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问题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处在困境之中的杨虎城，决定以战促和，迫使蒋介石放张，中共支持这一战略设计

        ★东北军内部形成两派，少壮派主张与南京冲突到底，救出张学良；主和派主张接受南京的条件，徐图救张。“战”与“和”的冲突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坚持原则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张学良送蒋回京后迟迟未归。

        1936年12月26日下午1时许张学良飞抵南京，在洛阳换机后引发的些许不快并未使他想得更多，因而当他到达南京见到东北军的旧部荆有岩、鲁穆庭时仍掩饰不住他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的快意，一见面就兴奋地说：“（我）为国家的抗日办了一件大事，蒋先生答应一致抗日了”，“我明后天就要回去”。

        27日上午，荆等再去看他，张学良说：“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迟几天走。”

        按他在行前所下的手令说“最迟三五天”的期限，12月31日应是回西安最迟的时间了。但这一天，西安方面不仅没有张副司令回归的任何讯息，而且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坏消息：张学良将在南京受审。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元旦，这一消息得到确认。几天过后，虽然张学良被判的10年徒刑得到赦免，但赦免令却留下了一个超越法律的“尾巴”——“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什么叫“管束”？

        此时的中华民国法典上找不到这个词汇。按照今天的说法，类似于“管教”，即对某些有罪行的人，由政府和群众监督教育，使之改过自新。但这种被管教的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只是他所从事的活动需要受到某些监督。而张学良显然不属这种类型，他自被宣判以后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么，对张学良的处置适用了什么法律呢？也就是说张学良今后的前途是什么呢？是继续被关押？还是能够被放出来？人们找不到法律依据，因而谁也说不清楚。

        这不能不引起西安方面的极度不安。

        引起西安方面不安的，还不光是张学良的安危问题。蒋介石还要彻底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的部队完全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1月1日，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举行会议，确定西北问题的方针。会后，根据会上确定且由蒋介石提出的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以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的行动策略，蒋介石立刻部署5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态势。

        东线：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0个师，位于潼关以西至华阴、华县，沿陇海路西进；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辖10个师，位于第一集团军右翼，沿渭河北岸西进；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第五集团军，辖4个师，置于第一集团军左翼，在潼关以南的商、雒一带，从东南方向威逼西安。

        西线：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和以朱绍良为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位于陕甘边境，共有15个师，从西面对西安构成威胁。

        东西两翼第1线部队共39个师，第2线部队约10个师。此外，以毛邦初为指挥官的空军部队也加入战斗序列。

        蒋介石违背诺言，并以武力威胁逼迫西安屈服的行动意图，使西安方面极为气愤。于是，围绕如何反击南京的军事压迫，如何营救张学良返陕复职，西安向南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安方面内部围绕是以战求和，还是以和避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论和摩擦，而这些对于西安事变的结局，对于张、杨的个人命运都产生了影响。

        围绕西安事变“善后”的斗争可谓是一波三折！

        ★蒋介石提出解决西安问题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处在困境之中的杨虎城，决定以战促和，迫使蒋介石放张，中共支持这一战略设计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西安事变如何进行善后便成为举世关注，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西安是他的“滑铁卢”，是他终生的屈辱。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不是张、杨个人，而是这两支部队，是在共产党主导下的“三位一体”。解决西安问题，必须拆解“三位一体”。

        蒋介石对拆解“三位一体”设计的策略是：第一步，扣押张学良，使东北军群龙无首。第二步，对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分化，力图从两军内部打开缺口，弱化两军的力量。第三步，将两支部队调离陕甘，使之远离中共，再各个击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解决陕甘善后的四大目标：

        一、整顿东北军和17路军，规定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部队与东北军和17路军进入国防准备位置，由国民党中央严加整顿充实。

        二、更换人事组织，拟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冯钦哉为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17路军各划分驻地，分而治之，规定：

        1．从潼关沿铁路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泰安线（含阆、朝邑、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雒南、商县、兰田、三原、泾阳、咸阳、兴平、雩县、醴泉、武功、整厘、扶风、岐山、风翔、宝鸡、汧阳、陇县、清水、泰安、郡县、天水、通渭、甘谷等县），归国民党“中央军”驻防；

        2．17路军直属各警备旅移驻止宁、枸邑、永寿、灵台、宁县、长武、彬县、麟游、乾县、淳化、耀县等县，孙蔚如部第17师移驻甘泉、富县、中部、宜君等县；

        3．冯钦哉部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韩城、宜川等县；

        4．东北军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

        5．现在黑城、镇海、原同、心城一带的国民党“中央军”，暂驻原地整理。

        四、军需统一，陕甘各驻军的饷糈，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发给，在西安设军需局办理军需发行，由行营指导和监督。

        上述四大目标，表面看起来是着眼和平解决陕甘善后的，但其实质是在和平的幌子下分化东北军、17路军，拆散“三位一体”联盟，实现“中央军”进驻陕西，并威胁红军，意在通过谈判达到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的。还以更换组织人事的手段，撇开张学良，用顾祝同代替张学良，将陕甘军政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管辖之下；驻地划分是将东北军和17路军置于“中央军”的监视之下；军需统一则是要陷断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饷来源，阻止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使其更加依赖国民党中央；而军事整顿只不过是削弱东北军和17路军的代名词而已。

        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的条件，蒋介石于第二天又对上述方案作了两点补充：

        （甲）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

        （乙）17路军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分外，余照昨电办理。

        蒋介石回南京短短几天，就改变了在西安许下的条件，有人对他回到南京短短10天之内的“赖账”记录作了统计，大概有如下7条：

        1．“中央军”自12月25日撤出潼关一条不但彻底抹了，而且还大量开进。

        2．西北各省统由张、杨负责一条全抹了。

        3．张学良已被扣押，保证他们安全的承诺不算数了。

        4．蒋介石并没有按其在西安的承诺，辞掉行政院长；清除亲日派只是象征性的，何应钦还是军政部长；改组政府、容纳进步分子毫无动静。

        5．召开救国会议一事根本未提。

        6．蒋介石回京后也未下令释放“七君子”（“七七”抗战开始后“七君子”才取保释放，直到1939年1月高等法院才撤销起诉）。

        7．“中央军”大兵压境，内战有重新爆发的危险。蒋介石在西安登机前曾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但回到南京不几天重又派出大军杀向西安，拉开重开内战的架势。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杨虎城此前对他的担忧是正确的。

        面对蒋介石的武力威胁，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方面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此举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体”，而西安的团结关键在于拥有重兵的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张被扣于南京，西安等于群龙无首。张学良临走前虽然将东北军的指挥之权赋予杨虎城，但对于只忠诚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来说，杨虎城作为一个外人是很难驾驭他们的；张学良同时把东北军的指挥重任交给于学忠，于虽然也是东北军的老人，但他的军事渊源是直系，他本人原籍并不在东北，而是山东，且他统率的部队远在甘肃，西安没有他一兵一卒，这些将领也不会听他的。杨虎城深知，救出张学良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对于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对于他个人的前途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救出张学良，杨虎城作出了不惜与南京开战的决定。杨虎城认为：

        不战，便无法支撑这个局面，更无法营救张学良。他希望渭南不撤兵，也不为戎首，作防御战，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打一仗，一方面可以使华北的宋、韩，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有武力调停的借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蒋介石感到，不放张回西安，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打一仗，也可以巩固两军内部，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否则，各将领自寻出路，“三位一体”瓦解。就失去了争取张学良回西安的资本，他个人的前途也堪忧。

        1月5日，在南京发布处理西安问题善后方案的当天，杨虎城领衔通电全国，斥责南京国民政府扣押张学良，派兵进攻陕西，挑起新的内战，表示对南京的进攻要坚决回击。通电说：

        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所幸我委员长熟审冒渎，且更采及刍荛，此诚为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伟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20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唉！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欣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怎当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惟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零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胁迫。以虎城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评，青史自召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谏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这封电报不无讽刺地指出了蒋介石在西安曾对张、杨的许诺。特别是蒋曾接受八项救国主张，这是蒋介石最怕大白于世的秘密。把这一秘密披露出来，目的是对蒋介石造成一定压力，使其在撕毁于西安答应的条件时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这种披露又借托赞誉的口气出现，表面上是赞扬蒋、批驳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矛头直指此时正在奉化休息、遥控操纵局面的蒋介石。这一招使蒋介石虽很生气，又不好明里反对。

        这一天，西安方面还由杨虎城领衔向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该电较之于上述通电更加直接地向蒋提出了放张的问题：

        闻张副司令蒙钧座呈请特赦，明令已颁，政府扶持正义，宽大为怀，同深感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为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仰见为国惜才，仁言利溥，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对杨虎城接连拍发电报，抗议南京军事行动和扣留张学良，蒋介石不能不心生担忧，他所怕的是，如果把杨虎城逼急了，战端一起或是杨干脆投向中共，那他的计划就全落空了。于是，蒋急忙于1月7日复电杨虎城，向其委蛇说项：

        中（蒋自称，下同）请国府特赦呈文，谅荷察阅。赦令中未提复权字样，当以主刑已赦，此节将来不难弥补。现国府明令有交军委会管束之语，闻开会时多数意见，均以此时留汉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汉卿，而原谅与爱护之意，则绝无二致。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但对汉卿务从优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缓即为续请，务望兄等放心！国事至此，惟有使救国主旨，贯彻于提高国家纪律之中，而地方元气与袍泽力量使整个安全，各无遗憾。故解决之道，必须公私兼顾，情理两安。愿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陕中各将领均能体汉兄爱国家、爱纪纲之苦心以爱汉兄也。

        13日，经蒋介石亲自修订的解决陕甘善后的方案，正式送到杨虎城手中。这个方案分甲、乙两案，供西安方面选择其一。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

        二、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部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17路军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往甘肃。

        蒋介石对这一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必须在1月16日之前，对接受甲案或是乙案作出选择。

        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处理陕甘问题方针的主导下形成的，较之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含四项目标的善后方案，蒋在某些方面还是作了一定让步的。这个让步主要体现在对待杨虎城的17路军上。原方案人事任免已以行政院决议方式公布；部队防区划定为（一）商雒地区及陇海路（包括附近一些县如朝邑、泾阳、三原、周至、扶风、歧山等在内）与西兰公路上各县由“中央军”驻防；（二）17路军17师及各警备旅驻关中，冯钦哉部升为27路军，仍驻大荔、蒲城至宜川一线；（三）东北军恢复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现甲案是让17路军仍由杨虎城指挥，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并留一部驻西安，只是陇海线沿线由“中央军”驻防。这个方案显然是向杨虎城作了一点让步。

        但是，这个让步也是有限的。只要一实行甲案，就抹掉了蒋介石“将西北交张、杨”的诺言，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一旦控制了西北首府西安与陇海铁路交通干线，对西安就不仅是威胁的问题了。

        即使这样的让步，也有被囚中的张学良的贡献。张学良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依然十分关注西北局势。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告之他对处理陕甘善后的意见后，张学良抓住这一机会，立即呈蒋意见书，提出他对解决西安问题善后的主张。张学良提出的两个方案是：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商、萧之楚、万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

        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

        张学良这个方案，反映了他对解决西安事善后的诚意，同时探试蒋介石对西安及其对他个人的态度。蒋介石在最后定调形成的善后方案。部分地采纳了张学良的主张。比如，东北军调豫皖两省，杨虎城调甘肃，王树常的任用等，张的这些主张基本上都反映在了蒋介石的方案中。当然，张学良提出的由他出面与杨虎城面谈，整理部队的设想，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

        杨虎城也看到这一方案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但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使“三位一体”的团结得以维护，而自己的局部利益尚在其次。于是，经过与东北军与中共研究，杨虎城提出了他对解决事变善后问题的方案。内容如下：

        一、

        甲、维持中央威信问题：

        （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

        （二）取消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

        乙、张副司令出处问题：

        A：

        （1）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顾祝同主任驻洛阳。

        B：

        （1）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顾祝同、杨虎城为副主任。

        丙、军事善后问题：

        （一）

        A：

        为免除国际间误会起见，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驻，驻防地经三方协定后，呈请委员长批准。

        B：

        （1）东北军驻武威、兰州、成阳、固原、天水一带地区。

        （2）17路军驻西安、泾阳、洛川、韩城、朝邑、华县、商县一带地区。

        （3）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部县、庆阳、淳化一带地区，一部驻雒南，另一部驻凉州以西。

        （4）“中央军”护路部队最大限3至4团。

        （二）东北军、17路军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各本部全权处理。

        （三）为免除国人疑惧起见，在承商期间，请委员长令何（应钦）部长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

        附记：委员长在西安所采纳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关于一切善后所需军费及军队编制饷糈，另定方案办理。

        二、

        （一）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17路军及东北军或骑兵军一部，组织援绥军（但此条仍恐有不完满处）。

        （二）东北军开甘肃，17路军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

        （三）为建设西北计，陕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营主任，拟请何雪竹、带肖之楚部驻西安。

        杨虎城的这一方案，是针对蒋介石的方案而来的，并依蒋所提各款，一一提出自己的主张，目的在于解救张学良，使南京不能干涉西北行政，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并促蒋落实其在西安承诺的各条。这与蒋介石的方案相去甚远，势必被南京方面所拒绝。

        在此前后，中共对杨虎城在张学良离陕之后与蒋周旋的对策采取了赞同和支持的态度。

        蒋介石于12月25日离陕返京后，中共中央于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蒋介石获释后的形势和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当天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致电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指出释蒋以后：

        一方面估计到蒋系欲恢复其已丧失之威信与权力，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制裁已经膨胀之亲日势力……但另方面估计到日本与亲日派之压力，估计到英国之立场，蒋介石的改革内政、联共与对日抗战等基本问题上仍有动摇与延迟之可能。……彻底（改变）蒋介石之动摇地位，断绝其过去所谓抗日、亲日以外之第三条路，这还是要用很大努力的。

        同时，中共中央明确当前的任务是：（一）宣传西安事变的胜利解决，号召全国团结抗战。（二）逼迫蒋介石实现在西安的承诺。（三）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四）继续推动各地方实力派与西安方面合作；推动南京国民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现改组政府。（五）扩大全国救亡运动。（六）巩固与发展党组织，以适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有乐观的一面，但重点仍放在继续斗争以逼蒋抗日，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他在《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的电报中，向中共中央建议：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

        1．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2．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3．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4．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1．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2．亲日派遭受致命打击；

        3．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动摇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1．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2．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3．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4．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平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1．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2．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3．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4．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周恩来的建议深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的赞同。

        在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给予正确判断、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蒋介石推翻他在西安作出的承诺、报复张、杨的姿态却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首先是扣押张学良，接着是抛出解决陕甘问题的方案。还为逼使西安方面就范，以大兵压迫，作出不服即战的姿态。

        杨虎城决心一战，他高举营救张学良的旗帜，谋求在张学良的旗帜下团结东北军，进而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

        中共认为杨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解决陕甘善后方案之用意在于拆散“三位一体”，而只有张学良回西安，“三位一体”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在东北军中没有能够替代张学良的人选。只有“三位一体”团结起来，不管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的安危和前途才有保证。

        中共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蒋介石在着手善后西北问题的同时，解决中共的问题也摆上日程。1月4日，陈立夫告之中共驻南京代表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于双方谈判之进行”。陈立夫还委托张冲即日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这时，南京方面的用意已经十分明显，即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要同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分别进行，企图以此把红军从“三位一体”中分离出来。这不仅对东北军、17路军不利，对中共与红军自身也极其不利，而中共若置身西北善后事外，在道义上也对不起朋友。

        于是，毛泽东当天即复电潘汉年，表示：“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有三个“先决办法”，一是“立即撤兵”，二是“立即释张”，三是“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维持西安商定之六个和平解决条件”。

        在中共中央全力争取“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与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一起商定，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方面发出抗议通电，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并以此向全国人民表明西安方面的态度和西安事变的真相，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营救张学良回陕主持抗日大计。

        为回击南京的军事挑衅，中共做好了与东北军、17路军一起坚决武装自卫的准备。并派周恩来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两友军拟汀了三方联合自卫作战方案。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电令红军主力迅速向关中集结。1月8日至9日，红一军团抵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集结于咸阳。10日，红二十七军也迅速布防于洛川等机动位置上。这期间，东北军、17路军也相应地在渭南、华阴、华县等地部署展开摆出了迎战阵势。

        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军事行动方案，在短短几天内，联络友军将南进红军主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无线电器材等迅速补充完毕。

        当红军参战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周恩来又亲临驻地看望部队官兵，向他们讲明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指战员的士气。

        红军主力的上述行动，引起了南京及各方面的关注与震动。

        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南京各界关注红军的动向，即可起到牵制蒋介石的作用。蒋介石本意也不是要用兵西北的。因为他知道，西安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已不允许他再打内战，他之所以要摆出打的架势，目的在使西安屈服他的条件。

        西安方面也效仿红军的做法。1月8日，东北军、17路军126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誓将起来周旋，至死不悔”。9日，西北各界群众举行了10万军民参加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民众和东北军、17路军士兵义愤填膺，决整武装，坚决自卫之决心溢于言表。

        亲眼目睹这次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的英籍新西兰著名记者贝特兰，在日后为英国《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撰写的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任何抗日活动无疑都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我甚至还感到：舍此而外从任何其他方面出发，要想成为一场群众运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接连收到南京报来的关于西安方面的情况，非常忌惮杨虎城及西安方面会不顾一切地行事。10日，他电令“中央军”驻豫甘准备进攻西安之部队：“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

        ★东北军内部形成两派，少壮派主张与南京冲突到底，救出张学良；主和派主张接受南京的条件，徐图救张。“战”与“和”的冲突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

        杨虎城提出的代表“三位一体”利益，得到包括东北军和中共同意的善后方案，蒋介石却不同意。

        南京方面看到这个方案最早是1月16日。是13，杨虎城派他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和东北军方面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等3人携带杨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亲笔信和善后方案，来到南京。何应钦对鲍、米、李3人说：你们来了很好，委员长现在奉化，要你们明天去。

        看完这个方案后，何应钦18日致电孔祥熙，认为西安的条件，“似已草人容共及陕甘特殊化问题，‘中央’势难以采纳。”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于“病榻”上召见了西安的信使鲍文樾等。鲍向蒋递上了杨致蒋的信和善后方案。杨给蒋的信主要是，要求释放张学良回陕，并敦促蒋销假回（南）京视事。

        鲍文樾简要说明了东北军和17路军迫切要求张学良早日回西安处理善后。蒋介石回答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着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

        鲍文樾又提出“中央军”向西安进逼的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蒋并强调：西安方面必须按照甲、乙两案，择一执行。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的说法与做法，使耿直的鲍文樾无法接受。鲍想象不到，蒋身为一国领袖，却没有任何信义，明明是扣住少帅不放，硬说是少帅不愿回去，明明是自己公报私仇，硬说是维护国家纪纲。鲍文樾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周旋了，他认为与蒋谈下去已没必要，并于一气之下提前单独返回了西安。

        18日下午，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李志刚。蒋问李：“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

        李回答：“自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东北军、17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回来，他们要打仗。”

        蒋介石听到此语，立即从病榻上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

        李志刚直率地说：“红军也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

        蒋介石听到这里，把语气缓和下来，又重复一遍先前说过的话：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又说：“虎城与17路军有革命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回去你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我亲自写一封信给他，你带回去。”

        19日，蒋介石写了一封2500字的长信给杨虎城，全盘否定西安方面的释张要求及所提的善后方案。他首先给杨虎城等扣上“不守军政，破坏统一”的大帽子，指出：“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

        接着，蒋介石从3个方面指责西安方面的合理要求为不当：第一，指责西安方面不该怪他用兵西北。说，“‘中央’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西北”，‘中央军’不驻西北，投资则无安全感，一切建设无法继续，国防亦无保障，“‘中央’若放弃西北，即无异放弃国防……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第二，指责西安要求释放张学良不妥。蒋介石说：“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一日不得而乱扣帽子卸除。汉卿深知此意，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望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第三，指责西安方面的善后要求是“假此以遂其把持割据之私图……为保持军事与统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把西安方面对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主张都否定掉了：张学良回陕的问题，蒋介石一口否决“不可能”，并威胁说，如果西安方面孤行到底，张学良今后如何处置他就撒手不管了。东北军、17路军仍驻陕西问题，蒋介石以维护“中央”统一为由予以回绝。保持“三位一体”团结的问题，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不能容忍西北成为赤化的根据地。甚至还放出劫持统帅可以原谅、而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不能原谅的重话。

        20日下午，李志刚等带着蒋介石的致杨虎城信回到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两军军政人员开会，会上宣布了蒋介石给杨虎城的长信，李志刚报告了见蒋介石的情况。面对张学良不能回、陕甘不能留驻、“三位一体”将被拆散的局面，参加会议的众将领都是义愤填膺。东北军方面的人纷纷斥责蒋介石背信弃义、分化东北军与17路军的企图，表示决不能上当。孙蔚如亦表示，绝不能就任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也说：“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会场上情绪激昂，约定第二天再作商量。

        散会以后，李志刚留下继续与杨虎城讨论南京的势态及其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蒋介石对西北善后态度早已明确，杨为何还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事后人们才知晓，杨虎城在1月17日收到严庄的一封密电，透露出南京的新动态。密电说：

        党方与言论束缚可稍去，但有限度。国民大会事当有决定。望对国策有表决，恐非时机。孔（所）制严密“中央”机构，以收行政效能，俾成国难政府，禁绝军人干政与安定地方，发达产业，藉作安内之基础三案，未必能提出。孔长行政院，尚未大定。宋不得长财，则人言凿凿。

        西山（派）、政学（系）与汪（精卫）结合日深，非国家之福。蒋为所包围，旋转实费大力。

        严的这封电报，不仅说明改组政府、开放言论困难重重，而且指出了蒋介石仍受亲日派包围，南京的政治空气依然十分凝重。这增加了杨对蒋介石反悔承诺的疑虑。杨虎城判断，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是推翻其在西安承诺的开始。

        21日上午，杨虎城召集三方面负责人开会，继续讨论解决陕甘善后问题。杨首先介绍了西安代表见蒋的详情和他对此行的看法，然后围绕应蒋邀请再派李志刚去奉化与蒋交涉之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以杨虎城的提议为基础形成了三点意见：一、要求张学良回陕；二、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看蒋介石有无转变国策的准备。

        鉴于前两个问题，在第一次奉化之行中以及蒋致杨虎城的信中都已谈及，李志刚第二次奉化之行重点是了解蒋介石有无抗日的决心，而不再要求蒋介石撤兵释张了。这对西安来说，已经是又一次让步。

        李志刚到达南京后，先后拜访了于右任、陈立夫、冯玉祥、何应钦等人。何应钦一贯亲日反共，在西安事变时又任讨逆军总司令，蒋介石回京后他为了表示效忠以谋自保，在宴请李志刚时，攻击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存心割据，而对今后政策闭口不言。陈立夫在西安事变中主和是为了保蒋，蒋介石回京后他继续反共，他见李志刚后，只问西安的情况，不谈国家前途。于右任虽宴请了李志刚，但他对潼关吃杨虎城闭门羹仍耿耿于怀，也不谈实质性问题。只有冯玉祥对时局作出了自己的正确估计，他说：“蒋介石今后还要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

        23日，李志刚在戴笠陪同下乘汽车由南京去奉化，面见蒋介石。蒋问：“西安方面的意见怎样？”李志刚把杨虎城给蒋的信递送上去，而后说道：虎城和东北军、17路军负责人开了两次会，他们一致要求让张先生先回去。蒋介石摇头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回南京，我劝他不要来，他一定要来，我只好听他来，那时由他也由我。他到南京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他住在这里，你可以去看他，问他是不是那样？”

        蒋介石这次还真的让李志刚去看望了张学良。张告诉李志刚：“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国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

        到这时，张学良终于明白，扣留他不放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出于蒋之本意。

        李志刚在这次与蒋介石见面中，直言不讳地追问了蒋对抗日的态度。李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介石一听就来了气，几乎是狂吼着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演讲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随后又转换语调对李志刚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蒋介石还再三嘱咐李志刚，把他的话立即电告杨虎城。

        杨虎城在收到李志刚来电的同时，亦收到张学良19日的来信。张在信中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指出：“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实行，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他盼杨“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实行”。于是，三方面商定，按照张学良意见，接受甲案。杨虎城于24日致电蒋介石作出了同意甲案的表示，但此时蒋介石已将陕事交顾祝同全权处理。

        22日至24日，蒋介石两次打电报给顾祝同和刘峙，交待谈判条件。这些条件，综合起来有七项：

        一、“中央军”本月28日以前暂驻原防地。

        二、东北军、17路军须于本月28日前撤至泾阳、成阳、雩县以西地区；徐海东、陈先瑞在陕南各部应同时撤至陕北。2月5日以前，“中央军”进至成阳至宝鸡一线，接防完毕。

        三、“中央军”本月29日进驻西安与成阳之线。

        四、东北军可酌留1师约3团至4团兵力暂驻西兰公路成阳至邪州一段。

        五、17路军可酌留1团至2团兵力驻西安附近，但其驻地由行营指定，并于“中央军”到达西安时，17路军驻西安部队暂时集结于王曲与新城二地，以免误会。

        六、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之。

        七、对第三者部队（指红军撰者注），准由杨主任秉承顾主任之意，设法接济。

        西安与南京双方的谈判于1月24日正式拉开帷幕。西安方面的代表是米春霖、谢珂、李志刚，南京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顾祝同。第一次谈判，在潼关举行。这次谈判的重要问题，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商定，必要时邀请周恩来共同商讨。南京方面，以顾祝同和他的参谋长赵启骤为主，重要问题请示蒋介石。

        当时，顾祝同在火车上办公。西安代表去时，他正集合各路司令官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谢珂见状很不满意，首先作了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17路军对此非常激愤，假若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

        顾祝同说：“西安方面既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调度军队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拆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17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才进兵解决。”

        谢珂又说：“在张学良将军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西进的。”

        双方各执一词，谈了3个小时毫无进展，最后商定两天之内可以继续谈判。

        由于双方谈判一开始即出现僵局，顾祝同转而又与何柱国会谈。何柱国向他提出两点要求，都是关于军队布防的，一是在西兰公路上东北军驻一个军；西安附近17路军驻两个旅。顾祝同对此两点未表异议，并于其后向蒋介石发电请示两个问题：

        一、红军移动时发给若干经费，总需30万（至少）至50万元。

        二、西安事件中已用之费600万彼方请予核销，可否准许200万元。

        此时，杨虎城对于和谈成功寄予很大期望。听完谈判代表的报告后，他说：“只要国家政策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他担心东北军以释放张学良为谈判先决条件，将把事情弄僵，于是加派曾在黄埔军校任外文秘书、与顾祝同有私交的17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以缓和谈判气氛，便于和顾祝同商谈。

        蒋介石也急于使谈判取得成果。针对顾祝同的请示，他于1月25日上午9时，对潼关谈判提出七项要点：

        一、东北军在西兰公路上可先驻4个团，待其移动完毕以后准再增2个团亦可。但成阳城内不可驻部队。

        二、17路军在西安附近，于其他各部未移动完毕以前不能超过两团兵额。待各部移防完毕后，如有必要亦可酌增一、二团。惟其驻地仍须由行营指定令行。

        三、第三者（红军）移动时，以30万元为度。

        四、西安事件报销之费用，最多不得超过200万元。

        五、17路军、东北军移动时，准发1个月伙食；待其移防完毕时，准再先发1个月。

        六、张汉卿名义必待其部移防完毕后方能呈请，此时如果请求不惟无益，适增国民之反响，徒戾汉卿而已。

        七、第一步，各部撤至西安、成阳以西日期，最迟不得超过本月30日；第二步，移防完毕不得超过下月10日。但东北军入甘路程较长，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过下月15日也。惟“中央军”接防陇海全线至宝鸡，必须于下月5日以前完毕。

        对蒋介石提出的7项要点，杨虎城和中共未提疑问，东北军表示原则同意，但要求“先发表张之名义而后移动”，这使谈判进展又缓下来。26日，顾祝同通过何应钦向蒋报告：“商谈情形不能迅速开展，杨之态度并不如何坚持，第三者亦未出而捣乱，问题全在东北军。”而东北军内，“高级将领大体均可接受命令，但对下级不能妥为运用……军官中亦有态度甚恶者，均为下级居多。”

        蒋介石对东北军持此态度甚为恼火。当天傍晚，他指示刘峙、顾祝同向东北军发出恫吓，声明：第二天中午前为谈判最后期限，届时如果还达不成协议，东北军还不撤退，即为和平破裂，“中央军”将开始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前方指挥部进行轰炸，而暂缓对西安新城目标的轰炸，以示区别。善于恩威并施、分化对手的蒋介石，在发出战争威胁时仍不忘制造对方内部的不和，以牵制对手。27日上午，蒋介石又致电东北军各将领，进行“劝说”，再次承诺：

        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

        不管蒋介石的承诺能否兑现，也不管人们对他的承诺有几分相信，但有了这一承诺对于化解在谈判中因张学良出处问题而出现的僵局总是有益的。

        张学良对于因他的出处问题而使谈判陷于僵持也深表不安。27日，他急电东北军前方将领，要他们千万不能把他的出处问题作为接受甲案的先决条件。电文说：

        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弟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即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

        对于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亦十分关切。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如确能停止战争，可保证让步。如要“出现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毛泽东在这次电报中还告知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无论是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们应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与此同时，为加强党对西北善后的领导，中共中央还派出名义上仍在“负总责”的张闻天秘密到达西安。

        毛泽东、张闻天的电令，使中共代表团对解决西北善后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加入谈判。中共作为“三位一体”的一方不仅应该参与西北善后的谋划，而且中共作为一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加入善后谈判，对于推进谈判进程也是极为有益的。这一动议经过东北军的何柱国转报顾祝同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中共加入谈判以后，谈判很快取得突破，三方于第二天即1月28日，基本达成东北军在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的协议，并决定执行甲案。在这个协议中，南京方面也作了局部让步，比如，进驻西安与潼关一线的“中央军”由12个团减为3个团，同意在三中全会前呈请恢复张学良公权，给以职务，让张学良来陕训话后部队移防等。同时明确，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仅限于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留待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蒋介石一直把中共视为宿敌，顽同坚持“剿共”，但中共为了抗日的大局，为了避免内战重启，堪称以德报怨助蒋化解了僵局。

        对此，蒋氏是心存感激的。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以毛、周的名义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请潘设法向蒋介石传递中共的下列意思：

        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中共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是，蒋必须同意：

        （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供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

        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共意见，并于1月31日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的经费；同时委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两党联合抗日。此后又同意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

        对于西安方面与南京即将达成的和平协议，在东北军内部却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打还是和。

        主和的是东北军的元老派，他们是师级以上的将官，以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为代表。主战的是少壮派，他们大都是抗日同志会的领导骨干，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为代表。

        主和的元老派只有少数人，他们从和平解决事变这个大局出发，也争取释放张学良，但并不以此为先决条件。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是董英斌，他始终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王以哲忠于张学良，也尊重周恩来，倾向于接受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张学良被扣以后，面对西安方面群龙无首的局面，面对“中央军”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对南京特务的收买瓦解，元老派中也出现了各为自己打算的倾向，沈克、檀自新与蒋介石的密使打得火热，外界甚至还传出了于学忠已投靠南京的传闻。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也于1月9日向孔祥熙密报，称“于学忠已表示服从中央并建议作调解人”，故“中央军”对51军保持友好姿态。蒋介石于15日批准陈端的建议，并电令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避免冲突。

        主和派的这些做法，使少壮派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元老派被蒋介石收买了，腐化了，营救张学良不力。

        少壮派大都是张学良在武昌行营期间和到西安后提拔起来准备用以抗日的干部。其中，孙铭久是1935年调到参谋秘书处工作，管人事档案，后兼随从参谋，参与机要。应德田本是负责陪李杜去联络苏联的，因一时难以成行，才回武昌行营任秘书。张学良认为，打起仗来，既要依靠“拿杆儿”的老将，也要依靠少壮派这些联共抗日的先锋和骨干，两者不可或缺。因而对少壮派非常赏识，委以重任。张学良亲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培养抗日骨干的少壮派的组织。在张学良培养提拔下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对张学良自是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不救回张学良一切无从谈起。

        少壮派的成员虽然都是一些团、营职军官，但他们人数却很多。他们提出的“为释张学良不惜一战”等营救张学良的主张，在东北军内颇有市场，无人敢说“不”，也为广大的东北军官兵所赞同。

        张学良从抗日准备出发，从东北军的发展出发，培养年轻一代军官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少壮派积极拥护联共抗日主张，在西安事变起到了先锋和骨干作用。但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依托——抗日同志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少有具一定政治经验的军、师长加入。因而，少壮派在政治上把拥戴张学良看得高于一切，认识和处理问题就难免陷入简单化，自然也不会认同元老派的主和意向。

        1月20日，蒋介石公开拒绝释放张学良后，少壮派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们认为，蒋介石不肯释放张学良，只有走“打”的一条路。这时，一度曾经传出的东北军有人“拥王代张”的谣言又乘间兴起，这使少壮派确信主和的将领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发起了营救张学良的签名运动。这个“签名运动”主张为了救出张学良不惜对南京方面作战，“战胜了可以使张学良获得自由，战败了就投靠红军”。应德田、孙铭久等带头签名，主战的少壮派随之响应。征集签名的活动延伸到渭南前线，团长以上的军官有100多人都签了名。团长们签了名，师长们也跟着签，最后有的军长也签了名。

        签名的成功，使少壮派受到鼓舞，调子越唱越高，他们以此为据，宣扬对南京开战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

        在当时，选择甲案，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甲案，对东北军不利，因为甘肃是个穷乡僻壤之地；乙案对东北军有利，因为豫皖比较富庶。但是，接受甲案，意味着“三位一体”不被拆散；而选择乙案，意味着“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而现实是，只要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靠拢在一起，对西北局势的发展就有利，营救张学良回陕也是大有希望的。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杨虎城及17路军的想法与周是一致的，张学良也是这个意见。

        当然，选择甲案或者乙案也有风险。这就是不管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都意味着“三位一体”要让出西安这一战略要地。作出这一重大牺牲和让步之后，能否保证内战从此停止，抗日从此而起？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有这个顾虑。为此，毛泽东于1月21日电示潘汉年，要求蒋介石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和平解决后不会再有战争。

        少壮派顾虑的不是这些重大战略问题上是否还起变化，他们紧盯的只是眼前救张问题能否马上实现。少壮派认为，无论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都不可能把张学良救回来。他们对接受哪个方案都反对，一心想要的是“开战救张”。

        “开战救张”虽然从战略全局上看并不可取，但这一主张却很容易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取得共鸣与支持。元老派虽然主和有理，并握有兵权，但都怕背上不救张学良的骂名，而不敢公开讲反战问题。

        杨虎城是西北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他原本是主张接受甲案而和平的。对战的问题，此前他取的是以战促和的态度，现在和平在即，选择战势必失去和平的机会。但是，他更担心如果采纳甲案，“中央军”开进西安后会对他报复，在张学良被扣之后他的这种心理负担进一步加重。杨虎城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与少壮派有着共鸣，并使少壮派从中看到了希望。

        这样，劝说少壮派罢战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共的肩上。1月下旬，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来西安在张学良公馆大厅举行座谈会，邀请两军主和、主战的主要人物参加，做大家的工作。彭、任先后讲话，大致意思是：

        （一）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瓜分殖民地。日本决心灭亡全中国。英、美虽与日本有矛盾，但尚无决心与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苏联虽是反对一切侵略，但重点是对西边的德国。我国面临亡国之祸，必须全民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共同抗日。

        （二）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依据，也是当前的基本政策。

        （三）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际上更依赖英美，在英美与日本有矛盾的时候，他仍有抗日的可能性，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正确的，更增大了这种可能性。蒋介石是可以抗日的，只要大家团结好，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张汉卿先生是可以回来的。

        （四）目前形贽不宜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更不利于张先生回来，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

        彭、任两人谈了近两个钟头，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但大家均无表态。这种沉默，当然不意味着与会者的思想统一，而只能是信任和沟通的桥梁发生裂缝的表现。十年后，周恩来在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及西安事变时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1月27日晚，周恩来邀请东北军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人，到金家巷张公馆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会谈伊始，少壮派即激烈地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撤兵，并要求红军予以支持。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愿意早日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愿望。”“引起战争，对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就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么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张副司令前途，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但周恩来的这番话并没有说服东北军少壮派。苗剑秋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那咱们就先破裂”这样的重话。孙铭久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跪下，请求红军出兵。

        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送走少壮派天还没亮，南汉宸也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他向周报告了两则重大消息：一是孙铭久已经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内中不仅有主和派，还有共产党人。二是杨虎城态度有变。

        原来，这天凌晨3点，杨虎城即把南汉宸从床上叫醒，对南说：“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这种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纯朋友关系，一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派韩振声来要我逮捕你，我不肯，宁愿抛开部队去日本，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潼关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拿着蒋介石的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战争的危险放你走。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现在回来的希望不大，他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显然，杨虎城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南汉宸本人的，也是说给中共代表团听的。否则，他不会深更半夜把南汉宸叫起来。同时，杨虎城此番话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更深的不便明说的意思：中共应当更多地帮助杨虎城摆脱困境，如果中共对杨帮助得不够，或者杨感到自己的安危没有保证的话，他将不再选择和平，而是可能会附和东北军少壮派的主张。

        周恩来充分感受到杨虎城此番话的严重性，他吩咐南汉宸：你马上转告杨先生，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接着，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一起迅速赶到三原红军前敌司令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左权等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当前事态和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东北军和17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17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与他们协同打一仗。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前途：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会后，周恩来和博古、彭德怀、张闻天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征求意见，并于当天收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回电。

        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的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

        在中共这次紧急会议的前一天，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开了由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由于王以哲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总部”中将参谋长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也危险了。他主张接受甲案，和平解决善后。

        何发言后，应德田起来发表了坚决反对和平解决的讲话，应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就不敢了。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并且说：“现在杨主任和17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中共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红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会议决定：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切，决一死战！40多名与会军官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不能执行渭南决议。但是，渭南决议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谁也没有理由擅自推翻这个决议。于是，他们想到了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就商议请于学忠回来，由于做出最后决定。

        1月31日，于学忠被接回西安。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等5人，分别代表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级会议。应德田等少壮派在室外旁听。杨虎城作为西安方面的最高首长主持了会议。

        首先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表示：我的意见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打对我们是不利的。

        为什么不能打呢？于学忠分析说：我们只顾对付东线的“中央军”，西线还没有怎么布置，而胡宗南的军队已经进至宝鸡，再加上我们内部檀自新、沈克两个师有不稳的消息，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势，因此，打仗不仅不应该，而且不能打。何况，主战的理由主要是副司令没回来，打仗就能够把张副司令打回来吗？我看不但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恐怕还害了他。

        于学忠的和平姿态，与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不谋而合。王、何随即表示赞同，并提出：先撤兵，服从中央的命令。

        东北军3位大将意见一致的和平态度对杨虎城产生了影响，本来此前的几天里杨是一度转向主战的，这时也表示了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周恩来是最后的发言者。会议出现的如此结果他当然是高兴的，他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又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曾决定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是，会场外面“战”与“和”两派争执激烈，在会场之内却如此平静地通过了“一边倒”的主和的决议，这使周恩来感到十分不安。他严肃地提醒与会者：“请你们要注意内部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作出决议：宜和不宜打，坚决促成和谈成功。这个决定，与两天前的渭南会议决议完全相反，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也使主战派大失所望。

        遗憾的是，周的告诫并没有引起东北军将领的重视。2月1日上午，于学忠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开会，传达王宅会议精神。于宣布“按潼关谈判的协议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后，会场里鸦雀无声，于又说：“我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打吧，怕打不回副司令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放声大哭，许多人也跟着痛哭流涕。

        于学忠的解释未能使少壮派信服，他的哭诉也不能感动少壮派。这时，少壮派中情绪已经难以控制，特别是应德田、孙铭久等人，认定推翻渭南会议决定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是王、何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的结果。他们在官兵中宣传：“先撤兵是投降蒋介石的另一种形式”，并决定：铲除王、何，保留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总负责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的决定。

        2月1日晚，少壮派在西安街头贴出了“除奸”的标语，并开始制作“反对和平”的袖章。

        主和派及杨虎城均未深刻洞察严峻的形势，也未对少壮派采取防范措施，照常派李志刚前往潼关，准备与顾祝同签署协议，这等于火上加油，加速了少壮派走向极端的进程。

        在得知李志刚即将前往潼关时，少壮派迅速调动部队一方面包围了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另一方面准备武装截留西安方面派往潼关的谈判代表，同时部署暗杀王、何的行动。

        2日上午，应德田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的名义发出《告东北军将士书》，表示：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以谈，张副司令不回来只有拼命，用武力叫汉奸胆寒，迫使他们把张副司令送回来。

        之后，应德田、孙铭久指挥总部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带一排人突然包围了王以哲家，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将王以哲枪杀。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总部参谋长徐方等也同时遇害。

        卫队二营副营长商亚东带领的枪杀何柱国的人马也赶到了何的家中，因何事先已闻躲进杨虎城的官邸，而死里逃生。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同样地闯进了几名东北军的少壮派青年军人。他们直奔周恩来的办公室，见来者怒气冲冲的样子，周很快明白他们的来意，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话，使这几名青年军官气焰顿敛，稍后他们一个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孙铭久赶到后，也跪地请罪。

        但这已经晚了，王以哲被害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挽回的。它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导致了“三位一体”的解体。

        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了，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信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驻渭南的部队当即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要为王以哲报仇。由于东北军过早地放弃了对“中央军”的牵制和阻挡，致使“中央军”长驱直入，乘虚开进渭南，继而向西安进逼。

        孙铭久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当杨虎城派人问他们如何自处时，他们都傻了眼。这时有许多人要杀他们的头，挖他们的心，来祭奠王以哲将军。2月3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3人经过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尽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当机立断，不避嫌疑，立即派刘鼎将孙铭久等几个为首者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同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撤离西安。2月4日，在护送孙、应、苗离开西安后，杨虎城、于学忠敷衍故事，签发了通缉应德田等3人的通缉令。这样，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从而也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杀害了王以哲，但动机还是想救张学良，所以不能随便地牺牲他们。周冒着风险救了这3人，但这3人却没有以自己抗日立功的行动回报周恩来。孙、应、苗在云阳红军前敌司令部待了一个月光景，就离开了陕北，后来都走上了投日歧途。

        就在少壮派3名首领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刘多荃擅自将渭南前线部队北移高陵，与缪激流部靠拢，让开了陇海线正面阵地，并派副师长高云鹏电话通知潼关的“中央军”樊崧甫，要他们提前进军。

        接着，刘多荃派人捕杀了于文俊血祭王以哲；又令105师1旅3团团长葛晏春诱杀了该旅旅长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与红军沟通的第一个使者，于1936年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并未参与“二二”暗杀王以哲事件。刘多荃和缪澂流还逮捕了所属团长万毅、康鸿泰和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特派员邹鲁风，逼走了团长陈大章和营长王甲昌、商同昌等人。

        在此前后，东北军骑10师檀自新部于2月2日在蒲城叛变，投靠南京方面，并扣留了陕西警备3旅旅长孙友仁、蒲城民团司令韩世本，缴了民团的械。2月6日，东北军106师沈克又叛离东北军，扣留了陕西警备1旅旅长王俊，将该部缴械。2月8日，陕西警备2旅沈玺亭、唐德盈两团投向刘峙，将部队拖向河南。

        这些变化说明，“三位一体”已呈裂解之势。

        2月5日，东北军将领撇开17路军和红军，由于学忠、何柱国、缪潋流、刘多荃等4名军长参加，在高陵召开会议，决定不再走与红军、17路军联合的道路，放弃甲案，而决定接受乙案。确定乙案的同时，对保留东北军总部也表现了不感兴趣，这意味着东北军将彻底分裂了。

        尽管这一决定在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中仍有不同意见，后来张学良也仍然坚持应接受甲案，以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但这位少帅已经无力左右他的部下了。因为在此前一天，即1937年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领衔7将领已经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并宣布了经与顾祝同谈判达成的四点协议：

        1．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

        2．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

        3．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实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

        4．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

        张学良只好让何柱国转告各部属：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他还对王卓然说：

        我既然为抗日统一战线而牺牲，失掉自由，也绝对不惜生命而贯彻到底。要嘱告东北军东北将领及有关方面，要为贯彻我们的八项主张而努力。我希望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三方面能长期保持团结。但是要竭尽一切方法避免与南京军队冲突，我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不要为争我个人的自由而与南京军队冲突。

        1936年2月5日，东北军撤出了西安。6日，杨虎城回到三原。17路军于7日集结三原一带，西安新城只留下一个教导团，负责警卫省主席孙蔚如和38军军部。

        2月8日，“中央军”36师宋希濂部和平进驻西安。10日，顾祝同进人西安，履行西安行营主任新职。

        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至此正式落幕！

        由于接受乙案，“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张学良复出从此没有可能，长期被软禁已经不可避免。张学良曾经设想，抗日战争一旦爆发，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届时他可能获得自由去领兵抗日。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张学良仍被幽禁在贵州。1946年11月，蒋介石下令将张学良解往台湾，蒋经国时期张学良仍被“严加管教”。直到1991年，他以91岁高龄始获台湾当局批准，赴美探亲。但是，北望大陆，依然“等是有家归未得”。

        由于“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失去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抗衡蒋介石，3月初，蒋介石即威逼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基于抗日的愿望主动返国，但一踏上国土，即遭蒋介石软禁，1949年9月6日，在南京国民政府一朝覆亡，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宋绮云女士和两个子女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领导的两支部队，有着不同的命运。

        张学良父子两代创建的东北军，撤到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后，很快被南京改编拆散，共编为6个军：第51军下辖113师、114师，军长于学忠；第57军下辖111师、112师，军长缪激流；第53军下辖116师、130师，军长万福麟；第49军下辖105师、109师，军长刘多荃；第67军下辖107师、108师，军长吴克仁；骑兵第2军下辖第3师、第4师、第6师，军长何柱国。

        经过整编，51军的118师、110师，53军的119师，57军的120师、109师，67军的117师、129师，骑兵第2军的7师，分别被撤销番号或被调出。西安事变后叛离东北军的106师、骑兵第10师、炮兵第6旅、第8旅，均另立门户了。冯占海所部63军被撤销，仅保留第91师一个师的番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各部均开往抗日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67军107师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军长、参谋长阵亡，蒋介石把这个军取消了番号，所属108师并入“中央军”25军。49军在武汉保卫战中也被取消了番号。51军、57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失守后，这两个军到山东敌后战场作战，后来57军还是被取消了番号。至此，东北军中只有骑兵军成军建制仍在（于学忠之51军渊源来自直系军阀武装）。

        从抗战发动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回到人民怀抱，东北军的历史实际终止。其间，东北军经过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优秀的民族精英，牢记张学良的嘱托，投身到人民怀抱。西安事变前，曾秘密会见过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的111师师长常恩多，对共产党的主张十分赞同。1937年年初，他即与红军总部接触，准备率部投奔红军，因中共考虑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没有成行。1942年秋，常得知自己病重不治，为使这支队伍走向光明，他指示郭维城冒险把被捕的共产党员万毅营救出狱，并与万毅一起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八三”起义，8月8日下午把该师大部拉到了抗日根据地，交给共产党，即于9日凌晨逝世。

        吕正操，原系53军116师647团团长，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以后，他所在的691团开赴曹家务迎战日军。面对要其继续南撤的军令和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深受亡省亡家之恨的东北军，怎么也忍受不了国民党失败主义的指挥。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的小学校内，召开全团官兵代表大会，商讨抗日大计。他讲道：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是商讨咱们团今后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令人心焦，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中央”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不但不能对抗日有所贡献，还有断送自己的危险。他指出：“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到冀中敌后打游击，现在，敌人后方空虚，有利于我们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顺利通过吕正操的提议：回师北上，同日军进行游击战。吕正操当众宣布：从现在起，691团的番号我们不用了，改为人民自卫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把这支部队全部拉人共产党，自此，这支部队声威远播，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苏联对日宣战后，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吕正操奉朱德总司令命令，率部由山西绥远两地出发，向察哈尔、热河进发。1945年8月31日，吕正操、林枫率领八路军第3纵队32团，以及可以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

        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还有骑兵6师师长刘桂武、67军军长吴克仁。这两名将军最后血洒疆场，令人敬仰。

        东北军中也有不少人在蒋介石的诱使下，与人民为敌。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东北军的108师不仅参与了这一事变，而且叶挺军长就是在赴108师谈判时被捕的。解放战争的3年中，东北军的大部也参与了内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殉葬品。

        杨虎城所领导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被缩为38军，这支部队在1938年被改为第4集团军，下辖38、96两个军，仍由赵寿山、李兴中分任军长，孙蔚如任集团军总司令。七七事变后，38军大部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保定以北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忻口战役等。

        1937年10月，赵寿山率17师坚守娘子关正面阵地，与日军血战13昼夜。之后，这支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离石县碛口一带进行整训，并得到八路军政治和军事上的帮助。此后，该部在山西洪洞、赵城及晋东南的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一带开展游击战，编人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直接受彭德怀将军指挥。

        1938年11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4集团军，下辖两个军：38军，军长赵寿山，计有17师、55师；96军，军长李兴中，计有177师、新编14师。此后的两年多中，第4集团军一直战斗在中条山一带，先后11次粉碎日军的扫荡，并大量杀伤敌人，以致日军称为中条山是他们的“盲肠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称这支部队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在这期间，这支部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部队中提出了“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申敬之负责这支部队党的领导工作，一大批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38军军长赵寿山带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当然不能允许在他的军队中有共产党存在，曾多次组织抓捕共党分子，孙蔚如采取搪塞敷衍的办法加以掩护，赵寿山甚至以身家性命作保，使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保了下来。

        为彻底解决第4集团军亲共的问题，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先后将赵寿山、孙蔚如调离，而把这支部队再次缩编为一个军，缩编后的38军由14个团减为9个团，这次缩编及其此后进行的瓦解和撤换原17路军连以上军官的行动，促成了38军17师部队于1945年7月在河南洛宁县起义。毛泽东对这次起义给予很高评价，他致电说：欢迎你们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17师的起义，遂使蒋介石产生消灭38军55师的企图。1946年3月，蒋密令胡宗南把该师缩编为55旅，并令该部开赴新乡参加内战，而胡更在郑州、广武地区布置重兵，拟将该部于行军途中歼灭。原师长孔从洲发觉后，由孝义赶回55师驻地，于5月15日在巩县宣布起义。6月，当胡宗南再调原177师李振西部在辉县一带进攻解放军时，这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吕元璧、薛生荣又一同领导了吕、薛两部的起义。同年8月8日两部在杨柳川会合，标志着杨虎城所部由17路军发展而来的38军大部实现了起义，进入人民阵营。

        194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以杨虎城的38军为基础，组成西北民主抗日联军第38军，恢复17师、55师建制，任命：孔从洲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刘威诚为副军长，王汝昭为参谋长，崔仲远为政治部主任。

        从此，西北民主抗日联军第38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转战南北，先后参与了上党自卫战、平汉战役、白晋线战役、辉县战役、汤西战役、豫北战役。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后，参与豫西战役，豫西剿匪以及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并出色地完成了所负任务。

        全国解放后，38军17师于1952年集体转业，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从事经济建设。这支部队在师长张复振率领下，开赴玉门油矿，进行石油钻探与开发，为建立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做出了贡献。后来，这支石油大军逐渐扩大，在开发建立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川中、江汉、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的过程中，继续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坚持原则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西安事变结束了，发动事变的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都相继退出政治中心。那么，有什么力量能促使蒋介石兑现承诺，对日抵抗呢？作为“三位一体”重要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本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已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南京谈判。但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1937年1月5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天，即致电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6日，毛泽东又致电潘汉年：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同志协商”。

        面对中共的合理担心，蒋介石遂委托于2月8日进驻西安，出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

        西安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怎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呢？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明确提出五项原则，呈请中共中央审批：

        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000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就复电同意，并且补充说：“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

        在此半月前，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已经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共实现再次合作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和周恩来提出的谈判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西安谈判中的基本指导原则。

        在确定谈判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欲达到的目的进行了认真研究，周恩来后来对研究的成果作出了这样的概括：“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取得这些承认后，竭诚促进举国团结并使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出动投入抗日御侮作战。

        2月9日，也就是顾祝同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周恩来开始同他举行谈判。首次谈判持续了3天，对中共的要求，顾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开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几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到会的中央委员170人。宋庆龄是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以宋庆龄为首的抗日民主派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会议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提案。18日，宋庆龄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实现孙中山遗嘱》的重要演讲，批判亲日派的“剿共”理论，指出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她愤慨地说：“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消耗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

        宋庆龄的演讲和14人联名提案，对于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精卫也在会上发言，提交了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但这一反共媚日的立场在会上没能占据上风，会议的基调是团结抗日，他的主张只能成为废案。

        在这次会议上《根绝赤祸案》获得了通过。这一决议案，实际上是对中共致三中全会电的系统回答，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意见，提出了4条对中共的要求，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4条与中共承诺的4项保证基本吻合，表明当时条件下两党利益的一致性，两党都能以抗日救国作为调整关系的前提。周恩来对此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尽管还埋伏了文章，但当时国民党确实停止“剿共”，准备抗日了。在三中全会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文检当局还悄悄通知报界，不要再使用“赤匪”的字样。

        全会还通过了五届三中全会宣言。这个宣言仍有不少攻击中共主张的字眼，但“剿共”口号不再使用了，“抗战”一词也首度见之于国民党宣言。《宣言》这样强调：“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果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对内“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从而放弃了武力统一、“剿共”内战的政策。宣言的这些表示，实际上表明它接受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的基本精神，因而，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毛泽东对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成果，也是给予肯定的。他指出：“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明示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中全会后，张冲抵达西安代表蒋介石继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从2月27日至3月4日，周、张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计6个师，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除外。而蒋介石给张冲的底线是：“红军可以编三师9团，不可再加。”这就使谈判无法形成一致。后来，张冲又提出一个方案：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显然，这一方案与中共的要求比较接近，张闻天、毛泽东于3月3日复电周恩来表示这一提议可以接受。但事过一天，南京又变卦了，缩回到蒋的底线上。于是，围绕蒋的底线，张、周再行协商，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选编为4个步兵师，计4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2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率4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直属队；（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

        鉴于谈判达成共识，3月8日双方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这便是著名的“三八协议”。周把一个月来的谈判成果总结为三项十五条，这一草案提交给顾祝同后，被作了重大修改，在经顾改后的修正案中，服从“统一指挥”被改为“服从一切命令”；“陕甘宁行政区”被改为“地方行政区”；红军改编后由4个师变为3个师，由4万余人变为3万人。这绝不是文字的修改，而是实质的变动，目的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提出的修正案，企图让中共服从蒋的一切命令，把陕甘宁划成3个苏区，缩小武装。这实际上是对红军的“收编”，中共绝不能接受实际上等于投降的改编。

        既然在西安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旋即致电周恩来，改为赴宁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会谈前一天，周恩来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15条意见先交给了蒋介石。鉴于在西安谈判中同顾祝同的争执，在见到蒋介石后，周恩来在与蒋的谈判中特别强调了以下六个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看了中共的谈判条件和周恩来的说明后，发表了谈话，其大意是：

        （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要求中共“检讨过去政策，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诿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他希望中共“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当听到周恩来“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的回答时，他要周恩来赶快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而周恩来再三问他有何具体办法时他则说没有，但表示要商量。

        （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中共“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至于军队人数他也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中共中央对蒋的这一表态感到满意，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和拥护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

        但两个月后，当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13个问题到达庐山，与蒋介石再次谈判时，蒋的态度比之两个月以前却后退了一大步。一是否定了在3个师以上设立司令部的承诺，二是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要求，三是对允许中共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特别严重的是，在杭州谈判时，他让中共提出两党合作纲领，而这次会谈他却把周恩来交给他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抛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主张内容包括四条：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

        显然，蒋介石是想利用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当然就此表示不能同意。

        但为达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中共中央仍准备再次作出重大让步，并为此制订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新方案。新方案对两党合作问题，确定为：“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其组织原则，由我方拟出草案与蒋商定”；“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产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中共中央新的谈判方案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师暂编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县长及其下各局长，则由县议会选出。对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关于朱、毛外出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

        新方案制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时候，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于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一行3人于7月4日到达西安，7月7日又飞抵上海。

        就在7月7日这一天的晚上，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终于揭开战幕，日本华北驻军悍然向守卫北平郊区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宋哲元之第29军第37师奋起抵抗，中华民族举国抗战的号角正式吹响。

        形势紧迫，为争取谈判尽快成功，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在这次谈判前，周恩来已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看，蒋对此反应冷淡。谈判中争执的焦点依然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管理，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共决不接受。

        对此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有着同样的看法。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并令周等迅速北返。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000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另编地方保安1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

        中共退出谈判，蒋介石非常着急。8月1日，张冲急电延安，称蒋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所在的心脏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迫使蒋介石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共同抗日。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问题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柳暗花明的解决。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历经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形势比人强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全民族的神圣抗战终于得以发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终于翻开了由衰败走向重新振兴的历史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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