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

        这一年，中国向国外出口了一项最大的“单宗商品”：

        一个身高2.26米、名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有人为这个亚洲小巨人算了笔账，如果他在美国NBA打到38岁，可以有2.7到2.9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获得的场外赞助、广告费等巨额收入，这一价值按当时的国际商品价值来换算，就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或6 489万米丝绸。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巨人更是无处不在。2002年初，美国零售业巨子沃尔玛决定把它的亚洲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的罗湖区。中国区总裁对记者说：“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卖家。”沃尔玛当年度在中国的采购商品总额为1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计算，“沃尔玛若是一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第六大商品输国和第八大贸易伙伴。”

        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中国制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终于向全世界发威。在1998年5月份举办的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上，中国足球队颗粒无收，中国商品却出尽风头，江苏扬州的玩具工厂制造了30万只世界杯吉祥物，浙江义乌的服饰公司生产了225万面球迷呐喊旗和数十万件“球迷假发”，福建的工厂则提供了上百万件球迷服、护腕及足球袜。一个真实的笑话开始以各种版本流传起来：

        很多人出国旅游买回一大堆纪念品和时髦的商品，回到家里后扒开商标一看，都是“Made in a”。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背后，却洋溢着一种特别的自豪。

        但有人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的秘诀只是在于将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广东格兰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兰仕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微波炉的专业工厂，2002年的产量已突破1 2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它的竞争之道很简单：微波炉重要的上游零部件是变压器，日本产品的价格是20多美元，欧美的价格是30多美元，在日货冲击面前，欧美企业痛苦不已。格兰仕这样和美国企业谈判：把机器拿给我做，按美方现在的产量，我一台给你8美元。美国人很痛快地把生产线搬过来了。由于格兰仕员工工资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时“三班倒”，因此一周只有一两天为美国人生产，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享用免费的午餐。在横扫国内市场后，格兰仕又去找日本人谈判：

        我每台给你5美元，你把生产线也租赁给我吧。随着多国生产线不断汇集广东，格兰仕就成了“微波炉世界工厂”的龙头老大。

        如果说格兰仕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制造”在成本上的优势来源，那么芭比娃娃的故事则能显示中国商品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芭比”是迪士尼公司最热销的儿童品牌玩具，每年在全球120个国家销售，其最主要的制造基地在中国。一个在北美市场零售价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厂的离岸价仅为1美元，而且这1美元里还包括了制造商和渠道商的成本、利润以及各项税收，钱全让国赚走了。

        尽管有人对“中国制造”的可持续性表示出忧虑，但“中国制造”本身就是中国崛起的一场前奏。

        自1991年临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朱铬基用专业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GDP增长始终高于8%。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在动荡莫测的世纪交替年代保持了“这边风景独好”的繁荣景象。

        在上海，一位香港商人将2 000多户老居民迁走，却把他们的老宅留下来，改造成一个叫做“新天地”的消费场所，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西餐馆、咖啡馆、酒吧、时装店和画廊。夜幕降临，时尚青年们沿着灰砖路面行走在狭窄的弄堂，举目全是英文招牌、民国时代的美人月历牌，耳中充斥着缠绵悱恻的老上海歌曲，擦肩而过的半是碧眼金发的西方男女。很少有人还会留意新天地东南角的一幢两层老宅，80年前，13个年轻人在这里会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北京，一个女文化人看中了京城东北角一片灰暗的大厂房，这是一家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军工厂，所以还有一个神秘的番号：798。她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一个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二人的鼓吹和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喜欢上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随着文化生活的空前丰富，人们开始用黑色幽默调侃那些暴富者。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070的被调查者认为，富人是通过不合法手段发财的。《大腕》成为2002年最火爆的国产电影，这是一部尽情嘲笑新兴暴富阶层的贺岁喜剧片，男演员在影片中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什么都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还有人将《福布斯》评选出的中国前50个富豪与国家税务局公布的“私营企业纳税50强”名单进行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重合的名字只有四个。

        9月2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怜的过剩》的中国特稿，作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描述了几位中国富豪的生活，其文字之戏谑竟跟《大腕》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人建造奢华俗气的仿白宫办公室、仿洛可可式别墅；在郊区建造别墅却不敢打开豪华吊灯（因为害怕导致穷困的邻居家里跳闸）；他们的妻子忍受着丈夫的无数情人，备感孤独?９９lｉｂ?，只能以养昂贵的宠物、上庙烧香和多生孩子打发生命；他们往最昂贵的葡萄酒里倒雪碧，像喝水一样地咕嘟嘟往下灌，吃的是煎鳗鱼、焖海藻和炖蚝……充分享受着穷奢极欲的每一分钟。”这幅栩栩如生的、可怜的中国暴发户的素描迅速在网上传播，给被采访者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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