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德国斯图加特体育场一片沸腾，中国运动员一举囊括了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银、铜牌和10000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

        直到多年后，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被誉为“东方神鹿”的王军霞身披国旗满场飞奔的镜头。

        这无疑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英国《经济学人》在当月的一篇评论中说，“在许多因素的推动下，竞争已经在整个经济领域扩展开来。一个因素是外资和外贸的扩大，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权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间的角逐，这同美国联邦制搞的社会和经济实验惊人地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在民间，私营经济快速发展，“投机倒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乡镇经济如火如茶，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已初步运行。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走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单靠“摸着石头过河”已无法应对新的形势。

        在邓小平的力荐下，从1991年起，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铬基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在此后的12年中，他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改革走向。这意味着一个新权威主义时代的到来。

        擅长治理的朱锫基先是以清理“三角债”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宏观调控导致生产不景气，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资金已司空见惯，在很多地方，“讨债学习班”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尽管国家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但到1991年，“三角债”已累计达3 000亿多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为清理“三角债”，朱铬基赶赴债务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镇，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铬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 283个，收到了乏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

        从某种意义上，朱铬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一方面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如脱缰野马，势不茫挡。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 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另一方面，供求继续失衡，金融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仍无实质性进展。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1993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0%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继清理“三角债”首战告捷之后，朱铬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矛头直指民间日益失控的非法集资。此前，一家打着高科技幌子的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集资10亿多元，投资者达10万之众，其中个人占集资总额的93%，一场疯狂的圈钱游戏愈演愈烈。但这家公司很快撞到了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的朱铬基的枪口上，得到了政府最严厉的惩处。

        一切深层次的改革归根结底都涉及到利益分配，对真正的改革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考验。随后，朱铬基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鉴于这种现状，有经济学家提议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由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1993年7月23日，朱铬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为了说服各省，朱铬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年到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 .5真90，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 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铬基还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此前的官方汇率1：5.7贬值330%——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除了清理三角债和进行金融大变革之外，朱铬基主政的“第三战”针对国有企业。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做文章，但收效甚微，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尽管国有企业领域涌现出一批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改革先进人物，但其结局都趋于黯淡。

        山东一个叫诸城的小县城很快吸引了朱铬基的注意。这个小县城在国企改革方面走得更远，当地政府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卖”。对于那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中小企业，政府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想尽一切方法把包袱丢出去，按照中央文件，“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当地政府声称：“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政府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七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都出售给了个人，由此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在朱铬基看来，诸城的大胆尝试值得肯定。对于处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不可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只有国有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振兴无望。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私营企业也不断发展，同时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

        另外，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

        正在此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到1 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

        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由此也带来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震荡。这一变革的成效在2003年之后彻底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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