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李鸿章《绝命诗》1901年

        受甲午国耻之刺激，借康梁维新的春风，帝国的洋务事业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可是，仅仅三年后，风云再变。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问斩于北京菜市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潜逃海外，变法维新彻底失败，是为戊戌政变。

        变局的起端发生在上一年的冬天，11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康有为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他随即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此后三个月，光绪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变法所有内容，俱在之前多年已经被反复议论，绝大多数成朝野共识，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被保守人士以及王公贵戚视为“人事清洗”，一时间，“帝党”、“后党”竟成水火不容的对立之势。9月，维新派向光绪密奏，建议重用握有兵权的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袁世凯，由袁去杀掉慈禧最宠信的满人将军荣禄。袁向老上司荣禄告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寝宫，将之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紧接着，宣布临朝“训政”，废止几乎所有新政法令，捕杀维新派，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33岁的湖南人谭嗣同在狱中题壁诗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又留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志慷慨，其情悲绝，感动全国。

        百年维新的血腥收场，意味着变革已经在帝国的正常体制内难以完成。当洋务派、维新派先后丧失了主导权之后，改革的主流开始从体制内的官僚、士绅、文人等阶层，向体制外的力量转移，改革的方式从和平的渐进式，向暴力、颠覆式革命转移。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戊戌政变仅仅一年多后，风雨飘摇中的国家再遭劫难。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数万由贫困农民、小贩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突然发动对在华洋人的袭击，他们捣毁教堂，冲击租界，杀死中外教徒，数十年的深重屈辱转化成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6月初，他们捣毁了长辛店铁路和丰台铁路，攻击正在保定修铁路的外国工程师，然而，向北京、天津进发，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双方在廊坊附近发生激战。义和团的拳民充满了神怪气质，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6月初，慈禧曾委派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前往涿州，亲自验看义和团各种“神功”是真是假，两个老兄弟经过两天考察，竟认定“神功可恃”，老糊涂的慈禧信以为真，于是下决心与诸国开战。这很象60年前林则徐大人深信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一个误判的细节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慈禧下诏与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籍御外侮”。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人攻陷北京，洗劫三日，并冲进紫禁城，掠走大量珍宝，犯下所谓的“文明人”最野蛮、最不齿的罪恶行径。慈禧化妆成东北老太太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后世将这一段很哀伤而奇异的历史称为“庚子国变”。

        北京惨遭洗劫的同时，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游弋在上海港、广州港及长江沿岸，商业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难逃一劫。这时候，官商盛宣怀和士商张謇联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戏”。

        5月间，义和团闹事北京的时候，盛宣怀就觉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悄悄南下，一边打理实务，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对义和团运动，他力主镇压，认为“拳会蔓延，非速加惩创，断难解散。”他的观点得到洋务派大佬们的认可。当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江浙，袁世凯在山东，也就是说最清醒的官员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来。当老太太悍然向八国宣战的时候，四大总督都知道大祸将至，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候，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矛盾。这时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出面劝说，张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由此可见，刘坤一听了张謇的进言，终于决定提着脑袋搞互保。

        张謇搞掂刘坤一后，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之中，“忧心焦思”，力图说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全中国最有信用的人之一。况且，他们也不希望江南战乱，损害了已有的商业投资。互保动议竟然得到了实施。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满天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清史稿》记录此事，认定“宣怀倡互保议。”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看来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而让人意外的是，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怀在当时的官阶只是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而张謇更不过是一个已经下海经商的状元，其他活跃的人还包括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汤当时是浙江一个学堂的校长，后来与张謇合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企业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则是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监督（校长），后来创办过造纸厂。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庚子国变后，慈禧被吓破了胆，由“极左”而变得“极右”，日后讲出了“倾举国之力，与洋人结欢”、“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等等著名混话。为了跟列强谈判，她又想到了李鸿章，于是急命李复职直隶总督，从广州赴京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奉诏北上，途中路经上海，专门召见刚刚忙完互保事宜的盛宣怀。两人在位于宝昌路（现今的淮海中路1517号）的盛家花园促膝对话两昼夜。烛火明灭黯淡月，天公不语对枯棋，其情其景，竟比30年前曾国藩与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为凄切。临别，77岁的李中堂与比他小20岁的盛宣怀，持手相看泪眼，留下六字曰，“和议成，我必死。”

        1901年冬，李鸿章签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赔款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列强共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为8800万两，也就是说，辛丑赔款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赔款数字是按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人来计算的，每人被摊派一两银子，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处罚。）11月7日，李在京郊贤良寺郁郁而亡，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鸿章去世，大清国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苦风凄雨，大厦已是摇摇欲坠。李鸿章尝对自己作如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的死敌、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认为李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坚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梁启超因此说，“吾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

        李氏临终前一日，俄国公使还逼他在条约上签字，他呈慈僖太后《绝命诗》一首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言辞凄惨，若秋风落叶。

        跟恩师曾国藩一样，他倾毕生之才智没有能够拯救这个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和漫天耻辱的帝国。学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史》中对他的基本判断是：“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遥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阕，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然而，在其后的将近一个甲子里，他却连续签下《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第一人”，1979年版的《辞海》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李鸿章另有一首《二十自述》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李鸿章逝后，曾有人预言他的“幕中第一红人”盛宣怀肯定是鸿运到头了。没有想到，他仍然是屡当重任。究其原因固然颇多，而最紧要的一条则是，帝国之内实在没有人比他更会办理实业了。1901年12月，他被加赏为太子少保衔，第二年2月，授工部左侍郎，进入中央决策机构。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庚子国变，中央威严尽失。变革力量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后来十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不断起义，激进思潮日渐蔓延。而中国企业成长的主流，也从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转而为由下而上的民间创业热潮。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在义和团事件中，北方大乱，南方却未受影响，而局势动荡，造成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到年底，大生获纯利达11.8万元。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一口气先后创办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业，赫然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张謇经商十分成功，不过作为士商代表的他却志不在此。

        在“东南互保”中绵尽全力后，他继而起草了一份《变法平议》，提出四十二条具体的改革意见，呈递给朝廷后，竟无任何下文。失望之余，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他尝对人说，“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

        张謇的尽心构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彻底改造自己的家乡南通县。而实行的办法就是“父教育，母实业”，把南通建成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1903年开春，张謇在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一般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很是超前，十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

        据记载，考试那天，大雨滂沱，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另外还有多位日本籍教习，张謇壁立校门，淋雨迎候每一个学生。学校开学前夜，张謇和一个助理逐一检查学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举蜡烛，他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直到后半夜。他为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了提高教师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东会上提议，把旗下一家垦牧公司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为红股份，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

        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自己的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这里建一座中国最好的模范城，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宽不过两间，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南通向外界展示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的平常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1903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他曾计算，经商二十多年中，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可记150多万两，加上跟他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总数超过300万两。

        张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尝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斯人的眼光与胸怀，实为百代仅见。

        从张謇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国难乱世之中，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维护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竟让人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

        在晚清，张謇与盛宣怀是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两大代表人物，对比两人事业格局，十分有趣。

        自1895年之后，盛宣怀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钢铁、矿产、铁路和银行等领域，这些公司均属于资源性行业，需得到强大的政府政策扶持，因垄断而具有暴利性。张謇的事业则在纺织业、围海养殖等民生产业，在这些领域中，进入已无门槛，国际资本聚集，是一个充分竞争性市场。两人事业，上下游泾渭分明，竟隐然成了规律，在后来一百年的中国经济中，国营资本大多循的是盛式路径，而民营资本走的正是张謇道路。

        1900年之后，就当张謇的纱厂生意十分兴隆的时候，江浙一带的民间资本也迎势而上，纷纷投资于现代的民生产业。其中，对日后影响最大的是无锡荣家兄弟。

        1902年3月，一家保兴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的一个土墩上悄悄开业了，它的占地有17亩，工人三十个，最显眼的是它有四套法国造炼的大石磨，引擎60马力，磨出来的面粉又细又白，每日夜可出面三百包。它的主要投资人是荣宗敬（1873－1927）、荣德生（1875－1952）兄弟，共集资3.9万两白银。荣家兄弟出身贫寒，太平天国起事期间，无锡遭遇战乱，荣氏一门几乎灭绝，其父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十多岁时，两兄弟就背着一个小包裹到广州、上海等地谋生计。因头脑活络、手脚勤快，他们竟慢慢的有了一些积蓄，到1896年，他们与父亲一起在上海开出了一间广生钱庄，自己当起了小老板。又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兄弟俩决定转行去做面粉厂。

        当时国内已开业12家机器面粉厂，最出名的就是老状元孙家鼐家族开办的阜丰面粉厂，保兴是最小的一家。工厂从一开张那天起就不顺利，当地乡绅告荣家兄弟私圈农田，还投诉他们搞了一根大烟囱正对着学宫，有碍风水。一场官司风波打到了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刘坤一是个洋务派，把讼书给驳了回去。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也很差，头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因为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面粉销路在北方，荣家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对那边的市场是两眼一抹黑。开厂一年多，其他股东就灰心丧气撤了资，两兄弟只好把名字改成茂新，重新去办了注册。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来的。荣家兄弟渐渐显出了经营上的才干，他们先是物色到了营销上的能人，专门去打开北方市场，他们在销售上还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做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两兄弟还十分重视新技术的投入，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就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

        荣家兄弟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兄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行事慎思笃，稳健保守。两人在衣着上的区别也很明显，老大喜欢穿西装，整日发蜡闪闪，老二终年是青衫长褂，一付乡绅打扮。这种截然迥异、颇为互补的个性也充分体现在生意上，甚至成为了荣氏事业得以壮大的最重要的保证。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在进口美制面粉机时，需12万两白银，茂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荣宗敬力主向洋行借款，先付两成，其余两年还清。荣德生有点迟疑，他则认定，“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1905年，就在面粉厂刚上正轨之后，他当即提出“吃着两头，再做一局”，再办一家棉纺厂。从此，荣家靠面粉、纺纱起家，“既管吃，又管穿”，构筑出一个惊人的商业王国。当然，他的冒进个性也常常陷企业于巨大的危机，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连他先父创办的广生钱庄都搭了进去，被迫倒闭关门。生死关头，身在无锡的荣德生捧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火急燎燎地赶到上海，以此做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

        后来二十多年中，这种危急景象居然发生了多次，荣宗敬舔尽伤口，依然猛打猛冲，荣德生则在后面掩护救难，每每把兄长和公司从悬崖边拉回。就这样，荣家事业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十分奇妙而迅猛地扩张。

        1900年前后，中国商业界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那就是洋务派最重要的矿务实业——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骗走了。这个骗局牵涉英、德、美三国，甚至还是由一个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的年轻人操盘的。

        开平煤矿由李鸿章决策、大买办唐廷枢一手创办，到1895年之后，它跟招商局一样，落入了佩着顶戴的官商之手，出任督办的是恭亲王的亲信张翼。煤矿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资金，朝廷没有资本注入，而张翼又不愿意让商股在总股本中占据优势，于是他选择了对外举债。1899年9月，张翼通过德国顾问德璀琳向英国墨林采矿公司借款20万英镑，以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代表墨林跟张翼谈判的是一个时年25岁、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Clark hoover）的美国年轻人。他在三十年后成为美国的第三十一任总统，在他任内爆发了著名的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的胡佛是一年前来到中国的，他对勘探金矿充满了兴趣，在张翼的帮助下，他曾经在120名大清骑兵的护卫下，在华北一带四处探险，他还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胡华。在成为墨林公司驻天津代表后，他写了一份《开平矿务局报告》，内称，“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一百万镑，这个企业决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天津起事，很快蔓延北方，京津一带惊恐万状。胡佛和很多外国人一样在天津公馆内被围困了一个多月。而此时，张翼也躲进了英租界的家中。一个多月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某日，英国驻天津领事亲自带兵冲进张宅，以张家养有大量鸽子为由，认定“疑与拳匪相通”，逮捕了张翼，把他关在太古洋行的一个旧厨房里。

        当时，慈禧已经西逃，京津被联军控制，“通拳匪”是一个不用审判就可以杀头的罪名，张翼被吓得魂飞魄散。在被关押了两天后，德国人德璀琳出现了，他告诉张，天津的煤栈被烧毁了，唐山矿区乱成一片，为了避免战火，他建议将开平煤矿挂上英商的招牌。他随即取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护矿手据”，内容是委任德璀琳为矿务局总代理人，“委派古斯塔·冯·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也就是同意德璀琳可以自行处理一切事宜。德璀琳说，只要张翼签了字，由他向各国使馆担保性命无虞。张翼签字，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的德璀琳跟胡佛坐在了一起，前者代表开平矿务局，后者代表墨林公司，签订了出售合约，价格是象征性的八英镑。根据这份合约，“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约带回墨林公司后，得到了5000美元的奖赏，这在当年是一笔不菲的报酬。接着，墨林又转手将开平卖给一个名为“东方辛迪加”的英国财团，12月28日，新组成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在签署正式“移交约”的时候，昏庸的张翼又被耍了一把，中文合同与英文合同存在明显的表达差异，中文为“保管、托管”，英文则为“出售”。为了安抚这个慷慨的大官商，胡佛则答应张翼可以担任终身“驻华”督办，其所持有的3000股开平老股可换成7.7万新股，此外还给他20万两白银用于打点上下。第二年2月下旬，英军进驻矿区，升起米字旗，胡佛被任命为新公司的总办，并得到8000股的公司股票。他搞了半年的接管工作，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称，“我们的任务完成得令人满意，而留给我们后任的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企业。”（胡佛后来又在中国待了不少年，1904年，他还曾向南非斯互金矿输出华工，收取了43万银元的佣金。至此，他成为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1913年，胡佛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成为商界知名人士。从1921年开始，他当了8年的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当选为美国总统。）

        开平矿务局被骗走后，闯下大祸的张翼一直刻意隐瞒此事，直到1902年11月，因为一次“降旗事件”才被捅了出来。当时煤矿悬挂了清朝黄龙旗和英国米字旗，英国人认为转卖事宜已经抵定，就强行降下黄龙旗，结果引起矿工的强烈抗议。有人将此事密告袁世凯，骗局才告白天下，顿时引起朝野震惊，当时舆论称，“不特为环球所稀闻，抑且为万邦所腾笑”。清廷责成张翼赴英国起诉墨林公司骗取煤矿一案，随张一起去的，是因翻译《天演论》、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出名的著名学者严复。这场国际官司一直打到1905年底，张翼花费了百万白银，经过数月14次的开庭审理，法庭最终的判决却是，承认墨林有欺骗行为，但仍然以“无法强制执行”为理由将煤矿判给英方。清廷不敢得罪英国，此事居然不了了之。

        就在胡佛操盘骗取开平的时候，惟一提出抗议的是一个比他年长8岁的中国商人，他叫周学熙（1866－1947），时任矿务局总办。根据规定，在“移交约”上需有督办、总办一起签字，周拒绝签字，并因此愤然辞职。在其后十年中，周学熙为了夺回开平，谋篇布局，大开大阖，商战从清朝一直打到民国，最终却还是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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