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农村的问题在近些年已经变成了某种学术时尚，乡村政治显然属于其中的热中之热、焦点的焦点。20世纪最后10年越来越热闹的村民自治改革，使得学界的目光不知道怎么一来，居然一下子投向了一向为他们所忽视的农村，一份份田野考察报告，一部部重头的著述，使得中国学术一时间似乎进入了“草根（ grassroots）”时代。这一切，当然会让如我之辈曾经关心过农民问题的人感到有些欢欣鼓舞。

        然而，近年来对于农村政治的关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对村民自治的现实上面，而对于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和为什么非走这一步，却缺乏起码的考察。单从政治学和社会学学理上去考究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体制，分析其民主因素的大小有无，考察其对中国共产党现行体制的震荡以及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后果，虽然直接而干脆，但却难以深入。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不理清历史的脉络，现实的结就难以真正解开。现实农村政治危机和困境的来由，其实未必是在描述村民自治的著作的前言中，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的。中国农村从清末民初到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的格局从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变为国家政权支撑的“干部统制”，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是怎样被推挤出局？乡村的文化结构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原来的地方精英是怎样把自己推到了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境地？在边缘和中心权力转换的过程中，国家政权扮演了什么角色？农村的文化意识形态转换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会实现？类似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此，就有了以下的文字。

        在进行写作的时候，黄宗智和杜赞奇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无疑对我有很大的启迪，我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视野下，讨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以及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也许是出于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一直难以接受“内卷化”的概念，甚至对于杜赞奇关于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护型经纪到赢利型经纪这种过于西化的“经纪（ broker）”比喻也不能同意，显然，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比西方“经纪”的概念要复杂得多，甚至复杂到了基本上无法用这个概念来概括的程度。传统乡绅在乡村的作用，一般是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实现的，他们的权力属于文化威权，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源，他们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更不是经纪人，甚至不能说是村民的管理者。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和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无疑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文化威权也带给他们相应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寒士”即使不出仕，也可以通过取得功名而步入小康之境的缘由。文化威权也是特权，它赋予拥有者各种别的阶层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好处。尽管民国初年以来这种传统的乡绅日益式微，但直到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之前，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还利用过他们的威望。而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固然对于“赢利”很在乎，但也无不以村民的保护者自居（将农民视为自家的私产，“保护”的力度似乎更大一些），两者都不能说是农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和农民之间不可能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委托和代理的关系。

        现代化无疑是隐含在农村权力和文化变迁背后的一条主线，现代化过程的拉动，根本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文化与政治地位，并使其法定地处于经济上附庸和被牺牲的境地。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和地方政权主导的乡村政权变革，莫不暗含现代化的驱动，然而，20世纪的前半世纪又是一个乱世，战乱自始至终笼罩在中国农村的头上，乡村政治也始终摆脱不了军事化的色彩，人们的现代化效仿，更容易集中在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乡村建设这种目标上，在此前长期对日本的学习热情，最后几乎都落实到了乡村政治上面。陕西的“村本政治”如此，广西的乡村改革也如此。同时，作为战乱的直接结果之一，中央政府一直也没能压倒地方势力，武装割据在乡村世界普遍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土围子政权依照围主的意志，依靠枪杆子实行着中世纪的统治。即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地区，也无不强化其军事方面的因素，几乎所有强化农村社会整合的改革措施，最后都落实到军事化甚至警察化的操作上。基层政权和枪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文化氛围，使乡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不仅摧残了原有的道德氛围，而且损害了乡村的文化网络。

        在这个打着现代化招牌的军事化进程中，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国家政权的全力挤压和侵蚀，通过这种挤压和侵蚀，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政权手上，以实现所谓“富国强兵”的目标。这种趋势虽然没有将民间组织完全驱逐出局，但毕竟将农村的自组织系统摧残得七零八落，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大规模建立全能式政权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消失了。

        在战乱的环境下，农村的破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中国农村而言，衰败的更深刻的原因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殖民性破坏，以及中国自身城市导向的现代化的结果。农村社会的破产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之一，曾经在20世纪20～30年代引起过学者的强烈关注，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普遍的贫困化，不仅仅是一般农民的状况在下降，就是农村中比较富裕阶层的生活状况也处在毫无起色的下降线上。由于城市经济的不发达（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而且由于战乱等因素，也使得外国资本在华投资一直不活跃），尽管沿海中心城市已经膨胀了很多，却难以吸纳大量从农村拥入的人口。离开土地的农民几乎没有追求更多的利益，往往是只求活命。即便如此，只有其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才能在城市站住脚。不得不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只能在某种畸形的商品化生产中苟延残喘，由于战争以及频繁的灾害对生产条件的破坏，再加上国际市场的波动，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像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生产其实是难以在完整意义上实现的，农民固然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超出其需要的劳力，但也可能完全粗放经营甚至抛荒。长江三角洲的棉产区，在棉花价格大跌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土地的大量抛荒。男人出外（包括为兵、为匪），缺乏生产经验的女人种田的现象相当普遍，四川北部地区，几乎是最主要“经济作物”的鸦片种植，基本上是由妇女操作的，男人即使不出门，也由于吸毒成瘾而待在家里。为了能够活命，对高产值作物的追求甚至从事毒品生产的农民遍及中国农村，特别是那些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像历史上多数的乱世一样，从事武装活动的人成了农村社会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不仅各种名目的“政府军”（包括地方军阀）众多士兵的主体是农民，各种地方武装和私人武装也基本上由青壮年的农民充数。几乎所有有势力的阶层、个人和团体都可能拥有武装，如果说商人的商团多少有些虚弱无力的话，那么各种帮会、教门的武装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轻视的力量。再加上那些几乎遍及中国，在兵匪之间互变以及始终坚持绿林身份的土匪刀客，全国上下经过武装活动熏陶的农民数目之多，恐怕任何人也难以详尽地统计，与历史上武装起来的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学会了使用近代资本主义发明的火器。

        虽然20世纪的前半世纪，中国政坛的主导者换了若干，但农村的改良却谈不上半分，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国外的资助下，进行过小范围的农村改良试验。晏阳初、梁漱溟和李景汉等人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有益的；定县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农民的教育体系，通过平民教育改善农民的素质，重建农村的道德，进行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组织合作社的事业；邹平的实验提供了一个以教代政的模式，让进入农村的知识分子建立一个“乡学一村学”系统，从事合作社、农业改良以及农村自卫的训练。然而，这些点滴而艰辛的努力，却不得不依赖军阀武力的庇护和外国的好心资助，当这些努力刚刚取得一点成绩，就会遭到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的干涉，而默许他们实验的南京政府在实际上对他们组织农民的举动一直心存疑虑，使得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得不一次次在搬不开的“石头”面前绕道而行，在国家政权根本无意实行它们本来早就制订的土地改革计划的前提下，输血式的农村改良，无论组织者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拥有多大的热情，都难以真正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所取得的点滴成果，却被淹没在国家政权中世纪式的强制之中。中国农村的所有变化好像只是为革命提供了越来越合适的土壤，日益加深的普遍贫困化，使得农村社会对赤贫者的自我救助机能受到摧毁性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绝望之中，乡村精英自清末以来的劣化和武化，无疑加重了贫富的对立，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调节空间变得更加狭小，而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的农民，已经开始强烈地热爱和熟练地掌握这种兵器。最后，不发达和落后的农村又为农民革命准备好了战场，在共产党人没有进入农村之前，那里已经发生了农民自发地抵抗“政府军”的普遍骚动，而且还相当成功。

        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农民革命，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在它身上有过移植的痕迹，但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因素才使它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革命将农村的权力结构翻了过来，将所有原来的富人统统打翻在地，形成了一个农村中新的“贱民”阶层，原来农村的“能人”只有最没有文化的那一部分进入了权力中心，成为新时代的主宰，经济能力和文化资源的缺失使得乡村权力架构对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依赖加大，而国家政权正好借此建立健全了一套全能式的绑在国家战车上的基层政权体系，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需的一切。而乡村的社会组织则彻底被淘汰出局，乡村也丧失了起码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所有的活动都得依赖国家政权的推动，“群众运动”因此成为党和国家调控农村的最有效的手段。

        今天，中国已经走完了整个20世纪，农村也早已几番沧海桑田，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曲折，我们的社会（包括农村）毕竟进步了，而且正在进步着，只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农”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回顾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实，看清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当然，以我个人这点能力和学养，要想彻底理清这段农村基层政权和文化权力变迁的历史，实在是力不从心，之所以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借此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能使有些人将现在的村民自治研究向后延伸一点，我将感到非常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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