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像黄浦江水，滚滚不息地从北四川路涌来。钢铸铁架的外白渡桥第一次负荷这么密集的人群，炮火中，桥身战栗着。肩挑背扛手提着箱子、包袱、箩筐、竹篮和拉扯着孩子的难民们怒吼着、咒骂着、哭喊着，像鱼群般争先恐后挤过苏州河上的这座铁桥，逃到外滩，逃到南京路，逃到外国人保护的租界。

        滚滚的苏州河，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分界。冲过这座横跨苏州河南北的铁桥，就到了一个安宁的世界。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有一个负责难民收容的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他是市党部的人。这位官方代表和他领导的救济委员会在“八一三”抗战前就意识到应付非常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了，他们开始了筹备。潘公展依靠着社会局长的这块牌子，联合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医药团体以及各旅沪同乡会等机关，共同组织成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救济委员会下设10个组：总务、财务、外事、收容、给养、遣送、训导、医药、纠察和掩埋。11位常务委员是忙碌的，集资募捐以及准备收容场所都是十分繁杂的事。特别是安排难民的住所，需要实地察看，根据场地大小和路途远近，划定人数和次序，还要布置清理，他们准备了60多个难民收容所。

        60多个收容所根本不够用，仅从8月13日开战到8月14日这两天，蜂拥而来的难民们全部住满了收容所，有的还只能在走廊上过夜。

        10多辆卡车彻夜不停地从虹口和闸北运送难民进入租界。幸亏潘公展这个社会局长分管教育机关，他下令公私学校延期开学，腾出大量教室作为收容场地，又和因战争而停业的戏院、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接洽。上海滩名声最坏的黄金荣这次却做了一件好事，他首先让“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和最宽敞的娱乐场所作为难民的收容地，他还出钱捐物，给难民提供吃喝、衣物和看病。这一善举，为他赢得了一些颇为得意的声誉。这时候，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所，收容人数近10万。

        上海难民的收容和救济，是全社会的行动。除了官方的难民救济委员会所属的收容所外，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开创了官民合办的新模式，它由佛教界的领袖人物黄涵之和赵朴初主持日常事务。上海还有一个国际救济会，会长是西方代表挪威总领事奥尔，中方代表是佛教界的屈映光。德国神甫饶家驹既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又是积极救助众人被称颂为“婆心一片”的公益领袖。民间的难民收容所也不少，基本上是各地同乡会和一些群众团体自发的行动。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在天灾人祸面前，善良的中国人和西洋人患难与共。

        8月19日下午，杨树浦一带战火纷飞，中日两军争夺激烈。市民和工人在弹雨中无处躲避。慈善团体救灾会的屈文六和黄涵之经与租界当局再三交涉，才同意派出10辆卡车运载难民。这是有条件的，每辆车只能派一名驾驶，另由工部局派日本巡捕一人随车。下午1点开始，10辆卡车在战火中穿行，第一次共救出700多人。开回收容所后，接着再去，第二次又救出700多人。每一车都塞得像沙丁鱼罐头，小小的车厢挤了七八十人，其中还有不少受刀伤、枪伤的伤员。枪战激烈的浦东陆家嘴地区，8月19日这天，由渡轮渡过黄浦江逃来上海租界的难民达八九万人！

        随着战争的进展，宝山、罗店、吴淞一带的农民拖儿带女地到上海寻求一块安全的绿洲。每一个难民收容所门前都有数以千计等待收容的人。慈善团体救灾会派出人员到处联系，又寻得孟拉纳路的护国寺、石路的大观楼、跑马厅路的一元饭店和法公馆马路的鸿运楼辟为新的难民收容所。

        有了躲风避雨的一席之地以后，千千万万人的粮食、衣服和医药也是一个耗资巨大和十分复杂的问题。8月中旬，上海市政府拨款6万元作为难民救急费用，又拨4万元为救护伤员费，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群众性的募捐开始了。各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纸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为难民救济会筹募捐款大会串，全上海的名家艺员一齐出马，在大世界共舞台和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全部八本《雁门关呼延赞表功》以及全部《关云长》、《凤仪亭》等，以平民化的票价为平民义演！

        救济委员会发动了大批的童子军手拿戏票，挨家挨户募捐，用捐款换戏票，用以救济难民，他们发动尤菊荪、王本善、包小蝶、沈元豫等名角主演，请出林树森、芙蓉草、韩全奎等著名演员到富星电台播音演唱，连梅兰芳也踊跃参加，想听什么节目，想听哪一位演唱，任凭捐款人指名道姓。

        万众一心，凭着一分一角一元的点滴心意，和一千一万十万的巨额募捐，全上海为救济25万难民共筹款200万元。

        虽然是稀饭、咸菜、地铺，但温暖、安定和放心。千千万万捧出一片爱心的志愿者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服务。

        不少家庭成员在逃亡中失散了。呼儿喊娘的战地到哪儿去寻找离散的骨肉？救苦救难的慈善团体用他们开设的佛音电台和航业电台为难民开设特别节目，凡有走失和离散的亲人需要寻找，可到六马路仁济堂调查股报告。这两个电台在每天上午的8点至9点和下午3点至4点专题播送寻人启事及有关难民的消息。无形的电波，为战乱中离散的人们架设了团圆的天桥。

        人满为患的收容所还是安置不了大批大批的难民，于是，大上海的里弄和闪烁的霓虹灯下，流浪着好几万饥寒的难民。他们在茫茫人海中飘零，他们靠剩饭和菜叶度日，他们缩在墙角躲雨。但是，好心的人没有遗弃和遗忘他们，他们是自己的同胞。

        有一个名为西联益会的团体首先伸出援助的手。他们的卡车上装着食品，遇到流浪的难民，沿途散发。散发了几天，交通警察认为随处停车，难民拥塞，妨碍秩序，容易发生意外。于是，聪明的西联益会印了一种叫做“给养票”的纸券，派人沿途散发。一张票可以领取10件食品，第一批1万张给养票不到半天就发完了。

        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西联益会只能救急，他们无力长期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呼吁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数万名流浪的难民，他们以两角一张的价格发动各界认购，愿意认购或捐助食品的，他们派人上门，还可以用电话联系，号码是35627，地址是戈登路成德坊。

        赵朴初忙得要命，他是慈善团体救灾会的收容组主任。每天，六马路仁济堂门前等待救济的人少则三五百，多时一二千。他是这里的负责人，他要尽力为他们解难。那些面露菜色、瘦骨伶仃的灾民，都用渴望的眼神望着他。他是佛教徒，行善是他的人生信条。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时，吴大琨从章乃器家跑出来，赵朴初将其隐藏在家里半年多。慈善团体救灾会办了许多难民收容所，位于宁波路540号的大慈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总管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计淑人。这是一位热心人，她一天到晚忙，教孩子们识字、唱歌，或者照看病号。她经常组织大家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说到伤心处，她陪着大家流眼泪。饭是从慈联会的民生食堂送来的。收容所共三楼，计淑人总是带头去抬。开饭了，她一边擦汗，一边用勺子敲着木桶：“快来分菜，吃饭了！”

        等到难民们捧起饭碗，工作人员经常有饭无菜，只好大家自己掏钱到街上买咸菜，能吃到油炸花生米，就是会餐了。为了满足食欲，她们常搞精神会餐，菜名是“排骨菜饭”和“红烧狮子头”。

        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下属40多个收容所，最多时收容难民3万多人。按照通常情况，每天需要400担大米和8000斤咸菜，每月开支需16万元，除了政府拨款，主要靠社会募捐。后来，收容所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

        法租界的康悌路上有一个康悌难民收容所，这里收容了3000多人，难友们编成老人、壮丁、妇女和儿童四个区。这里原是停产的恒丰印染厂，因为年久失修，蚊子、跳蚤、老鼠和臭虫很多，虽然条件艰苦，但生活充实。收容所召集大家开会，做报告、读书、讲故事，还发动大家搞编织和缝纫，实行生产自救。难民们上街收破烂，整理出旧衣破布，做成拖把，收购来鸡毛洗净晒干，做成鸡毛掸帚，然后拿到街上去卖。一位叫石甘棠的热心青年带着大家走街串巷兜售，向大家宣传这是难民们生产自救的产品，既实用又做了好事，热心的市民听了介绍，都愿意出钱购买。

        除了康悌收容所生产拖把和鸡毛掸帚，金城收容所搞了印刷，大慈收容所编手提袋，还有草织、花边、制袜、编织毛线和木工、成衣绣花、玩具等11种生产自救活动。一些有技术和手艺的难民，收容所帮助他们介绍工作，仅慈善团体救灾会就介绍出去100多人。

        这个数字与几十万难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要使难民们早日安居同时减轻收容所的负担，根本的出路是向各地遣送。从宁波郊区的镇海来上海创业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现在是救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他首先想到把宁波的同乡难民送回老家去，免得在上海吃苦头。不管家乡多苦，那里毕竟有亲戚邻居，有深深的乡情。

        进出上海都不容易。棱角分明的那一张长方脸上皱起了愁眉，虞洽卿从15岁到上海学生意，他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在华洋纠纷中他崭露头角，办轮船公司发了大财，创办证券交易所5个月获利30万。敢想敢干的虞洽卿靠他的胆识在上海滩立稳脚跟并成为商业界的巨头，连洋人也要让他三分。

        身为宁波同乡会委员长的虞洽卿，这一年已经过了70岁的生日，他不辞劳苦，多方奔走，最终获得了工部局的同意并得到了领事团的批准。为使难民出境平安无事，他又致电蒋介石委员长，请求通令前线部队，注意保护遣散难民的车船。

        他承担起了责任，凡是浙江籍或转道浙江回邻近省份的上海难民，都可以免费乘坐虞洽卿的三北、宁绍两家轮船公司开往宁波的航班，每天两艘，悬挂工部局的租界旗帜。可是日本海军不准宁绍公司的轮船航行，开到吴淞口就用炮火轰击。虞洽卿没有办法，只好将三北轮船公司剩下的“德平”轮改名“恩德”号，又租了一艘铁壳货轮，悬挂意大利和英国的旗帜，才将浙江籍的难民运回家乡。遣送回乡的难民，虞洽卿还发给面包、饼干等食品，供途中充饥。

        继宁波同乡会遣返难民回原籍以后，上海郊区的松江、浦东以及江苏江阴等地，都纷纷设法派车派船，遣散难民。可是敌机无故轰炸，死伤累累。

        英商太古、怡和公司为了让广东及香港同胞早日返回家乡，南华班轮每周可运送3000人，但香港当局有种种限制，每船只能搭12个中国人，超过一人，便取消客牌。几经交涉，英国人才放宽限制，允许增加12倍，这样，每船可乘坐156个中国人，但规定一条，不得用难民名义，难民得用经商或做工的名义才能进入香港。

        英国人放宽了限制，可是日本人又严加阻挠。从9月18日即星期三开始，凡是开往港粤的班轮，在吴淞口外都遭炮火阻拦，叫人进退两难。

        更惨的是沪西的难民。10月27日下午，驻守闸北的中国守军开始撤退后，1万多当地难民准备从苏州河北岸沿沪杭铁路进入白利南路逃入租界。这时，日军的机枪向逃难的人群多次扫射，妇女及儿童打死不少，铁路桥上，尸骸枕藉，惨不忍睹。幸亏公共租界当局开放铁栅，才使难民们避入租界。

        彭浦区的农民为了躲避战火，因为虞洽卿桥封锁，断绝了进入租界的路，他们不知所措地拥挤在沪西中山路以及徐家汇附近。这片狭小的地区汇集了5万多人，他们已经20个小时没有饮食，不少人昏倒了。

        下午3时，一个英国军官与另一外国人，在租界的极司菲尔铁路桥边被日军的机枪射击，铁桥北岸的中国难民也有多人被击中。从虹桥方向逃入租界的难民有5000多人，大多没带任何东西，既无食物，又无衣被。外国人组织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引导他们进入白利南路。一位叫伊利斯的英国人对《字林西报》记者说：“救世军救济会将于下午6时30分供给难民熟食一餐，另备大量的米饭。有一部分难民今天可以进入收容所。”

        世界红十字会的救济队，连日在外滩一带救护渡江的难民1800多人。从浦东逃来的难民进不了租界，全在外滩滞留。他们与法租界的工部局协商，终于说服法国人开放了一小时的铁栅，逃出难民近万人。当时难民拥挤呼号，哭天叫娘，凄惨至极。没有逃出铁门的几千难民，仍在饥寒交迫中苦熬，有的已奄奄一息。红十字会送去了1万多个馒头供难民充饥，用中国人的俗话来说，这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

        租界里的难民收容所，也如围城一般：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进来不容易，出去也不容易，虽然每个收容所都大力动员难民遣返，但仍有一部分人不愿听候遣返。他们担心遇到敌机轰炸丢了性命，他们担心回乡以后没有饭吃，不如在这里太太平平地过日子，虽然吃得不太好，但一天三餐，总能对付肚子。碰到这样的人，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再三说服都没有用，他们一怕死，二怕苦。

        也有不怕苦的。上海有个劝生农场，在安徽嘉山、浙江富阳和江苏昆山共有地2.7万多亩，原为组织大中国后方农村生产垦殖社，因许多难民无处投靠，劝生农场报请行政院实业部和建设厅批准，决定改为“难民移垦所”。接着，江苏省在高淳、溧阳，辟出3.5万亩地供无家可归的难民开垦耕种。江苏省的计划，以千人为一村，250人为一庄，每村生产力分配为男六女二，需工作人员五六百人，劳力4000人左右。经过自愿报名和动员，不少难民都愿意去参加生产。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垦新的生活。

        还有一批人是不怕死的。从决定走这条路的那天起，他们的前面就充满了风险。他们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在难民收容所中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宣传，30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敌斗争。

        从难民到抗日战士，这是一条由苦难到光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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