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日本，救中国！”抗日的怒涛席卷全中国。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的歌声响遍全中国。

        淞沪抗战的枪炮声，点燃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大江南北的中国军队，站到了同一条战壕中。

        铁路、公路、水路，火车、汽车、轮船，中国的交通线上，全是运兵的专车、专船。陕西、四川、贵州、广西、福建、江西、湖北、浙江等省的陕军、川军、粤军、桂军、湘军像百川归海，沿着陇海线、浙赣线、津浦线和浩浩荡荡的长江向着东战场挺进。

        在湖北汉口、荆门、沙市担任防务的79军98师是8月15日拂晓到达南翔的。自从“七七”事变以后，师长夏楚中就下令各级官佐一律不准请假，并组织部队训练阵地攻守战、夜间的街市战和挖战壕、挖掩蔽部、挖防空洞的作业演习。由连、营、团、旅长参加的师部动员大会上，夏楚中师长用激昂的语调对大家说：“日本强盗强占我东北，又进攻我华北，硬要灭亡中国，要把我们中国人当做日本人的奴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就奔赴前线去杀日本强盗！”

        江汉码头上，人山人海的武汉民众欢送98师出征抗日，伴随着长鸣的汽笛和着高昂的口号，意气风发的士兵满怀杀敌壮志登上了大轮。东去的江水满载着湖北军民的抗日心愿。作为淞沪战场的先遣部队，98师在攻击日本纱厂、坚守蕴藻浜和激战宝山、血战大场中前仆后继，顽强奋战，伤亡和失踪官兵6000多人。

        用列车紧急输送的74军51师是从陕西南郑出发的，8月20日接到命令时，有的部队还在洋县和西乡整训。作为第一期的参战部队，要求全师迅速在宝鸡车站集结。部队整装待发时，当地天主教堂忽然发来邀请函，请营长以上的军官赴宴，表示欢送的美意。

        师长王耀武带着威风凛凛的军官们雄赳赳地去了。教堂的神父和主教都在尖顶十字架的大门口迎候，笑容可掬，热情可嘉。

        法国大菜端上来了。欢声笑语中，意大利神父致词祝贺，他祝华军胜利归来。全体神父以天主教的礼节，为华军的凯旋祈祷。

        部队出征了，从南郑到宝鸡只能徒步行军，可是火车一开，日军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侦察。从浦口到下关过长江时，部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好在是夜间，由于灯火管制严格，大多数炸弹都在江里爆炸了。

        苏州车站人喊马嘶，南来北往的军列大都在此停留。51师的军列刚停下，还没有等到换发装备兵器和办理交接，跟踪而来的敌机投了许多炸弹，苏州站的房子炸塌了，51师官兵也略有伤亡。

        千里行程，敌机为什么紧追不放？许多人都怀疑有间谍告密。后来查明，汉中的天主教堂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搜出来不少枪支文件和通信工具。信奉基督和圣母的天主教徒，怎么会被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呢？

        同样从陕西出发的第8师先从凤翔开往河南安阳，准备赴华北抗日，途中接到命令，改北上为南下淞沪，支援上海战场。师长陶峙岳是一位有爱国志气的国民党将领，他常以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爱国精神鼓舞自己和教育部队。第8师士气振奋，枕戈待旦。陶师长是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接到出征令的，他立即赶回陕西，率领部队东进。

        车过南京，男女青年列队欢送，官兵高唱抗战歌曲，群情激愤，斗志高昂，一到上海，便在接防蕴藻浜阵地后首战告捷。

        从衡阳出发的湘军第2军第9师是赶到武汉坐江轮到镇江下船再改乘火车到无锡的。从中央军校毕业的金柏源刚被分配到炮兵营当见习官，就随队上前线了。热血青年铭记着当时报纸上最激昂的口号：“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全中国都奔涌着抗日的洪流。一路上，欢送的群众向上战场的官兵散发各种抗战的传单和小册子，“战场立功”“英勇杀敌”的大字十分醒目。报纸上还发表了叶浅予先生的漫画作品《铁鸟生蛋》，画的是日本飞机在扔炸弹，好些中国人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仰头观看，有的低头乱跑，有的抱着脑袋吓得乱抖。这幅宣传防空常识的画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当时确有不少人不懂得隐蔽，有些刚到上海的士兵看到敌机来轰炸，不但不躲避，反而对着天空挺身怒骂，以表示不怕牺牲，结果有的部队没有上战场先被敌机炸死炸伤了不少。

        胡宗南的第1军在临战前进行了全面的训练。这支部队1937年初由甘肃开到江苏徐州接替郑洞国第2师的防务，自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全军官兵热血沸腾，坚决要求开赴前线抗日。

        第1军实际上只有第1师和第78师两个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为了与日军决战，胡宗南派了78师参谋长赶到南京，特邀中央军校教官伍培英、曾继远等来到徐州，在营长以上的军官训练班上讲授抗日战术。教官们以日军为作战对象，研究对付敌人海陆空作战的战略战术，不仅讲战术理论和图上作业，而且进行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使军官的指挥水平和士兵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提高。在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上，胡宗南军长传达了庐山谈话的要点，号召全体官兵随时准备开往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决斗。

        电波传来了军令，第一军沿着京沪线出征。一路上，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慰劳队端着茶水，递来毛巾，有的还硬往官兵手里塞香烟和鸡蛋。民众的信任和重视，给征途上的官兵增添了战斗的勇气。

        北上抗日的广西第21集团军8月下旬就开到徐州集中。本来，他们是负责连云港方向的国防工事的。有一天，集团军的兵站分监蓝香山到南京向桂军领袖、新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报告东海工事情况。白崇禧手一挡，说：“不忙，你先听刘高参讲上海战场的情况吧。”

        正讲着，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笑容满面地进来了：“香山，我们今晚就出发前方，快准备准备吧。”

        自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路轨占领沈阳后，抗日怒涛也席卷到偏远的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从积极备战考虑，在广西推行了寓兵于团的征兵制，经过6年的大办民团，全省经过训练的壮丁达到120万人，占到全省人口的1/10。每个县编成一个民团作为常备兵，全省可以编成20个团的兵员。到抗战爆发，桂军立即将原来每师3个团扩编为每师两旅，每旅两团。21集团军辖第7军和第48军，兵员充足，且又英勇善战。装备方面，广西每年向德国订购1万支步枪，连续5年已购买新式步枪5万支，另外还有1000支自动步枪和5万顶钢盔，可供3个军的装备。1935年，白崇禧曾秘密嘱咐有关人员：“两年内必须准备好16个师所需要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人员和器材。”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真是料事如神，他早就算到会有全面抗战的这一天。

        桂军一色的黄军装，头戴锃亮的德国钢盔，虽然个子矮小一些，但一个个精神抖擞，虎虎生气。

        第7军的170师508旅1016团驻在广西宜山，接到北上抗敌的命令后，全团的辎重由民夫一站一站地沿途运送，官兵翻山越岭全副武装步行，经过柳州、桂林，行军到全县后，辎重车炮才由水路运至湖南衡阳。部队仍然步行，千里崎岖山路，加上炎夏烈日，汗水如雨，脚底打泡，但没有人叫苦。沿途各地，群众争相慰问，男女学生与官兵热烈握手，送鲜花，赠罐头，还有水果、饼干、香烟。一路疲劳，全都化作了烟云。一些士兵说：“当兵十多年，打了几十场仗，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实在没有意思。现在去打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这是我们的光荣！”

        在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中，桂系是实力派。蒋介石的北伐，桂系出力不小，而能与蒋介石抗衡的，也数桂系最硬。为了指责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宣扬还政于民，李宗仁和白崇禧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在法租界办了一本名叫《国防论坛》的刊物，宣扬国防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专制独裁，只有实行宪政，才能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国防、抵御外侮。

        这本刊物发到其他地方部队，引起了许多议论。1937年夏天，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在整军时把杨森20军的3个师整编成了两个师，撤销了135师的番号。军长杨森老大的不高兴，他觉得这年头不能在一根绳子上吊死，光靠南京图生存谋发展恐怕不行。副军长夏炯认为：“20军必须开展多方外交，和其他地方势力加强联络，以壮20军的声势。”他说：“刘湘手下的范绍增是一个师长，他在上海设有办事处，我们20军为什么不能到大上海去扩大影响？”

        杨森认为有理。他也知道，上海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最好的联络点，还可以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联络工作。

        于是，杨森就派自己的秘书同时也是自己的广安小老乡杜重石去上海当办事处主任。杜重石是广安一中的校长，也是上海中华艺大的毕业生，能写能说，脾气也好。

        杜重石在法租界的白朗尼蒙玛朗路租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作为20军的驻上海办事处，同时筹办了一本由杨森军长题名的《前哨》刊物。还没有开印，20军请缨杀敌，已得到蒋介石的复电嘉许，命令杨森率部开赴上海。

        杜重石立即在刊物上登出“20军是川军中首先自动放弃防区赴上海抗战的第一支部队，而刘湘仍在四川保守地盘图谋个人权力”。

        9月1日，20军所属部队分别从黔西和安顺出发到贵阳集中，贵阳南门外彩旗如云，锣鼓喧天，各界民众在操场上召开欢送大会，杨森军长接受贵阳人民隆重而热情的祝愿，他代表全军官兵表示决心：“一定为川军争光！”

        开完会，在欢呼声和掌声中，副军长夏炯指挥部队出发，扛着老套筒和汉阳造的川军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从欢送的人海中穿过，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征途。

        按照第134师、军部和133师的序列，20军从大西南的贵州出发，全凭两条腿，风雨无阻地强行军，沿着湘黔公路不停地走，一直走到湖南的辰溪，才乘木船到常德，又从常德换乘轮船经过洞庭湖到长沙。从长沙以后的路程便分兵几路了。军部于9月24日坐上了火车，沿粤汉、平汉、陇海、津浦铁路急行运输，于10月8日到达南翔。

        133师到长沙后，长沙的老百姓夹道欢送，彩旗和歌声激动了军人的心，茶水和洗脸水还有毛巾一齐递过来。等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开到武昌的徐家棚又下车，虽是夜晚，自发欢送的民众仍然水泄不通。当夜部队渡江到汉口，又坐上火车。在汉口，133师兵分两路东进，一路陆上火车军运，另一路由794团团长李介立带着全团在汉口从水路顺长江而下。上船时，南京来的军事委员会电影队专门为大家拍了纪录片，每一个人都喜笑颜开，斗志昂扬。军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有人振臂高呼口号。

        20军军长杨森在汉口向全军官兵训话，他深情地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和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我们出发去抗战，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797团也是从水路走的。团长陈亲民记忆最深的是经过安徽庐江县冯家村时，高敬亭将军组织的儿童团排着队高唱抗战歌曲，妇女们送水送饭，亲如家人。船到镇江转火车，车站上，经过数千里行程的川军兄弟，不少人一手提着大块卤肉，一手提着胶鞋，嘻嘻哈哈地说笑着。陈团长不解地问：“昨天刚发了饷，你们就急着买鞋买肉，为什么不等到上海去慢慢花呢？”

        “上海的情况，团长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抱定决心，吃好穿好，去与敌人拼命！”好几个士兵这样说。

        797团一到上海，立即进入阵地，官兵们第一件事就是写遗嘱，有一天寄出写给父母妻儿的家信达160封！

        9月1日由贵阳出发，20军的大部队10月8日才到达上海，路上走了37天。从贵州都匀出发的43军26师是10月16日到达昆山的，途中花了46天。

        46天和37天的行程并不算太慢，川军的第21军和23军在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他们于9月中旬在成都誓师出征，庄严宣告“失地不复，誓不返川”。23军军长潘文华面对江东父老，在欢送大会上立下遗嘱“胜利归，败则死”。6万川军浩浩荡荡地分两批奔赴抗日前线。蜀道难行，直至11月中旬，部队才到达南京东南的溧水附近。这时，淞沪战争已经结束，我军正沿着沪宁铁路败退。

        增援上海的中国军队虽然求战心切，斗志高昂，可是落后而原始的军事运输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及体力，而松井石根率领的增援日军，只用了三天时间就从日本的熊本开到了上海。

        战争是军心和军力的较量，时间和速度是军力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就是胜利。

        中国陆海空三军的大元帅蒋介石当然明白这一点，可他毫无办法。他有他的决策：用空间换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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