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发现了历史，并且宣称，它不应被遗忘。

        1940年至1944年，德占时期和抵抗运动的经改变了法国知识界，加速了其内部地位和力量的变化。受到“一战”消耗的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通敌、流放和死亡，地位不断下降。然而这一判断显然也有例外。20世纪30年代之前便成为法国文学界核心人物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让·波扬（Jean Paulhan），在战后至少10年的时间里，仍然在知识分子和政治世界里保持了他们的卓越地位。尽管早先的风格和影响力不再，乔治·贝尔纳诺斯（Gees Bernanos）在战时流放结束之后，在40年代的争论中重新崭露头角。然而其他一些人——纪德、莫拉斯和他们的同代人——已经被超越了，他们的地位被具有非常不同的洞察力的新一代所替代。这并不意味着再没有人去读上一代知识权威的作品［直到1953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仍然是高师学生所推崇的作者］，只是他们不再掌握公众的主流话语权；他们不再能为知识界的交流设立标杆。

        其实也不用过分夸大知识分子代际间存在的差异。毕竟马尔罗只比我所书写的那一代——萨特、阿隆和穆尼埃——早出生了4年。只是前者尽管相对于上一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稍显年轻，却与比他大20岁的那些战前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曾经积极参与30年代的政治斗争，早在年轻的“不服从者”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文学巨匠。因此，“二战”对于马尔罗而言，并不标志着政治觉醒或者道德的觉醒——事实也确实如此；大部分时间，他都舒适和安全地待在蔚蓝海岸，坐等战争结束，直到相对较晚的时候，他才积极投身于抵抗。最重要的是，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是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不但没有被战后革命的可能性所吸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位坚定的戴高乐支持者。就凭这一点，尽管他的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都使得他处于一个被主流知识分子世界边缘化的境地；这一境况至少持续到了40年代末期，在那以后，雷蒙·阿隆和再晚一些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成了他的同行者，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理由。

        往往是因为战争，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才会从一代到另一代不正常地迅速转移；前者不仅夺取生命，还能导致公众审美和关注点的转变。类似的状况同样发生于普法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目睹了新的和年轻的文化引领者崛起的国家；比如在波兰和匈牙利，纳粹不仅消灭了原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世界，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的年轻的激进分子。而正是他们，极大地唤起了本国对共产主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热情。正因如此，战后法国知识界的成型就必须从1940年说起。

        从战后名人的生平中，发掘出他们为何采取某个特殊的政治或者哲学立场的具体场景和动机并不太容易。如果站在1945年及之后的有利位置进行回溯，他们往往会将1940—1944年发生的事叠加成一个单一的经历。随着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斗争的冲击，牢狱之灾，德占时期和精神或者身体上的抵抗，他们意识到，在解放时期，他们战前所关注的那些使得他们远离政治介入和公共行动的思考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对于像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那样的人来说，哲学洞见先于政治选择；而对于穆尼埃和他的基督教伙伴那些人来说，政治选择就是——或者看似是——他们早期对两次大战间的社会的一种思想批判的自然推演。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不是在1940年的当下，而是在那之后的日子中，人们才学到了教训。知识分子的抵抗和随之而来的历史的自我意识，并非于1940年，而是直到1945年才变得明晰，并且，在第三共和国衰落之前，实际有过一段短暂却重要的，甚至是乐观主义的幻想期。

        那些试图从法国的失败中寻找积极意义的人们首先赋予了新政权一个意义，一个甚至高于德国军队所给予它的意义。1940年的事件没有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失败的共和国的报复，而是被塑造成为一个克服旧有的区隔和重塑法国的机会。出于或多或少真诚的意愿，那些亲维希政权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应对1940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的；这同样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之后转而加入抵抗贝当和德国人的运动的人，最初会被幻想裹挟而行。

        代表这种最初对战败的矛盾情绪的最好例子无外乎在依泉（Uriage）的短暂经历，之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出于最善意的目的。在那里，法国人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培养新的道德和政治精英的基地，而它的内容概要为世人所熟知。1940年的秋天，怀揣着建立一个新的具有表率性的共同体的野心，一群人聚集到一起，这个半童子营半大学校（grande école）性质的共同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观念和态度做出了回应。这个群体主要由年轻一代的天主教徒——士兵、学者和教师——构成，课程设置和日常行为中主要体现了责任、等级和民族复兴等理念。除此之外，还有对天主教复兴的特别强调；早在10年前，这一议题就已经和对资本主义以及后来不被悼念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穆尼埃和其他《精神》杂志的作者是该团体早期的著名讲习者，还有一些以后对第四和第五共和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新一代人物，包括《世界报》（Le Monde）的创始者和总编于贝尔·波夫-梅里（ Beuve-Méry），他将许多脱胎于依泉共同体的伪善的信念和一些理念带到了他的新出版物中。

        只存在了一年多的依泉实验，其矛盾性体现在它对维希政权的态度。这个新政权和依泉的积极分子间确实存在某种共生的关系。这些不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左翼天主教徒（与其说他们是错误的，不如说他们是过时的更恰当一些），是唯一一个存活于1940年并具有明确的社会和文化认同且可被辨识的组织；穆尼埃和共产党人都试图在新政权下寻求得以继续发行报纸杂志的官方许可，这件事具有一定的意义——而穆尼埃获得了这样的许可。尽管后期，依泉内部日益增长的要求自由和道德的呼声最终与维希当局产生了冲突，它早先所宣扬的民族精神重塑的议题曾呼应了官方所倡导的民族革命的语境。穆尼埃的德尔斐神谕式的概念“个人人格至上论”（personalism）所强调的价值——比如服务、领导阶层、效率和共同体——被贝当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真诚地应用于法国公众生活。

        这类语汇在世俗共同体和政治左翼那里都得到了相同的呼应。毕竟莱昂·布鲁姆对第三共和国精神上的残缺以及他自己和他的党派所应承担的使命进行过类似的批判：《以人类的名义》一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解放了的法国需要赋予自己一个更强大的行政管理权，使得它能够摆脱埋葬共和国政府的传统上的对管控和指导的厌恶。布鲁姆这样写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代议机构使得民族陷于失败的境地，他的观点得到了众多抵抗运动中崛起的年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由此，依泉小组实际上呼应了一种广为传播的情绪，据说也在短期内汇聚了众多关注，包括民族革命中的左翼和正在勃兴中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当中的温和派。这一点可以从为依泉的领导者所青睐的各种读物中可以看出来，不仅有普鲁东的作品，还有莫拉斯的；此外，受到小组中另外一些人推崇的思想家还有马克思、尼采和佩吉。任何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的批判都会受到欢迎，以各种议会形式出现的民主持续成为诅咒和嘲笑的对象。

        依泉的知识分子和维希政权的最终分道扬镳源于后者日益增长的与法西斯政权合作的姿态，亦有证据表明，民族革命只是一个假象，它越来越表现出迫害、独裁和复仇那讽刺的一面。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尚未放弃在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希望。到了1941年2月，《精神》杂志的文章已经受到了严厉的审查；一些依泉最初的活动分子都转入地下，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开始笔伐新近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结合了天主教元素的抵抗运动最终汇入了人民共和运动（Mouvement républi populaire，简称MRP）］，因为后者过分强调了民主。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将“维护民主”视为复兴的关键或是矛盾的焦点（tion）是“缺乏创造性和僵化的”。自那时起直到1950年他去世之时，穆尼埃对人民共和运动及其理念皆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期望追求一种更高层面的道德复兴，而不是下降到民主政治斗争的层面，否则就意味着重回共和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在穆尼埃的非天主教信徒的同代人眼中，维希早先的统治几乎未给法国带来变化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他们确实和依泉的人们有着同样的感觉，1940年改变了游戏规则。1940年前，即便是最投入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孤立的行动者，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偏好和期望，这些仅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采纳或改变想法。在那之前写作和行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对于马尔罗和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来说，作家是生活着的（living），或者说要去活的（to live），这是他们文学创造的需要。然而随着法国的溃败，一切都改变了。作家和艺术家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去说、去发表或者去饰演他们希望的角色。他们总是会因为他们的想法和实践冒着被迫害或者被惩罚的危险。许多人不得不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自问，个人想法和他们的公共生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身处屈辱的民族悲剧之中，即使是最独立的作家都无法不受到共同体命运的牵连。

        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时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样貌总是会受到真实危险的威胁，也不意味着对于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们而言，这些危险是清晰的。只有本书所论及的男女中的一些人曾在那个时期真正暴露于危险之中；那些费劲心力想将当时的场景理论化的人们，其处境反而并没有那么危险，职业生涯也最少受到影响。但这并不削弱他们解读时代的意义。大家都能理解萨特在1945年所说的“与时代共存”（situated iimes）的意思。1940年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乎他们的责任，尤其是在他们选择了放弃已经不再可行的不负责任以后。对于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真正感受到了“突然共存”这个问题，我们并不知道答案，但即便这是一个对他们境遇的事后追溯式的回应，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错的。

        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除了回应所处的情境并对它们负责外，毫无选择——意味着同某些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与人群格格不入”的审美冲动的决裂，也意味着需要严肃思考比如罪恶，比如必须得到维护和恢复的人类存在被置于道德天平上的可能性等问题。再一次地，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1940年前没有人曾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思潮就已经阻碍了在政治上从某种道德立场出发来维护自由的可能性（至少，不再以法国人迄今为止所构想的共和的模式）。只是在法国沦陷之后，尤其是1942年以后，很难再为合作或妥协找到借口，知识分子才发现自身正在探索日后将为之而奋斗的政治不服从和自由的各种行动。战前如此重要的“生存”和“行动”之间的两难消失了。行动是为了生存：不再是投射于单独的个体的普遍意识，知识分子和有机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后者为他们提供了明显简单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与这样或那样的行动相关。参与共同目的的实现，把集体行动的意义当作个人意愿来接受，使得所有的怀疑都被确定所替代：知识分子抵抗者脱掉了覆盖在上一代人身上的将信将疑的斗篷，穿上了信心的外套。

        那么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找到了信心而另一些却没有呢？对维希政权的最初幻想的破灭可以解释部分的原因；对于那些从未有过幻想的人们而言，情况则是，当他们从战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占领者和合作者的政策和举动又迫使他们提出抗诉时，他们这才意识到抵抗的价值；第三种情况，包括梅洛-庞蒂和萨特在内的知识分子似乎一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他们如此热烈地迎接它的到来，并希望成为浪漫的承诺中的一员，因为这项事业的范围和意义超越并转变了他们之前的写作生涯，它使后者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只是，这样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停留于纸面的；在实践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抵抗者持续地参与了行动，大部分人既未加入自由法国军队，又未参与武装抵抗或各种形式的地下组织。对其余的这大部分人而言，重要的不是参与，而是与抵抗者共同体同在，并成为一个高于自己的更大事业中的一员的那种感觉——一个由异见作家构成的圈子，一个抵抗组织，一种秘密的政治组织，或者历史本身。

        这种身为更大的事业中一分子的感觉也使得政治参与变得更加激进。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边倒的国内政治抵抗与日益反动和压迫的政府政策之间本质性矛盾的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和1942年之后步伐的加快，人们忘掉了对共和国曾经的厌恶，转而将注意力放到了替代前者的现存政权的罪恶和过失上。事实上，到1944年，法国人已经深陷内战8年之久；站在胜者一方的参与者依据经验重新思考他们过去的承诺，并代之以更加激进的措辞。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并且，之后也不需要妥协）催生了有绝对色彩的政治和道德词汇——对手一方的彻底失败，自己一方绝对不容商榷的要求。一旦意识到维希政权并无任何可取之处，所有抵抗知识分子便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打造未来之上，认为一切都可以像在白板上那样重新来过。

        奇怪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永久放弃那段共和国的过往，因为民族的政治想象和当时的状况并没有能够为重新设想一个法国提供更多的替代方案。与此相应的，1940年之后幻想的破灭，使得曾经被嫌弃的第三共和国重新又回到了聚光灯下。正如加缪1944年8月所说的那样，抵抗运动并没有牺牲很多，它只是对一个“一直沉浸于对自己过去的阴郁沉思之中”的国家的缺陷做了总结。那个法国是埃里奥（）先生的法国，是有精品店和烟草局的法国，以及“有立法会宴会，却没有债务或制裁的法国”，那个法国使得代表和统治这些词成为嘲笑的对象，那个法国一去不复返了，并且也不应该再被唤起。然而，正如某位匿名的编辑在图卢兹出版的地下杂志《在此之后》（Après）中所写的那样，“在法兰西国和维希独裁下生活的那几年，足以唤起那些原来对共和国没有好感的人们对它的热爱”。与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和所经历的相比，共和国也没有坏到哪里去。

        那个时候认同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成长于战争年代，对他们自己及其所要实现的目标有着一种古怪的矛盾心理。首先，抵抗运动对他们而言既有意义又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使得知识分子摆脱了之前与实践相隔绝的状况，从而参与到由行动和运动构成的全民运动中去。但是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所选取参与的历史运动又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责任感，他们深感不仅要在政治领域，而且要在他们的职业活动中，表达和追寻他们所理解的战时的教训。并且，不同于3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行并不带有含混性和隐秘不明的动机，而更具政治激进化的倾向。他们以激进的方式所参与的地方政治活动，与仅仅几年前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第三共和国时并无二致——同第三共和国的延续性体现于戴高乐对维希政权的态度，他强调后者只是一个不合法的过渡政权。抵抗运动和地下活动（对一些人而言）时期掩盖了这些矛盾，然而等战争过后，它以一种令人尴尬的明晰重又浮出水面。

        从表面上看，抵抗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可被分为几类。一方面，天主教徒自身可以依据不同的政治路线和代际来划分：知识背景和文化的差异，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精神》杂志圈截然区分开来。其次，还有一些后来加入萨特和的独立知识分子。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党派的”知识分子——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除他们外还有一群重要但却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特殊的政治身份形成于抵抗运动当中，像是克洛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和阿尔贝·加缪。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过抵抗运动。如果他们曾参与过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或者戴高乐运动，他们会更倾向于以一种集体的眼光看待过去的那几年，将1940—1944年的组织架构和活动视为建设更好法国的典范。另一方面，作为个体抵抗者或更松散的运动的参与者（常常是坚定的无党派政治人物），他们会认为战争年代对他们而言是一系列个体选择的产物，它是典范性的并自我绑定的，首先是一种寓于公共生活中的私人经验。这种区分在随后几年中才显得有意义，它被用于理解战时的记忆，以及何以被如此记忆的原因。

        尽管如此，关于战争年代，仍然有两点是众所公认的。其中一点在阿尔贝·加缪1945年的演讲中就已经被很清楚地表达了：

        在我看来这是个精准的判断。1944年内战尚未结束，它只是失去了它的外在目标和形式。在那个时代所有法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中，都潜伏着一个隐藏的半受推崇的被激怒者。然而这种隐秘叙事并不是直接由自我仇视转化而来的，也并非直接与愤恨和报复的动机相关。许多极度愤怒的男男女女也许都有过一种不足感：在公开陈述的复仇意图和任何英雄主义或实际参与之间偶尔存在一种负相关，但是他们确实以他们的方式表达了民族情感。他们所追随的想法在第三共和国后期就已经颇为典型，在与维希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又被转换成了道德语言，他们将所有的经历和所有的选择——甚至全人类——用两分范畴进行了划分：善或恶，积极或消极，同志或敌人。这种愤怒的摩尼二元论在战时有着自然和常规的践行，并且在与德国的纷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整个法国仍然沉浸于这种二元对立中。

        另一种为法国人所共有的情感便是紧迫感。在1944年的时候急于加入战胜方（“在那个节点，许多人都在害怕错过了历史的巴士”），以及弥补浪费的时间。在个人层面上，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很多知识分子疯狂地写作和出版，叙述他们如何投身于文学或新闻业；这一现象不难解释，当时知识界最出名的人物也才三十几岁的年纪。同样地，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和立场中，这种紧迫感也无处不在。在某些真理中（如果不是超验的，至少也是自明的）重拾信仰，法国知识界陷入一种集体奔忙之中，迫不及待想看到信仰的实现。再一次从抵抗运动年代推断，唯一为他们大多数人所知的集体行动的经验，便是那些独立知识分子将反应迟钝视为最坏的一种选择。与30年代的人们一样，他们将革命视为唯一能够阻止法国开历史倒车的解决方案和路径，认为革命是抵抗运动的目标和经验的延续和完成。然而不同于他们的先辈，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看，他们比前者更为迅速地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立场是，即便不是发动一场革命，至少也要将表征了紧迫的和整体巨变的语言与符号加诸他们自己的社会之上。

        令人奇怪的是，抵抗运动自身的政治理念和计划并不表现得非常具有革命性。相反地，相较于法国社会和政治历史，从内容上看，它们的激进是含蓄的，大部分时候，总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温和的语言得到表达。一些人认为，抵抗运动是人民阵线社会计划的延续；另一些则主张重大的法律和政治革新；还有一些甚至认为可以在维希体制内进行管理的和机构的改革和完善。这些低调的建议被视为是出于在不同政治派别和运动之间寻求妥协的需要，或者是出于为重新整合分裂的民族寻找共识。而不管原因为何，造成的结果是，一系列建议和意见在总体基调上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温和。大多数为抵抗运动辩护的人会将光复视为一个经济巨变，一个更多更好的计划和社会控制下的产品和服务的更优分配的机会。但是除上述之外，政治“革新”议题在抵抗视野下并没有更持续和明确的表达。

        为了避免过多的事先规划是解释这种温和的原因之一：轻易制订的计划往往轻易就能被抛弃。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1944年8月所说的很有可能深得人心，但即便他的相当高尚的看法，也不足以解决新政府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万能药的无效性，那是一些匆忙写下的空想的计划”，更具代表性的也许是克洛德·布尔代的看法，它反映了几年后抵抗运动所体现出的显著的非意识形态的特征，在这当中，他起了积极作用：

        另外一个解释这种温和的原因是，至少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对敌问题上的全民一致。法国“民族抵抗委员会”（R）最初计划中的大部分都与处理日常斗争遇到的现实问题相关，还有就是如何在胜利之后为法兰西长久以来的弊病提供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包括知识分子和政客在内的抵抗运动，没有共同的背景经历，也谈不上什么对法国的未来及其可能性的共识。抵抗运动的蓝图从根本上说只描述了一种道德状况，是一些经验和决心的汇总。而斗争中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这类更有效的事情，只停留在了个人和政治团体的言谈之中。假使果真有一种共同的情感存在，那或许就是加缪所说的“同步建立集体经济和自由政体”的愿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有人会认为，对抵抗运动的过多期待导致它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这可能是对的——确实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都寄希望于抵抗运动中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政党，希望它能够打破旧有的政治效忠，并致力于非党派性质的民族复兴，然而这一点从未能得到实现。甚至在1945年幻想破灭之前，政治现实就已经击碎了这一愿景。在1943年，让·莫兰（Jean Moulin）允许（一些人认为是鼓励）在“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内部重建政党，主要是为了缓和一些人对他们当中的共产主义政治网络的不满。因而抵抗运动的主要机构为已经丧失机能的共和国培育了主要的政党，以及著名的人民共和运动。对政党政治的回归引起了一些非议和反对，但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当发现战后法国似乎又穿上了前任的舒服的旧衣裳，知识分子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议会主义，并将之视为对统一的民族复兴的理念的背叛。

        在所有这些重新出现的政党之中，共产党显得尤为重要。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拥有数量可观的党员——恰恰相反：不可动摇的、不朽的阿拉贡（Aragon）式的宣言（“我的党使我重又意识到时代的意义，我的党使我重又看到法兰西的绚烂”）只是少部分人的偏好。然而对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不仅自1941年以来就积极投身行动，在法国，它还活生生且具象征性地代表了苏联政权的超验的力量和荣耀；后者以奋力与纳粹德国的对抗，欧洲大陆上无可匹敌的陆军力量使得整个欧洲为之倾倒。声称已经感受到了天启缓缓拉开序幕，这个观点在那些认为德占时期亦是他们政治经验中重要一部分的人当中广为流传。老派的左翼知识分子可能会将选票投给共产党，甚至寄希望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将来，但是他们无法全然忘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无法忘却苏联在30年代令人伤脑筋的内部档案。然而，对于更年轻一些的人而言，他们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并急于将其抛之脑后；他们所看到的是，党派发起的政治运动回应了他们自身对进步、变化和剧变的渴求。正因如此，皮埃尔·埃马纽埃尔（Pierre Emmanuel）在1956年这样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要求它的支持者不要只为自己着想，而要接受来自他人的权威。对于那些热情地寻求融入共同体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所主张的相对少一些的个人意愿，也成了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吸引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共产主义是和革命相连的。这也是一些混淆的来源：当知识分子幻想一场即时和抽象的革命，列宁的继承者正尽责地在战术上将之付诸实践，将来的革命总能被当作现在的不作为的借口。意识到这种目的的混杂并不影响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理念本身的承诺，即使他们偶尔会直率地批评法共在1945—1947年间少了些起义者的激情。

        对于大多数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而言，革命这个词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意思，而没有一个与共产主义者或者他们的学说相连。首先，革命，似乎是一种自然和必要的结果，也是战时的希望和效忠的逻辑出发点。无论1945年的法国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推动它的只有一场革命：

        对于埃马纽埃尔·穆尼埃所说的已经对法国现状进行了“诚实的分析”，我们不用太当真，也不用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认为已经摆脱了“激烈的言语”。毕竟自1932年以来，他一直在宣扬“革命”的必要。而1945年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维希、德占时期和流放的恐惧、抵抗运动付出的代价，还有法国的衰落之后，笃信一场1940年前尚不可设想的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的剧变似乎变得现实了。现在，有理智的人们不但相信彻底的瓦解和毁灭的可能，而且认为任何想要尝试其他做法的想法都是非理性的。如果说1939—1945年的法国历史能有什么启示的话，那便是它警告人们不要再寄希望于渐进的改良和人类的仁慈。

        其次，革命意味着秩序：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看法一致。法国30年代早期的文化批评有个共同的指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是霍布斯自然观的现实版本；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强者胜出，所有的精神价值注定消亡。因而，在道德和社会的维度，需要召唤一种新的秩序。然而1945年之后的无序，不仅反映了第三共和国不受监管的平庸，还代表了国内外法西斯力量的非正义的和任意妄为的权威。与此相反，秩序是经历一场特殊革命之后的社会所需要的条件；从历史教训中，人们调整政治坐标；从最新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参与中，人们推断出道德命令。

        再次，革命是一种绝对命令，这也是萨特的特殊贡献，而这也是那个时代其他许多人的共识。这并非一个社会分析或政治偏好的问题，革命的时刻也并非是基于经验或信息选择的结果。它出于先天的存在主义的要求。革命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是对我们个体的生命所隶属的集体状况的永久再创造。简言之，行动（革命性的）使得个体保有其本真。在战后早期，萨特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通过宣称写作即行动，他试图为本处于社会边缘的自身和自己出身的阶级脱罪。通过揭示对象已经被改造和正在改造中，行动也使得它的对象发生了转变，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对于这一点做了最完备的阐述。在此之后，他放弃了这一间接的方法，以一种个人局限范围内最直接的方式投身于行动。

        上述对革命的抽象和多面的描述意味着它不仅几乎顺应所有的状况，而且所有的行动都可以为革命目的而服务；这同样意味着任何事只要打着“革命”旗号，就都应得到支持和辩护。抵抗运动的摩尼二元论遗产做了剩下的事情——追寻革命便是选择站在了善的一面；反对它则是挡了男男女女为之奋斗和牺牲的革命的道路。在法国国内，这种还原主义造成的危害相对不大，因为1945年之后真正的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因而支持革命损害不了什么，但是抽象地去反对它就很不值了。然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战争和真正的革命的威胁仍然存在，在那里，对革命的语言和行动的意义的态度问题才是具有现实影响的。

        这个话题对本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加充分地对其展开讨论。然而对革命的憧憬充斥着战后知识分子的话语，以致从中提炼出的道德价值变得不名一文。穆尼埃的例子颇具典型性，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圈子并没有依附于任何政治运动，也极少与国外的势力有瓜葛，故而他们自认为相较于同时代的人，他们占据了一个更为纯洁的道德制高点，除了受到对精神复兴和对真理及正义的爱的驱使外，不对任何人负有义务。1944年，穆尼埃撰文呼吁在法兰西共同体中进行一场不计代价的、彻底的精神及政治的革命。所有的革命，他写道，都是“充满丑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危机会尖锐化吗，如果是这样，它会很快到来吗？”我们已被卷入激进的剧变当中，他如此强调；我们已经无法回头了。面对这个急促的历史转型，“中和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进行到底”。他进一步建议，法国有这个机会去消除人类的痛苦，为幸福和除此以外的其他价值打下基础。并且这一挑战无法通过“自由的议会民主，通过讨论的方式实现……而必须依赖于具有坚固架构的真正的民主才能得到有机地解决”。

        所有的一切听上去都是无害的，这是那个时代文章的特征；30年代的不服从者们的言语中，可能发生的革命的符咒总是和总体的政治药方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从表层以下刚刚被埋葬的东西中，我们已经可以探到“煎蛋卷”的核心，那种认为值得为一种足够重要的历史进步付出代价的信念。穆尼埃在两年后的一篇文章中略显直白地谈论了这一点，而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变后，《精神》杂志上发表的社论将他的观点暴露无遗。这场共产党在中欧的最后一次夺权，并没有假意宣称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愿望，也没有自称为了应对某些真实的或者假想的民族危机；正因如此，穆尼埃的反应恰好说明了为了维护其对革命行动的固有价值的信仰，他所愿意付出的道德上的代价。在这里大段引用他的话是有价值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变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退却，工人掌控的加强，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的开始。它既不是通过仪式化的外交行动，也不是通过少部分人的运作实现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对于所有这一切，共产主义并非特例：当今世界上或者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不是通过暴力获得权力的，在面对大部分人本能的懈怠之时，也没有一种进步不是由少部分勇敢的人发起的。

        对于布拉格政变的受害者，捷克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同盟们，穆尼埃并不感到遗憾。他尤其将社会——民主主义者描述为“欧洲光复的破坏者”。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事业，他们的命运多是咎由自取——“他们属于那个已死的欧洲”。

        穆尼埃和他《精神》杂志的同僚们之所以值得注意，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声称和共产党人共享某种世界观。只是革命就是革命，它的目的据推测是值得被赞赏的，它的敌人和牺牲者在原则上可被视为过去的奴仆和希望的敌手。这一对其有利的预判，源头之一便是法国政治思想史和语境中革命一词的可疑地位，而这一点在这些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圣鞠斯特（Saint-Just）之后150年，由雅各宾传统而来的修辞霸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抵抗运动的经历中获得了重生。革命——这一次革命，所有的革命——不仅意味着一次激烈的剧变，一个过去和将来之间断裂的时刻，同时也意味着连接过去和将来的只有唯一一条可能的路径；这个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损毁了法兰西的政治思想，以至于很难再将其从它所浸润的语言中剥离出来，革命的词汇和符号无所不在。

        因而，也不难理解，穆尼埃和他的同代人会持这样一种态度，使用这样一种庄严的措辞。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对任何场合提到的“改良主义”的蔑视，对借由一场轰动性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发生方式的社会变革的希望，不仅是一种她的同时代人所共享的感情，而且也为世纪末（fin-de-siècle）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时代的女性主义者以及贯穿19世纪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中受到布朗基派影响的人所普遍接受。作为启蒙运动神话中最后的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部分，革命总是很容易成为占据法国还有俄国知识分子心灵的首要激情，并且，一成不变的邪恶秩序只能为一个基于自然和理性的秩序所替代。战后时期之所以显得特殊，是因为它为这一最后的伟大的历史剧的上演提供了即时的可能性。

        正因为此，对过去那几年的幡然悔悟变得更加迅速。事实确是如此，几乎就在革命的时刻到来之前，似乎就已经有人预感到它的临近了。早在1944年12月，一位《精神》杂志的编辑感叹到，在法国，坚定的和新的政治权威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是在同一本杂志上，让·迈涅（Jean Maigne）提请读者注意那些已死的和被驱逐的抵抗运动时期的领袖，以及当局那些平庸的政治首脑，“我们忽然意识到，抵抗运动只是它自己的影子”。在一些圈子中，甚至是对于那些曾经呼吁过变革和剧变的人而言，对境况的绝望中夹杂着某种忧伤的愉悦。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态是普遍的。到1947年，大部分人都认为光复失败了。体现这一想法的最好症候，便是法国人并未彻底清理“法奸”和并不清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在共产党人、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政治核心人物的眼中，要求正义或者寻求复仇都是革命愿景的一部分；彻底清算法国的过去是开启美好未来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对于像让·波扬那样认为清算法奸不过是虚伪的个人泄愤的人而言，都不否认，作为一种旨在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的运动，光复运动本身对它的信念缺乏坚持到底的勇气，因而代表了一种机会的错失。或许是回忆起其在1944年的期望以及对第三共和国的尖酸的咒骂，1947年1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失望地写道：“一切都故态复萌了。一切仍然令人绝望地没有更改……第三共和国继续存活；已死的是第四共和国。”加缪在几周后这样哀叹道：“事到如今，谁还在乎抵抗运动和它的荣耀呢？”

        人们对法国光复所投注的革命愿景，以及之后的迅速觉醒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当代的众多事件。它们尤其凸显了战后最初的那几年对“抵抗运动的荣耀”的强调，对复仇性质的正义的诉求，以及对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延续抵抗经历的必然性和一贯性的半认可式的期望。这一点一方面反映在对这段经历的重塑，即将其视为某种比事实更加有意义和更加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中获取的政治和道德立场能够被应用于其他场景和其他的冲突和选择中去。假使真实的抵抗经历和光复运动以一种更加必然的方式出现，假使第四共和国脱胎于某种更果断坚决和更激进的阵痛，那么事情也许就会大不一样了。正因如此，战后法国知识界病态地沉溺于战时的经历，固守着战时的思维范畴，这一现象也带来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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