，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南方一带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还有冀察的宋哲元等部，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他们因惧于以往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惜重金多方筹款购买武器，装备部队，因而这些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装备落后，但其将领的指挥谋略、相互的协作精神、官兵的战斗精神等，则是国民党政府军所无法相比的。因而，战端开启后，红军也接受改编为3个师近5万人，成为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政治素质最高、最有战斗力之一部。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使全中国人民受到鼓舞。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旗帜鲜明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29军，并立刻开放全国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勇气，并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由战争！”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七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并主动请缨：“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一周后，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下达命令：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各路红军将领立即汇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总部，商讨红军改编问题，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

        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各社会名流包括华人华侨代表，都投身到拥护抗战、支援抗战的洪流之中。8月18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首肯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冀察当局，对日“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不许后退一步，必要时准备牺牲”是正确的；敦促冀察方面，要认识到丰台也是我们的领土，要像傅作义将军守绥远那样，收复失地，换来安定，这是光荣的历史，人民不会忘记；盛赞29军将士以卢沟桥为“坟墓”、以丰台为“兵房”的坚决信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蒋介石于1927年春发动“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为时十年国共两党互相为敌。蒋氏“剿匪”十年，耗尽国力，不仅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逐渐坐大，从南国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到北方的地方实力派一次又一次图谋倒蒋，蒋氏独裁政权多次出现险情。

        蒋介石没有汲取内战导致国力赢弱的教训，顽固地坚持其错误政策，这给外敌以觊觎之机，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鼓励”，日本瞄准中国内部的乱局，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开始其对中国长达14年的野蛮侵略，并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6年间占据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共产党无可忍受，人民亦无可忍受，甚或国民党内部的爱国者也无可忍受。

        西安事变就是在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西安事变终于使蒋介石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同共产党的内战尤其没有前途。南京国民政府及其蒋本人的政治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

        1938年10月中日武汉会战以后，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两大战场合组而成的中国抗日战场一直独力抵抗牵制着强大的日本侵略战争机器，使之无暇他顾，这实际上也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有力策应和贡献。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中共同对日宣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日本虽然一开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暂时占据主动但很快即告丧失陷入战略守势。

        然而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战场——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的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仍远远超过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如果再把维持确保占领中国东北任务的关东军统计在内，那么在1941年12月前后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达138万人，占日军陆军总人数的65％。到1943年12月，中国战场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仅八路军、新四军在1941、1942年两年内，就作战4万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7万余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

        八年抗战，惨烈非常，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成员，作为战胜日本反法西斯的主要交战国，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永垂青史、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让我们把历史定格在这一段收获胜利果实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作为中国代表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同其他8个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共同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仪式。

        上午8时30分，参加对日作战的9个盟国的签字代表团成员在签字仪式东道主美国代表陪同下依次拾级登上密苏里号上层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因为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并且奋战时间最长，因而得此殊荣。随他之后的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他们身穿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军服，上面佩戴的各种勋章和绶带，红色、金色、褐色、橄榄色等五颜六色光耀人眼，也映得密苏里光可鉴人的甲板上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而战败的日本代表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要求，被安排在受降桌面前，沉默肃立5分钟等待受降。

        之后，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日本代表首先签署投降书。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战胜国9国代表按照盟军统帅部和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国的顺序，依次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受降书上签字，接受日本的投降。

        签字仪式之后，中国代表徐永昌面对记者发表了胜利感言。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过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看来，徐永昌将军的话是有远见的，也是有所指的。战后61年过去了，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包括个别政治家，尚未做到认真地反思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日本法西斯对人类正义所犯之罪过。

        这一年的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也在南京中央军校旧址举行。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日本侵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当日，中方向冈村宁次宣读了中国战区总司令部第1号令。命令说：从此日起，中国本部、台湾、安（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陆海空军，全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不准接受日本政府的任何领导。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及中国战区各级日军司令部不复存在，代之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和各地联络部。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的任务为：执行或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并处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

        中方这一命令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受降命令而发出的。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签发第1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均应向中国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10月25日，日本将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当天，日本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驻台军当局正式向中华民国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至此，被日本以武力强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终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终于得以一朝洗雪。

        而由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已于同年8月17日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关东军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已随之一并灭亡，东北的主权亦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获知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的喜讯，已失去自由多年的张学良掩饰不了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他在九一八纪念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天气十分清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乡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14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焕然一新。”

        胜利的一天到来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又是付出多少难以计数的巨大代价！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但中国人民以惨重民族牺牲换来的胜利日，终于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从国势日渐衰微而走向重新振兴的转折点，张杨两将军理当笑慰，一抒胸中块垒。

        虽然为了这一神圣抗战的发动，为了胜利到来的这一天，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失去了个人自由。然而，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却使他们得偿企盼中华不惧和不受外侮的夙愿，更使他们希望中华强盛有日的愿景渐趋实现。

        在历史的年轮进入21世纪的时候，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平稳快速增长，到2005年年底GDP总量已跨入世界前4名，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成就举世瞩目，世人惊羡。

        这期间，中共对于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的3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于1976年逝世。

        作为西安事变首要角色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退居台湾后也于1975年逝于台北。

        而作为西安事变两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则以身殉道，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杀害，因而他虽曾感受过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即将浴火重生的喜悦，却无法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亲身感受中国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腾飞……

        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将军却虽历经磨难而终享长寿，活到101岁，于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旅程。因而，他有机会看到抗战的胜利，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一步步迎来盛世。

        看到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强大的中国人民正逐步奔向小康，张学良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从未后悔自己半个多世纪前作出的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发动西安事变这一历史选择。他虽然在西安事变后长期失去自由达54年，但爱国情怀却始终如一、坚如当初。

        张学良将军在恢复自由前夕，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当回答记者就西安事变和两岸关系的提问时，他坦承：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那样做。接着，他应台湾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凌峰的邀请，为祖国大陆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题写了“神州风采”亲笔手书；还为祝贺他90岁寿辰写来贺信、拍来贺电的杨虎城长子、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辽宁大学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及副会长周毅等亲笔题写了“爱人如己”的题词，并为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书写了亲笔复信。

        1991年6月，曾任国家铁道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自己东北军时的老上级张学良，在探望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愿意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力。他说：“在我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与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张学良还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得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

        1992年9月10日下午，张学良愉快地接受了祖国大陆4家新闻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考消息报》的联合采访。在海基会有关人士的陪同下，来自祖国内地的记者们走进位于台北阳明山北投复兴3路的张学良公馆。记者开宗明义地表示：祖国大陆最关心张学良的两件事，一是身体情况如何，二是对祖国统一的看法。张学良回答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脚有些疼，是骨刺，一碰就疼。他与夫人赵一荻“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玩，偶尔看看电视”。当谈到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前景时，张学良说：“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当记者询问他对国共两党有无可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的看法时，张学良表示：我祝合作成功。“现在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张学良还谈到了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说：“对于两岸的关系，我觉得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了，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

        1993年四五月间，适逢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联合主办第3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时任世界兰蕙交流协会荣誉会长的张学良，在台北为该博览会撰写了贺词，托率团赴大陆的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带到北京。张学良还将自己培育了20多年的一盆名叫“爱国号”的兰花，一并带回北京，送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他在贺信中还写道：

        兰艺自中国渡海，传至东瀛，进而又扩及世界园艺之林，国人应如何发扬它的幽光，以为复兴中华文化之一助，当有赖有心人士之共同努力。

        人们终于明白，张学良以兰花回赠祖国，其意殷殷涵蕴着他对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盼之情。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为中华民族做出如此巨大历史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全国解放前，中共曾多次做出营救他们的努力。1946年1月，国共两党刚一达成协议，宣布停战、和平建国，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蒋表面表示同意，但却给张学良开出了一个恢复自由的三个条件：一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张下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学良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因而张之恢复自由也就自然作罢。至于杨虎城将军所受到的迫害更甚，诚如他对蒋之“睚眦必报”的判断。蒋对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其“丧失”所谓领袖尊严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将发动反人民内战终致失败的“原因”也记在张、杨两将军账上。而因杨虎城较张学良年长，蒋便认为张学良是受了中共与杨虎城的“蛊惑”。因而对杨将军恨之入骨，对回国请缨抗日的杨将军报以长期羁押，且待遇更恶，更不肯让杨将军重获自由而“放虎归山”。

        1949年1月，蒋介石再次宣布“引退”，由李宗仁执行总统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寄希望于“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做了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李宗仁当即同意，并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旨在恢复两将军自由的努力再度落空。而8个月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营救张学良的步伐，此时，蒋介石的嫡系张群在昆明被扣，毛泽东、周恩来遂决定用张群换回张学良。遗憾的是这一命令还未传到昆明，张群已被卢汉“义释”离滇，毛、周只能为失去这一营救张学良的天赐良机而仰天长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依然失去自由的张学良，中共中央仍通过各种管道与张学良建立联系。1961年年底，一封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密信，几经周折被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展念此信，上面赫然写着16个大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寄托着中共对张学良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期待。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离世前十几天，又专门找来时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罗青长，再三嘱托他：“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2000年6月，已寓居美国的张学良将军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华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特意发去贺电向他热情祝贺。随同贺电送达美国的还有一盆插满100朵玫瑰与200朵康乃馨的花篮。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也向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士发去了贺电。两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共同为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祝寿，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指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矗立于北京郊区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其馆藏陈列中从来没有忽视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实现举国抗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该馆就这段历史的总结性史实陈述如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利益至上的宽广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上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2006年初冬，在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由有关方面发起举行了“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祖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百余位学者聚会西安，讨论研究这一重大事件，纪念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贡献。

        人们注意到，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的史学学者们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更加客观和趋于一致。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经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学者们还认为“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评判西安事变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围绕‘西安事变’的探讨应该秉承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时隔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70年之后，老红军黄华作为一名当时在红军总部所属后方司令部参与机要的历史目击者的身份，也以自己的亲身感悟对70年前发生的这场惊天事变作出了如下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事变时并没有预先告诉中共，但在事变发生之后连夜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见解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时局的转折点。在谈到张学良为什么要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坚持送蒋回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时，黄华还认为：

        张学良这一行动，绝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谙蒋介石的秉性，深知蒋介石会认为张、杨举行兵谏是犯上作乱，损坏了他最高惟我独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十艮之入骨。张学良踏上送蒋返宁和束身归罪的道路，主动接受军法审判、承担起全部责任，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此举是从大局出发，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张学良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这一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距离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时光长河转眼即流逝过70有年。在70年后中华民族已然度过20世纪30年代那段民族危亡之秋、国势艰危时刻，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转折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并已卓然有成之际。重新审视西安事变，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为转换艰危时局、发动举国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当然也会更加清晰和全面。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张学良、杨虎城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是的，那段历史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

        今天，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要角、主角和配角们业已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但物是物非史家终有公论，千秋毁誉丹青自有评说，这不会以某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当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前进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只要是尊重历史事实避免偏见障目，人们就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转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载人中华民族的千秋史页，而凡为中国发展、民族振兴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人民和历史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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