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跟哥特弗莱德·莱辛结婚了。这仅仅是因为，那时，有男女关系的人总会遭受非议，更别说同居了。对他而言，情况可能更糟。他是来自敌国的侨民，面临着被拘禁的危险，本不该参与政治，但他却成了一名共产党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偏偏他又跟一个年轻女人有了公开关系——这女人很好，因为她是南罗得西亚的公民，但这就意味着身为德国人和敌国侨民的他配不上人家；这女人也算不得好，因为她最近刚离了婚，这可不怎么值得高兴。总之一句话，他办了个蠢事。

        出于自身的革命责任，我要嫁给他。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恐怕不是。我们之所以有了男女关系，是因为整个组织只有我们两个是单身。不过这种关系无甚要紧，难不成我们是“脱党的行尸走肉”？“个人私事”不是跟组织斗争没关系吗？知道自己跟对方不太合适，我们都说：“没关系，等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婚了。”

        起初，他并不认为我适合当共产党人干部。问题是固有的——它在于我这个人，我的自身、我的本性。我最喜欢的、最执着的东西，正是他最不喜欢的。对他人所做的任何观察都是在“做心理分析”，都跟弗洛伊德脱不了干系——莫斯科方面已经将弗洛伊德永久地划为了反动分子。听到从梦中醒来的我说“这个梦境似乎在对我预示着什么”，他会觉得反感。他这个人是从来不做梦的，自然也很难相信别人会做梦——做梦以及梦境中的行为皆是反动的存在。至于我对民间故事、传奇、神话和童话故事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在苏联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被拉去枪毙了。”（在“党组织”内部，有些人拒不承认在社会主义苏联会有枪杀和折磨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否认的，要知道，腐坏分子们是必须处理的。）说起对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看法，他会引用列宁的话，认为它们是“乡村生活的蠢事”。组织会议上的议程进行到“批评”环节的时候，他会冷静地、公正地剖析我，从我身上拆出那些退化了的小资做派。

        哥特弗莱德·安东·尼克莱·莱辛出生于1917年的俄国圣彼得堡。正值十月革命爆发之际，他同家人坐火车逃回了德国柏林，当时他被自己的另一个母亲——保姆抱在怀里。他的高曾祖父天生就是个厉害的男人，为整个家族奠定了殷实的基础。他是十九世纪商人中的一个，先发了大财，后来又损失了钱财，其中一部分是在俄国失去的。他建造了轮船，修建了铁路，俄国境内的马蹄钉都是由他供应的。列宁曾称赞说：“这个家族是一个运转良好、富有建设成果的资本家范例。”他的孩子众多，个个都穿金戴银、皮草加身，主要靠他留下的家产生活，居住在柏林的一座座大房子里。他们的家族照片看上去就像是福尔赛一家，或布登勃洛克一家。其中一位是哥特弗莱德的父亲，就如同家族财富的奠基人那样，他也是一名实业家和投机者，可心思却全在自己的书房里。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俄国化的德国家庭，他在莫斯科有生意，妻子也在那儿工作——可见，她的意识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那座位于柏林尼克拉斯街的房子尽管气派舒适，可一点儿都不像这个家族第二代人所居住的那些半宫殿式建筑。这个家里的成员说着俄语、德语和法语，无数的访客们也是如此。据哥特弗莱德描述，他父母的婚姻生活就是，“她四处游逛、出入各种派对，他则坐在书房里捧读历史”。两个孩子艾琳和哥特弗莱德都是出身富贵的年轻人，并且有望继续保持他们有钱人的身份，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母亲的暗示，她认定，“希特勒只是个粗俗的暴发户，根本就用不着留意。”

        在大学里，哥特弗莱德学的是法律专业。因《纽伦堡法案》的影响，符合应征入伍条件的男青年类别忽然发生了变化——哥特弗莱德虽然只有部分犹太血统，但在这之前却被免除了兵役。现在，拥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他倒是有资格为希特勒而战了。他的家庭也是一个被同化了的家庭，家里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哥特弗莱德称，希特勒使他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荣誉之争。他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去了伦敦，我想应该是在1937年。当时他身上没多少钱，常常饿肚子，到了周末他会受邀去公园路的一座豪华宅邸享用午餐，发出邀请的是莱辛家族在生意上的富裕朋友们。他在那儿会吃下深棕色的牛肉薄片、一片深色湿润的约克郡布丁、尽可能多的土豆、湿卷心菜、一小块水果挞、一盎司左右硬奶酪。他每次必定会赴约，因为实在是饿得慌。“伦敦啊，”他慢吞吞地说，“可能会让有钱人觉得愉快吧。”说这话的是一名共产党人，但等到住进伦敦的一个坐卧两居室后，他才发现贫穷的弱点。

        与此同时，在“森林”的另一端……位于柏林的莱辛家充分地利用“互惠”方法，让女儿艾琳从中受益。他们家一共来过两个“互惠”女孩。其中一个叫玛格丽特·摩根，她来自威尔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的女儿；另一个来自约翰内斯堡，家里拥有百万资产。她的父亲来自波罗的海，是一名犹太人，其财富始于最初在约翰内斯堡做的木材和地产生意，他并不只有女儿——大儿子施奈尔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威尔士女孩。他是一个聪颖且博览群书的美男子，只不过用当时的话讲，他“性情有些忧郁”（后来我们对“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这样的词汇都已经能平静地看待）。玛吉（玛格丽特的昵称）嫁给了他，还尝试把他从邪恶的想法中解救出来，但没有成功——在前往南非旅游的一艘船上，他纵身跳入了海里。她会去找哥特弗莱德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她曾在他家里遇见过他。她是个痛苦可怜的年轻寡妇，而他也是一个痛苦孤独的人。施奈尔让玛格丽特成为了共产党人，而她又让哥特弗莱德成了共产党人。

        我用了许多年才发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个时候，信仰的转变刚好具备了现实条件。这个有钱人家的年轻人正身无分文地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对自己的信仰、为自己和家庭描绘的图景都被希特勒的大长筒靴践踏着，他数月来都没有得到充足的营养，不清楚自己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只知道它不会好到哪儿去。他们两个人相爱了，并且是热烈地相爱了。当然，在我遇到哥特弗莱德的时候，他表现得好像从来没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一样。玛吉是个美人，她有着黑色的眸子，黑色的发丝精致地盘成了发髻，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似的。她朝气蓬勃，充满了不羁自由的威尔士活力。“她身上没一点英国人的痕迹。”哥特弗莱德也许又会拖长了语调这样说。

        那个时候，战争尚未爆发。德国的难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去南罗得西亚，要么去加拿大。哥特弗莱德选择的是前者，于是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新辟的粗鲁的殖民地小镇，他那深色柔和的俊美外表、温文尔雅、老成持重全让他成为了众人的笑柄。他长得有些像演员康拉德·韦德，若是放在电影镜头里倒还好，放在真实生活中就有些好过了头。他跟一名维也纳来的难民成为了朋友。这是个漂亮女人，身着镶褶边上衣，戴着围巾和珠宝饰物，看上去赏心悦目。她留着山脊般的时髦“烫”发，上面还蓬松着一堆小鬓卷。她跟哥特弗莱德一样深谙世故，跟城里人一个样。格兰大饭店里（此店比迈克勒斯酒吧的格调略高），坐在一起的他们就是一对优雅的璧人，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外国人的身份。后来，组织里的成员把她叫作“快乐寡妇”或“哥特弗莱德的伯爵夫人”。她身无分文，其他人来到这儿时也都两手空空。她借了钱，开了索尔兹伯里的第一家干洗店，她还租下了一座小房子，并且将其中的一两个房间对外出租。

        战争打响的时候，哥特弗莱德被关进拘留营里待了六个星期。英国土地上的德国人全部遭到了拘留，纳粹分子和反纳粹主义者经常被收押在一起。我听说，那时候收容难民的马恩岛几乎和大学一样，可罗得西亚的情况却很是不同。哥特弗莱德好像有预见性地跟刑事调查局里的一个男人交了朋友，这个人关注着他的案子。哥特弗莱德讲述的经历让这位朋友赞叹不已：柏林的富裕生活，还有他的母亲肖恩巴赫女伯爵。虽然他的母亲实非什么女伯爵，可这有什么打紧？谎话还是起了作用，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能让他几乎在进了拘留营的那一刻就被放了出来。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些德国人包括反纳粹主义者们都未能离开那里。被问起拘留营的时候，哥特弗莱德会笑着评判说：“一点也不糟，期望它能像度假区一样是不合理的。”哥特弗莱德被释放后，一位姓豪伊-伊利的律师为他的品行做了担保。这个人打算给自己那举步维艰的律师事务所招一个收费便宜的律师，而且显然也得到了一个“便宜货”：他给哥特弗莱德支付的工资从未超过行业内平均最低水平。哥特弗莱德来到这家事务所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愚蠢的老头和他的笨老婆，还有一个打字员——我。1949年这位律师离开的时候，事务所已经拥有一间整洁的大办公室，合作伙伴也很多，生意非常成功，还有一个秘书和打字员的专用房间……每一件都是哥特弗莱德一个人完成的。

        不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哥特弗莱德就在给他的维也纳女人帮忙，把脏衣服放入机器前加以“擦拭”——这种做法肯定已经过时了。他并没有与她坠入情网，因为他爱的是玛格丽特·摩根，然而他们两个人之间却存在着男女关系，而且还在计划着要把她嫁出去。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我对这个冷心肠的事儿感到不可思议，哥特弗莱德却不止一次地驳斥我说：“对于不清楚的事情，你得学会管好自己的嘴巴。你们这些殖民地小妞什么都不懂，对生活一无所知。米兹（化名）再不是年轻少女了，她得有个丈夫，得找个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这样也就有保障了。”事情确实如他说的那样发生了——她嫁给了一位正派亲切的空军中校，他像一头年轻的拉布拉多犬，爱极了她。她跟他一起回了英格兰。之后呢？

        南罗得西亚的每个难民都干得很出色，按现在的话来讲，他们是“成功的移民”。几年前我收到了一封来信，并试着从上面的签名加以回忆，“您还记得……”暂且把这个女人叫成“尼娜”吧。当时，不少聪明漂亮的难民女孩都参加了左翼俱乐部的会议，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尼娜说，“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一名词背后蕴含着太多的政治色彩。）来拜访我家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高个妇人，她衣着华贵，打扮得非常时髦，戴满了金饰。当被我问到是否回想过以前的左翼俱乐部会议时，她在努力回忆着。她对我说，她挣了许多钱，从南罗得西亚获益良多，可她不准备在黑人政府下生活，打算离开去澳大利亚。

        离开弗兰克和孩子们后，我没过多久就生病了。“睡眠不足、只以炸薯条和花生为食的人是会牺牲掉健康的，”人们这样说起时，我立刻就表示了赞同。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生病的真正缘由。我需要睡觉，需要把自己全然地投入梦境。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我也许会日以继夜地在小镇里忙碌，看上去就是一个自信精干的女人。可实际上呢，此时的我睡眠严重不足……随着不断地攀升，脚下的梯子在一级级瓦解……我在参加毫无准备的考试……站在舞台上，帷幕即将拉开，可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台词……飞翔的梦境如此愉快，可却让我焦心苦虑，这是因为才刚一飞入空中，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在飞翔，于是又被打落到了地面。闭眼的那一刻，我似乎置身在了深谷和沟壑的顶端，那只远古的冷血蜥蜴几乎已经石化，即将失去生命，它正用灰蒙的眼睛冰冷地凝视着我。这个时候，家里的农场已经卖掉，我的父母正准备搬到镇子里来。在我的梦境中，那座老房子正在崩塌，白蚁和蛀虫在将它拆毁，屋顶正从老旧的椽子上滑落到刚被林火烧黑的土地上的灰堆中。梦境向来以我为友，其间充满了信息和警告。他们百般地坚持认为，我之所以如此不开心是因为我丢下的宝宝，我的父亲——有什么稀奇？——我的母亲，还有就是因为尽管很想有时间去写作，可我却看不到自己何时才能如愿以偿。

        我喜欢独处，为此不得不跟可怜孤独的女房东抗衡，当然还有我的母亲。每天下班后，同志们都会来看我。只要是离开了军营，皇家空军的男人们就会登门造访。我的女房东看到我有这么多访客觉得很不错，可她同时也在怀疑，要是知道我的房间里挤满了男人，我母亲会怎么想。

        那时候，跟我们组织沾边的姑娘都已经被皇家空军的男人们求了婚。我的高尚品格在持续削弱我的常识判断力：我和其他女人压根就没想过，来自战前英格兰赤贫之中的可怜男人们，竟然会想娶享有特权的殖民地姑娘们为妻。哥特弗莱德指出这点的时候，我对他愤世嫉俗的语气感到非常震惊，事实上那已经超出了一般程度。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怀抱着同志般的感情，大多数时候都相亲相爱，我们生活在这一片想象的土地上，这里充满了无限可能。愤世嫉俗，或者“理想主义”，实在很难让人们对事情的进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生病时，哥特弗莱德曾来探望我。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对我产生喜爱之情，或者正如他所说：“把我视为一个可能的同床共枕之人。”难以从害羞的外壳中跳脱出来的男人都会很愿意照顾病床上的姑娘。哥特弗莱德就像一个慈祥的大伯，他会从沿街叫卖的小摊车上给我买来冰激凌，或者从一家名叫“口袋”的精致茶室里带来一盒子奶油蛋糕。“没错，现在你就得把它吃了。”他说着就把从女房东那儿要来的一个茶匙递给了我，望着我一匙匙地舀冰激凌吃。这并不是说组织生活给我们留出了很多时间去谈情说爱，或者如当时所说，“一起出去约会”。

        我卧病在床这事让我们很快登记结了婚，这在《风暴的余波》中有一些描述，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壅域之中》（Landlocked）一书里，我也对此有所提及。不过这两本书在写作时间上相隔了几年，我在这期间创作了（tebook），还有几本别的书和短篇故事。这段时间很难用合适的基调来定义，它太过糟糕，进度缓慢，令我感到苦恼，像是受到了遏制。终于这样的生活为《壅域之中》的创作提供了心理素材，其中弥漫了战后的幻灭感，它是一本伤感之书。即便在《风暴的余波》一书中，我的直接体验也经过了改动，因为我并没有把哥特弗莱德写进去。当时他还在世，儿子由我一个人带着。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原型来自我在伦敦的一位女性友人的丈夫，他的出身以及相貌都不同于哥特弗莱德，但心理类型却一样。他是一个贫穷的男孩，来自柏林的一处贫民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失业和暴力政治的产物），心怀阶级仇恨的怨愤。一言蔽之，“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后来由一个难民组织带到了英格兰。这个穷小子与富小子哥特弗莱德是相似的，他们都是狂热者，就是共产党惯常称作的“150%的狂热分子”（无赞赏之意）。“他们向来都不吝吹捧，可也会在瞬息间就变成150%的反共产主义者。”虽然这么说，可安东·赫辛的原型人物既没有做出吹捧之事，也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坚定、专注、严肃的激进分子形象从他的身上全然抽离而去，并且似乎只发生在一夜之间。这一年里，你遇见的这个男人也许会通过发表演说对“错误性”做出暗示，令你将自己的态度摆正。到了第二年，他却变成了一个亲切、可爱、友善的男人，并且嘴里还说：“我对政治并无兴趣。”与此同时，另一个富小子已经成为了东德共产党的高层成员。五十年代初，我遇见了安东·赫辛的原型，这就像是一场错置的梦境：我听到了哥特弗莱德的话语，看到了哥特弗莱德的反应，可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金发碧眼、高高瘦瘦、态度冷淡的共产主义“冰镐”。

        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情节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要是没时间把它们写下来的话，我也会创作些诗歌。梦境深处的悲伤忧郁地敲打着节拍，它将词句放在了我的舌尖，让我在梦醒时分喃喃自语……

        夜间漫步的情侣在小镇外驻足，

        一英亩的杂交植物在沙地里探过身子……

        即便写下了这些诗句，我也对它们难以信任，因为我害怕自己变得又悲又喜。

        《新罗得西亚》杂志发表了这些诗作，主编叫N.h.威尔森，曾因盗窃坐过牢，可似乎没人为此对他抱有成见。他聪明有余却耐心不足，这是所有可能存在的殖民地里最好的一个，可他却还加以批判——这两点引起了公众对他的反感。《新罗得西亚》是一本独特的杂志，它每周出版一期，读者不多却都很有影响力。它被视作极右杂志，可还有执迷不悟的地方，那就是对非洲人抱有“主张进步”的态度：“他们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受到更好的教育。”对于我这个粗暴、活泼、好斗、跟大多数的殖民地姑娘都全然不同的年轻女人来说，威尔森是待我如友的中老年男子中的一个。说不定他们还怀藏着一些浪漫的幻想，可我觉得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如今想来，他们都是很孤独的人：在那座镇子上，睿智、博学、心系天下的男人无疑是孤独的罹难者。他们喜欢找我说话，邀请我去口袋茶室或者他们的办公室，还会借书给我，通过我——对此我很清楚——来弄清赤色分子们在想些什么。威尔森先生会在杂志上刊载我的诗作，也包括我常常匆忙写成的信件，它们活泼而热烈，捍卫的是苏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攻击的是对非洲人的恶劣态度。他因为我的政治活动而跟我争论，可也承认我有权利那么做。

        我还有一位老年朋友马克斯·丹齐格，他是一名财政部长。我发现他对生活所抱有的冷静、嘲讽、近乎“消极”的态度与组织内的热情产生了令人愉悦的对比感。在我们争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总会旁征博引地驳倒我的论点，他会引用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语录、亚当·斯密的观点，还可能从伊拉兹马斯那儿弄来某个关键性的论据。

        一位地方法官先后跟弗兰克·威兹德姆和哥特弗莱德成了朋友，他相继在这两个男人面前对我进行了诋毁，两次都表现得亲切和善，却带有十足的怀疑态度，可他对自己的两个同盟没抱太大期望。

        我把这些世俗的、厌世的孤独男人们糅合成了一个人物角色，即《暴力的孩子们》系列中的梅纳德先生。

        我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先驱报的记者，他出现在了《重返故乡》一书里。对这位朋友，我心里很感激。我会调侃政治思想的变幻无常，我的同志们也是一样。不过，他却为中国的革命分子开脱说：“在中国向来都有军阀。”我现在想知道，这种想法是否真的如此可笑。

        组织里的成员们问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居然跟那些财政部长、顽固的威尔森、地方法官或资本主义新闻的代表散步闲聊。我明确地回答说，我那是在刺探敌人的意向。他们的笑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远离了满怀热情的坚定信念，虽然才只过了两三年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却依然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我们从未想过要问自己有什么资格改变整个世界，永远地将它改变，又或者说，列宁在这方面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如果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准备好相信——希望不大——自己是嫉妒、报复、无知的化身，那么，在人们说起某某神父犯有过失甚至犯过罪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代表上帝，这与个人资质没有干系。”我们相信自己就是历史的选择。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刻，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令人反感；与此同时，我们从未放弃对乌托邦的梦想。也许，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不过我们都在迅速地发生改变，更准确地说，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哥特弗莱德并无变化，至少看起来还没有。在那么一段时间里，他成为了一个指向标、一个坚如磐石的人，我们会拿他来衡量自己，甚至连他在出席会议时的警惕沉默的状态都足以严明这一点。没有什么能够比一直保持沉默不语，继而做出决断性的结论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关键在于你得知道张弛有度，而哥特弗莱德就是这样的人。难道说他是在偶然间发现这个窍门的吗？是因为羞怯的性格先是令他保持沉默，之后又让他开了口，在目睹了这一做法的效果之后，他就此利用了它？人人都害怕这个冰冷沉默的男人，他那闪闪发光的镜片从一个发言人转向另一个，凝视的目光流露出批评的态度。在结识了他后，人们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会变得宽容，甚至会拥有诙谐的柔情。然而，他跟其他人都太过不同，他置身于一个权威的地位。关键在于，他是一名“党的知识分子”，我们也许听过这样的描述，可并不能够理解。他的玛格丽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介绍给了他，那时候他还未经历过任何艰难时光。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保持了思想意识的纯洁性。概念、思想、分类……这些刚好跟他的性情吻合。“一个思想孕育出其他同种同质的思想，”这一点也许在政治领域体现的最为明显。一个逻辑前提会相继地形成多个知识分子立场，并且这种立场常会以残酷的形式来表达。得知斯大林将大地视为“生命本身”的象征、习惯用自己的手触摸土地的时候，我们的眼中会盈满泪水，而这并非偶然事件。（即使斯大林本人并无这一习惯，我们也会笃信他有。）我们的头脑中是一堆未经吸收的思想，可就在其中的某处，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强烈的安抚。

        哥特弗莱德向来都站在正义的一边，他冷静机智的思想如是告诉他。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既然“我们”是他所鄙视的殖民地人，那么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审判者。听说了这件事后，他把它视为了一个夸奖。有人因为失望之极准备离开组织，并且对哥特弗莱德吼道：“你就是那种在饭前枪毙掉100名‘路线’错误的人，而后还能安然地饱餐一顿的人！”“你说错了，”哥特弗莱德拖长了声音说，“我会下令让别人执行枪决。”我们大笑了起来：哥特弗莱德又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考——当然，这道理简单易懂——如果你要日夜阅读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那么政治谋杀不仅会是一个责任，还会是一项英雄壮举。可没人会如此愚蠢，哥特弗莱德也一样，他是在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是个简单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在革命分子以及左翼人士（据我所知，右翼同样如此）的圈子里很常见。这些男人发现自己很难拥有简单、普通、轻松的友谊和爱情，于是便选择隐退在冰冷的权力之墙背后。哥特弗莱德似乎为自己披上了傲慢的盔甲，既然如此，那么“傲慢”又是何物呢？在这里，我需要提出自己思考了许久的问题，“傲慢向来都是害羞的防御手段吗？害羞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吗？”我无法理解哥特弗莱德。无论是在彼时抑或此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所无法理解的究竟是什么。

        数十年后，我有一次在慕尼黑参加了英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在讲座结束之后，台下走来了一位风韵犹存的女人，她介绍说自己是哥特弗莱德的初恋女友。这一幕不禁让人啼笑皆非，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一群热情索要签名的人包围着。在这儿相遇的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德国人和英国人，我们共同拥有的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是我们双方之间以及父辈之间曾互为敌人的想法——沉重、乏味和痛苦的疑问——究竟它为什么会发生？——就好像一个看似无形可双方却心知肚明的伤口。现场的人们在四下走动着，她为我描述了柏林湖面上的那座房子，表明她曾非常为之惊叹。那时她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很敬畏那位俄国化的母亲：这位女主人性情冲动，慷慨大方，说着一口俄语。同样令她感到敬畏的还有那位博学的父亲，以及那位俄国保姆：这个女人占据着支配地位，甚至要告诉家里人吃什么、穿什么。哥特弗莱德当时二十岁，他容貌非凡、风度翩翩。然而，眼前这个女人却问我：“莱辛夫人，您有没有疑惑过，哥特弗莱德有一些……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错，我确实有过疑惑——可您指的是什么呢？”“我曾是他的初恋女友，我一直在想……”“我当然知道您曾是他的初恋，可不太明白您要说的是……”“他跟别人很不一样。”“是的，他是个奇怪的男人。”“似乎就好像缺了什么？”她暗示道。不过，男人并非一个拼图玩具。可别以为这是两个卑鄙老妇的交流，我们关心的另有其事，现在只是两个不安的人在同情哥特弗莱德而已。不过，谁能喜欢让别人依据自己二十岁时的样子来做出评判呢？

        我们的性生活可谓伤感。他就像一个禁欲系的清教徒。我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处男，可这显然不可能。那么，难道是他觉得我没有吸引力？可他显露出来的种种迹象却并非如此。曾经（也许持续至今）有个笑话这样说，“一个男人对热情甚至普通的求爱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倘若无异于一个白人老板或老爷对黑人下属的亲近所做出的反应，记得别离这个男人太近”。对他的深深撩拨，甚至并非生殖器的爱抚就足以让他生气并开始自我防御。然而，他这个人似乎并非不了解性事。对于这里的南斯拉夫难民夫妻（明显在其他方面不相匹配，女的是个聪明人，男的是个蠢蛋），他会评论说：“要知道，有些夫妻之所以还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床上的乐趣”。可在我看来，他对床上乐趣一窍不通。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拥有了狂野的性事体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成了一个谜，我经常会沉思、默想、思考，尝试去解读这一切……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琢磨哥特弗莱德的行为……这算不得凄惨，毕竟我们没打算长相厮守。不过，要是假设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性伴侣、没有得到过愉快的性体验，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保不齐会相信，哥特弗莱德和我在床上的不快乐全都是我的错。要知道，女人们向来都习惯把这种失败看成是自己的过错。如今我苦恼于那些姑娘——数千个，还是数百万个？——嫁给自己不认识的男人，而且还可能跟对方并不适合。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这种痛苦静谧无声，不幸汇聚成沙漠……

        好吧，我们确实配错了对。

        我们的第一个家也是个内饰家具的房间，房主的妻子是一个胖得没边的女人。他们家孩子很多，有的已经是青少年。有一天，我们被游廊里的响亮笑声所吵醒。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正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坐在椅子里。她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怀了孕。在她以为自己只是消化不良，还在做着咸肉、鸡蛋，喝着碳酸水的时候，她的宝宝慢慢地滑落到了地上。我们都围坐在游廊上的一个大桌子旁，那个小婴儿被匆忙地套上了已经收起来好久的婴儿服，在家庭成员之间被传递着，接受着一个又一个拥抱。她的丈夫非常高兴，她也一样。这件事在团体里备受喜欢。

        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有更多的时间留给“私人生活”，每晚都开会的话会“适得其反”。与此同时，我们在设法“接触”黑人并从中“说服潜在的干部”。有一个问题是，当时的“路线”——当然来自莫斯科——称只有黑人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自己的人民走向自由，可按照仪式上的惯例，黑人民族主义是受到咒骂的，常见于“奴仆”、“谄媚者”、“走狗”等。我们对该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疑惑，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我们与有组织的黑人团体并无联系，因为这儿还一个都没有，至少在索尔兹伯里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听说，在布拉瓦约有一些非正式和非法的黑人工会。我们知道一个名叫约书亚·恩科莫的人，他被描述为一个能够聚众的雄辩家。我们试着与布拉瓦约的同志们建立联系，不过却宣告失败。二十年后，当我约书亚·恩科莫提及此事的时候，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不过当时大概是把我们当成了政府的间谍。

        我们一直联系着的黑人就只有一个，他叫查尔斯·莫辛格，曾在原来的左翼书籍俱乐部里待了许多年，作为一名非洲人，他被用来显示该组织的“无歧视性”。在参加那些会议时，他会轻松幽默地反复说，“宪法准许了殖民地独立，因此英国对于黑人所遭受的虐待是负有责任的，可却没有一个人提醒它的失职”。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照旧会这么说。于他而言，这是当下形势的要害所在。如果英国能够意识到这点，那么它就会告诉南罗得西亚政府规矩一些。他经常独自参加会议，偶尔会带来一个朋友。他们会有选择性地拿走我们的宣传小册和书籍，对于苏联用亮光纸印刷的捐献物都加以婉拒，可对一切提及黑人同胞处境的东西都感激地接受。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发现“路线”的只言片语和虚伪诡辩都跟自己毫无关系，觉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很难理解。查尔斯·莫辛格不明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辱骂工党成员，毕竟他们可都是社会主义者。听到这场战争被宣称为一场“民主之战”的时候，他们会面露礼貌的微笑，也可能会叹叹气，或摇摇头。再三追问下，他们才会解释说，他们看不出那些被纳粹征服了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要比他们这些南罗得西亚的黑人所承受的痛苦还要更糟。

        事到如今，查尔斯·莫辛格这样的人物会被人们视作“汤姆叔叔”。这些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公认的思想结构中，从未因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受过难。（在此顺便说一句，汤姆叔叔只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角色，并不是活生生的人，不过这倒也无所谓。）“哦，查尔斯·莫辛格啊！”他们会报以嘲笑。那时候，尽管也有愠怒或愤怒的反对，可给出的消息却不多，查尔斯凭借自己的独立思维走向了反对白人的一面。在常常没有任何盟友的前提下，他一个人在坚持着诽谤、游说，写信给报纸、国会议员、政府委员会等。在跟我们结识的时候，年届中年的他疲劳而郁闷，因为虽说作为天主教徒的他虔诚恭敬又经常去做礼拜，可几名神父却来到他的家里，警告说如果他仍固执地想要建立个什么工会，那么就准备将他逐出教会。那时候，他所在的是一个办公员协会，可他梦想的却是矿工工会。他没能跟办公员们处理好关系，因为这些通信员和办公室小伙都是精英，所获得的工资高于大多数人，并不热衷于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去参加什么煽动性的活动。

        看到查尔斯或其他朋友出现在会场时，我们会把手头的一切议程搁置一边，转而谈论起跟他们利益相关的话题。他们经常出入左翼俱乐部的办公室或任何一个我们正在使用的办公室，因为查尔斯正在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再说了，那时的我们并没有一个可以邀请黑人做客的公寓或房子。开会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因为非洲人的时间观念意味着，想要让他在约定的六点钟出现，那几乎没什么可能。倘若说好了四点钟（也就意味着六点钟），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在六点现身，但也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四点钟。后来，镇子里实施了宵禁。所有并不真正住在镇子里的黑人都必须在夜里九点之前回到他们自己的居住区，那地方离白人小镇可有一段距离。查尔斯骑了辆自行车，他总害怕这车会被偷了——它确实失窃过，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辆自行车得从楼梯底下抬进办公室来。我们开玩笑说，查尔斯的自行车也应该享有投票权。正当我们讨论或争执不休的时候，一直盯着钟表的查尔斯和他的朋友会突然站起身，向我们道个歉，接着就面露出平静的微笑，执拗地退场了——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们的离开会让我们因沮丧而恼怒，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厌恶至极。我们也会情绪低落地坐在那里，因为深感自己的无能而几乎不敢跟彼此对视。我们都明白，才刚踏入居住区的边沿，他们这些人就会立刻四散开去，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家里，那儿往往藏着我们所赠予的书籍和文章。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黑人居住区里的警察。这个黑人群体极为可鄙，因为身上带着股戏谑和漫不经心的暴力气息，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辨认，就连便服也遮盖不了。这些男人曾不止一次地殴打过查尔斯，还曾闯入他的小房子里，在他妻儿的面前给他一顿暴打。听到查尔斯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这让他觉得很好笑，在他看来，我们就像受到庇护的孩子一样，刚得知了世界的邪恶。“没错，事情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他脸上流露出微笑，沉着地说道。

        查尔斯一直要求我们，要提醒英国议会它的职责所在。在殖民地问题上，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国会议员们应该是“良善的”。有鉴于此，我们一直都在把信件、会议记录的抄件、决议评论和《宪法》的相关部分邮寄给他们。不过，即便我们真得到了回复，那也不过是封婉拒信。我们对查尔斯说，是这场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英国人现在除了战争再顾不得其他事情。“战争爆发前，也没见得他们顾过我们。”他像往常那样笑着回应。不消说，南罗得西亚的议员们统统都对这话题没什么兴趣。查尔斯·莫辛格不过是一个煽动者，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他竟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索尔兹伯里的葛莱蒂丝·玛斯多普女镇长。顺道拜访这位夫人的办公室时，我们会看见查尔斯和一些朋友们正在里面喝茶聊天。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工党成员。她认为，我们这些“赤色分子”终究会在成长过程中抛弃这一身份。她非常出色，按现在的话来讲，她就是我和其他女人的“榜样”。在开普敦的格拉夫-雷内特小镇上，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被我们问起那段日子时，她说当时的自己就像奥利芙·施莱纳一样孤独。尽管当时身处种族歧视严重的老旧社会，她却通过阅读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各种族平等的理念。她婚姻稳固，育有孩子。这个女人的观点在当时当地来说可谓极端，可她却仍然被选为了镇长，这算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颂。尽管在工党中地位显赫，可她却不怎么瞧得上眼，因为它并非社会主义党派，并且在对待非洲人的态度上，它并不比联盟党好到哪里去。她心知非洲人没有可能被接纳为成员，可依旧提议建立相关的分支机构。数十年来，白人商会都在阻拦黑人的进步，宣称说等黑人们获得了跟白人一样的薪酬，就会允许他们加入官方商会。可事实上呢，白人的薪酬是黑人的三十倍，而且这态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毕竟“保护白人文明”就意味着，即便在薪酬最低的白人和最高的黑人之间也要设置巨大的薪酬鸿沟。工党成员们如法炮制，以“非民主”为由否决了建立非洲人分支机构的提议。对于此后发生的大论战，我在《风暴的余波》中已有描述。玛斯多普夫人想让我们留在工党，因为我们可以在建立黑人分支机构的提议中投她的赞成票。

        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摆放着文件柜的沉闷办公室里灰尘满布，在一张简单的软木桌子后头，身材魁梧且睿智冷静的玛斯多普夫人正端坐在那里，她的对面是十几张椅子，一批同志们正在听她告知该做什么。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不合常理，也太出人意料，我们可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受到工党的欢迎，更何况我们中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公民。虽然我一开始还是公民的身份，但在嫁给哥特弗莱德之后就变成了敌国侨民。（这件事实在令我很生气，所以我决定把它忘掉。按照规定，我每星期都应该去调查局做一次报告，可我却连半次都没去过。没过多久，哥特弗莱德也同样放弃了报告。可见，殖民时代的日子很是轻松。）不过，皇家空军成员们该怎么办？那些难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民主主义者玛斯多普夫人操控着种类繁杂的规章制度，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吸收成了工党成员。与此同时，她也对我们明确了具体的要求：在工党之外的行为都属于个人行为，可要是让她看见哪怕丝毫的共产主义鬼把戏，她都会亲自把我们赶出去。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谣言里震颤着，“赤色分子们在煽动黑人们造反，要把白人赶到海里去”。我从小就是听着这话长大的。这话很逗趣，因为几百英里之内根本就没有什么海。同样的思想也见于对英格兰的描述，“坐落在银浪滔天的大海里”。

        我们的头号敌人叫查尔斯·奥利，他是玛斯多普夫人的一名镇议会议员，也是她的宿敌之一。他个头不高，又丑又胖，身穿条纹西服，被马克斯·丹齐格等人鄙视为粗俗的小暴发户，正如柏林的莱辛家看待希特勒那样。查尔斯·奥利浑身充满了盛气凌人的自信，因为他站在正义的一边，并且总在频繁地给报纸写信，“南罗得西亚的公民们，对于事态的进展，你们此刻应该有所觉醒了。煽动者和卡菲尔人亲近者正在黑人居住区里忙着活动，他们要煽动革命。这些人当中既有外国人，也有共产主义分子。可黑人们并没有做好进行政治活动的准备，因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刚从树上爬下来的……”等等。

        尽管我们在工党度过的时光很短暂，但它却充满了欢乐。大会、小会、密谋和讨论充斥着每个日夜。我们喜悦极了，因为这种事实在不合常理，近乎于一场闹剧，虽然说在殖民地里总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可眼下正是战争时期，每个人都如此与众不同，所以这就显得更为戏剧。“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你们南罗得西亚。”外面的人提醒道。

        工党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另立政府的候选，可我们却在玛斯多普夫人的组织下成功将它分裂了。在因此事受到责备时，玛斯多普夫人回答说：“一个真正的政府应该是社会主义形态的政府，可工党跟联盟党却并无差别，里面个个是野心家。”

        或许，玛斯多普夫人也是孤独的吧，如同我当时认识的许多“老人”一样。我们知道，她无法跟丈夫分享自己的政治见解。那么，有谁能够理解曾作为少女的她的孤军奋战，又有谁可以让她关注世界呢？这其中一个便是查尔斯·莫辛格。他们两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见面的场所只可能是她那间昏暗的小办公室。我想她应该是喜欢我的，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对一些人来说，成长会需要花很长时间。”她神情严肃地说道。尽管对哥特弗莱德也有好感，可却很鄙视他的政治见解。他们都具备很强的能力，而且骨子里都是独裁主义者。在那张老旧的软木桌旁，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她想了解德国的工党运动，可他在离开德国之前还没参与过政治，因此会作势说道，“很抱歉，对于社会民主党我无可奉告。”她对他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在她以及我们所有人听来，哥特弗莱德的家族史都像是一部传奇。“哪里还用得着读什么小说呢？”她评论道。我们这些被她招进工党的年轻人都对文学和诗歌很狂热，可她跟哥特弗莱德却不同。“抱歉，我并不懂诗歌，指望我去懂也没什么作用。”她会这样地宣布。与此同时，哥特弗莱德会对她表示支持，“任何值得说出的话，都可以凝练成一个段落表达。”“这就是我的空白点，仅此而已。”她既会这么说，也会用那双无辜的蓝色双眼挑衅地凝视着我们，还会经常满足于自己身为外行人的举动。她与哥特弗莱德有时也会给彼此读上一两句诗歌，佯装出一副敬畏或无知的仰慕神情。让别人出于讽刺意味而加重语气来诵读，恐怕普天之下都没有几首诗歌能受得住。

        “盘旋盘旋，在渐推渐广的旋涡中……”——你怎么断言事实就是这样呢，哥特弗莱德？“‘猎鹰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这句又意味着什么？”

        “‘万物离散……’”哥特弗莱德在用演讲的腔调念着诗，“‘中心难以维系……’究竟离散的是什么？难以维系的又是谁的中心？我就说，诗歌这东西一点都不严密。”

        查尔斯·莫辛格很热爱诗歌，我们会赠给他一些他未曾读过的诗集，雪莱所作的某些诗歌也很适于启发他以及他的同谋们。查尔斯有时会引用几句诗，比如“老虎，老虎，燃烧着煌煌的火光……”

        “可是，查尔斯，” 玛斯多普夫人板着脸说，“非洲大陆连一只老虎都没有。”

        “索尔兹伯里也没有羔羊啊，”他回应说，“我猜，或许只有东区才有？‘小羔羊，谁造就了你？你可知是谁创造了你？’”他的眼中渐渐蓄满了泪水。

        在原则上，哥特弗莱德和玛斯多普夫人是无神论者。眼见查尔斯变成这样，他们二人都带着一副政治诊断者的神情在凝视着他，似在探测一个可能会在未来叛党的人。

        “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查尔斯？”

        查尔斯背诵着诗句，微笑着、叹息着。“玛斯多普夫人，这就是我的体验。我深感抱歉，可不得不这样说。”

        玛斯多普夫人还有另一位天然盟友，他叫吉米·利斯特，是乌姆塔利来的苏格兰人，领导着一个铁路工人分支工会——里面都是白人。三十年代时，他曾在苏格兰克莱德河沿岸对抗过资本家，本人是一名激情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并不是共产党人。同样，他也是凭借其个人品质成就了不可能的事情：让他领导下的组织支持建立黑人分支机构。因为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达成的，因此我们就去请教了他。“我只是让他们接受了它，就这么简单。我之前对他们说过，我因为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感到害臊，他们要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准则，那么就等着我撂挑子吧。”他也吟诵起了诗歌，

        他是想要告诉我们：跟诗人彭斯一样，他曾让白人工友们感到羞愧。

        他对我们说，我没时间弄那些不切实际的诗歌。

        有这样一个场景：玛斯多普夫人的小办公室里挤满了人，三个受训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正在朝着吉米·利斯特的方向诵念拜伦、雪莱、济慈和布莱克的诗作，查尔斯·莫辛格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这只有在极具革命性的圈子里才可能会出现），一边倾听着，一边唏嘘长叹或放声大笑，“哦，没错，这可真棒，我觉得诗里说的就是真相”。身为一名好斗的小个子男人，吉米·利斯特始终扬着下巴，眼前的三个教养良好的年轻人渐渐停了下来，将目光投注在他的身上，等待着他弃械投降。不过，他才不会让他们得逞呢。“呦，好呀，我敢说，这些诗歌都大有道理。可我想听的是彭斯，请每次都念些彭斯的诗吧，”他继而吟诵道，“哎呀，绒毛光滑，瑟缩胆怯的小东西，”（这是一首有关老鼠的诗歌，从头到尾。）“瞧瞧，谁能跟此诗一比，试试看。”

        这功夫，哥特弗莱德正身穿淡色雅致的亚麻套装坐在一边，身旁的玛斯多普夫人就像一位保养得当的家庭主妇。他们二人都面露嘲讽，心知自己必须容忍他人的不足。

        吉米·利斯特的妻子既没有对他个人表示欣赏，也不赞成他所抱持的准则。同事们也许会为他投票，可事实上却并不赞同他。包括他在内，许多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暂时逃离了孤独。后来，他在政治上失了足，具体的事由我已经记不得，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拥护了工党里的“反动派”，所以他才会受到痛斥，而这些都是左翼分子拿去刻薄异端者的话。

        玛斯多普夫人的挚友是兰德矿山的老矿工杰克·艾伦，此刻，他正因矿尘所引发的肺病而奄奄一息。他的小房子坐落在有色人种区的边上，里面时常挤满了黑人小孩和棕色人种小孩、查尔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们、午后放出营地的空军成员，我们这些人谁有了半小时空余时间都会去拜访他。他是费舍尔奶奶之后的一代人，在他脑中存留下来的并不是骇人的帆布帐篷、不堪的街面或酒鬼的醉态，而是约翰内斯堡的资本家跟工人之间——更确切地说，是跟白人工人间的巨大冲突。在这之外，他对穷困的印象也很深刻，就像我跟格里菲斯家的司机斯坦利所看到的那样。

        一拨拨的年轻人都被派来殖民地学习飞行员课程，这里面有一群剑桥大学来的学生，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自己被中断了的学业。其中的三个人成为了我们的特别朋友：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我将他视为纯粹文学意义上的D.h.劳伦斯，而他当时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个身处社会的中上阶层，后来在“英国工业联合会”里拥有了一个不错的职业生涯；一个曾就读过哈罗公学，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英国公立学校幸存下来，那么也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只可惜他没能挨过那段日子，因为他在那儿受尽了欺凌，他酗酒很严重。其中的两人在剑桥时就已经是彼此的朋友，现在他们仨都成了好友。在我眼中，他们就意味着承诺和希望。每个年轻人都会这样想：“哦，要是我有可以谈心的真正朋友该多好。”在我眼前的三个人就是这样的朋友。尽管只在这里逗留了几个月，可他们却改变了我，给了我信心。是他们将英格兰拉近，让我觉得自己有那么一天也能到达那里——这一天将很快来临，只待战争结束。等到了那儿，我就要……首先就要去聊天……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我要跟这三个年轻人聊聊天，既非为了辩论、争吵、彼此对峙，也不为了花言巧语或谴责控诉，就只是心意单纯地、以自然友好地方式交谈，为了开心而交谈。他们仨来这儿的时候，正值我们的组织刚刚散去最初的热情和信心。无论如何，他们几乎不大可能会抱有毫无节制的热情，这一点倒让如今的我很感兴趣。“我们在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哎，你还能期待什么呢？”……诸如此类的想法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的展现。尽管我们这群人也是如此，可这仨人的程度却更为激烈。飞机发动机的部件被送到了错误的空军军营，某个错误导致粮食出现短缺，伦敦的某个演说蠢出了新的高度，第二战场的开辟日期再次遭遇延迟——但凡出现类似的差错，我们都会加以讥讽，取乐，耸耸肩膀，放声大笑。皇家空军里流行着一种温柔得近乎宽容的玩世态度，成员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阻止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极贫境况，比如英国在三十年代里的可怕遭遇。这种痛苦恐怕对每个国家来说属实难过，那么又怎能期待着人民会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一场新的爱国战争呢？尽管跟皇家空军成员们分享着普遍的情绪，这三名青年却有些不同：他们来自剑桥，而剑桥是培育知名间谍的温床。当然，我绝非在说这三位年轻人“是”或“可能是”间谍，但他们的腔调和行事风格却无疑是那所学校当时的产物。我们甚至把它称为“剑桥风格”，这既是因为他们三个人，也是因为皇家空军里的其他剑桥学生。他们对祖国的不信任——我们的不信任——近乎于一种毒药。这种程度的愤世嫉俗几乎总是理想主义的倒置或背弃。

        这不禁又把我带回到那些问题上来：我们缘何要有这么多期待？当我们——我们的国家——整个世界再度步入混沌或灾难时，我们缘何要如此惊讶？是谁许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这诺言又是在何时许下的？为什么当今时代的许多人都拥有了那些遭遇背叛的孩子们的所有情绪？

        在我如今想来，我们当时看待问题的方式也许是颇为合理的。彼时英国正受治于一群软弱无能的人，它跟法国勾结在一起，默许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克了西班牙，而且还任由希特勒变得强势，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已经在（Mein Kampf）一书中公布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一切都被丘吉尔收入了眼里，可他却遭到了嘲弄和冷落。等到后来丘吉尔好不容易接管了政府，那时的英国却还对战争毫无准备。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还是将自己很快整理妥当，进行了不列颠空战、大西洋海战，在法国陷落时仍然顽强地抵抗着希特勒。接下来，在把军队派往北非的同时，它还取得了非凡瞩目的成就，即为了训练飞行员，它不顾德国U型潜艇的危险，把成千上万的，甚至数百万人派往澳大利亚、加拿大、肯尼亚、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到目前为止，这种成就必然是无可比拟的吧？当时在地中海地区还分别进行了一次海上作战和地面作战，想必当时的我们一定为此感到骄傲了吧？倘若我们的思维方式允许的话，这倒也有可能。

        我们还受制于另一种思绪,即这些需要本来都不会发生，原本都可以避免。当坐在电影院里看见炮弹轰炸城市，或看到和读到船体被击沉、飞机摧毁和坦克爆炸的消息时，我们都会深感愤怒，因为此类行径是对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看见连续投下来的炮弹时，我们脑子里想的是“这成本可以建造和装备一家医院了”。看到一架坦克爆炸，我们会想，“一座图书馆就这么没了”，在战争中损耗的财富本可以用来改变世界。我很想知道，假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此种强烈情绪以前从未有过，那么，难道说我们是有此感知的第一代人吗？ 前人们是否在以往的战争中有过类似的感受呢？

        如今，一种异样且致命的不信任感正在折磨大家。我们——人类群体并没有聪明到足以创造新世界或阻止旧世界遭受破坏。可见“你还能期待什么呢？”这一玩世不恭的态度已经存留了下来，而它曾是我们那坦诚的天真梦想的另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哥特弗莱德很喜欢与剑桥男人们为伴。虽然可以跟他们谈论历史和理念的话题，但同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加入那种引经据典和脱口而出的玩笑风格中，这很令他感到沮丧。严肃的事情就应该用严肃的态度来讨论。见到我跟他们轻松自如地交上了朋友，他越发显得形单影只，而且还对我们谈论书籍的方式横加指责。他也许不喜欢文学，但却坚持遵从党的路线。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有什么正规方式可以接触到文学呢？老实说，真的有哪个地方存在这种方式吗？“在正式的共产主义场合和普通场合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这种现象在苏联盛行了许多年。很久以前，我们的小团体内也演化出了同样的习惯。我从未能够严肃地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文学方针）。我如今很赞赏自己当时能够勇敢地面对哥特弗莱德、内森、弗兰克·库珀和其他所有信奉“路线”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使用那种语言。我猜，倘若置身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我们的小团体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因为文学选择和定义而挣扎和痛苦，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牢狱之灾，甚至死亡。

        在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这样情况同样出现在成千上万的其他小镇中——我们的小团体拥有着许多可能性，比如它本可以轻易地转变成一个文学学会，毕竟所有人都曾坦言自己有创作诗歌、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愿望。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无论怎样，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它……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中常见的是，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最初的灵感是源于政治、文学抑或犯罪，一个团体往往到最后都将沾染上宗教色彩：广义上的“宗教”。然而，我们的团体却并没有时间去做除辩论和推测之外的事情。我们的成员太过繁杂，存在太多分裂的可能。等到那三位剑桥空军学员到来的时候，我们已失去了两拨皇家空军成员——更确切地说是常驻空军成员，即地勤人员。这些人大多身处工人阶层，他们并未切断跟我们的联系，偶尔还会来这里喝杯啤酒或取走一些书籍和册子。他们在军营中自建了团体，但却没有向那三个人以及飞行员中的其他共产党人发出邀请，原因是什么呢？这关乎阶级问题，不过他们并不打算这么说，就只是在闪烁其词和寻找借口。在他们眼里，飞行员和我们都是奢华的特权人物。“哥特弗莱德跟我曾住在内饰家具的房间，后来又搬到了一间单身宿舍。”我曾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样说起，可却引来了他的笑话，这感觉无疑于查尔斯·莫辛格像在拍打小孩头部似的笑弄我们：“你瞧，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跟剑桥空军学员们相处的这段时间自有一番独特的感觉，中马西比小镇的故事就取材于此。前不久，我又把该书读了一遍。毫无疑问，对于揭露事实真相而言，小说更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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